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创建初期，浓厚存在于农村中的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排外观念、太平享乐观念等，与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严重不相适应，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产生了诸多有悖于革命宗旨的倾向。
比如，顽固的宗族观念。这在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仇视城市的观念。一些人笼统地反对城市，当时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一些人笼统地反对城市，斗争一起来便要攻城，倾向于采用极端、暴力的途径，导致城乡的对立”。严重的地方观念。当时，第28团想去赣南打游击，因该团赣南人多，第31团想回浏阳平江，第29团想去湘南，湘赣边界的同志主张在边界游击，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使农民队伍很难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有的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了。有的农民来参军，一看不适应，很快又走了。这从后来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一个现象就可见一斑。当时，红四军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后，一些农军见稻谷正值成熟，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竟无人顾及，导致在豪绅地主的反扑下，汀州城得而复失。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这是一支纪律涣散的农民队伍。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打土豪”时把一个猪贩子的猪全没收了，可那个猪贩子并不是土豪。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大骂毛泽覃，还打了毛泽覃一耳光。毛泽覃当时急了，说：“你打我，你以什么身份打我？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后来，在朱、毛之争中，很多人拿这个事情反对毛泽东，批判毛泽东专断、专权。
可以想见，当时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内心有多着急！要改造这样一支农民队伍，极其艰难。不是大多数人在做少数人的工作，而是毛泽东等几个先进分子艰难地在做大多数人的工作。大多数人都这样，要全部改造过来，谈何容易！
毛泽东自己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否则无法完成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改造的使命，最终会被大多数人改造你”。毛泽东当时干的就是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周恩来最早起草了要求朱、毛离队的中央“二月来信”，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发现自己判断错误，迅速纠正调整，马上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来中央。
1929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政治建军，绝不单单是毛泽东的个人认识，周恩来也认为，政治工作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
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传达后，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中给中共中央写信：“中央，我病已好。10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长汀，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一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整个红四军争论的过程，古田会议争论的过程，最直接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朱德，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陈毅和支持毛泽东的林彪，还有将局面搅得更乱的刘安恭以及最后正确决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除牺牲的刘安恭外，其他人后来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领导人。
古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等人为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一支传统农民军队的改造，也避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这支武装再次走入农民起义的历史困境。
朱德与毛泽东从井冈山会师到古田会议，两人刚刚相处了一年半时间。通过争论，朱德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才干，最后心悦诚服。朱德后来说：“我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另一位是毛泽东。”
朱德同志曾讲：“在红四军的七大上，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级，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级，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还有人说我有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群众。”
陈毅后来讲：“不上高山，难见平地” ，在红四军干的时候，整天在那儿争吵，感觉不出来。到了中央，周恩来向他介绍全国的形势，介绍了红四军经验的推广对各个根据地的示范作用，令他大吃一惊。原来，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然是那么坚定地走着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出了这么宝贵的经验。
陈毅说：“在上海进了两个多月的训练班，才真正领悟到红四军奋斗的伟大，毛泽东实践的伟大。”
古田会议提出“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成分。”锻造一支新型军队，这是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所在。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决议》则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任何一次农民暴动、武装起义或国民革命武装。
当然，毛泽东作为领袖，他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因为在红四军七大以前，包括在罗福嶂会议、白砂会议中，毛泽东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也有作为政治家不够成熟的地方。比如说七大后，毛泽东辞职不干了，但自此以后的毛泽东，就再也没有主动辞职过。
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了职务的毛泽东要到后方去，周恩来当时取代毛泽东出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讲有问题还要找你，毛泽东当时讲“随叫随到，我到后方休息，有什么问题找我”。
可以说，在七大、罗福嶂会议、湖雷会议、白砂会议的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领袖。
“这支军队要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蒋介石最终把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点：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蒋介石最后还加了一条：“干部不准有私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