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饿死几千万，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论
毛粉不堪一击
讨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不是饿死了几千万，就像讨论八年抗战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成立于1949年一样荒谬绝伦，因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
几百年前的事情引起争议很正常，因为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已作古，无法调查；乌拉圭、阿根廷的事情弄不清楚也很正常，因为离我们太远了，不便调查。发生在我国的，大批亲历者、见证者还健在的事情弄不清楚，岂不是侮辱中国人的智商？更何况是涉及几千万生命的大事？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对待，实地调查研究，结合其它史料，真相一定能浮出水面。
饿死几千万，党中央是清楚的，也是承认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要知道，从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万人。19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000多万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数应在1000万以上。这还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
除了《党史》，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很多其他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等。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
前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
有人说饿死几千万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炒作”的、“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党是拥有60多年执政经验、8000多万党员的成熟大党，怎么可能连当代发生在自己国家的特大事件都弄不清楚？如果有人认为弄不清楚，他才是真的“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连这都弄不清，怎么有能力建设国家？怎么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还有人说饿死几千万是“重大谣言”，其想象力让人叹服。《党史》经过中央审查批准，《党史》的表态就是中央的表态，难道中央竟然幼稚到相信抹黑自己的“重大谣言”的程度？《党史》曾经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和最权威的专家），难道他们也被谣言欺骗了？《党史》还征求了中央许多重要部门的意见，以及各省省委的意见，难道他们也都听信了谣言？出版社追随“某些西方敌对势力”传播“重大谣言”，不怕犯政治错误？
这样一个“某些西方敌对势力炒作”的、“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谣言，居然骗过了党中央，骗过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骗过了专家学者，骗过了中央许多重要部门，骗过了各省省委，完全是人间奇迹啊！
所有中央领导和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亲身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有些就是来自安徽、山东等重灾区。难道他们想了解实情还要通过“某些西方敌对势力”？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把天下人当傻子？
饿死几千万，有无数具体的例子可以作证，比如安徽省凤阳县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像这样有名有姓有精确地址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人说“典型事例毕竟不能代替全貌，因为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并未饿死人的不同典型”，这话说得莫名其妙，没人说过典型事例能代替全貌。但是如果典型事例俯拾即是，足以反映全貌，因为如果饿死几千万是“谣言”，绝对举不出那么多例子。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各种证据：亲历者口述史、访谈，新华社记者回忆，学者研究成果，前政府官员回忆，地方志，解密资料，中央调查报告，等等等等，数量之多，已不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网络上赞同“几千万”的也大有人在。
如果饿死几千万是“谣言”，那么这就是一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群策群力，密切配合，积极响应，广泛参与”的轰轰烈烈的造谣运动！
那些否认大饥荒的人，我不信他们没有看过这些资料。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你把大把大把的资料亲自交他手里，他也会闭上眼睛不看，下次辩论，他仍然说“你说饿死几千万，为什么拿不出证据？”
这样一个再明确不过的问题，为何争论不休？因为有一部分人，不愿接受事实，偏要编造种种理由，千方百计予以否认。在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孙经先教授，他“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其理论核心是户口“漏报”和“重报”。
该理论根本不值一驳。
首先，它无法对那么多证据进行合理的解释。完全有理由相信，孙经先及其拥护者肯定看过那些证据——而且不止一遍。但是他们采取了鸵鸟战术，装没看见，因为他们既无法证明那些证据是假的，又无法用自己发明的理论解释。理论和事实矛盾，你说是事实错了还是理论错了？就是孙经先本人，对这个理论的谬误也是心知肚明的。
其次，驳“倒”的前提是它得先“立”起来，立都立不起来，谈何驳倒？你有必要打“倒”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吗？
为什么立不起来？因为他拿不出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证明过程，全是猜的。他说“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举几个例子还不是易如反掌？某年某月某人从甲地迁往乙地，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成为有双重户籍的人。某年某月某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他的《还历史以真相》一文，洋洋洒洒224页，一个证据也没有。不但没有任何具体实例，也没有任何文献资料，总之证据数为0。
这样的“理论”，我一天能发明几百个！
孙氏理论，也不符合常识。
3010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1072万人重报户籍，超过三分之一，可见这是多么轻而易举。显然，另三分之二要想重报户籍，也能轻易办成。如此说为真，则有两种可能：全国的户口管理人员都不懂业务，被钻了空子，或者全都失职渎职。这显然是对广大户口管理人员的污蔑。
他说：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1912万虚假户籍人口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这显然不合常理：既然1964年就发现了“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并修正了错误，为什么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1949—1982年每年户籍统计人口数据时，还要采用未经修正的错误数据？
他的唯一理论依据也是不成立的。他说：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迁入（包括婚入）：全户或者个人迁到新住地的时候，……交出迁移证或者缴验其它证件……后，登入迁入登记册。”这一规定存在明显的漏洞，这就是：在办理户口迁入时，可以不缴验迁移证，这就表明在迁移时可以不在原居住地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就能在新居住地办理户籍迁入，只要能有“其它证件”。这就为这一时期出现大量人口重报（含虚报）户籍提供法规上的可能性。
孙经先想当然地把“其它证件”当成“其它任何证件”了。他认为只要有了“其它证件”，就能重报虚报户籍了。但是户籍管理人员不会这么傻。你拿学生证、毕业证、结婚证、准生证、预防接种证、党员证、老人证、残疾证、借书证、工作证、教师资格证试试？它们也是“其它证件”，但都没有迁移证的效力。如果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证件管用，谁弄不来“其它证件”？岂不是人人可以重报虚报？
众所周知，第一手资料（也叫原始资料）可靠度高，说服力强，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首选。只有在寻找第一手资料十分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找到的情况下，才会采用其它资料。“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不久，搜集第一手资料易如反掌。但是孙经先和所有否定“3000万”的人，断然放弃寻找第一手资料，一头扎进图书馆，和统计数字死磕到底，这真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说怪也不怪，知道了孙经先们的“研究”目的，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了。据孙经先自己说，“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可见他的目的就是证明“饿死3000万”是荒谬的，这是典型的结论先行，先下结论，再找论据。由于第一手资料不符合他的要求，他果断舍弃了。由于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所以漏洞百出，闹出天大的笑话。
更加可笑的是，这样荒谬的理论，居然得到某些人的高度评价。不知我这篇文章，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吗？
估计很难，他们会捂住眼睛不看的。
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