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1865～1898 )
“我愿将身化明月，照君车马渡关河。” 谭嗣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翁同龢和谭继洵为同年，其日记说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1896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等人。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设立时务学堂。1898年，创建南学会，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
谭嗣同的《仁学》可说是十九世纪中国哲学最大的尝试，欲熔古今中外学说于一炉，既引入西洋学说，也引申佛家思想，内容甚为庞杂。其立论则是，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仁学?自叙》中有：「今则新学竞兴，民智渐辟，吾知地球之运，自苦至甘」。这看似是乐观的看法。但他对世道却有「大劫将至」的危机感。他又以为：「缘劫运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之。」，大力引用佛学，尤其是华严宗演说其仁学理论。
谭嗣同与唐才常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蔡锷即其学生。他主张:「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他认为，宇宙天地不知是经几千万亿年演化而后有人，「故人，至贵者也」。而人又经千万年进化，才产生了《诗经》和《书经》等典籍，所以他又说:「诗、书，人道之至贵也。」其意指必须有文化道德，人才不会沦为鸟兽或野蛮人。
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陷入危机，谭嗣同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18日夜，谭嗣同前往法华寺争取袁世凯支持，杀荣禄、囚慈禧，袁世凯未为所动，谭嗣同终究被捕。谭嗣同制作有「残雷」、「崩霆」二琴，也收藏文天祥的「蕉雨琴」，琴上有铭文「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相距六百年，谭嗣同和文天祥竟都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
坂本龙马(1836－1867)的故事多次被搬上大小屏幕，是日本人心中的国民英雄，其实一直到1950年代，坂本龙马在日本民间的知名度并不高。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龙马来了》，把龙马塑造成一位幕府末期尊王攘夷、促成明治维新的剑侠典范。司马辽太郎的妙笔，使死于非命的坂本龙马在日本人的想象中再生。
在清末名人中，谭嗣同集侠客、诗人、思想家的气质于一身，他的故事性堪与坂本龙马相比，两人都死于三十岁出头。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强化了谭嗣同的侠客形象、志士情怀。也披露了谭在狱中的题壁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并说，两昆仑 ，是思念康有为。其实，去留肝胆两昆仑，最直白的解释是：留下了忠肝义胆，如昆仑山般被人们所仰望。
据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谭嗣同的原诗应为「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现在所见的「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梁启超更改的。
根据梁启超的《谭嗣同传》，谭嗣同曾到日本使馆和他相见，他劝告谭嗣同一起出逃，谭嗣同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程婴、杵臼” 指春秋时期”赵氏孤儿”的故事。程婴和公孙杵臼为保全赵氏孤儿，一人杀身成仁，一人忍辱负重。”月照、西乡” 指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月照和尚和西乡隆盛。月照与西乡是推翻幕府之同志，在走头无路之际，一起投水自尽，结果月照溺水而亡，西乡隆盛被人救起，脱险后继续奋斗，终成大事。谭嗣同在面临被补时又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启超在逃亡日本时另有诗作《去国行》：” 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南洲翁，是西乡隆盛的别号。梁启超拿谭嗣同和自己的交谊，来与月照、西乡隆盛的故事对比。梁启超的文笔，感动了一时人心，既彰显出谭嗣同的侠义气魄，也抬高了自己的形象地位。但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在比对许多资料之后，指出梁谭之间”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这一段的对话，并无其事，而是梁启超的捏造创作，是梁启超当时为鼓吹保光绪皇帝和强化自己及康有为的正当性而作的。
谭嗣同的诗作，充满豪气，如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趋车燕赵间，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
驰马中原千里奔波，真可说是中国最后的游侠。“斗酒縱橫天下事，名山風雨百年心。”“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亦是傳世名句。另有赠其仲兄之诗:
“潇潇连夜雨声多，一曲骊驹唤奈何？
我愿将身化明月，照君车马渡关河。”
诉说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民族的苦难关头，只希望自己的心血智慧，能化为照亮民族前途的月光，默助有志之士去渡过重重险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