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而无礼
当下书法缺乏礼仪，不一而足。对事不对人地分析，具体看有以下几类问题：
一、作品内容不合礼仪，包括称谓、民俗、款跋等方面。
现在的书家酬赠作品时，很多人不懂得如何得体地称呼他人和自己，或者指名道姓，或者干脆回避称谓，赠送他人的作品在称谓上没头没脑。对于贺寿、贺婚、贺喜、哀挽等特殊用途的作品，很多书家不知如何称谓署款。一位名家向同仁邀约贺件为自己贺寿，结果征集到的作品中，相当部分内容和贺寿主题毫不相干，也没有上款。这种作品在礼仪方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作者极其不乐意应邀写贺件，碍于情面，随便给一件应付塞责了事。更有甚者，有的贺寿作品无上下款无题跋，如同到人府上参加寿宴，衣冠不整，放浪形骸，来去无礼，不与主客交一言。有书法博士用柳宗元《江雪》写作品，用“灭绝”字样给某单位用作成立十五周年贺件。有书家在纪念先贤诞辰贺件署款中，自称酒后遣兴，非常轻佻。我的老师马亦钊先生教导我，给尊长写贺件时，字写得差一点可以原谅，但是“板头要搞牢”，这是温州俚语，是指言行举止和书面仪礼务必要得体。
二、材料选用不虔敬不得体。
传统对于书法材料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题材、重要场合，必定选用珍贵的材料，贺喜吊丧等不同情况必定选用合适的材料。材料讲究与否，表现的是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态度虔敬与否。近代还有扇庄一行，专门为书家制作各种不同材料以适应不同的题材和用途。当今有书家用旧报纸涂抹作品，用于给先师百年冥诞作贺件。有书家给高龄前辈写贺寿作品，用蓝黑色印泥钤印，这是以前丧家用的，而这个作者本人此时并非丧家，显然他是不知道这个习俗。传统贺喜作品讲究墨彩以浓厚华滋为上，当今有书家用极淡的宿墨写贺寿作品，墨色没有神彩，并非得体之举。展览中拼染好色之风盛行，经常看到有人用黑纸写白字，营造碑刻效果，这种材料选择和颜色搭配传统中是不会轻易用的，尤其不可用于酬赠。
三、漠视字体选择的差异。
《论语·乡党》篇生动记载了孔子在不同的环境和情景中，容色言动、衣食住行，具体表现都是有巨大差别的。“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羔裘玄冠，不以吊。”
这就是不同生活情境中的礼仪差异，同样的道理，古人在不同用途上必然使用不同的字体，历代对此多有论述。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载：“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书谱》说：“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明确指出行草和楷书的不同适用范围。科举时代，字体和书体要求更是严格，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具言俗通正三体。”俗 字：“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通字：“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正字：“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
关于古代字体选用有制度规定，也有约定俗成。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指出：“每一个时代，都不止有一种字体。……每一个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从字体的用途上可见一种字体在当时的地位，例如草稿、书信，与金石铭文不同。凡一种字体在郑重的用途中，如鼎铭、碑版之类上出现，即是说明这种字体在当时已被认为合法，可以‘登大雅之堂’”。笼统来说，鼎铭、碑版、题刻、公文等，通常都会选用当时最保守、最严谨的书体。匾额、宗祠庙宇对联等，通常宜用楷书等静态正体（包括篆隶），日用文书、致尊长信札等宜用恭楷，给同辈、晚辈日常书信及日常书写，可视情选用行草书。当下书坛二王书风方兴未艾，崇尚二王书风并没有错，但是片面抬高二王尺牍书风，无限扩大其外延，贬低其他书体，不分对象和场合都使用尺牍行草，就走向过犹不及的反面了。曾有书家为寺院书写对联，用的是狂草，还张牙舞爪地把笔画写到界格之外，毫无持敬之心和清净庄严之相。
四、格式处理东施效颦。
古代关于书面格式有非常严格的制度规定，对于书家来讲，常见常用的具体有抬、阙等形式，以及款跋中的特殊要求。当今很多书家号称自己深入学习传统，但这种学习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形式层面，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施效颦，有很多违反本民族艺术规律的做法，不知道他们是蹩脚地学步西方美术，还是故作扪虱嗜痂的放浪形骸。
章法处理上借鉴尺牍形式，但是丝毫不尊重文字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礼仪要求，不管写什么内容，都是任意分段换行，写得七长八短，机械地制造章法的错落，显得非常滑稽和无知。行草作品中还能勉强忍受，楷书尤其是小楷作品抄写一段完整内容，也要生硬分成高低大小错落的多个块面，实在不堪忍受。关于名字写法，古人也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民国时期，虽然已经开始有横写习惯，但是有文化的人还是遵照古礼，在姓名之上采用阙的方法以示尊敬。朱自清致马公愚函就是这样写的。我曾亲眼见到林剑丹先生在作品中写到前贤孙仲谋姓名，刚好名字错开要另起一行，就撕毁重写，他说否则就是不敬。当下不少书家作品中，毫不在意把人的姓名错开写在两行的不在少数。
作品盖章方面，书家借鉴传统书画形式，流行在起止等处盖满印章，以求视觉效果，营造“古物”的视觉效果。中国传统书画上的印章，是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作者和收藏、鉴藏者根据特定的规律，先后慢慢加盖自然形成的，这是历史和文化自然积淀的结果。现在书家注意到这个形式特点，做出“形式至上”的片面解读和机械模仿。一件作品刚写好，作者就要盖上十几枚甚至几十枚印章，把留给将来收藏鉴藏家盖章的重要空间统统一次性占据。这样的作品，真不知道让将来的收藏、鉴藏者如何置足？就像一个婚礼，新郎把主持人、证婚人等角色都抢过来自己当，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还有一种做法，在书法上盖印时，受西方波普艺术影响，一枚印章多次重复盖在一起，组成一个块面，似乎是沃霍尔《玛丽莲·梦露》一画的印章版。或者用一块印材的平板面，盖出一条红色条块用在作品中当装饰，实在是莫名其妙。传统书法中，帝王的作品和匾额题字，会把印章盖在正文上方，现在书家都流行这种做法，如同人们爱穿着皇冠龙袍上街，把这个当做流行以显示品位。
不懂礼仪的书家，哪怕有再大的名头、再好的笔墨技巧，必定是片面偏颇，甚至是粗鄙可恶的。
（本文为2014年8月第八届全国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结业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