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签署诬告条约，这半个月却过的比较轻松，似乎忘却了有一个官司在9月12日。
好心的亲戚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劝丰子胡撤诉，好好谈，不要弄得很难看。丰子胡不这样认为，他自我感觉一向超好，博士，UCLA教授，这样的头衔，加上新衬衫，笔挺的裤子，贵重的眼镜片和流利的英语，风流倜傥，活生生一个美国“上等人”，怎么会输给一个瘦弱，英语都结结巴巴的中国女人？他可以从容不迫地睡到７点半，笃悠悠喝完咖啡，再出门上法庭当原告。而他的对手我，5点钟起床，此时已经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绷紧了神经开了一个多小时车，体力，精力，心力他都占上风。
前一天晚上，我把法庭辩词用谷歌翻译好，修正一下，一遍一遍地播放，仔细听。那谷歌翻译真好，念的音很准，只是语调有些失衡，女儿在一旁调皮的笑弯了腰：“哈哈，妈咪呀！你就把这个录音下来，带到法庭上播放，你就不用背书了！”不过也是，这几天我的英文水平大大提高。任何事都有它好的一面，这样强制学习，进步飞快。
9月的天已经有些凉意，12日早上5点，天色比上8月更加黑，门前的路灯瞪着黄灿灿的目光，一点也没有要下班的意思。我穿上黑色西装外套，和黑色厚西装裙，里面的黑白花衬衫的领子翻在外面，庄重中留点朝气。
比上一次出门晚了5分钟，这就带来巨大的危机。10号高速公路一路堵车，那付费的通道也便秘一样，使足全力，也只挪动一点点。我只喝了一杯白水就出门。路上堵了近3个小时，厕所也不能去，此时此刻分秒必争，我心急如焚，只要迟到，他就胜利了，我就在美国的法庭有个犯罪记录和行动限制令。我急，我急！我急得冒火！
已经8点半了，还刚到比华利山庄，我想完了！今天一定完了！丰子胡不用费心编故事，就可以大获全胜。我的头上将被强加一个屈辱的限制令，一个犯罪记录。我一边在公路上不断地换线转道，每一秒钟都似生死存亡！不！我决不放弃!就算今天因迟到而输了官司，我就上诉！请律师，卖房子也要上诉，讨回我清白的历史！我的决心上帝聆听了，他怜悯我，为我开道，8：40我到达了法庭停车场。看到还有身着西装的人们在缓缓走向法庭，我却是穿着高跟鞋，飞奔进入法庭大楼。
法庭的走廊里，人们已经开始排队，准备进入法庭。丰子胡满脸得意地排着队，他油亮的头发高出人群，一眼就望到了。我气喘吁吁地从他们队伍边走过，冲进了卫生间……。三个小时的开车，腿也已经麻木。
回到法庭，见到一个40多岁绅士模样的英俊白人，我问:“你是律师吗？我需要帮助。”我身心疲惫，远道而来，担心自己会在语言上输了官司，白来一场。
“是，但是今天，我不能代表任何人。”没有想到，他竟是今天另一轮的调解员。
昨天一个朋友说: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今天横下心准备见法官的，豁出去了！不知怎么回事，那个胖胖的黑人女警察丽莎，又让我和丰子胡出去,说再做一次调解。那个绅士白人史密斯先生，就是今天的新的调解员。美国的司法竭尽平和解决，仁至义尽，给与每个人充分的机会，男调解员，女调解员都调解了，还不能解决，再交给法官去判。不要让法官的宣判有一点点遗憾。
我说：“不用了，我们调解过了。”
史密斯先生说：“我再做一个简单的调解，很快的。”于是还是先跟原告面谈。丰子胡和他一样衣冠讲究, 两个正人君子，像是一对参加婚礼的兄弟走进了大厅，只是一个金发，一个黑发。
果然他们很快就出来了。史密斯风度翩翩地为我开门，让我进去，正好有好几个人也走进去，史密斯请他们换其他屋子，说是我们已经签了“保密协议”外人不易听。
作为调解员，他尽力保持中立的表情问我：“这份协议书你为什么不签，有哪几条什么让你不喜欢的？”
“都不喜欢！这上面全部都是按照他的要求写的，不公正。”我眼睛正视他，毫不犹豫地说。
史密斯继续：“噢，丰博士说他很满意这份协议书，每一条都很好。你觉得什么不好，告诉我好吗？”
“一条也不好！我们是人，总会意外弄错一些事，如果我不小心拨了错电话号码，或发了一个邮件给他，我就要罚3000块？这太危险，我不能保证自己做得到。”。这是真话，万一弄错了，就要罚3000块，就像我每天拿着3000块钱，提心吊胆地走钢丝，随时会掉下去，破财破相。
史密斯先生点点头：“那么我劝他把3000块惩罚拿掉，你同意签吗？”
我告诉把自己准备法庭发言，和相关证据交给他，还跟他说了丰子胡和阿五目前的状况，我说“那些保护女儿……”之类的条例都不合理，都应该拿掉，我才可以签。他看了文件抬头问我：“他离婚了吗？”
“没有。” 我说。史密斯先生皱了一下眉摇摇头。看来同是绅士外壳，内脏截然不同。
史密斯先生出去和丰子胡又谈了一个回合。
重新回到我这里，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刚才又和丰博士讲了，丰博士说……” 他一开口就“博士，博士”。
我立刻打断了他：“这里没有丰博士！只有丰先生。”人们总是以外表评判是非，丰的学历，外表给他很大优势。“他博士又怎样？”。我不能让丰子胡的外表和背景来主宰案件。丰子胡有教育，没教养；有文凭，没人品。知识犯罪伤人更深。
他有点纳闷：“我也可以称呼您……”，
我说“我不需要特别称呼。”心想我有“工程师”，“车衣工”，“牙医助理”“会计” 还有“妈咪”，您叫得过来吗？此时此地，只有原告、被告。我们学历不等，工资不等，背景不等，现况也不等，还有年龄不等……，但在美国的法律面前，我们是同等的。
我告诉他我没有给他办公室打过电话，并把电话记录给他看了。
“他可以说你用别的电话打。”史密斯确实是跟他对过话了。
面对着丰子胡的栽赃陷害，我愤怒起来,站起来说：“那么请他把那个电话号码找出来，看看跟我有什么关系！”
史密斯望着我无言。
我告诉他，我很很紧张，担心在法庭英文讲不好，希望能把我的发言和证据交给法官，直接由法官来判。
史密斯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说：“就是呀，所以我们要调解，在法庭外签约，你就不用上法庭了”。
史密斯继续说“丰先生不同意撤掉任何一条。也不同意改掉3000块罚款。”他也觉得没有希望调解了，准备收场，忽然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忧虑：“他是Ｄoctor,你能在５分钟里把他的人品介绍清楚吗？”
我说：“我会尽力，谢谢你！我们就上法庭吧。”这第二场调解，只用了一个小时，显然，男人和女人的耐心和判断力大不相同，凯伦她们的调解，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大院里善良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张妈妈。丰子胡真是有经验的老人专科。
图穷匕首见，所有的努力都做过了，调解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和这个风流倜傥的UCLA 的美国博士，将在法庭上赤裸相见，博出个“邮件骚扰大案”的美国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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