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有好吃这一口。在文革时期，因为经常上顿吃了下顿没到就饥肠辘辘，萎靡不振，有气无力。至今还留下反应慢的后遗症，有时被网友骂得狗血喷头，大笨蛋。那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像盼深山出太阳一般，期望打牙祭(吃肉)，每人每月供应一斤肉，分二回吃。只要妈妈那一句今晚开餐有肉的“圣旨”一下，心思老早不在学习上，只盼6点开饭铃一响，热腾腾的干饭，加上香喷喷的红烧肉。吃肉之后那种惬意感，是八零后，九零后，新世纪(00后)人不可能理喻地。
还记得每每教工食堂分肉，老师们也早早放掉手中的活计，急急忙忙赶到厨房，围城般的团团围在炊事员普大爷身边，眼睛鼓得老大，期望他手下施恩，给自己碗里多发几块肉。可是师傅采用共产主义的公平分配，铲子在手中灵活翻来覆去，准确性很高，所以每个老师的碗里的肉基本是半斤八两，大差不差。尽管等待时间不久，有些感情比较冲动，情商较高的人，比如成林老师，还抑制不住唾液腺的分泌，哈啦子不断流出，很是可观。
半斤肉对一家四口而言，每人一两三钱，远远不能尽兴。每次打完牙祭，仍然感到心满意足，可以散一会儿步。尽管只是昙花一现的满足(那点肉儿消化起来还是满快的)，的确很是开心。在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我家作为吃商品粮的教师家庭，时不时有点肉吃，比起住在2百米开外的村子的农民兄弟，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瞧瞧那些苦难的农民叔叔们，除了过年过节，吃肉是一种奢求，没门。农民兄弟们，即使遇到十年没交往的至亲来访不过是煎蛋加面条，已经是上宾待遇了。他们日常三餐也很可怜，照得见人影的稀粥，还得再加些青菜白菜的边叶或者树叶，因此我县得了一个绰号-稀饭县。听说，天上的飞机都听得到稀里呼噜喝稀粥的声音， 呵呵。不光是没有肉吃，炒菜也没有或只有一点点儿油。据说打鱼的渔民只能用姜搽一下锅底，鱼就自己给煮熟了吃。我老婆现在无论鱼大还是小，要把鱼鳞抛光，而我们当年必须把鱼的表皮打下来，油炸了吃。心脏五腑都不能扔，煮熟了吃掉。
记忆最深的是窃(窃食不为偷，因为孔乙己说过窃书不为偷)取家里的食品，偷喝几口冷饭，夹一块冷菜剩肉已成了我的拿手好戏。由于长期没有足够营养供给，肚子常常像有一只手要伸出来，那是一只要饭的手。供应小于需求，只好求助其他办法。怎么办？偷呗。在哪儿偷，正面教育告诉我，在外面的不行。我人小鬼大知道，不能偷别人的东西，一旦查出来就毁了一生的清白。所以万万使不得。在自己家里偷总行吧。无奈我妈不仅家法严厉，抓住偷盗后难免皮肉受苦。由于填肚子要紧，饿了的我不怕挨打，仍然要找吃的。可惜我妈不是省油的灯，有所防备。家里大凡有点什么好吃的都是上了锁的，我和妹妹，遍屋子搜索常常空手而归。记得有那么几次，她忘记锁装有月饼的柜子，千载难逢的机会被我逮了个正着。不光月饼，什么饼都行。还记得桃片糕，堆沙果子(一种CANDY--糖)都是我的好食品。当然不忘好处共享，苦难同当，也给比我小几岁的妹妹吃几块。吃得正在兴头上 ，突然想到不能再吃了，吃上一两个还行，吃得太多妈妈容易发现猫腻，会惹出麻烦来。究竟上次剩了几个她心里有数啊。
一般不敢在妈在家时偷嘴，怕她突然回家撞上惹麻烦。等她出差在外面参加政治培训班或传达什么中央文件。我们大可放心的找好吃的东西，但必须是柜子没锁的情况(现在想起来为什么不砸烂铁锁解放月饼呢？)，可惜这种机会不太多。有时妈妈学了中央文件，提高了觉悟，遇到好的心情会开恩，买回桃片糕或是盐锅盔(其实就是加盐的煎饼)，都是爽口解馋的主儿。每当这时我们会忘记对母亲的恐惧感，感到亲爱的母亲非常慈祥可亲。此话怎讲，有饼便是娘呗。
时代不一样，现今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小朋友们真是非常幸福，他们从来不必为吃而担忧，总是堂而皇之的吃完这箱翻那柜。我比我老婆还要开明，经常问我儿子，今天学校吃了什么，今晚想吃什么，究竟吃饱饭没有！可是不缺吃的小儿子，总是晚上就忘记中午吃了些什么。而且还常常唠叨，又长肉了，怎么办？我说一个小孩，怕什么长肉，一旦长大就要抽条(变瘦)，像我一样，虽不是瘦骨嶙峋，但想长胖没戏。有趣的是，儿时的我曾经胖过(估计是营养不良的虚胖)，人称大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