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网上看到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顺便就看了一下。姜文过去在《红高粱》里的出色表现让我印象深刻，但他后来和李保田主演的《有话好好说》让我伤了胃口，从此不看他的戏。他们两个在片里“飙演技”，做作得要死，也把人看得累死。看过 《鬼子来了》后，又唤起我对姜文的好印象。在今天仇日情绪高涨的中国，这部戏就显得特别的有意思。《鬼子来了》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就是中国人“想做 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电影里河北挂甲台村的村民们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过着平静的生活，全然不觉得已经做了亡国奴。村民们和日本兵们和谐相处，俨然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样子。好像是游击队样的神秘人物把装着日军士兵花屋小三郎和汉奸翻译董汉臣的麻袋放在马大三家里，吩咐马妥为看管，说明将在几天后的大年三十来取人。有点小狡猾的马大三却想把这个责任分摊到其他村民，恐吓说如果有任何差池，全村人都会被杀。村民们夙夜不眠地看守两人，然而神秘人物却音信全无。花屋小三郎和董汉臣想尽各种招数发出求救信号，皆被村民化解。一晃半年过去了，村民们好吃好喝地喂养着日本兵和汉奸翻译，时时处于恐怖之中。他们担心事情暴露，于是议定将这两个人活埋了。但村民们虽然口头一致同意这个决定，却互相推诿，不愿承担这执行的任务。最后以抓阄来决定执行任务的两个人选。马大三不幸拈中了两个阄成为行刑人。但是马大三不忍下手，而他的相好，寡妇鱼儿正好有身孕，深怕这样做不吉利，会怀“鬼胎”。马大三悄悄将 花屋小三郎和董汉臣藏在长城断壁之间的山洞里。后来花屋小三郎和董汉臣还活着的消息被村民们知道了，他们都不答应，但他们既不敢把花屋等放了，也不敢动手杀人。于是村民们以一袋豆子的代价礼请前清刽子手，斩过满清慈禧太后的九大臣的一刀刘来结果花屋性命。一刀刘虽然故弄玄虚地吹嘘自己的能耐了得，但也不敢真杀了日本兵。他假装失手，未能成功，并委推这是天意。村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把花屋和董汉臣送到了日军宪兵队驻地，以换取粮食。日军宪兵军官酒塚豬吉率整个宪兵队去挂甲台村送粮食，并和村民们联欢。村民们都沉浸在一种和谐，共荣的气氛中。乡绅五舅姥爷兴高采烈地唱起大鼓，歌颂日军的英明。一向很傲慢的八婶子也情难自禁地献唱了一段评剧《马寡妇开店》。村民们此刻觉得和日本兵就是一家人一样了。一个村民还拍着日本军官酒塚豬吉的肩膀和他套近乎。但酒塚豬吉酒到酣时杀机毕露，将全村连大人带小孩杀了个一干二净，还放火烧了粮食和村庄。马大三因为外出接他的相好鱼儿，两人幸免于难。
此时日军已经宣布投降，日军官兵包括酒塚豬吉等均被被关押。 这时马大三假扮香烟小贩冲入日俘营用斧子砍杀。在国军捉捕马之后，高少校宣布为了维护法纪，决定处死马大三，并要日军用日本武士刀将马斩首示众。花屋被指定执行这个人物。花屋很专业地清洗了武士刀，然后手起刀落，马大三人头落地。
这部戏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的电影版。我同时觉得这是为鲁迅《灯下漫笔》做的最好的形象注解。鲁迅说“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可不是吗？挂甲台村的村民们看来都是有着这种做奴隶的基因的。日本人入侵了，暂时还没被屠杀，就觉得很不错，有了好主子，也很愿意善待这些日本兵。还管他娘的什么国家前途，民族大义。没想到日本宪兵队还送粮食到村里，与村民们同乐，那简直就是骨肉至亲一般了。所以一向骄矜的八婶子也抛头露面地唱起了《马寡妇开店》。殊不知侵略者毕竟是侵略者，他不因为你的一厢情愿的热情而幡然悔悟，立地成佛。到头来落得个血洗村庄，村民们个个成了刀下冤魂。村民们有过反抗的念头吗？几乎是想都没想过。中国人不吃眼前亏，得过且过，明哲保身的哲学解除了所有人的武装。只有一个衰老卧病的七爷一再嚷嚷着要“一手掐死一个”。但这位衰弱老者显然是被众人认为不识时务，没人愿意搭理他。更荒唐的是村民们竟然有了送回被抓的日本兵和汉奸翻译去换取粮食的念头和行动。这种保护和善待侵略者，还以此来换取利益的行为怎么说也算得上是认敌为友，助纣为虐的汉奸行为了。常常听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出的汉奸之多，是世界史上罕有的。也听说有几十个日本兵押着几千中国人去枪毙而未遭到任何抵抗的事情。我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具体真相，但我记得从小没有人提起过这回事。我们有那么多歌颂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小说，电影，电视，话剧，京剧等等，但从来没有一部描写或提起过南京大屠杀的。我相信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定会逐渐地揭露出来。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要杀死三十万中国人，那得要多少日本兵呀？以南京面积之大，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三十多万中国人就没有一点反抗的可能吗？如果有，那也该有一场像样的战斗或厮杀呀。那详细的历史记载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事隔七十多年才重新被提起呢？仅仅是因为现在要和日本为了钓鱼岛或其它事斗一斗的需要吗？我们中华民族竟是这样实用主义和短视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检讨一下在这场攸关民族存亡的斗争中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呢？
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奴性决定了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我们从来是认定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不管谁胜出，无论其代表正义或是邪恶，都被视为当然的主子。《鬼子来了》里的两个说书人扯着嗓子高唱歌颂日本皇军和大东亚共荣的书词。日本刚一投降，这两个艺人立即改唱赞颂抗日将士和政府的调子。当马大三被砍头后，其中一个就无比兴奋地说：根据这事儿编个词，一定会是一个拿人的段子。这真是应了“戏子无义”的说法。其实说“戏子无义”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艺人总是站在高台上，一举一动引人瞩目。有些不是“戏子”的官员，学者，两院院士，如像含泪的秋雨，羡鬼的兆山，写颂圣诗的大画家，共产党的喉舌胡环球等不仅不如戏子，连X子都不如。对不起，我这样说并没有侮辱性工作者的意思。我们知道，有些性工作者之成为性工作者只是为生活所迫。如果说挂甲台村的村民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何物是因为愚昧和无知，那这些所谓的精英，实际上的斯文败类则是利欲熏心，有意地与邪恶为伍，朋比为奸，坑害国家和人民。更可悲的是一些已经移民海外成为自由民的华人奴性不改，享受着西方的民主自由，却偏偏高叫拥护“明君”和“好的独裁者”。他们实在是做惯了牛马，已经不习惯像人一样站立行走了。戏里那个主张杀了鬼子的七爷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被大伙忽视。而我们现实生活里坚持抛弃奴性，坚持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人们不但受到独裁者的迫害，也遭到自己同胞的漠视和冷眼相待。我们这些普通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迫害这些为我们大家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先知者的队伍里。那个第一个唱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诗人就死于专制迫害之下。那位为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大声疾呼，受到世界人民尊重的斗士如今还被囚禁在狱中。想到这些，不禁感叹中华民族要向前迈进一步是何其艰难。
这个戏里的演员都很称职，表演都很自然，流畅，没有现今电影，电视里的那种过于夸张和表面化的“表演”。他们的表演让人看了不觉得累。其原因可能是这个戏里没有英雄。我最受不了中国演员演英雄，要么蹙眉瞪眼的，要么板着脸子好像便秘得很厉害的样子。再不然就歇斯底里地叫唤，让人受不了。这个戏里的角色都是所谓小人物，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这样的芸芸众生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和我们有着很多相同的优点和缺点。演员们在生活里稍加留意就可以找到角色的原型。当然，我并不是说演员不需要表演技巧，只是不要为表演而表演。
我觉得《鬼子来了》无论从剧本到表，导演都属于上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片子没能在国内公映。如果获准在国内放映，也一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这是一部反思我们的文化和传统的好戏，看这部戏需要有开阔的心胸和气度，要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中华民族要前进，要融入现代文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一定要做这个反思，要去除我们民族性里的奴性。这样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需要勇气。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民族会有反思自己的勇气，力量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