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
《解放日报》第四版，1946年3月17-18日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来在东北的抗日斗争，是一部用血泪写成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在暴敌侵凌下所显现出的光荣和骄傲。但由于过去战争环境的限制及日寇的封锁，国人对联军的英勇斗争很少知道。为此，记者特远道往访东北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将军及其部下老游击队员数十人，经半月以上的访问详谈，就所得材料将中共及抗日联军十四年在东北的斗争史实，略述如下：
一、抗日运动的萌芽与旧抗日军的瓦解
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进行了长期的地下党的工作。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寇毫不费力的掠夺了满洲，一个空前的民族灾难首先降临于东北的时候，中共即开始在辽宁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首先，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等城市工矿区组织了数万工人的抗日救国运动，但很快的均被日寇多门师团以武力镇压下去了。其领导人物如杨美奎(中共党员)等许多重要干部，多遭逮捕惨杀。以后东北党组织的领导机关移至北满，在日寇未到或统治薄弱之处，不论城市和乡村，都广泛组织了各种公开或秘密的抗日活动。其中尤以哈尔滨之学生运动作用最大。哈尔滨之工业大学、第四中学、法政学校以及永吉之吉林师范等校，多数学生均卷入爱国运动，且在运动中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如王光宇、陈名亚、唐尧仆等。
在这一时期中，虽然国民党正在进行“剿共”内战，但中共东北组织以国家民族为重，指示全党同志，组织群众爱国运动，武装反抗日本。但当时在一部分人(特别是上层分子)的心目中，还相当普遍的存在着希望南京政府出兵及国联调查团会武装干涉日本的幻想，因此阻碍了运动向前开展。为此中共东北组织特根据中央指示，广泛向群众宣传，指出：东北人民唯一的出路，不是指望国民党和国联，而是自动组织起来，普遍发动游击战争，不怕开始是无组织的，散漫的，但在斗争中却会逐渐团结统一，增强其战斗力量。这些主张曾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特别在东满、北满地带及延边高丽人民中，无不踊跃响应，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者络绎不绝。
当时在东北还有一部分抗日的旧军队，如黑龙江的马占山、辽宁的唐聚五、吉林的冯占海等部，以及丁超的二十八旅、李杜的二十一旅、被赵芷杏遗弃的十九旅以及苏炳文、宫长海、李海青、王德林、姚振山等，这些旧军队将领虽然怀抱着不同的动机，且内部斗争激烈，部队脱离群众，但当时却都起着抗日的作用。对于他们，中共当时是采取了团结帮助政策，一方面动员爱国的青年学生成立义勇军，大批的充实其力量;一方面又派自己有力的干部去帮助他们，如在中东铁路东线和南线的帮助自卫军，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等地发动工人响应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等;在辽西、热河一带中共更派遣张寿篯等同志动员和组织民众，帮助抗日军进行活动.在这一时期中，中共党员到处为抗日军奔走呼号，帮助抗日军做参谋，做幕僚，甚至当兵;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的共产党员，比比皆是。周保中同志，先在自卫军担任宣传指导工作，后任救国军总参谋长，刘铁钢同志(留比学生)任自卫军杨耀军部参谋长，杨靖宇同志在吉海、沈海线一带活动，冯仲云同志奔走沈海线组织民众自卫军。在松花江下游，在乌苏里江左岸，在宝庆饶河附近，中共优秀干部很多都参加了抗日自卫军。
这时，中共曾多次向抗日军将领建议，希望他们一方面要团结联合，一方面要各自为战，建立长久的根据地，但在军政策划上要力求互助策应，要建立一定的联合组织，对内要肃清内部奸细及投机分子，严肃军队纪律，对外要吸收各阶层爱国分子参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到武装与人民结合。在战场上，主张没收汉奸财产，为了顾及民众生活，不能立即实行军费征发，各党各派不要受南京政府扩大内战的影响，要互相帮助，一致抗日。但可惜的是中共这些爱国主张未能为旧抗日军将领所全部接受，特别是吉林的自卫军、马占山的抗日军、辽宁民众自卫军等，均过分带有旧军队的封建色彩，与群众脱离甚远，只是依靠单纯的军事，加之他们内部派系复杂，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因此使敌人奸细有隙可乘，预先埋伏了毁灭的危机。
当时敌人在东北的兵力，已从一个师团增至三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开始由南满向北满活动，并在吉林利用张海鹏，在北满利用张景惠，在辽宁利用于芷山等汉奸充当先锋，更布置大批特务奸细到抗日军中充作内应(其最著名者如王子佑、李华生、刘占奎等)一步步的向北满压迫。潭江一战，马占山部溃败，影响所及，旧抗日军军心涣散，很快的，丁超、李桂等部即从哈尔滨仓皇撤退。三二年底，辽宁民众自卫军在东南满也受到严重打击，唐聚五、王邵文等部相继瓦解，唐、王均单身逃入关内。
这时，吉林东部王德林的救国军，由于周保中，胡泽民、李延禄等同志的帮助，能容纳爱国群众，接受中共主张，遂得到大大发展。但不幸由于内部派系分裂的影响和日寇奸细的挑拨，自卫军与救国军竟发生了意见分歧及军事上的冲突摩擦，当时周保中同志在救国军中任参谋长之职，在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下，曾极力从中调解，团结两军。在他的斡旋下，李社、王德林、吴义成及一些进步人士听从了他的主张，调整了内部纠纷，并开始建立了联合军总司令部，以丁超为总司令，王德林、李社副之，周保中同志担任总参谋长，共同制定了统一的作战计划。
但是纠纷虽已解决，武装冲突虽已避免，日本帝国主义从内部分裂抗日军的计划却并未从此结束。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敌寇一路从哈尔滨、珠河向东侵进，另一路从方正、依兰侵进，自卫军与救国军都遭受截击而先后瓦解，丁超投降，李杜、王德林、孔宪荣率万余人逃往苏联。此时在西面，官长海、冯占海、李海青、田霖等部，也受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意志涣散，士无斗志，在松花江边中了日寇的奸计，榆树一战，四五万人都被消灭，仅冯率三千余人败走热河。吴义成在汪清、东宁间见势不妥，亦发生动摇，准备继王、李、孔之后逃之夭夭。
至此，这些东北旧抗日军遂大部瓦解，只有中共吉东党组织，以周保中同志为首，积极主张收拾残局，重整旗鼓，坚决抗日到底。
二、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与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
一九三三年夏至三四年初，旧的抗日军将领虽死降逃散，但抗日武装却并未消灭。其中大部分溃散为零星部队，各自为战，有的且以胡子、山林队等形式反抗日寇，如长江好、天下来、老双胜、平南洋、东双胜、三江好、小白龙等。这时许多没有武装的群众，亦纷纷加入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继续抗日。这时，抗日重心是在吉林东部松花江下游一带。在镜泊湖，以周保中同志为骨干组成了新的东北国民救国军。救国军以吴义成为司令，周任总参谋长，下率姚司令振山、柴司令世荣等九路(李延禄同志独编一抗日游击军)，并动员了大批爱国青年及共产党优秀干部充实救国军的骨干。救国军以额穆、安图为根据地，军队有组织的向沈海吉海一带挺进。
与此同时，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尚有下列各地人民游击队的出现：
(一) 巴彦游击队：为中共北满党于三二年派出之干部所组织，以张聘扬(平大学生)等为首，数目达五、六千人，在巴彦一带与日军作战。
(二) 饶河游击队：在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左岸地区，以崔石泉(韩人〉、李学福、张景楷、李斗文为首，在富锦、宾清、佳木斯一带进行活动。
(三) 磐石游击队：在杨靖宇同志直接领导下，以中韩工农为基础。
(四) 珠河游击队：在哈尔滨东，以李启东(韩人，云南讲武堂十七期步兵科毕业)、赵尚志等人为首，在中共北满省委及珠河县委帮助动员下组成。
(五) 东南满联合游击队：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王德泰等人为首，为中韩人民联合抗日游击队。
(六) 宁安游击队：以张建东，于洪仁等为首，在吉东宁安县委领导下组成，先为抗日农民义勇队，后改为宁安游击队。
(七) 汤原游击队：以夏云阶、戴鸿宾为首，在中共地方党帮助下成立。
(八) 海伦游击队：由中共海伦地方党直接领导组成，力量不大。
(九) 密山游击队：在中共密山县委直接领导组成。
这时抗日运动的特点，从军队方面来说，有下列三种形态：第一是人民的军队，他们有组织，有纪律，依靠群众，以爱国知识分子及工农分子为基础，如上述各地之游击队，他们武装虽坏，但战斗力很强，因此他们能给日寇很大的打击。
第二种是旧军队，如自卫军，救国军以及和土匪山林队合流组成的抗日义勇军等。当时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田霖、阎孝直(飞云龙)、李华堂、王荫武等部队。这些部队的特点，是违反群众利益，内部派系复杂、军中容纳奸细，且作战大都表现消极。
第三种是救国军姚振山及柴世荣等的部队，其素质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合计以上三种军队，其总数不下二十五万——三十万人。虽然当时在满洲的日军已由三个师团增至六个师团，二十个左右的守备队，以及两三个步骑混成旅。但就全局观之，抗日军给日寇的打击较诸过去更加有效。如在敌人修吉会路时，曾用重兵步步为营，掩护修筑，而掩护部队却经常受到游击队的歼灭打击。中东路线由于抗日军的截击，交通几乎成停顿状态。此外吉敦线的列车、松花江的航运亦经常不断在抗日军的打击威胁之中，日寇所占各城市、据点，其情形亦无不如是。敌满洲驻军如板垣、清水等师团没有一个不曾受过游击队的打击。一九三四年的满东日报，曾根据日寇自己统计，日寇官兵在这一年“讨伐”中战死负伤者，达五万人以上，实际尚不止此数。
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共产党不仅以自己的武装积极行动，成为打击日寇的模范和主力，在政治⊥也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所有的抗日武装，如南满在杨靖宇、魏拱名(注：应为魏拯民)等同志领导下，把各种部队集中起来，改编为抗日人民革命第一军，他们进出于通化、临江、长白等地，并曾占领濛江、抚松地区。在东满以童长荣、王德泰、陈翰章、王润成为首，编成抗日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他们占领了东边四县，进出敦化、额穆。在吉东，以周保中、张建东、柴世荣为首，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包括吴义成、孔宪荣、姚振山的救国军及宁安、吉东游击队)，经常出袭宁安、牡丹江、穆棱、苇河一带，并曾占领绥芬河。在珠河一带，以赵尚志、张寿篯、冯仲云为首，组织了抗日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并建立松花江沿岸之联军司令部，包括珠河、汤原、依兰、通河、方正等地。以李延禄等为首的第四军也成立起来了。一时军威大振。
三、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
三五年春在中共的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地游击队统一起来了，全部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辖十一军。第一军为杨靖宇，第二军为王德泰、魏拱名，第三军为赵尚志、李兆麟(即张寿篯)，第四军为李延禄，第五军为周保中、柴世荣，第六军为夏云阶、戴鸿宾，第七军为李学福，第八军为谢文东，第九军为李华堂，第十军为王亚臣、苏安仁(注：应为汪雅臣、张忠喜，第十军正副军长，1941年1月30日同时牺牲)，第十一军为祁致中。
以上各军，以一军、二军、三军、五军等为其中之基干部队，成份最纯，作战力最强。改编后，军队中建立了各种制度，如教育、供给、政治工作等，在军事上更划分了作战地区，配合活动。
由于联军的统一和巩固遂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注意，立即于满洲增兵至三十万之众，不断的向联军进行“讨伐”。此时联军除坚持反“讨伐”战争外，也加强了对日满军的政治攻势，很多日军因受中共反法西斯以及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等思想鼓动，不仅爱看联军的报纸传单，而且发生了同情抗日联军的行动。如宁安日军七十八名，秘密逃向哈头沟去，经农民廖老头的关系，要转投抗日联军第二军，后因迷失路途，无人引导，不得已又转回宁安，被宪兵捕获处死。又如东城日兵三人，曾把讨伐队的子弹装满一汽车，偷偷地开往联军阵地，连车带子弹转送给了第五军，并留下一封热情的信。
在我政治攻势下，伪满军反正哗变的事也曾屡屡发生。如号称伪军战斗力最强的李寿山的《靖安军》，在辽东作战受到杨靖宇部一次严重打击，及政治宣传后，发生了大批的杀死日本军官哗变反正的事情，后该部开至吉东一带，与二、五军作战，因在我政治宣传下，又有大批官兵在军官吴刚、杨德仁的领导下，投降过来。至此，日寇急将其调回，并将残余三千人全部缴械，重新改编。其它警备旅及地方警察队等，由于联军兵威，亦多畏惧作战敷衍了事，从此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联军的力量的强大。
为了消灭这一“心腹之患”，敌人曾由南而北，由西而东进行了无数次“扫荡”，并严密防范从长春到延吉一线，企图把南北满抗日运动截然分开，还在群众中采取残酷的烧杀政策和归大屯、保甲制、连坐法等统治。同时，又派遣大批特务到游击区和抗日联军内部来，到处破坏，并在中韩人民杂处之地，挑拨民族感情，企图使中韩军民互相冲突。但这些阴谋诡计，很快的都被东北联军团结有组织的群众揭露粉碎了。
四、抗日联军的辉煌战绩
一九三六——三七年是东北抗日运动高潮的时期，中共除坚持与扩大东北的抗日运动外，并与关内爱国人士取得联系。联军曾特派张健东、李延禄代表东北抗日军民到京沪平津各地要求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出兵援助东北，虽未获实际效果，但扩大了联军的影响，兴奋了祖国的人心，一时长江下游各界如马相伯等爱国人士，及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诸将军多解囊相助;张学良将军亦再三派遣自己的代表信使往还，表示国仇家难誓死雪洗。西安事变前后，联军复派代表奔走呼吁，援助平津学运，支持绥远战争，并数次通电，主张全国抗战，指出东北地位的重要。三七年上半年，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按照南满、东满、北满三地区划分军区，改抗日联军十一军为三路指挥，第一路总指挥为杨靖宇，魏拱名同志为政治委员，其基本部队活动于南满及朝鲜北部;第二路军总指挥为周保中同志，其部队以五军柴世荣军为主干，包括四、七、八、十、十一(注：十一军归属三路军编制)各军，活动于东满，直达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左岸;第三路军总指挥为张寿篯同志，政治委员为冯仲云同志，其部队包括三、六、九军(那时夏云阶同志已战死)，活动于北满。各路军都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及良好的军民关系，办学校，出报纸，组织群众，造成了蓬蓬勃勃的抗日高潮。
同年，东满和北满地方人民政府成立，直接与日伪满政府对峙，一时在人民政府领导地区的广大城镇乡村中，遍插起抗日的旗帜。群众高唱抗日歌曲，处处欢迎抗日联军。许多敌占区的居民亦多受此影响，偷偷搬来。每遇敌人“讨伐”时，群众即组织自卫军，担任通讯、担架、侦察、警戒等工作，甚至抬着土枪，配合联军作战，宣誓要死守根据地。这是东北抗日运动的顶点，也是联军所谓“骑大马过大山”的顺利时代。
七七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更加积极活动以打击敌人、以援助关内抗战为中心任务，攻城夺寨、破坏交通，到处袭击敌铁路据点。在南满，杨靖宇部展开攻势，由东而西而南，曾几度进出南满线，威震朝鲜，消灭日军守备队甚多。在东满，沿镜泊湖岸及汪清、延吉、敦化间，第二军陈翰章部予敌人打击尤重。此外，由于全国抗战的影响及在联军的号召与攻势下，伪满军普遍动摇，首先有宁安警察大队李景文(注：应为李文彬)部全部反正，投降了第五军，且在牡丹江、佳木斯一带，屡次给日寇部队以极大的打击。接着满军三十八团大批发生叛变，投降第六军。号称满伪军精锐的二十九团赫奎武部，亦在其部下杀死了日本军官十余人后，全部投降于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一时影响所及，反正抗日之举不绝。
五、艰苦奋斗的时期
一九三八年开始，日寇在满洲增兵至四十万——五十万，不断的向联军“讨伐”，企图消灭其心腹大患。三八年至三九年间战争异常激烈，各地联军均遭受重大损失。南满杨靖宇部在击溃日满军精锐三十四、三十二两团，斩俘数千人，冲击了日寇一个军管区兵力的包围，杀开了八道帐篷之后，终于在敌人重兵追袭下不得不向东北东部山林撤退。临行时根据地群众扶老携幼，迤逦随行，声言愿和抗日联军同生同死，不愿再受日寇的压迫。
北满、东满情况更加严重，日寇企图用计诱引联军部队齐集下江(松花江)，好一网打尽，结果被我识破，未能得逞。此时日寇所到之处，极力破坏游击区，不惜用毒辣手段将与抗日联军有关系的群众尽行杀光。以抚远(注：应为抚松)一县为例，该县植人参的散户五、六千家全被残杀。沿辽吉边区长白山麓之牡丹岭、老松岭，沿牡丹江两岸，及乌苏里江左岸，所有山边村落，山中的猎户，全部被日寇驱杀殆尽。以伪三江省而言，过去人烟熙攘，居民热心抗日，日寇称之为“共产党的乐园”，烧杀过后，早已是一片荒凉了。
此外敌人更厉行“集团部落”和保甲连坐政策，将山沟森林中的零星居民全部集中起来，深沟高垒，以日寇正规军为主，屯田兵为辅，还有准备队与特务警察，把联军与群众的联系完全断绝了。
这是东北抗战最困难的叫期。东北抗日联军这时几乎完全生活于冰天雪地、丛山密林间，时与野兽同居，饥寒相伴，没有房子住，便背着斧锯，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砍倒大树，建造“密营”。后来“密营”又遭敌人破坏，从此他们就经年累月的在雪地上睡觉，火堆是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腿骨痛时，火堆又成了他们的医生。有时候在倾盆大雨中，地下江成水滩，他们便在水中垒起断木，冒着雨，穿着湿衣睡在上面。这情形曾一连半月以上。没有粮食吃，他们便抢夺敌人的牛马或以草根树叶为食。因为每吃一顿饭，都必须以血肉和生命来换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曾吃过树皮、马皮，甚至脱下自己脚上的靴煮食。数十天不见一粒粮食的事是极平常的。有时候他们因为饥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很多人跌在地下就不会再起来，哨兵必须倚着树身站岗。一根稍粗的断木他们不用很大的气力就不能跨过。一到冬天，风雪寒冷的威胁在丛山密林中更加严重，大雪常深达腰际，偶一不慎，便会被风雪掩埋起来。由于敌人的封锁，他们买不到棉花和布匹，衣衫单薄，常有冻掉脚冻破脸甚至全身冻僵而死者。平常手一拿出来就即刻冻白，一离开枪栓手指就会粘下一层皮来。
这时候，虽有许多群众冒险于夜间组织运输队以粮食、布匹、食盐、火柴等物供给联军或将粮食留在地垄里，上面盖以土雪，任联军挖食，但十有八九都遭日寇惨害。以致联军冻死饿死者为数极众。
然而联军并不因此气馁，他们仍然没有一天不行军作战，没有一天不设法打击日寇。群众也并不因此屈服，仍然结群集伙，纷纷参加联军，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下和敌人奋战，至死不屈。
六、周保中同志独撑危局
一九三九年，满洲日军增加至七十万之众，以四十万用来“讨伐”抗日联军，战争达到空前频繁与残酷的阶段。马屁盔山、莲花泡诸役，联军伤亡数以千计。三九年五月，王德泰在南满桦甸大蒲财河战死(注：王德泰已于1936年牺牲)。接着杨靖宇同志亦于四○年二月二十日(注：应为二月二十三日)在濛江殉国。他的战友魏拱名、周旭杰、曹亚范等亦相继牺牲。一时抗日联军将领及中共省委县委以下优秀干部牺牲者甚多，大部分部队亦多被日寇击溃，那时候邓铁梅及王亚臣已被击溃，李延平、王光宇双双战死于北满松花江一带。于九江亦告兵败。(注：于九江实为策划叛变被处决)而一部分民族败类如谢文东、李华堂等却在严重的考验下，在一九三九年春先后投降敌人。此时中共鉴于形势的严重，乃一面改组党及群众组织，埋藏起来，进行潜伏活动，一面极力将军队加以整编，西部以金日成、陈翰章、陈名亚为中心，依据敦化、王爷岭及镜泊湖以西地带进行长期苦战。东部以柴世荣、王汝起、张镇华、黄玉清为中心，在牡丹江、宁古塔及松花江下游地区活动。另一部崔石泉、季清江(注：应为季青)、李文彬等部，继续在乌苏里江左岸依据完达山脉，分头活动。其中王效明部直达江边，截船攻岛，给日寇运输及捕鱼等小队很大打击，一时插着抗日红旗的船只曾沿乌苏里江欢唱行驶。
此外，完全出敌意料之外，联军北满第三路军在张寿篯(李兆麟)、戴鸿宾等领导下，突入黑龙江平原，切断滨通线(哈尔滨至通化)，攻占克山、拜泉，进入三肇地带(肇泉、肇源、肇州)，引起敌伪很大惊慌。当时哈尔滨伪满航空学校三百余名学生，激于义愤，群起暴动，向肇泉移动，准备参加抗日联军，但不幸为敌寇追击，于中途全部消灭。以上这些活动，都以中共吉东省委为中心，以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同志及其战友柴世荣、崔石泉、张寿篯、冯仲云等同志共同支持，因此敌人对周恨之入骨，到处画影图形，悬赏捉拿，并且曾宣布：如割得周保中一两肉可换一两金子。且曾直接下战书给周将军，其中称：“周保中将军，你若真是英雄，请摆开队伍来打，不要老是偷偷摸摸的袭击……”。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于四一年冬在满洲增兵达百万，同时关内正面战场日趋消沉，使日寇便于集中军力进攻抗日联军，企图消灭共产党。此时情况更加严重，抗日联军弹尽粮绝，日以菌类野草觅食。群众完全被隔绝，数十天不见一人，即令偶尔见到一两个山中猎人或伐木的樵夫，亦大多数是被敌人训练的特务奸细，一见到联军人少，则加以戕害，人多就跑去报告日寇。平时联军行动为了避免敌人寻迹追击，需要消灭雪迹，广设疑路，以迷惑敌人。战争之苦实出人难想之外。许多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非死于敌人的枪弹，即死于冻饿。最后，迫不得已，在周保中同志领导下，不得不分散军队，组织极秘密的游击队，依据完达山脉，奔板子岭与北满东西兴安岭，进行游击活动，非到有利的条件下不袭击敌人。如遇敌人大部队来袭时，或隐蔽于密林中，或作数百里的大转移，以保存仅余的部队及各部妇孺病弱同志。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最难支持的时代，但在周保中同志坚贞忠勇至死不屈的意志下，终于支持下来了。在此期间，部队中由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及铁的纪律，从未有过叛变者。他们很久以来即与中共中央及关内党断绝了联系，完全是孤军苦战，因此敌人曾绘了这样一幅漫画讽刺他们：画中画抗日联军站在一棵大树上，下面是“皇军”，在砍树，树已经倾斜，眼看抗日联军就会掉下来。敌人企图以此来动摇联军的军心，但是，联军同志们看过后，都气愤愤的说：“现在无论如何不会掉下来，下来的时候还在将来，那时候不是从树上掉下来，而是从上面跳下来，歼灭你们!”
一九四三、四四年，抗日联军的分散部队曾在绥化、东兴、庆城等地出没无常，不断给日军以打击，并破坏其军事设备。东部王效明、姜信泰、刘雁来所部，在松花江下游秘密活动，并以小部进出牡丹江、西苇河、宁安、敦化一带。金日成部亦有计划的分布到辽吉边区地带及延边北部。在哈尔滨附近，联军农民将领王名顺部始终坚持对敌斗争，至死不屈。他们只能作三五人的小组活动，然每到一处必袭击车站，破坏交通，尽力恢复东北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坚定人民对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并以实际活动告诉敌伪：无论如何艰苦牺牲，东北抗日联军是消灭不了的。
七、东北抗日联军的复起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满洲形势突起变化，全东北各地分散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周保中早日准备计划下，到处蜂起，在日寇各条战线后方打击敌人，搜剿残败敌伪军，协助红军作战，并于苏军占领区协助维持秩序，领导人民进行民主运动。联军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经过干锤百炼而培养出来的一批干部，已均在群众热烈欢呼下出发至东北各地参加工作。现在东北抗日联军已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分布于东满、北满各地，部队总数已达十五万人。目前已和在关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原东北军张学诗、吕正操、万毅等部及热辽的八路军合组成将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准备为争取东北人民的民主自由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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