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港台：2014-11-30 16:58| 来源：多维 |
东方之珠香港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占中”运动还未彻底平息，美国弗格森又爆发大规模抗议潮。当中美这两个世界巨头同时被街头运动挑动神经时，有人从中解读出了美国社会治理模式的严重缺陷和失效，以及种族主义问题的根深蒂固，也有人从中看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街头运动时的全然不同。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言，街头运动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但这样的“家常便饭”显然已经褪去了政治斗争和推翻政权的色彩，更多地成了民众表达不满的渠道和有效路径。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全然不同，街头运动不仅很容易演变成国家主流政治斗争，并进而上升为“革命”，而且统治阶层对街头运动先入为主的紧张兮兮导致了其不可避免地过当防卫。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虽然同样是被街头运动搅动，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因其抗压能力的不同而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事件到香港“占中”，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不计其数的群体性事件，其中有进步也有难以掩盖的问题。进步在于，“六四”事件时，当局不仅主观上有选择地听，而且为避免情势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甚至采取了暴力手段应对之，不仅将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民众，而且还出动了极具镇压标志的坦克。但到了香港“占中”，虽然聚焦人数一路飙升，持续时间也跌破预期，但是当局已经不再以简单粗暴的手段处理。而且当港府出动防暴警察让事态进一步走向扩大化后，北京还紧急召开了一场常委会议，督促港府与学生平等对话。问题在于，因受“六四”事件影响，当局长期以来虽然努力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彻底转变，但是“六四”阴霾从未彻底散去，“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每每有民众走上街头，无论诉求几何，当局都会将神经提高至少八度甚至十度，过当防卫导致事态扩大化的案例比比皆是。
当同样的街头运动发生在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因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免于起诉引发的抗议浪潮蔓延至全美170多个城市，密苏里州政府甚至不得不向严重骚乱的弗格森镇增派1，500名国民警卫军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当晚发表紧急电视讲话，表示理解部分民众“深感失望甚至愤怒”的心情，但是也呼吁民众尊重大陪审团的决定，不要以暴力手段表达诉求。虽然此次街头运动的骚乱程度已经达到沸点，但是不得不说，从街头运动一路走来的美国，并没有表现得过于紧张兮兮。这种正常心态应对之的态度，至少部分的说明，美国官方从一开始就笃定，这种街头运动只是民众表达不满和合理诉求的渠道和方式，并不会上升到政治斗争的层面。
抛开时下被街头运动搅动神经的中美两个世界巨头，放在更大范围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层面来看，街头运动作为一种“直接民主”最简单的实现手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对美欧发达国家而言，19世纪也曾有过非常激烈的街头运动乃至革命。但是经过量变的积累，现在已然发生了“质变”。一方面，街头运动已经不对国家政治运行具有破坏力，它们带来的麻烦往往是社会治理层面甚至是治安层面的；另一方面，国家对街头运动已经有了足够的抗压能力。民众虽然走上了街头，但是诉求不过是停留“如何优化”的层面，断然不会升格为推翻现有政权和政治制度。比如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浪潮蔓延至波士顿、旧金山、西雅图等近百个城市，成为席卷全美的社会运动，却并未对美国制度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街头运动正是西方民主的一面反光镜。再如英国前不久的“占领民主”运动，即便是抗议政府的腐败和失效的选举制度，但是在警方的强制介入后也悄然退潮。
比照而言，街头运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却要剧烈得多。同样是街头运动风起云涌的2011年，突尼斯小贩因走投无路而自焚，引发“茉莉花”政治动荡，执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流亡。紧随其后发生的埃及抗议示威活动，最终也发展成为推翻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斗争的矛头也很快转向临时军政府。对中国这样一个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六四”事件留下的教训无远弗届。要知道，这场可以称之为“政治转折点”的事件，原本只是一场悼念活动，最终却演变为要求对抗通货膨胀、求职困难以及解决中共高层腐败甚至还包括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抗议示威活动，对中共执政思路的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值得庆幸的是，不断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共执政层，在面对街头运动时的处理手法已经不同于往日。如果说，“六四”事件暴露出了中国与真正大国之间的差距，那么“占中”则无疑让中国更接近于这一目标。从香港“占中”运动失控甫一开始，为了更好地“听”，北京便尽可能置身事外，给予香港政府充足的空间和自由去处理内部事务，化解危机。当港府处理手法失当后，北京也并未听取军方鹰派鼓噪，盲目以武力过境镇压，而是选择在北京秘密召开常委会议来商讨应对事宜。事态渐次走向平缓后，北京一边借助主流媒体站稳舆论高地，一边增补各条战线加紧收风。诸如类似的做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盲目躁动可能引发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失控。
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不断改写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中国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牵头者，在面对街头运动时更加自信和接近现代国家的做派，显然在向真正的世界大国方向迈了一大步。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一大目标予以确立，且11月份召开的四中全会罕见锁定依法治国的主题，更加说明了中国不仅意欲单纯以经济成就赢得世界尊重。对于在应对街头运动方面已经发展到相对“高级阶段”的美国而言，虽然面对游行示威时的自信表现是其抗压能力的直接外溢，但是具体到个案，确也暴露出了诸多社会顽疾和弊病，比如司法是否做到了在人人面前公正、种族主义为何久治不愈，选举制下的西式民主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诸如此类的顽疾，是街头运动一再集中暴露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套用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84》中的说法，“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同样地逻辑，关乎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治理的街头运动，中美两个世界巨头，谁控制了街头运动，谁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未来。而且这里所说的“未来”，绝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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