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真
苏军进入长春
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东北全体军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艰苦奋斗取得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正确战略方针，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对外是指抗联组成的自卫军、原东北军将领组成的自治军和冀热辽的八路军)总部，并决定调两万干部、十万大军和一百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彭真和陈云、伍修权等到达沈阳。当时，东北处在苏联军事管制下。东北问题牵涉美苏、美蒋、苏蒋关系，苏我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等，矛盾重重，形势错综复杂，变化急剧。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紧紧掌握形势，根据具体情况变化，及时果断地调整、改变部署，对东北的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在头九个月，东北的战略决策、工作方针、作战方针乃至重大战役部署，都是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或者批准的。东北局、东总严肃地执行了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在坚决按照中央部署，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同时，坚持不懈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设民主政权，建立根据地，作为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依托和基础。正因为如此，东北军民才有可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取得了那样的重大胜利。到一九四五年底，东北我军已由出关的十万人扩大到近三十万人，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在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抗击了蒋军大举进攻，保住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在内的整个北满并联结东满、西满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面积占东北的五分之三)及南满几块根据地或者游击根据地，为以后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修改后批准的《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对日反攻以后，我党更从关内派遣大批军队与大批干部至东北，帮助东北人民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在蒋介石大举进攻时，“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从去年十一月山海关战役起至今年六月七日，两军停战这一时期内，举行了英勇坚决的自卫战争。”中央充分肯定了那段时间东北军民英勇斗争的重大成果。
那九个月，我党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在我大批出关部队和干部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东北局在把工作重一点和力量摆在南满壮大力量的同时，执行中央提出的分散的方针，向其他地区派出一部分干部、部队，分头开辟工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军进入东北的只有冀热辽军区和胶东军区的一部分部队，中央决定调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尚在途中或者准备出发。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上旬，中央指示东北局实行分散的方针，提出：“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那时，东北同陕北、华北等敌后根据地不同，那里的大中城市和大工业多，铁路交通比较发达，产业工人力量较强，而且相当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和铁路沿线特别是南满地区；而边远和山岳地区，由于日本为了对付抗联，采取烧杀、“归大屯”等野蛮政策，已经人烟稀少，粮秣缺乏，冬季又大雪封山，同时被国民党加委的伪军、伪警、土匪遍地，活动猖撅。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东北我军新老部队合计约两万来人。当时，东北除兴安四省〔159〕外，还有一百七十个县(旗)市；中长路全线(南满路、中东路)中方不能使用，尤其不得运兵，我军只能徒步行动。在上述情况下，我军既要对付各地成股的日伪顽匪(有的号称万人)，又要尽力阻止蒋军入关，分散活动困难很大。
从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东北局在把工作重点和主要力量摆在南满壮大力量，大量吸收工人参军，迅速发展扩大部队的同时，遵照中央指示，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提出“在满洲之东、西、北方面，分兵去接收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并建设兵工厂，以便在不利形势下，能依靠有利阵地，与国民党进行长期的斗争”；十月十三日又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收集资材，接收并改组政权，建立根据地，以便在长期斗争中达到全部控制东北，保持我党在东北能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为目的，目前布置工作方针是以保有优势为基础”，当时预计“苏军十一月撤完，我们一方面要准备应付十二月与蒋进行大战，另方面迅速建立持久斗争基地，以便与蒋作长期争夺，这是与七七后不同的环境”。东北局在保持主力相对集中的同时，在很短的时间内(约半个来月)执行了分散的方针，向其他地区派出了一部分干部、部队，分头开辟工作。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下旬，中央决定“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东北局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改变整个工作和作战部署。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十月十六日中央电示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同日，中央又指示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望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队，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十月十九日，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目前我在东北工作的部署，应该是全力加强辽宁、安东二省的工作，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对于北满、东满暂时只派少数人员及后到的少数部队前去开辟工作”。十月二十三日，中央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蒋军开始进攻山海关。十一月二日，中央军委指示“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到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消灭蒋军，不使进沈阳。”十一月十日，苏方允许蒋军在苏军撤退前五天空运部队接收各大城市。十一月十二日东北局按照中央确定的作战方针，作出在苏军撤退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并报中央。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复电东北局，“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同日，毛主席电示林彪、彭真，“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蒋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由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先头部队十三军、五十二军，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持下，攻占山海关。十一月二十日，东北局电告中央，十九日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作战，不准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同日，中央电复东北局，“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但希望能不让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如不能，亦只好服从”。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电告在重庆同美蒋进行谈判的周恩来：“(一)彭林电，戍皓(十一月十九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军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近两日情况如何尚不知。望你速探听中苏谈判结果电告。(二)顽十三军五十二军突破山海关向锦州急进，林彪已去前线指挥，但我黄克诚部三万八千人初到绥中以北集结，疲劳未恢复，其他部队亦未集中，我们已去电必须集中兵力消灭该顽”。同日，即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命令彭真、罗荣桓并林彪〔加、李运昌、沙克、黄克诚、刘震、洪学智〔删〕，“顽十三军五十二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全部或大部歼灭该顽。”“蒋军困难很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五个军入东北，即使苏军允许蒋军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在苏军走后，我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现在如能消灭其两个军，则将给蒋以决定打击。”(当时，进入东北的蒋军只有十三军、五十二军这两个军。)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又电示东北局，“你们应根据自己的计划放手进行工作和进行作战”，“蒋介石困难甚多，即使苏方以重庆为移交东北对手，蒋亦无法接收，如我能迅速组织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并在锦州方向大量消灭蒋军，则我争取满洲仍有极大可能。锦州方向的战事如何，望告”。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中央决定撤出大城市，把工作中心放在建立根据地上，同时指示东北局在大城市附近建立第一道军事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东北局据此作出具体部署，认真贯彻中央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苏方强令我军退出各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二地，林彪接受黄克诚的建议，从辽西前线打电报给中央、东北局，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兔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彭真、罗荣桓等同意了这个意见，并报中央批准。在此情况下，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指示东北局，“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但林彪在北宁路〔附近，罗、肖在东满各须组织一支野战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和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的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十一月三十日，陈云、高岗、张闻天提出《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报东北局并报中央，认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在北满，我们估计，哈尔滨及中东路某些主要城市将迟早由苏军交给国民党，更由于北满是处于南满的后方，因此，我们认为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如以珠河、牡丹江为中心，以佳木斯、依兰为中心，以绥化、北安为中心，*南、三肇为中心，以讷可、龙江为中心，建立若干根据地。我们的兵力、干部、资材，必须主动地向那些地区转移，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出关部队已陆续大批到达。十二月八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以新老部队合编野战兵团及创立根据地的部署。十二月十五日，东北局作出关于放弃争夺大城市控制长春路两侧建立根据地的工作部署，提出：“目前我们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线两侧庞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准备于明春争取大规模的作战。”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复电东北局，八日、十五日“电悉，同意你们的部署。但请你们注意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之建立。即在通化、延吉、宁安、东宁、密山、穆棱、佳木斯、嫩江、黑河、*河、开鲁等地区，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够源源供给前线，有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东北局作出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提出：“为了在东北建立我党巩固的根据地，……各级党与军队必须不失时机、雷厉风行地进行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整训部队、改造政权、组织生产、建设后方等六项工作。”同日，刘少奇给彭真发来电报，提醒特别注意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作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同时指出，“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我党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这一指示使我党我军在不利形势下可以有巩固的根据地为依托和基础，同国民党进行争夺东北的长期斗争，在形势有利时，又可以迅速出击，夺取大城市及交通干线。在这一指示作出三天之后，中央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又就东北局十二月二十四日指示复电，“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很好，望切实督促全党全军迅速贯彻执行。”何日(十二月三十一日)，东北局又根据中央二十八日指示，作出对东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提出：“现在我之主要力量(干部兵力)，应使用于创造长春路两侧及北宁路北侧之根据地，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创造大块巩固的根据地”，“目前关于创造根据地工作之中心一环，是首先肃清土匪，发动群众，肃清敌伪残余，进一步减租。”
在这段时间里，彭真、罗荣桓和林彪在认为时机有利时，都曾向中央提出过集中兵力，消灭蒋军，夺取大城市的意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彭真、罗荣桓就夺取沈阳、长春的部署，请示中央军委。当时，中央调往东北的干部、部队已经大部到达；苏方只允许蒋军于苏军撤退前五日内在沈阳、长春各空运一万人，而我军已在沈阳作了破坏机场的部署，苏军一撤，即可炸毁机场，阻止蒋军增援；同时沈阳城内的警察中有我军一部分力量。根据这种情况，彭、罗提出：据渝电，蒋顽能空运到沈阳、长春的兵力各一万人，我军则可集中三万到四万主力(主要是三纵、四纵)争夺沈阳，集中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以造成对和战都有利之局面”，“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敌顽，先占沈阳，再夺长春”。十二月七日，中央指示东北局，“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十二月十日，东北局复电中央，七日电收到，“决遵照执行”。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林彪请示中央，“以现在敌之分散情况，我们如配合热河部队采取各个击破方法，消灭杜聿明全部，夺取锦州，有充分把握。望中央速考虑，是否能让我们开始攻击。我意最好利用国民党对东北问题拒绝谈判以前，我们开始攻击”。当天，中央复电林彪，“国民党在各方面已遵令停战，十五日只有个别地方有战斗，你们现在决不要攻击，部队在现地停止待命，但对方来攻时，则坚决消灭之。”
第四阶段：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到五月，中央指示东北局“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打好“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东北局坚决执行中央命令，领导东北军民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英勇顽强斗争。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电告东北局，“同意彭意见，在沈阳以南我军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在我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一月三十一日，中央电示，如能取得苏方谅解，同意东北局关于“我军驻本溪、鞍山、辽阳”、“控制铁岭、昌图、开原”的计划。在此前后，这些地方均为我所控制。二月五日，中央分别电复彭真、林彪(在前方)等，“你们在锦州、阜新、热河丧失了作战机会，此一最后作战机会，你们绝不要再丧失。你们如不能在东北打一个好胜仗，以后你们在东北的政治地位，就要低得多，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好一切，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的胜利”。
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中央电示林彪、彭真并李富春、黄克诚，“七旅仍应尽力阻止顽军进入四平，给顽以打击”，“不论四平能否保住，对顽军进攻，均须给以打击，比不战而退要好”。三月十日，李富春、黄克诚请示东北局，提出“即派队进占四平”的意见。三月十六日，彭真报告中央，“同意李、黄夺取四平”。三月十七日，我军进占四平街。同日，中央电示彭真、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三月二十四日，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林彪(在前方)、彭真，“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三月二十九日，东北局作出“于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哈、齐各市”的决定和部署。三十日，中央复电东北局，二十九日“给各地指示电悉，很好。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齐时，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苏军最后一列火车刚开出长春，我军立即发起进攻，很快全面突破敌军第一道防线，十八日全部占领长春，全歼守敌两万二千余人、土匪二三百股，俘获蒋顽全部接收人员，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法币等。四月二十三日，西满我军攻占齐齐哈尔，歼敌三千余人。四月二十八日，北满我军解放哈尔滨。我军占领长春的第二天(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央电示彭真、林彪，“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央指示“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长、哈、齐“三市是否能确保，决于是否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敌人，故争取战争胜利是基本环节”。四月二十日，中央电示东北局和林彪，“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
四平保卫战，毛主席事先征求了彭真和林彪的意见。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林彪在四平前线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我此刻已到四平街……，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望以种种办法振奋军心，一定要争取胜利，以奠定东北局面。”四月六日，中央复电，“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四月十八日，四平保卫战打响，我参战部队奋勇抗击敌军五个师的猛烈进攻。四月二十二日中央电示林彪：“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四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电示林彪，“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敌军进攻兵力增至十个师，从南满调新六军包抄四平前线我军之侧翼，先后攻占西丰、哈福等地，威胁我军腹背。林彪在请示中央和东北局后，下令我军于五月十九日夜撤出四平。四平战斗前后历时一个月，毙伤俘敌一万余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攻占长春和本溪、大洼作战，特别是四平保卫战，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给国民党以沉重打击。四月二十九日，中央电告东北局，“渝周电称，国民党方面以为我军只能打游击不能作正规战，尤其不能守城，此次本溪、大洼两次正规战，四平街顽强固守，出于他们意料之外，许多国民党人表示不能打了，蒋介石虽想再打，……但亦焦虑无把握”。正因为这样，使敌人未能进犯我控制下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从而我保住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在内的整个北满并联结东满、西满的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五月十九日，中央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日，毛主席电示东北局、林彪，“鉴于在敌北进前未能破坏沈阳四平段铁路使我吃了大亏，现应动员一切力量昼夜不停彻底破坏长春至四平段铁路”，“此事万不可放松”。在敌占沈阳后，我军即应像抗战时期在华北那样，反复、彻底地破坏铁路，断绝敌人的补给线。
在此之后不久，中央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重新提出，“实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军攻克长春的第二天，即四月十九日，东北局在“五条指示”中提出，“加紧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深入清算运动，肃清敌伪残余，特别是迅速肃清土匪”，“大家的注意力切不要被占领长、哈、齐等大城市的斗争所吸引，而忽略中小城市广大乡村的剿匪与群众发动工作”，“为了能迅速地深入地普遍发动群众，同时解决干部缺乏的困难，除了个别地区外，地委、军分区一级一律取消。在省委与县委中间可设立中心县委，协助省委领导附近县委的工作。同时各级特别是县级党政军民机关，必须短小精干，留极少数干部主持即可，绝大部分人员应分散下乡或到工厂中去发动群众”。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复电彭真并告林彪，“东北局近来几次指示我都看了，都好。特别是卯皓(即四月十九日)五条指示很好，望切实执行”。四月二十六日，彭真在长春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敌人是强大的，目的是要消灭我们。蒋介石打不了才会讲和，妄图用和平斗争来消灭我们。因此，只有有力量才是和平的保证。为此，要接受洪秀全进南京，李自成进北京的教训，力戒骄傲、懈怠、享受。进了城市，不要忘掉乡村，有乡村才能打下城市。我们要以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建立大块战略根据地。我们在东北刚刚生根，为了发动群众，地委、军分区一级统统取消，干部充实到下层去。发动最大多数的农民，要靠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城市要减房租、高利贷，组织工人复工，增加工资，以改善工人生活。
综上所述，从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东北局出关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军撤出四平、长春，随着形势变化，东北局和东总遵照中央指示，大部分时间是集中主力同国民党军队打大仗，争夺东北。即使在集中主力同国民党军队打大仗的情况下，东北局也没有忽视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东北我党我军遵照中央指示和东北局的部署，始终注意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以此作为同国民党在军事上争夺东北的依托和基础。我最早出关的部队和随后陆续到达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在英勇作战粉碎国民党进攻的同时，就已立即逐步展开了发动群众、剿灭土匪、摧毁敌伪政权、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扩大军队、创造根据地的工作。
东北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大体是先在南满(主要是在当时的辽宁、安东两省)，然后在北满、西满、东满开展的。我军进入南满最早，南满根据地创建工作也开始最早，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冀热辽军区出关部队和山东部队到达时就开始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南满我军歼灭了盘踞在千山一带号称一万五千人的以日、伪军为骨干的反动武装。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我军在通化后勤基地镇压了国民党特务策动的日军五千余人的暴动。我军进行四平战役时，长春以南的股匪大部已被我歼灭，有些残余股匪逃到沈阳、长春或其他地区，南满根据地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成立后，开始创建北满根据地。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成立后，开始创建辽北、辽西两块根据地。吉林省委和吉林省军区成立后，开始创建东满根据地。到一九四五年底，南满、北满、西满、东满各省的省委或工委已经陆续建立起来，各省还都召开了临时参议会，通过民选形式，选出了省主席，建立了民主政权，取得了合法地位，以与国民党委派的省主席相对抗。南满几乎所有的县，西满、东满、北满绝大多数的县，也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地方武装(县大队)。后来，在我军撤出四平、长春后，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在内的整个北满和西满、东满一部分的广大地区已经成为我党我军大块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那时我在南满仍然保住了以临江为中心的长白山根据地，在敌后还有三块游击根据地，即靠近旅大的根据地，本溪、新宾一带的根据地，柳河、辉南、东丰、梅河口一带的根据地。在我军撤出四平后，南满我军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再次攻占营口、歼敌一个团并争取敌一八四师起义，收复了鞍山、海城、大石桥，牵制了敌人，威胁了敌人后方，这也是敌人不能贸然北犯，我得以保住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在内的整个北满和东满、西满的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斗争中，在紧张的战争中，随着群众的发动，我军力量迅速壮大。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我军由关里调往东北的十万人已扩大到近三十万人，主要是在南满发展起来的，其中大多数是工人，其次是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还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这支力量，成了以后我军在东北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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