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军代表的夺权，特别是与张锦花的分手，对周毅的打击十分沉重。我到歌舞团去看他，只见往日精神焕发和微笑时时挂在脸上的周毅，变得无精打采和精神萎靡，人也瘦了许多。
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有头脑的文化人，他既没有谴责秦小二的做法，也没有责备张锦花的变心。我当时对社会缺乏了解，满脑子都是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和观念，还愤愤不平地问，张锦花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对爱情的背叛？周毅反倒十分平静地说，她有选择的自由，再者说，强扭的瓜不甜。他又说，人生难免有坎坷起伏，跌倒也好，碰得头破血流也好，伤口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会愈合的。
我说，在你们歌舞团，常常有因为恋爱而打架斗殴的事情发生，你这种态度，团里人会不会认为你太软弱？他说，你没有看过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面有个人知识分子，他发现自己的妻子爱上自己的好朋友，他虽然内心很痛苦，但他最后选择的处理方法是，写了一封遗书，假装跳河自杀。文学书籍里那些和情敌决斗的描写，我认为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我想，周毅是对的。
有一句诗：“天上无云地下旱，过不了的日子另打算”。我在追求那位打字员没有什么结果以后，眼看30岁出头，不想再耽误时间，就把自己的婚姻问题匆匆解决了。周毅也是如此，经人介绍，他和一位电信局的郭姓女孩结了婚。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当时要求移风易俗，反对陈规陋习，一切都讲究革命化，所以一般人家的婚丧嫁娶都办得都比较简单。而我和周毅在贵州都是外乡人，除了本单位的同事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经济条件所限，婚事办得更是简单——我和妻子回北京探一次亲，回来请单位同事吃几颗糖，就算是旅行结婚。周毅究竟是如何办的婚事，我不得而知。
不过，他结婚以后我见过他的妻子小郭。从个子来说，小郭和我的妻子一样，都是典型的贵州矮个子。从长相来看，小郭与张锦花更是不能相提并论。显然，我和周毅的婚姻都谈不上是真正由于爱情的那种结合，无非是相见以后互相并不反感，于是匆匆结婚，了却一桩心事。
我一直弄不明白，就是中戏的毕业生为什么在贵州找对象都不顺利？比如我在《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里写的徐婉丽（化名），她是64年中戏戏文系毕业分到贵州的，她的恋爱和婚姻简直就是一个悲剧（此文见2013年12月笔者所发的博客文稿）。64年还有一个中戏舞台美术系的毕业生，他名叫张延奎，也是分到贵州省歌舞团。他苦苦追求一个歌队的女生，也是没有成功，最后他在灰心丧气下调离贵州，回到他的老家山东。还有我的同班同学吴桐琪，他的婚姻也是勉强为之，婚后打打闹闹，几年后离婚分手……当时有人说，文艺界的许多女孩不爱书生爱流氓；实际上，这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那时讲究的是出身成分和权位，而知识文化或大学文凭，一般很少有人看重。
话说回来。在文革期间，我们不仅找个满意的对象不容易，而结婚住房问题更难解决。当时全国所有城市里住房都相当紧张，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有切身体会。当时我们文化局机关的大学生结婚，实在没有办法，由于局机关不办公，有三对结婚后就住局机关办公室，其中就有我们夫妻。我和妻子结婚时，除了一张床是妻子家提供以外，其余的东西如桌椅板凳等都是原来办公室的。有些夫妻两个都是外地来的大学生，他们结婚就是把两个单人床搬到一起，把两个人的被子抱在一起，就算是结婚了。
至于周毅和小郭结婚是如何操办，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和小郭结婚后就住在歌舞团大门外的一间小木板房里，这间木板房可能就是歌舞团的一间储藏室。当然，那时也有个别造反派头头，就像当年土改期间把地主扫地出门一样，责令走资派从他们住的宽敞楼房中搬出去，让他们去住简陋的工棚，而自己一家住进走资派的宽房大屋。如我的那位吴姓同学，他尽管不是造反派头头，但他善于搞公关，他利用省文化系统造反派头头的权势，住进了原省歌舞团团长走资派贾某的单元房，贾某住的是三室一厅，他结婚时就占了其中一室。而周毅虽然在歌舞团掌过一段时间的权，他却没有这样做。
结婚以后，大家就把许多心思用在老婆孩子身上。因为当时几乎所有食品都是凭票供应，诸如白糖、鸡蛋、牛奶、猪肉，还有米面等等，都是凭票和凭证定量供应。老婆生了小孩，除了那些有关系可以走后门的人，还有就是跑长途的司机，像我和周毅这样的人，妻子生小孩，只能凭票买那点少得可怜营养品，假若要给产妇和孩子加强营养，比如买点骨头熬汤给产妇催奶，就必须费尽心思去拉关系想办法。那个时候，物资紧张，社会不安，人们要生活下去，几乎干什么都是靠关系和走后门，否则日子就很难过下去。
所以，周毅和我结婚以后，就是这样在生存线上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