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明年,该是父亲的百年冥寿了。想想他老人家的一辈子,感慨很多。
他的一生,比之大多数中国人,算是过得很不错了,但就他自身的机遇而言,总差那么一点。幼年祖父就职盐务,收入颇丰,日子很好过, 私塾读了近十年, 国文底子极厚,尤其《左传》,几近倒背如流。在华西协和高中时,正值抗战前夕,为求造枪造炮打日本鬼子,入重庆大学学了冶金。毕业时因祖父离职,原定出国计划泡汤,至解放的十余年内,时局动荡工作不稳,虽有任职上海工务局之肥差数年,但未曾真正从事本专业工作,很不爽。
1950年被招聘到了东北,屡屡立功而获升职升薪, 干劲更加倍长。调到上海之后,更是得心应手,万幸57年没有中奖,往后咱就不讲了。
1920年祖母和父亲, 时年四岁于成都。
1960年的聘书,据说那年机械学会在山东泰安开全国锻造会议, 选择父亲和另一位锻造专家,参与那时的社会主义六国(苏联,中国, 东德,捷克, 波兰,匈牙利)合著一本《锻造》,作为中国的撰稿人。
几十年如一日,学习学习再学习。
多少年不间断,工作工作再工作。
大连船厂的热处理炉, 居多老爸设计。
1958年国家在武汉建造一座专事铸锻大件的工厂(471), 父亲受命主事技术,未料想那个三年来了,工厂下了马, 父亲于是调回了上海, 咋说呢,幸好俺家没去,否则我岂不也成了九头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