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 - 地主与贫下中农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把地主和贫农划为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无计其数的忆苦思甜教育给这两类人刻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一提起地主，就会联想到恶霸刘文彩和黄世仁，一说起贫农，苦大仇深的杨白劳就会浮现出来。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并没有真正去过农村，对地主和贫下中农的认识完全来自于书本和学校的灌输。

1975年高中毕业，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插队落户到河南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到农村后的头一课，就是由村里的革委会主任介绍村里的阶级斗争情况。我所在的小队有4
户地主，其他都是贫农或中农。农村的生活，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农民，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和相处，我对地主和贫下中农有了新的认识。很快我就发现贫下中农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苦大仇深，也没有很高的思想觉悟，他们非常纯朴和实在，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平时最关心的是挣多少工分儿，分多少粮食，不关心政治。而地主，也不像宣传的那样好吃懒做，欺诈剥削人，相反， 地主是很勤劳，会过日子的， 也和贫下中农一样，是很淳朴的农民。由于上面阶级斗争的政策，队里的地主们被监督，被分配最脏最累的活，饱受歧视，他们的子女不能参军和上大学。

我发现，队里有一户贫农和地主还是亲兄弟， 很好奇，曾经问过这个贫农，为什么哥哥是地主，而你却是贫农，他很自豪的说：“多亏了我的小烟嘴”。怎么回事， 我不解？他解释说：“很早以前兄弟分家，他和哥哥分得一样的家产。由于吸大烟，家道中落，解放前夕，地卖光了，正赶上土改，划为贫农。否则，肯定就像他哥哥一样划为地主，那就惨了”。他很幸庆自己赶上了好时候，他的儿子，因是贫农出身而参了军，跳出了农村。而他的哥哥，由于会过日子，守着几十亩地，还雇的有长工，解放时就被划为地主，他的哥哥为人厚道，对长工们很好，没有结怨，所以土改时他的地和房子被分了，人没有遭大罪。但是，哥哥家在解放后的境遇，就比弟弟家差多了。哥哥的孩子们，小学毕业就不让再上了，参军上大学更是白日做梦。平时在队里干着最差最累的活，受人监督，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召集起来受教育。

有一个地主，引起了我的注意，派给他的活永远是挑粪。他40、50岁的样子，戴着一幅眼镜，沉默寡言，基本不怎么说话，如果视线碰上了，会点头示意，但在他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和普通农民就是不一样，那种气质是一种掩饰不住的书卷气。队里的老乡告诉我，他在城里教书，是落网地主，几年前被原单位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随他回乡在队里劳动。她的女儿20出头，婷婷玉立，像城里姑娘，按当地的风俗，这么大的女儿应该早就说好了婆家，但是他们拒绝所有的提亲。我没有机会和这家地主有更多的交流，但是我从心里对他们抱有深深的同情。我相信他们一家一定是在苦苦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78年初上大学离开了插队的小村庄，再也没有回去过。3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这里的人们，有时还会想起这个“沉默寡言的地主”。文革结束以后，很多冤假错案都平了反，相信，这家人一定也回了城。

地主和贫下中农是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共产党硬是把他们划为对立的两个阶级，拔高一个，踩压一个，让贫下中农去斗地主，激发出人性最恶的一面，把个人恩怨夸大为阶级矛盾，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还真以为贫下中农就像杨白劳一样苦大仇深，地主就像黄世仁那样罪大恶极呢。这真是一段黑白颠倒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