我的母亲
关于母亲（1910-2001），原本可以在写父亲时一起叙述的，但是,那样就不容易写出母亲的特殊经历，所以我还是单独来写。
母亲很年青时便丧父，外祖父本来是一名银行小职员，中年逝世，留下了外婆带着母亲和她的两个弟弟。外祖父在世时，母亲也曾经在常州女子师范学校念过几年书，听母亲说，那时史良(民主人士，历史上的“七君子”之一，建国初期曾任司法部长）也在该校，当然是高年级生了，是有名的校花。母亲在女子师范这几年所受的教育，为她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使他有较高的语文水平，字也写得很好。外祖父去世后，家中没有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外婆和母亲以刺绣来维持生计。正因为这样，大舅对母亲的感情也比较深。母亲从城里下嫁到焦溪以后，那时大舅的事业也已经小有成就了，他总是不停地托人带东西和钱给母亲。过
一些时间，就要接母亲去城里住，可以说是姐弟情深，这是一种在共同经受苦难生活中所培养出来的感情。母亲从城里到乡镇，生活上多少会有些落差，而且又是生活在众多亲属聚居的一个大门墙内，人事关系非常复杂，然而母亲都能够处理得很好。就是祖母那种近乎刻薄的节约，母亲与之长期相处，也都容忍了。每当讲起祖母来，还总是记着她的好处。相比之下，三婶不过是逢年过节偶而随三叔从无锡回焦溪小住几天，便和祖母闹得势不两立，后来并果真如她誓言那样，至死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父母亲结婚后，父亲在上海等地工作，母亲则主要和祖父母一起住在乡下，间或到常州城内外婆处住一阵。据说我四岁时曾经在常州上过幼儿院，如果这样，那么母亲在城里住的日子就不会太短，不过也可能是母亲带着二弟住在乡下，而我独自住在外婆家。日本人占领常州时，大舅家受到洗劫（是歹徒趁火打劫），后来大舅转向上海发展，不久全家迁去上海，常州兴隆巷的房子，大部分转租给别人，只留下一间房间和一个公用的厅，由母亲从焦溪迁来居住。祖父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此处（睡在厅里）。母亲从结婚以来这些年，因为父亲染上毒瘾，不求上进，多次被工作单位辞退，不仅经济上没有了收入，更是使母亲在亲戚面前丢了脸，觉得抬不起头，所以心情十分恶劣，不免对我和二弟（三弟还没有出生）就缺乏耐 心，常常动手责打。据说我曾经在外婆家说过：“母亲要打我，我要逃到天 父亲和母亲
上去”的话（估计三四岁时）。三弟是1941年在常州兴隆巷出生的，因为企
求能从此兴隆转运，所以取小名叫隆保，取学名叫昌运。可惜上天并不尽如人愿，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改过自新，还是依然故旧。母亲大概是在1941年下半年去上海的，不久，父亲就从复兴银行下来，以后一次又一次地逼着他戒毒，再通过关系为他找工作，也一次又一次地再吸毒，再被辞退，使母亲一次次的失望和在亲戚中丢脸。那时家中的生活，全部依靠大舅(也许刚开始时，是父亲在大舅店里的存款)，米是不愁的，反正大舅店里买米时，就会一起买了送来，我们兄弟的学费，也是全部由大舅随表弟妹的学费一起付，但是日常开支如每日的小菜钱，则常常显得非常据拮，有时就花五分钱买一小包五香豆下饭。有段时间，大舅在靖江的朋友的两个孩子，因为来上海唸高中，要找一个吃住之处，大舅便把他们安排到母亲这里来，原意是想让母亲也可以有些收入。然而母亲一个人要忙一日三餐正规的饭菜，都只能靠在一只煤球炉上烧出来，一方面还要照顾我们兄弟三人，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这时期母亲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白天除了辛劳之外，还要陪着笑脸和亲友交往，到了晚上，看着我们这三个尚且年幼无知的孩子，前途渺茫，不知希望在那里，尤其那时我和二弟还不懂事，学习成绩很差，我从常州转学到上海后，还留过两次级，这些更使母亲感到无望。她后来曾对我们说，当时真想拖着我们三个一起投河自尽算了。46年秋，大舅的一个朋友进入国信银行任副经理，同意带我一起进去，所以大舅决定让我掇学回家，先自习一些珠算之类的基本功。这件事使母亲十分伤心，因为那时我还只有刚满13足岁，初二上学期还刚刚开学，实实在在还只是个孩子，她实在不忍心我这样年幼就失学去“学生意”，她多么希望能让我念完初中再工作啊。然而依人篱下的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到学校把我接回家。母亲内心的伤痛是非常深的，日间每想到此事，脸上就露出愁容，以致大舅妈对外婆说：“姐姐不知道为什么，给长保（我的小名）介绍了工作反而不高兴”。她这样说，也完全可以理解，首先毕竟不是她自己的子女，不会有母亲那样的心情；其次是在她看来多念书有什么用？能够到银行工作还不好吗。平心而论，大舅对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确实应该说是够可以的了，能够进银行的机会也并不是常常有的，国信银行自我进入以后，就好像再也没有进过其他人。相对来说，进银行当练习生，比到其他地方，例如到商店当学徒，那是有天壤之别的。在银行里练习生和其他职员是一样的，都属于“先生”，做一样的工作（我后来在会计科记银行的总账，编写银行每日的资产负债表），只是工资低一些而已。当我三个月的试用期满，将一次发下的这三个月的工资交给母亲时，多少使他感到一些欣慰。从经济上来说，尽管我的工资还不足以维持一家的生计，但至少可以让母亲每月定期有一定收入，手头上可以活络一些。从心理上来说，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儿子，也使他在前途渺茫中多少感到了一些希望。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自此以后，母亲的心情从绝望的谷底逐渐回升。这除了因为我的工作之外，随后从母亲带着三弟到大舅新买的洋房陪伴外婆开始，一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期大舅妈去香港为止，就一直与外婆和大舅妈生活在一起，不必为一日三餐的开销而发愁。而父亲在解放后不久随着社会上毒品的杜绝也被迫戒掉了毒瘾，并且受招聘去东北抚顺，有了稳定的工作。虽然解放后国信银行因为共产党的金融政策不允许私营银行的存在而于1949年10月仃业，我也随着失业，此后，直到56年初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工作有了正式工资之前，除了国信银行的一笔解散费以及我调干学习时每月24元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8元钱以外，母亲别无收入。好在其中大部分时间母亲不必自己开伙，经济上压力不大。相反我的重新进学校和二弟进入大学，在精神上给母亲以巨大的鼓舞。等母亲从外婆处回家自己开伙时，我也已经能够从每月62.4元的工资里寄回45元，这点钱基本上可以维持母亲和三弟两人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开支了。二弟57年从东北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也可以开始寄钱回来，母亲的经济情况就更得到了好转。58年母亲只身北上去父亲那里，说明她对父亲有了一定的信心。途中，她还从南京绕道到芜湖来看我，在芜湖住了一夜。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为什么当时自己不请假去南京接她，陪她在芜湖玩一天，然后再送她到南京上车。实在是自己的“工作为重”的正统思想关系，所以也就根本没有作过这方面的考虑。母亲去抚顺后，父亲也分到了住房，虽然只有一间，但是好像这房子还是比较高级的，卫生设施齐全，邻居是总工程师一级的人物。房子的周围还有空地，可能原来是花园，母亲在其上种了黄豆，获得了丰收。自此以后，母亲在精神上和经济上更加得到舒展，尽管以后还曾有过一些不尽人意的事，诸如长广公司要父亲退职等，但是这些事与当年让母亲感到前途渺茫的绝望境遇相比，就显得不足道了。尤其是我们兄弟三人都有比较像样的工作，使母亲在人前觉得光彩，这对于长期因为父亲不争气而感到低人一等的母亲来说，是多么重要啊！父亲南调长广公司之后，虽然居住条件差了，但是生活上还是自由自在，精神上也是愉快的。尤其是接着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能在物资供应相对来说略好一点的浙江，也少吃了不少苦。如果那三年还是在抚顺的话，不要说副食了，连主食也只能吃包谷一类的粗粮了，父母亲恐怕吃不消这样的折腾的。联想到父亲因被迫提前退休而逃过文化革命一劫，可以说是“吉人自有天相”吧。父母亲回上海初期，因为文化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尤其是住在一起的二舅因资产阶级身份被批斗，情绪上难免不受到一些影响，但很快就安定下来，开始正常的生活，并且重新参加了街道工作。亲友间的往来也增加了生活内容，有时早上买菜时碰到住在隔壁弄堂里的“二阿姐”（大舅妈的二姐），知道一些香港（大舅家）的情况。尤其巧的是一天母亲居然在路上遇到她青少年时在常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刘文，家里的照相册里一直有母亲和此人在青年时的合影（见图），此人原来就住在我
母亲（右）和她在常州师范女校的同学王文 们家后弄堂口的厦门路上，故友重逢，又住得这样近，就一直保持着联系。此人在母亲去长沙期间病故，老友临终，未能一别，也是憾事。二弟的儿子出生后，父母亲去长沙帮忙，据母亲事后说，那段日子她确实非常辛苦，因为一 方面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一方面又要照顾父亲。那时父亲因为长沙没有黄酒，改吃白酒后肠胃不适应而腹泻，常常大便拉在裤子上，加上他本不愿来长沙，因而情绪不好。母亲不得不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赶快下楼（那时二弟住的还是筒子楼宿舍，二弟一家住在一楼，另外在二楼临时借了一间给父母亲住），照管两个孩子的事，等下面的事忙完了，再回到楼上去照管父亲。母亲的辛苦，终于帮助二弟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眼看着两个孩子的成长，父母亲对他们兄弟倆也有着更特殊的感情。父亲的故去，对母亲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当时我并不理解。现在回想起来，至少在两个方面使母亲感到失落，首先是没有了可以说话的人，虽然还有子女，但是就贴心的程度而言，子女是无法替代老伴的；再则，本来有父亲的人和父亲的退休工资，就有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家的概念（尽管从健康状况来说，不可能独立而必须傍着子女），如今两者都失去了，思想上就有了“依人篱下”的感觉。这两点我也是后来才逐渐地想到的，说明自己对母亲的心情不理解。父亲过世后，母亲即随我到武汉住了一些日子，此后，曾多次往返于上海、长沙、武汉之间，其中主要的还是住在长沙。但是在母亲思想上还总是把上海认作为自己的“家”的所在。她曾经多次对我说起“死在长沙，便是孤魂野鬼”的话，她觉得只有户口所在地才是她的最后归宿之处。87年她又随我从上海来武汉住了一阵，那次是坐飞机来汉的，途中还在合肥仃了一次，在合肥机场吃了午饭。能让母亲生前乘坐一次飞机，现在想起也感到一丝安慰。但是，这次在汉期间，母亲也曾不高兴过，原因是期间老岳父也想来武汉，为了为他准备房间，我们想请母亲从她原来住的那间换到另外一间略微小一点的房间去。因为怕母亲知道老岳父要来后会住得不安心，甚至要走，所以没有告诉她实情。为此，母亲大为恼火，认为我们故意折腾她。没有办法，才只能如实相告，这才解决了她的思想问题。从这件事上也反映了母亲那种自己不是这家主人的心态。母亲后期因为白内障导致基本失明，双眼只是略有光感而已，而且听觉也不好，不像外婆，虽然也是白内障失明，但是她的听觉一直很灵敏。这样就使母亲行动更加不便，所以也只能一直住在长沙。她也学外婆，晚年就吃长素，不染荤腥，这也难为了二弟，每天不知弄什么菜才好。另外，母亲也是笃信观音菩萨，每日早晚三柱香，祈求观音菩萨保佑她的小辈平安健康。但是在98年3月间，可能是因为脑供血不足，一阵眩晕，摔了一跤，手臂撞在床边，造成骨折。幸好弟媳妇请来了一位比较好的中医骨科大夫，来家治疗，使母亲的伤势逐渐好转。这次我和老伴都去了长沙，在那边呆了近两个礼拜，当我和老伴回武汉时，母亲十分不情愿，甚至说：“就要完成任务了”，意思是她不会太长久了。但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增加了二弟他们许多不便，我们不得不硬硬心肠走了。这次事件之后，为了照顾母亲，从湖南山区请来了一位叫“小妹”的小保姆，陪着母亲睡，日夜照顾，一直到2001年母亲故去。我从96年开始，每年的母亲生日（阴历10月25日）都赶去长沙拜寿，母亲的健康情况一年不如一年。除了视力逐步接近失明和行动不便之外，记忆力也一点点地变坏，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的症状，典型的是刚刚吃过饭，又问“什么时间吃饭”？在小保姆日夜陪伴下，母亲比较平静地又过了几年。2001年3月，又一次摔跤，这次是大腿根部骨折，情况比上一次严重。我赶到长沙时，她已经在医院的病房内，脚上挂着牵引的重物，十分痛苦。此时，她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见了我好像不大认识，还说“去告诉长保”，当我告诉她我就是长保时，她才好像清楚，但是没有多久又把我当成三弟了。母亲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左右，因病情稳定，就出院回家了，但毕竟年龄太大，每天进食又很少，终于在当年六月六日病故，享年九十二虚岁。母亲的骨灰当即由二弟及三弟带到上海，我则先回武汉，然后从武汉去上海，一起护送回焦溪和父亲合葬。恰巧二弟的小儿子几天后即将移民去澳大利亚，总算能够赶上母亲的葬礼，母亲在天之灵有知，也应感到一些欣慰。
母亲的一生。历尽了人间的辛酸和苦难，少年时的贫困，青年和中年时期的无望，直到将近五十岁时情况才好一些。应该说她的老年的境况还算比较好，我们兄弟三个都还可以，尤其是孙子孙女辈都比较有出息，有的是博士，有的是硕士，凭这点就可以使她在人前扬眉吐气了。但是父亲的过早离去，使她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感觉。尽管靠的是子女，但毕竟不如自己当家作主那样自由自在。
母亲一生宽厚待人，即使是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旧是热忱地接待他人。不少从常州来上海学习和工作的亲戚，都曾经比较长时间地住在我家中。加上母亲在万般困境下将我们兄弟三人拉扯成人，这些事使她在亲戚中赢得尊敬。甚至就是大舅家原来的老佣人，解放后仍旧不时地来看望“姑奶奶”（对母亲的尊称），却从来也不说看望“二少奶”（二舅妈）。母亲归葬时，仍在常州和上海的她同辈中，除了实在因为身体不便，未能亲临外，托人代祭外，其他都亲到墓前祭奠并烧化了带来的祭品。能有各房同辈来送葬的规格，亲戚中似乎还少见，这多少说明母亲在亲戚心目中的地位。
母亲没有什么物质遗产可以留给我们，她唯一留给我们的是她从外婆和祖父那里传下来的以“宽厚待人”的精神。我希望这一份精神遗产，能够继续传给我们兄弟这一代以及我们的后一代，甚至再一直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