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地下党的谨慎使用,其实很容易理解,想想白天黑夜两张脸皮,时间长了真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老几了,解放前神经绷着,一旦放松也成问题,再说为地下斗争的需要, 各种稀奇古怪的关系,为了目的那时没人计较,解放了,根据地来的人掌权能放心么?--转载者
1948年12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保定成立。随后，这支年轻的队伍为接管北平城一路向北进发。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全体人员进驻北平城南郊的长辛店。
从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黄泥村出发时，这支队伍有114人。根据形势变化，一路上不断有新成员加入到这支队伍中。但此时北平城内鱼龙混杂、百废待兴。可以想见，接管工作必是千头万绪，而肃清敌特作为人民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更将纷繁复杂。为此市局领导谭政文等人在向北平市委汇报工作时，请求再增加一些干部，并特意提到天津地区有各大解放区情报部门及情报人员的情况。[①]市委书记彭真当即表示将向中央请示。
1949年1月初，中央批准了这项请求。自1月17日起，原各解放区情派驻北平地区的情报站（组）起陆续到北平市公安局报到，并入市局第二处（侦讯处）。[②]这些情报机构和人员，在肃清敌特、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北平最终的和平解放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当时到公安局报到主要有8个机构，因此在北京市公安局局史上被习惯称为“八大系统”。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这八大系统是：
1. 中共中央社会部直属的平津站，负责人冯基平；
2. 中共华北局社会部保满情报站，负责人王兴华；
3. 平西情报站，负责人刘景平；
4. 冀中公安局平保情报站，负责人张烈；
5. 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平汉情报站，负责人李宁；
6. 冀东区党委北平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安林；
7. 东北局社会部冀热察情报科，负责人任远；
8. 冀察热辽情报处平津站北平组，负责人刘茂田。
在其它史料中，这八大系统的名称略有出入。如刘景平负责的“平西情报站”，在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涌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为“华北局平西情报站”。在北京市公安局史志干部宋贵庚撰写的《北平解放前夕的情报策反工作》[③]一文中，由安林负责的“冀东区党委北平情报委员会”记述为“冀察热辽社会部冀东北平情报委员会”。此外，宋文中还提到：
“晋察冀社会部……有平西、平北、满城、石门、太原、冀中、冀东七个情报联络站，晋察冀社会部下属的冀中区社会部设有平保情报站（站长张烈）……”
根据以上文字，则至少“平西情报站”和“冀东区党委北平情报委员会”两机构的名称有待推敲。
以上差异的出现，不见得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这有可能存在简称的问题，也可能有新旧称呼的问题。为了明确这八大系统的名称，同时更为了在一个大背景下厘清这些机构之间的层级关系，笔者对这八大系统的名称及隶属关系进行了辨析。
在逐个解读前，首先要强调两个问题。
一是自抗战以来党、政机构建设及其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没有自己的政权。因此只有党的各级机构，没有地方行政机构。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苏区”成为党领导下的地方政权。1937年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经过长征进驻陕北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在中华民国框架内的合法地方政府。随着八路军向东挺进开赴抗日前线，新四军以及在广大日占区的各级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抗日军民开展武装斗争，开辟了晋察冀、冀热辽等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各根据地因大小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遵循“边区行政委员会－行署－县”构架建设。而党则以“××中央局（××分局）－区委－县委”的层级相应建立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基本都由抗日根据地发展而来，中共党组织及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机构基本上仍延续以上规律建设，只是由于一直处于战争期间，特别是后期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各地民主政权的层级、数量、名称变化频繁。
二是社会部系统与公安机关的关系。
193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建立中央社会部，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锄奸保卫工作和敌区情报工作的领导。简言之，社会部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领导政权保卫的部门。在中央社会部建立之前，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根据地抗日政权都设立了名称不一的锄奸保卫机关，有的叫锄奸科，有的叫公安大队，有的就叫公安局。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市，就于1937年底成立了延安市公安局。
在中央社会部成立后，锄奸保卫工作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党的社会部系统随之建立。而中央社会部于1940年下半年制定了《公安局组织体例》，规定：
“公安局是抗日民主政权维持治安的机关。各级公安局……是各级政权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门……公安局的组织从边区政府起……边区政府下设总公安局，行政公署下设行署公安局……县设县公安局……”[④]
由此各级抗日政权中的公安机关逐渐规范完善。
关于社会部与公安局的关系，时任中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在筹建北方分局社会部和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时的讲话很能说明问题：“边区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没有党领导下的公安机关，由党委出面抓人不行，由军队出面抓人也不行，特别是特种刑事案件的侦察，军队系统、境委部门出面都不行。所以，经过研究，要成立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即，公安局在地方政权的领导下工作，同时接受同级党的社会部的指导。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精兵简政等形势需要，党的社会部与政府的公安机关的人员经常是互有交叉，甚至在基层有一套人马、两快牌子的。[⑤]
在厘清以上两个关系后，我们就可以对“八大系统”进行解读：
一、中共中央社会部直属平津站。此情报站为中央社会部直属机构。
二、中共华北局社会部保满情报站。中共华北局在当时对应的行政区域是华北解放区。1948年5月，华北解放区由原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而原由上述两解放区下辖的冀中、太行、北岳等行政公署，即由华北解放区管辖。因此，此情报站应是宋文中提到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下属的七个情报站中的满城情报站。至于情报站叫“满城”还是叫“满保”[⑥]，或许两资料之一有误，或许是此情报站不同时期的名称。
另外，虽然没有发现明确关于中央直属部门与地方局之间的层级关系的资料，但参照建国初期大区政治局与中央部门的关系，可以视中央社会部与华北局为平级关系。
三、平西情报站。根据上面引用的刘文及宋文内容，笔者认为此情报站全称应为中共华北局社会部平西情报站。与王兴华负责的保满情报站一样，是原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下属的七个情报站之一。
四、冀中公安局平保情报站。全称应为华北解放区冀中行署公安局平保情报站。而宋文中提到的“晋察冀社会部下属的冀中区社会部设有平保情报站”，全称应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冀中区委社会部平保情报站，通过前文的分析，这应属于典型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五、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平汉情报站。全称应为中共华北局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平汉情报站。
六、冀东区党委北平情报委员会。冀东区委原属于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其时应刚刚划归华北局，全称应为中共华北局冀东区委北平情报委员会。
七、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冀热察情报科。东北局和华北局应视为平级关系。
八、冀察热辽情报处平津站北平组。因为资料的缺乏，不能确定此处的“冀察热辽”是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解放军冀察热辽军区还是冀察热辽行政办事处。但1948年12月26日，党中央为调整承德地区党、政、军区划，以上三个单位同时撤销。[⑦]但根据以上三个单位的级别[⑧]，其下属机构可视为与华北解放区各行政公署（区党委）同级。
根据以上分析，各情报机构的层级关系见下图：
北京市公安局建局时期“八大情报系统”浅析
除了以上八大系统外，根据以上资料记述，并入北平市公安局的还有王森负责的中央社会部直属五人情报组，以及晋绥调查局等单位单线联系的一批干部。他们都是有着多年情报工作经验的地下尖兵，他们的到来大大充实了北平市公安局的情报、侦察力量，其中部分同志后来成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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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参考文献：
《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陈廉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
《政法春秋》，刘涌著，内部发行，2003年10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区沿革》，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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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岁月如歌》（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档案处、政治部老干部处于2001年7月编）之《首都公安初创时期的工作回忆》，作者刘涌。
[②]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本书编写组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和《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1987年编）中均未提到“中央指示”出台的明确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史稿》中提到的1949年1月1日和《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中提到的1949年1月17日均是“各情报部门根据中央指示到北平市公安局报到”的时间。只有刘涌的回忆文章中明确提出“1949年1月17日，党中央电令……”。
[③] 收录在《北京公安史料专题汇编（第一辑）》（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1991年12月编）中。《北京党史》2009年第一期也刊登过此文。
[④]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第84、85页。
[⑤] 在《中国人民公安史稿》中，就有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与晋察冀边区公安管理处的例子，见第136页。
[⑥] 满城县是保定市周边的一个县，所谓“满保”应即为“满城－保定”。
[⑦] 摘自《解放战争国共热河省的争夺》，铁血网网文。
[⑧] 1947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将冀热察区划归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领导。因此，将分局名称改为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辖热河省委（由分局兼）、冀东、冀热察区党委（见《解放战争国共热河省的争夺》，铁血网网文）。后冀东成为华北解放区、华北人民政府下辖的行政公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60ba3e0101dvzo.html
1948年12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保定成立。随后，这支年轻的队伍为接管北平城一路向北进发。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全体人员进驻北平城南郊的长辛店。
从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黄泥村出发时，这支队伍有114人。根据形势变化，一路上不断有新成员加入到这支队伍中。但此时北平城内鱼龙混杂、百废待兴。可以想见，接管工作必是千头万绪，而肃清敌特作为人民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更将纷繁复杂。为此市局领导谭政文等人在向北平市委汇报工作时，请求再增加一些干部，并特意提到天津地区有各大解放区情报部门及情报人员的情况。[①]市委书记彭真当即表示将向中央请示。
1949年1月初，中央批准了这项请求。自1月17日起，原各解放区情派驻北平地区的情报站（组）起陆续到北平市公安局报到，并入市局第二处（侦讯处）。[②]这些情报机构和人员，在肃清敌特、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北平最终的和平解放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当时到公安局报到主要有8个机构，因此在北京市公安局局史上被习惯称为“八大系统”。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这八大系统是：
1. 中共中央社会部直属的平津站，负责人冯基平；
2. 中共华北局社会部保满情报站，负责人王兴华；
3. 平西情报站，负责人刘景平；
4. 冀中公安局平保情报站，负责人张烈；
5. 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平汉情报站，负责人李宁；
6. 冀东区党委北平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安林；
7. 东北局社会部冀热察情报科，负责人任远；
8. 冀察热辽情报处平津站北平组，负责人刘茂田。
在其它史料中，这八大系统的名称略有出入。如刘景平负责的“平西情报站”，在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涌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为“华北局平西情报站”。在北京市公安局史志干部宋贵庚撰写的《北平解放前夕的情报策反工作》[③]一文中，由安林负责的“冀东区党委北平情报委员会”记述为“冀察热辽社会部冀东北平情报委员会”。此外，宋文中还提到：
“晋察冀社会部……有平西、平北、满城、石门、太原、冀中、冀东七个情报联络站，晋察冀社会部下属的冀中区社会部设有平保情报站（站长张烈）……”
根据以上文字，则至少“平西情报站”和“冀东区党委北平情报委员会”两机构的名称有待推敲。
以上差异的出现，不见得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这有可能存在简称的问题，也可能有新旧称呼的问题。为了明确这八大系统的名称，同时更为了在一个大背景下厘清这些机构之间的层级关系，笔者对这八大系统的名称及隶属关系进行了辨析。
在逐个解读前，首先要强调两个问题。
一是自抗战以来党、政机构建设及其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没有自己的政权。因此只有党的各级机构，没有地方行政机构。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苏区”成为党领导下的地方政权。1937年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经过长征进驻陕北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在中华民国框架内的合法地方政府。随着八路军向东挺进开赴抗日前线，新四军以及在广大日占区的各级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抗日军民开展武装斗争，开辟了晋察冀、冀热辽等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各根据地因大小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遵循“边区行政委员会－行署－县”构架建设。而党则以“××中央局（××分局）－区委－县委”的层级相应建立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基本都由抗日根据地发展而来，中共党组织及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机构基本上仍延续以上规律建设，只是由于一直处于战争期间，特别是后期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各地民主政权的层级、数量、名称变化频繁。
二是社会部系统与公安机关的关系。
193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建立中央社会部，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锄奸保卫工作和敌区情报工作的领导。简言之，社会部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领导政权保卫的部门。在中央社会部建立之前，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根据地抗日政权都设立了名称不一的锄奸保卫机关，有的叫锄奸科，有的叫公安大队，有的就叫公安局。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市，就于1937年底成立了延安市公安局。
在中央社会部成立后，锄奸保卫工作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党的社会部系统随之建立。而中央社会部于1940年下半年制定了《公安局组织体例》，规定：
“公安局是抗日民主政权维持治安的机关。各级公安局……是各级政权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门……公安局的组织从边区政府起……边区政府下设总公安局，行政公署下设行署公安局……县设县公安局……”[④]
由此各级抗日政权中的公安机关逐渐规范完善。
关于社会部与公安局的关系，时任中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在筹建北方分局社会部和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时的讲话很能说明问题：“边区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没有党领导下的公安机关，由党委出面抓人不行，由军队出面抓人也不行，特别是特种刑事案件的侦察，军队系统、境委部门出面都不行。所以，经过研究，要成立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即，公安局在地方政权的领导下工作，同时接受同级党的社会部的指导。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精兵简政等形势需要，党的社会部与政府的公安机关的人员经常是互有交叉，甚至在基层有一套人马、两快牌子的。[⑤]
在厘清以上两个关系后，我们就可以对“八大系统”进行解读：
一、中共中央社会部直属平津站。此情报站为中央社会部直属机构。
二、中共华北局社会部保满情报站。中共华北局在当时对应的行政区域是华北解放区。1948年5月，华北解放区由原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而原由上述两解放区下辖的冀中、太行、北岳等行政公署，即由华北解放区管辖。因此，此情报站应是宋文中提到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下属的七个情报站中的满城情报站。至于情报站叫“满城”还是叫“满保”[⑥]，或许两资料之一有误，或许是此情报站不同时期的名称。
另外，虽然没有发现明确关于中央直属部门与地方局之间的层级关系的资料，但参照建国初期大区政治局与中央部门的关系，可以视中央社会部与华北局为平级关系。
三、平西情报站。根据上面引用的刘文及宋文内容，笔者认为此情报站全称应为中共华北局社会部平西情报站。与王兴华负责的保满情报站一样，是原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下属的七个情报站之一。
四、冀中公安局平保情报站。全称应为华北解放区冀中行署公安局平保情报站。而宋文中提到的“晋察冀社会部下属的冀中区社会部设有平保情报站”，全称应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冀中区委社会部平保情报站，通过前文的分析，这应属于典型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五、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平汉情报站。全称应为中共华北局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平汉情报站。
六、冀东区党委北平情报委员会。冀东区委原属于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其时应刚刚划归华北局，全称应为中共华北局冀东区委北平情报委员会。
七、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冀热察情报科。东北局和华北局应视为平级关系。
八、冀察热辽情报处平津站北平组。因为资料的缺乏，不能确定此处的“冀察热辽”是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解放军冀察热辽军区还是冀察热辽行政办事处。但1948年12月26日，党中央为调整承德地区党、政、军区划，以上三个单位同时撤销。[⑦]但根据以上三个单位的级别[⑧]，其下属机构可视为与华北解放区各行政公署（区党委）同级。
根据以上分析，各情报机构的层级关系见下图：
北京市公安局建局时期“八大情报系统”浅析
除了以上八大系统外，根据以上资料记述，并入北平市公安局的还有王森负责的中央社会部直属五人情报组，以及晋绥调查局等单位单线联系的一批干部。他们都是有着多年情报工作经验的地下尖兵，他们的到来大大充实了北平市公安局的情报、侦察力量，其中部分同志后来成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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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参考文献：
《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陈廉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
《政法春秋》，刘涌著，内部发行，2003年10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区沿革》，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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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岁月如歌》（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档案处、政治部老干部处于2001年7月编）之《首都公安初创时期的工作回忆》，作者刘涌。
[②]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本书编写组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和《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1987年编）中均未提到“中央指示”出台的明确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史稿》中提到的1949年1月1日和《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中提到的1949年1月17日均是“各情报部门根据中央指示到北平市公安局报到”的时间。只有刘涌的回忆文章中明确提出“1949年1月17日，党中央电令……”。
[③] 收录在《北京公安史料专题汇编（第一辑）》（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1991年12月编）中。《北京党史》2009年第一期也刊登过此文。
[④]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第84、85页。
[⑤] 在《中国人民公安史稿》中，就有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与晋察冀边区公安管理处的例子，见第136页。
[⑥] 满城县是保定市周边的一个县，所谓“满保”应即为“满城－保定”。
[⑦] 摘自《解放战争国共热河省的争夺》，铁血网网文。
[⑧] 1947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将冀热察区划归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领导。因此，将分局名称改为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辖热河省委（由分局兼）、冀东、冀热察区党委（见《解放战争国共热河省的争夺》，铁血网网文）。后冀东成为华北解放区、华北人民政府下辖的行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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