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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出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法国的巴黎银行因为违规，被罚了100亿美元，第二件事情是阿根廷十几年前的一次赖账被判不合法，结果现在有钱也还不了被迫违约，十几年来攒下的信用付之东流。好玩的是在于，做这两次判决的都是美国，罚法国100亿一度弄得美法关系极度紧张。
为什么法国人和阿根廷人犯错要由美国人来判呢？因为美国是金融中心。阿根廷人是在美国借的钱，而巴黎银行如果不认罚，以后就别想在美国做生意了。开金融中心就是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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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中国的老大，看到美国这么爽，你要是不想搞个金融中心，那就不必当老大，可以直接拉出去毙了。十年之内，中国能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有权得到一个配得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的金融中心。对中国来讲，只要不能给香港派党委书记，那这个金融中心宁可建到乌鲁木齐也不会建在香港：乌鲁木齐好歹是中亚第一大城市，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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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中国，起到连接中国和世界桥梁的城市是上海，当年上海与纽约伦敦巴黎齐名，香港不过是个小地方。现在上海的房子为什么贵？因为市场清楚，20年后，上海就是纽约，纽约房子什么价，上海就得什么价。在上海的朋友，趁现在房子便宜，赶紧买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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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
厨师亲切地问道：“你想被怎样吃掉？不要怕，百花齐放，畅所欲言嘛。”
猪：“其实吧......我并不想被吃掉。”
厨师：“你看，说跑题了吧？”
猪：……
对香港而言，现在就像这头猪，不是选择死不死的问题，是选择怎么死的问题。当然，说死过分了一点，现在香港需要政府、资本和市民密切配合，系统的设计一个方案，应对必将到来的衰退。
香港问题的核心在于，市民从心理上不接受这个过程。在一个衰退的经济体，将这种不可抗的外部原因归因于不民主，乃至诉诸民粹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埃及和突尼斯如是，吉尔吉斯斯坦如是，最近的乌克兰亦如是。一般而言，这种事情花些时间折腾几次，大家脑子就清楚，就知道该干嘛干嘛了。
对香港而言，麻烦之处在于时间不等它。内地搞金融中心，十年生育，十年教训，也就是二十年之内的事情。香港真的没有时间浪费在傲娇上。但是，看着二十年之前的穷亲戚现在在香港什么东西贵就买什么，从感情上讲，香港人又怎能不傲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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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果丢掉金融中心的位置，会怎样？
决定一个城市地位的，是这个城市的输入与输出。你能为这个世界做得多，这个世界也能给你更多的回报，如果你不能输出，也就没了输入。
金融，制造，研发，包括旅游，这些都是有输出的，但房地产和服务业不是。靠房地产和服务业是撑不起经济的，你可以去看中国，但凡房价贵的地方，总有一些别的产业作支撑，香港一旦丢掉金融中心的位置，房价一定会大幅下跌，资产缩水，日子会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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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标题，我觉得长者“我们没有钦定的意思，但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最大限度的概括了中央对港政策的核心。香港人不管怎么折腾，大陆对香港的定位才是致命的。
首先，世界级金融中心香港已经毫无指望了，但香港仍然可以选择成为华南地区的金融中心，这样死得相对好看，但是，照香港这么折腾，这个区域金融中心大陆恐怕都会放在广州或者深圳。如果连区域金融中心都做不了，香港那就死得非常惨了。香港地太贵了，当年土豪刘銮雄包著名外围李嘉欣的时候，大概就给了一个不到90平米的房子，这种地方搞制造业是没可能的。香港的研发也远没有新加坡那样有指向性，更多的是粉饰太平的存在。至于旅游？大陆人去香港旅游，看的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香港一旦没钱，想看风光的会去东南亚，想看资本主义的会去台湾。台湾的国语虽然怪一点，但是起码比粤语好懂多了。
如果你们不知道转型失败经济衰退是什么样子的，我建议你们看看三十年前全国最富的东北。东北就是转型失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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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香港而言，民主选举是极为重要的，只有通过真民主选举，才能真正选出一个有市民支持的强势政府，才能推动改革。一个弱势政府，守成啥都不做，是不能带领香港适应这个衰退过程的。
香港能做的是，是把这个民主放在一个非政治化的语境之下。简言之，香港要的应该是一个不打民主大旗不刺激中央但又真正能得到市民支持的政府。日本人有句话说得好，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但是，香港有一批人不但打起了这个旗子，还试图通过打这个旗子来指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不得不说，这些人想得太多了一点。
把香港的改革问题，置于“民主-独裁”这样的语境之下，不留任何转圜余地，这是最典型的作死。很多事情，中央是可做可不做的，香港的泛民主派把这个可做可不做变成了不得不做。 你说这帮人是卖港求荣还是卖港求荣还是卖港求荣呢？要知道，这帮不愁吃喝的人，闹了可以青史留名，不闹可就啥都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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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说，保证香港繁荣是中央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承诺，搞死香港，对中国的形象没啥好处，这是中央对港政策最忌惮的地方。陆遥遥说占中会导致双输，从这个角度说，确实香港输了，中央也没有赢。但是从长期讲，香港这一闹，对中央来说，很多原来下不了的决心现在就好下了。而对于中国来说，把金融这样的产业放在能向中央交税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用转移支付帮助中国需要帮助的穷人，而帮中国的穷人致富，是未来三五十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
闷声发大财，才是硬道理，对香港，对大陆，都是。邓公说“不争论”，一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