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四五月间，我刚满21岁。大学毕业在即，工作也已经落实，正在写毕业论文。
有一天我沿着学院路骑车，看见路边有一家新开设的书店，名字很大气：大家书店。拐进小小的前院，停了车，进了书店，虽然不大，但立即感觉到他们的设计似乎有点独具匠心，书的层次也比较高。店里端坐一女子，年约二十七八，我就顺便问她: 你们是新开的吧？ 是，她说，你想来打工吗？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在书店打工，她这一问，让我一想自己反正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在这样的书店打工难道不会很好玩吗？就顺水推舟地回答，想啊。她大约是说，那你明天来吧。
我就糊里糊涂地上工了，连谁是最大的“经理” 都不知道。现在我想，他们是一帮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这个女子，当时是北外的一名教师，名字就不说了，没准她现在也在米国呢。有一次她说她去过美国，我很不得体地脱口而出: 那你怎么不留在那儿呢? 她不觉得我唐突，也不解释太多，只是慢慢地说了一句：“不是自己的国家。”
似乎是真正的经理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南京人，非常沉稳，他偶尔来店，管理进货，清查存货，但他从来没有自我介绍是什么经理负责人之类。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后来在国内一直从事教育和公益活动，很受尊重。
还有一个他们的朋友，似乎是一个来自湖南的在读研究生，他经常把自己读过的一些社科书籍作为旧书放在书架上代销。
书店租的是隔壁石油公司的房子，所以也雇佣了石油公司的一位大姐来卖书，她是老北京，满族人，热情直率。另外还有一个附近大学的退休员工，她是个和善文雅的老太太，说一口浓重江苏口音的普通话。中午，我们就在附近的一个单位的食堂吃饭。离书店最近的大学，是北航。
石油公司还有一位又高又胖的大姐，经常踱到店里来，好处是，她爱买书。有一次，她指着书架上全套，七卷本“钱锺书论学文选”问我，这套怎么样？我说，这当然好了。她说，我买了，然后当场就付钱把书抱走了。后来,和我们一起卖书的大姐不屑地说，她根本看不懂,就是买回去放在书柜里装门面。我想，能用书装门面也不错啊。
后来北外的老师不怎么来了，来上班的是一个不到三十的年轻人，戴着眼镜，从来不笑，一看就是名校好学生的那种风格。没多久，石油公司大姐趁他不在的时候告诉我们，1989年，有三个大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请愿，他，就是其中一个，叫张智勇。很多年以后，我真的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是的，那三个学生中的确有一个张智勇，当时在北大读书。不过，那时我从来没有去跟他求证过，连一个字都没有提过。
我在书店的角色，大概就类似《孔乙己》里那个卖卖酒，记记帐的小伙计。
有一次，书店要把一批存货尽快削价卖出，记得是一批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二战后西欧领导人的传记。我写了个三折的牌子，和张智勇一起骑车把这批书运进清华大学的校园，摆摊开卖，但不是论本，而是全套卖，这样才能走得快点。张智勇还是很少说话，经历了那么多，大概觉得和我这种在校生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六月初的几天，张智勇旷工了。石油公司大姐说，他暂时回老家了....果然，过了那几天，他又回来了。
书店的生意并不怎么好，这里毕竟不是五道口。学院路的边上，也并不是每个骑车经过的人都会停下来看看书的，但他们还是认真地制作过一些会员卡，我也帮他们在门口画过一些拙劣的招贴。
除了这些，我主要是自己读书。在书店里，我读过《廊桥遗梦》，《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还有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那时王小波还没有死，《黄金时代》刚出了第一个版本：镀膜的黄色封面，很不起眼，也从没有顾客来问，我隐隐约约知道这个书名，大致读了一下，也读不出什么味道。
离开的时候，张智勇让我在书架上随便拿几本书（工资当然也是有点的），我拿了几本关于基督教的宣传读物，这些读物都不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我想就是他们这些合伙办书店的朋友随手把自己看过的书放在那儿。至于我和基督教的关系，那时是有兴趣读点东西的。但是，最终觉得它不让我感觉自由。在美国曾经听过一次远志明牧师布道，结果是大倒胃口，几乎想吐。
又过了几年，我回到北京，特地又到书店那一带去转转，发现这里早已改变，原来是“大家书店”和石油公司门面的地方，已经成了一个大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