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短篇小说系列之一：母亲的梦想
庞静 2014NOV02
一、
玉华打电话的时候母亲已经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母亲没有大病，只是极度衰老，而且没有生的欲望了。玉华说已经通知了哥哥和弟弟。她催我赶快回去。
我从小就不懂母亲。
母亲生在湖南长沙的小康人家，正逢战乱。她七岁那年生母病逝，十岁那年生父和后母也相继病逝。母亲和两个弟弟当时被教会收养，除了每天的温饱，还能上教会的学校念书识字。到了四九年母亲二十三岁，已经在上海完成了大学教育，她学的是英语。
母亲四九年开始工作，从那时起她就想参加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过去了，几个孩子都在适当的年龄入了党，可是她还在继续梦想。要说以前是她一个人的事，近两年可是揪着我们全家人的心了。她怕等到进了棺材这个愿望真的变成了梦。而我们早就知道她的入党愿望实在无望，就是怕万一她上了天堂还继续做梦无法安息。
母亲去找刘阿姨的时候从她家人那听说刘阿姨两天前就去世了。母亲回到家不吃不喝只是躺在床上望着卷起了漆皮的天花板，嘴里没完没了地喃喃自语：“没有人知道我了”。小时工吓坏了，赶紧打电话叫玉华过来。
我坐上飞往北京的777。在高空中我一直苦苦地寻索劝说母亲活下去的理由，竟然毫无头续。我眼皮沉重，不知不觉间睡着了。母亲的生活杂乱地重现在我的梦中。
母亲是一个矮小干痩满头白发脸色苍白绉纹密布弱不禁风的老太太，却依然耳聪目明，从五官轮廓不难想象出她年轻时的清秀。她可谓是经过大风大浪，虽然从没断过入党的念想，可是她经常毫无愧色地自诩不懂政治，再加上她一贯的低眉顺眼躲着人走路，竟然让她混得顺风顺水。虽然没有坎坷，文革前几年还陪着父亲在欧洲发达国家做外交官太太。别人休假回国给孩子们带整盒的包装精美的巧克力。而她只带给我们每人两到三块没有包装的巧克力。我很难从她的一生中找到享受生活的痕迹，大部分都是孤苦。
二、
我出国之后，弟弟媳妇儿玉华和母亲相处时间最长。玉华是基督徒。弟弟是在母亲家里结婚的，那时候母亲六十出头，父亲已经过世，我出国去陪伴老公读书，哥哥一家早就自立门户了。从此，玉华和母亲之间的频繁摩擦常常是我们家人叹气的原因，而且还常常被称为洋教和正统之争。
玉华并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她跟弟弟结婚之后一边工作一边上电大，是一种通过电视的函授大学。辛苦了三年，她得到了会计的大专文凭，还没耽误生养女儿。后来她辞了工厂的工作，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创房地产公司。十多年了，他们的公司已经小有规模，业绩稳定，玉华自己在公司里也坐在老总级的办公室里。
老话说男人年轻时找老婆都潜意识地把自己的母亲当榜样。可能由于从小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弟弟心里的榜样并不清晰，所以才找了一个和母亲个性相反的老婆。母亲不喜欢玉华。我觉的主要是他们的个性南辕北辙。这几年，每当母亲向我诉说玉华的不是时，我就说妈你瞧瞧人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兴旺，房子买了一套又一套，让你儿子少奋斗二十年，你应该谢谢人家。母亲说她那是在复辟资本主义。我说就许你存钱不许人家置产业，还动不动说人家资本主义，哪有你这么不讲理的？她说反正我看不惯。
正值国庆长假，哥哥嫂子去上海的丈母娘家，弟弟他们两口子去杭州玉华老家。我远在美国，北京只剩下母亲一个人过节，怪孤单的。为给老人家解闷儿，这几天，我天天晩上打电话跟她聊天。刚才我在电话上问弟弟他们两口子去哪了，母亲说不知道。昨天她说弟弟他们去了杭州。今天她就说不知道。九十高寿，难免记忆断片儿。我在电话里跟她说“你昨儿不是说他们去杭州了吗？” 母亲说：“今儿我不想告诉你了。”
我撂下电话跟老公说妈的记忆力真是见天儿地走下坡路。昨儿才说弟弟他们去了杭州，今儿就忘这茬儿了。你给她提个醒儿，她还楞说不想告诉我。老公说你妈就这样，你什么时候见她服过软认过错来着？还真是的，我从小就没见母亲跟谁吵过架，长大之后，更不记得老太太跟谁红过脸。而且我也不记得她有过低头认错或向谁道歉的事。虽然跟玉华常有摩擦，但从来没见过她们婆媳当面锣对面鼓的阵式。按说老太太从来没有硬碰硬得罪过人，群众关系应该还行，为什么这六七十年过去了她还不能入党呢？
往年过节放长假，弟弟一家出门总带着母亲。今年母亲落了单，这也是她和玉华闹摩擦的结果。八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弟弟的女儿在北京过完暑假返美之前要陪奶奶吃顿告别饭。吃完了饭，他们一起从新侨饭店散步走回了东交民巷母亲家中，母亲先脱了出门的衣服，换上了已经看不出印花图案和颜色的旧衣，一边折衣服一边说这件褂子不鲜亮了。玉华在一边接茬儿问怎么不见你穿那件去年在杭州买的丝绸衫？老太太回说我留着死了才穿呢。玉华立时就急了，“妈你什么意思？你要不喜欢早说呀！我凭什么钱多没处用给死人买衣服啊？” 那语气可不像刚吃完新侨饭店的港式早茶，完全跟吃了呛药似的。母亲放下手中正在折的衣服，双手相握低头说：“这是咋话儿呢？” 悄没声的嘟囔只够振动她自己的耳膜。这种从小祈祷养成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母亲，也是别人批评她改不了封资修坏习惯的依据。玉华看到母亲的样子更加生气，她鼓足了胸腔里的气流量对母亲说：“你又来了！这种事也要求主吗？怨不得你这辈子都入不了党！” 当时就把母亲噎着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媳妇领着一家三口摔门而去。
第二天一早我刚接通电话，母亲就紧着告我她真喜欢那件丝绸衣服，想留着当寿衣。“玉华那急脾气，唉！真是太老了，不招人待见。琢磨了一夜，我想死了就省心了。可你说，从咱家这三楼跳下去摔不死可怎么办呢？”
“妈！你尽胡思乱想！” 手里握着电话，我又急又气。“妈，你别忘了，你说过你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入党。玉华就是急性子。回头我打电话给她，跟她说道说道准能翻篇儿。” 这老太太也真能较真，这么点儿事就想着跳楼！而且还琢磨摔得死摔不死。她怎么不想想子女中对她照顾最多的就是玉华。老太太一个人这么孤单地活着，我从心眼里庆幸她好歹还有个念想。“你多参加咱大院里老人俱乐部的活动。你的组织关系归他们管。” 每次打电话接近尾声我都如此这般叮嘱母亲。
“我不爱去那个俱乐部。就认识刘阿姨一个人。再说，我什么玩的都不会。” 刘阿姨比母亲年轻十岁，是母亲单位那个党支部的负责人。一提起俱乐部，母亲就联想到玩。每次她都告诉我她不会玩。母亲这辈子确实没玩过。
三、
和母亲通完电话，我赶紧拨通了玉华的手机。
“你说你妈这人，我好意给她买衣服，她说是给死人穿的。怎么这么娇情！” 玉华一听我为这事儿打电话给她，自己先放开了连珠炮，显然余怒未消。
我好不容易插空告诉她这事儿是她想岔了，老人家要不觉得是好东西也不会当自己的寿衣。我跟玉华说妈不用自己掏钱买寿衣，心里头一定感激你。
“这老太太就是不让人省心！你知道当年装淋浴热水器那回吗？” 就凭她马上就转了话题，我猜玉华应该接受了我替母亲做的解释。我告诉她我不知道那起儿。她接着说：“你看老太太现在洗个澡得搬个小板凳站上去拧开关。多悬哪！九十岁的老太太，想着就让人害怕！当年我给了装修工人一百块钱，让人家把开关挪下来。她看见人家干活就追着说她可不多给钱。人家说放心吧，您媳妇已经交钱了。你猜怎么着？她楞把那一百块钱要回来了，而且还揣她自己兜里了。你说她缺那点钱吗？”
“嗐！你甭说了。她存钱还不都是存在哥哥和你老公的名下！将来还不都是你们的！”
“老太太可不这么想。她替儿子存钱，儿媳妇绝对不能沾。遗嘱里可写得清清楚楚。” 前两年玉华陪老太太去民政局办遗嘱公证，知道了遗嘱内容。从此老太太遗嘱里只字不提闺女媳妇这一条就成了玉华说服我站她那一边的添加剂。“老太太虽然不是党员，但也算共产党的干部，你说，她怎么这么重男轻女？还特别爱钱。” 玉华讲起来没完没了。“你说说，这老太太这辈子有过什么念想？要我说，除了入党就是钱。要是她但凡能想点别的，咱爸也不会去那么早！咱爸去世她都没有一滴眼泪。你说她的心是怎么长的？” 其实，玉华从来没有见过父亲。
“你什么都不知道，别瞎说！” 我隔着电话说玉华，心里埋怨着弟弟在老婆面前多嘴。“你老公还是共产党员呢！妈妈这个岁数活着不容易，以你基督徒的仁慈，别老恶言恶语的。再说了，妈妈信共产党和你信基督还不是一回事。” 我毕竟是闺女，有机会就尽量维护母亲。
玉华奋斗的这些年正值中国的军工企业的大发展，弟弟在一个军工企业当工程师，不仅常出差出国，而且平日里也是超时工作。我看不出弟弟在玉华的奋斗中给予了哪些直接的帮助。例是母亲一直抱怨看不惯。母亲曾经拿着一张玉华和一个男人的双人照片给我看。我觉得没什么，两人的表情和照片的背景都说明他们仅仅是工作中的朋友。母亲非说这照片就证明玉华不安份。我问母亲照片哪来的？她说从玉华抽屉里拿的。我说你咋可以私自看人家东西。母亲说当年我和你爸结婚都得向组织汇报，经过组织批准才拿证。现在自家人之间哪来那么多私不私的。
前些年玉华带着女儿和母亲一起住，祖孙三人，彼此照应。弟弟每次回家都受不了母亲的嘀咕和太太的抱怨。我劝了无数遍。我跟弟弟和玉华说一家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无非是锅碗瓢盆磕磕碰碰。可是后来弟弟和玉华还是受不了，决定干脆自立门户。
那年我打电话让哥哥劝阻弟弟搬家，哥哥说没用。我只好亲自回北京力图扭转局面。我跟玉华说你看咱妈好脾气，女儿放学还能帮你看着，你放心上你的班，这安排多好啊。我羡慕死了。玉华告我她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她得到的方便。下了班，已经累得贼死，还得对老太太陪笑脸，不然她说你不尊重她。要是躲进房间，老太太还不甘寂寞。你越是关上门她越要在你门口走来走去，还不抬脚，踢拖踢拖地让你没一分钟的清静。玉华质问我：“让你天天这么着，你试试，你行吗？”
我又让弟弟帮着劝。弟弟说行啦，我受够夹板气了。分开了，大家都省心。弟弟说咱妈事太多。她让我管着玉华。我问她为什么？她说玉华看《安娜卡列尼娜》。我说你自己不是也看那书吗。她说那书是让年轻女人犯错误的书。“姐，你说咱妈有治吗？” 对于这堆家务琐事，弟弟懒得用脑子。
我实在不想看到母亲一人独住的局面，没办法我只好劝母亲。当时，母亲倒是不在乎，她说我一个人住更好，省心。
最后我们请了一个小保姆陪母亲一起住。一切安排妥当我才回美国。一个月之后玉华打电话说小保姆辞工了。玉华告诉我母亲对待小保姆极为剋克，怨不得人家不让她入党。老太太限制人家洗澡时间，说是节约煤气节约用水。人家只要屁股一贴椅子，老太太就嘀咕这个活那个活的。吃饭吧，她让人家小姑娘跟她一样，一滴油腥见不着不说，连青菜都是数着几片菜叶下锅的。小保姆说老太太比书上说的旧社会的地主婆还狠，要不是已经拿了一个月的工钱，说什么都不可能给老太太打这么多天工。其实小保姆哪里知道书本里描绘的旧社会的地主婆不过是普通妇人而已。母亲生活了几十年的方式，她从来没想过要改。母亲对她自己更狠更剋克。
我跟玉华商量，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替母亲请小时工了。好在母亲住的大院里钟点工很多，左邻右舍也容易协调。从此以后，每次我回北京，母亲都会辞退小时工，不让我去婆家住，让我把小时工的活都包沿儿了。为了确保我回美国之后小时工还能替母亲打工，小时工每天两个钟点的工资我都私下里照付，特别叮嘱她不能告诉老太太。
四、
1949年改朝换代，新政府取缔了教会。陪伴母亲长大的洋嬷嬷们走了，除了经历短暂的离别心酸，她心中的信仰过渡非常顺畅。因为她的年轻和单纯，中国本土的毛救星很容易地取代了她心中那个金发碧眼的耶和华。两个弟弟不可能再顺着她的路完成学业。母亲热爱共产党，她也相信自己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人，但同时她也担当起了养育两个弟弟的责任。
那阵子新政府的干部喜欢追求女学生。那些干部有知识分子也有泥腿子，年轻年老的都有。母亲风华正茂，被分配到大学里教英文。她说，虽然大弟已经进了大学，政府管吃管住管学费，但单靠她的工资养家还是很吃力。她那时候一心想嫁一个能让家里生活宽裕的丈夫。母亲说过她从来没有过爱情，也不懂那是什么，但她选中父亲却是理由充分。父亲十几岁就去了延安，凭着从学校学的几句英文当了首长的翻译。延安的生活使他成了半个泥腿子。新政府成立时他的资历已经属于老干部了，工资是母亲的两倍还多。
父亲夜晚在自己房间心脏病发而去世。玉华说的没错，不知道是不是母亲的心特别硬，她对父亲的去世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确实是实情。
我，哥哥和弟弟，彼此都差一岁多。由于父母亲在国外工作，我们从小就被寄养，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时日掐指可算。印象中的父亲表情木讷少言寡语，虽然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但好歹也算知识分子。我小时候听母亲对父亲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瞧瞧你，又脏又臭！” 父亲从来不还嘴。这句话可能被父母的同事听到过。不尊重延安老干部也是人家不接纳她入党的一个原因。
父母亲文革初期从欧洲回来去了江西五七干校。他们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家里厕所那排毛巾中多了父亲和母亲的白毛巾，都很旧。母亲的毛巾永远是洗旧的白色，而父亲那一块只能从毛巾四边看出它曾经是白色。母亲更少地直接面对父亲开口讲话。我还记得她站在那排毛巾前面叹气，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毛巾说着：“你瞧瞧，又脏又臭。” 说归说，她只洗自己的毛巾，从来不洗父亲那条毛巾。
近几年家里只剩母亲一个人过日子，父亲的毛巾还和母亲的毛巾并排掛在厕所里，已经被她洗成了丝缕可辨的沙布，颜色却可依然从泛着黄的布丝看出往日的白色。母亲会经常对着那条毛巾自言自语：要是老头子还在就好了。
母亲年轻时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挫折，但她从来没有故意随波逐流。她嫁给父亲不是因为爱情更不是因为尊重老干部，而是为了父亲的高工资，外加近水楼台的方便。
文革结束后母亲回到大学教英语。我记得母亲回家告诉父亲她选教听力课。父亲说她底子厚，应该教语法课。她说教语法还得备课受累，不如教听力轻省。我当时都想插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妈妈应该为革命勇挑重担。可是父亲都没有继续说什么，我也就没言声，心里却嘀咕难怪她入不了党。
八九年六四的时候母亲有机会入党，可她却抓不住机会。当年楼上住的刘阿姨还没有退休。母亲打电话告诉我刘阿姨让她表个态。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说：“妈，你不是一直都想入党吗？现在共产党最需要支持。刘阿姨让你表态就是让你说你支持共产党把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 我很清楚母亲的幼稚，赶紧补充一句：“妈，你可别犯傻。”
“哎呦，我哪管得了那么大的事啊！” 母亲在政治方面确实缺心眼。后来她跟刘阿姨也说了同样的话。我后来回北京见到刘阿姨，刘阿姨跟我说我们自个儿都不把党员的身份当回事了，你妈这事儿就算了吧。我说您可别急，这可是我妈一辈子的念想，容易吗？您省省好，帮她撑着吧。我知道母亲从小在教会里都要做礼拜，换了毛救星之后，也很虔诚地做过早请示晚汇报。现在不做这些了，但她心里依然供着这尊神。她从小就明白神不仅仅是神而且也是人，想入党纯粹为了接近神。如果断了她的这份跟随了她一辈子的念想，我很难想象她的六神如何着落，生命如何继续。
五、
九零年春天我接母亲到美国来与我们同住了半年。我的朋友兰馨听说母亲来了，热心地在自家请客款待母亲。兰馨的丈夫在附近大学教书，还曾经做过我老公的指导教授。他们夫妇年纪比我们大十多岁。
饭桌上母亲问兰馨的家世。兰馨说她和老公都是从台湾到美国来留学的。她的父母亲都是大陆人。母亲追问人家父母四九年以前做什么。兰馨说她父亲四九年以前在中美合作所当文书。母亲当时就放下筷子跟我说她要回家。我见她脸色铁青，只得向兰馨夫妇道歉陪她出来。出了兰馨家的门，母亲开始抱怨我和老公不应该让她与特务家庭扯上关系。当时我真是无可奈何。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问母亲：“我就奇了怪了！你这么立场鲜明怎么就入不了党呢？” 母亲说刘阿姨说了关键时候她的表现还不够突出。
送孙女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母亲塞给了孙女一百块人民币，说让孩子当零花钱。孙女推拒嘴上还说妈妈已经为我备足了去美国念书的费用。老太太顺口问那得花多少钱哪？孙女说我妈妈给我准备了一百万。听完这话，母亲开始心里发堵。
前些天让小时工替她买菜，她交给人家二十块钱。女孩说不够。她说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结果女孩只买回一把青菜。打电话的时候母亲抱怨物价飞涨伙食费不够开销。我劝她这把年纪用不着那么省吃俭用。正劝着，她冷不丁打断我的话问我：“你弟弟的车是自己买的吗？”。
“怎么啦？” 我没回过味儿来。
“你弟弟说是他单位的车。我跟刘阿姨说他们为女儿去美国上大学存了一百万。刘阿姨说你弟弟的车也是他自己买的。你说，他们哪来那么多钱？是不是腐败了？”
“妈！你尽瞎猜！玉华是他们公司高管，年收入就不止一百万。”
“我不信！我存了一辈子钱也没有存那么多。她一下子弄那么多钱，不是腐败就一定是搞资本主义。你有功夫得告诉玉华和你弟弟别走歪道。”
“妈你真不明白。全中国都在搞资本主义，就一个人蒙在鼓里。”
“我不信。共产党绝对不会让搞资本主义。明儿白天我就去找刘阿姨。”
“懒得跟你说这个。你别老去烦刘阿姨。她那个病不好治，够呛。”
过了两天我就接到了玉华的电话说母亲住院了。
空中的湍流摇摆着飞机，我也被晃醒了。回味刚才的梦，母亲的一生做了女人做了母亲还做了教徒，似乎平平常常实实在在。但她的一生似乎又从来没有实在过，塑造的印记，挤压的个性，虚无缥缈。怎样才能使九十高龄的母亲梦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