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留遗业艰难甚(孙中山，1866~1925)
“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孙中山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1918年4月，南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又利用非常国会，改为总裁七人合议制，并选岑春煊为主席总裁。5月，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直到1920年，陈炯明、许崇智将桂军、滇军赶出广州，孙中山才又回到广州。1921年4月，不足人数的“非常国会” 在广州召开，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孙中山欲北伐，陈炯明却反叛，孙中山又离开。
因护法行动一再失败，1923年初，孙中山又引桂、滇两军入广州，赶走陈炯明。之后，孙中山决定与共产国际合作，将大本营迁回广州，苏俄提供武器和财政援助，并派出军事及政治顾问。列宁派了鲍罗廷Borodin为顾问，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孙中山接受鲍罗廷提出的计划改组国民党，并力排众议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日后国民党的历史叙述称此为「联俄容共」。中国共产党则称之为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改写了国民党和中国的命运，但并不为旧国民党所欢迎。1923年，孙中山写信给蒋介石：“汉民与精卫皆不能以全副心情服膺此义，彼二人之性质，有调和现实之长，而不宜于彻底解决；如目前不生不死之局面，彼二人当易维持；要展开新局面，即非彼等所能胜任矣。”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是共产党员；担任中央党部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欲和北洋政府共商国事，结果病死北京。
《现代评论》1925年3月14日，刊出〈悼孙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这次远道北上，本想乘着北方政局稍有转机的时会，亲来促起各实力派的觉悟，共依国民的意志，改造政局。不幸他因身体的故障，未能实地活动，未能凭着他的人格和魄力，去感动实力派，转移政局。这当是他临终时的隐痛，--------但是我们要知道凡站在时代前头的人，多半是不能及身亲见其事业完全成功的。-----“
孙文临终前口授，由汪精卫笔录下遗嘱。《现代评论》1925年，3月21日，刊出汪精卫写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其中说孙中山在病床上的最后声音：”不知是呻吟，还是呼听。和平、奋斗、救中国，一声复一声的，约莫至少也有四十余声，渐渐的连声息也发不出来了。------
和平、奋斗、救中国，孙先生说时，是不连属的。这三句话，各自的意味，和连属起来的意味，应该让各人自己去寻绎，------”
各地追悼会所收到的挽联数以万计，相当地呈现了世人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
灵堂中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秦邦宪：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先生奋斗素志』
『追悼革命领袖，追悼国父，使民众痛哭失声』
唐绍仪： 约法坏，民国危，革命未成功，谁复能支大厦?
议和终，致位去，补天太无术，自愧有负使君。
当时既是中共党员，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李大钊作了一长联，部分内容如下：
“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辛亥革命的不徹底，使追隨者和初生的民國飽受災難。孫中山覺悟必須要有自己的軍隊來掃除軍閥，寄望蔣介石在廣州練兵。廣州黄埔陸軍軍官學校門口原有對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改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刻于校门口，做为对军校师生的训勉。
1921年，陈毅和其他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1923年，陈毅辗转进入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领导学生运动，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工作。陈毅在西山参加了孙中山的葬礼，作了诗：
，
“你是一个泪尽了的鲛人!
你是一只血干了的夜莺!
你是光明的战士!你是民族的母亲!
……
试看国门，已被外寇拥进!试看国土，已被外寇并吞!
你如今归休了，能安否，你的亡灵?
谁是你的后身，能秉着你的精神?
谁是你的后身，能守着你的遗命?
又谁能如你一样，完毕了革命的工程?
……”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北京《国民新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有一篇鲁迅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说：“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 (作者：陈健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