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底，我出国5年后第一次回故乡探亲。10月的一天，在县委工作现已退休的五伯父举行家宴，邀请我和父亲一起参加。作陪的有二表哥和八伯父。父辈一共兄弟九人，我父亲排行老幺，现在仅存五、八、九三人。
席间，五伯父向我讲述了他们兄弟三人想在有生之年，将年久失修的祖坟重新修缮的愿望。二表哥补充说，工程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家族庞大，意见分歧，尤其是长房子弟的从中刁难。他拿出一份协议书，是关于祖坟所在地上手水改旱的补偿条款。协议书的甲方为五伯父，乙方居然是长房大伯父家的二堂兄。
祖坟地被一个农户的水田包围，而祖坟忌讳进水，所以父辈们想通过协商的办法，用家族子弟的农田置换农户的水田，或者鼓励农户水改旱，父辈们给予补偿。二堂兄站在异姓农户的立场，千方百计地想向五伯父多要补偿费，家鬼害家人，这让父辈们非常生气。
我一看协议书的签字日期是1997年，心想，时隔八年，抗战都胜利了，可一个小小的祖坟修缮计划竟然还没落实！看来大家族的事情不太好处理。既然父辈们有求于我，作为家族成员，我也不好推辞，只好答应协助父辈们完成工作，了却心愿。
我的家族是古代名门，今日望族（二堂兄语）。唐初太史令傅奕是我们家的老祖先。家族子弟非常多，而且聪明又霸气。高考恢复头一年，族中共有兄弟三人考取大学，可因为二伯父是国民党悍将，解放初被镇压，一经政审，三兄弟一个也没有被录取。等到我考取大学时赶上邓小平上台，免去政审，所以就幸运地上了大学。这本身就够让家族子弟嫉妒的了，加上我家是小房，在族中没有地位，哥哥们从来没把我当回事，即便我娶妻生子工作多年后，他们在路上碰见我都还仍然叫我小名。这次要让我承担重任为家族办一件大事，我无论如何都得悠着点，因为闹不好就得挨哥哥们的“广栗子”，打得你满头是包。
祖辈就兄弟二人，解放前从楚国旧都寿春迁徙到我的故乡。堂祖父解放后是共产党的乡长，虽然没有文化，但为人热心、慷慨，靠着给人介绍老婆和工作的手段赢得选票支持。祖父于1941年病故，享年才38岁，身后留下7男2女。堂祖父自己也有2个儿子，加一块正好9个。我父亲当时还在奶奶肚子里怀着，两房14口人全靠堂祖父一肩之力扛着，那困窘，那艰难，可想而知。堂祖父对怀着父亲的奶奶关怀备至，父亲出生后他更是疼爱有加，出差远行回来，即便是深更半夜，他都要拿着手电筒照一照父亲的脸，看看是否有恙。父亲和五伯父的工作，都是堂祖父一手安排的。
尽管祖辈的长房对我们小房恩重如山，可以说，没有堂祖父、堂祖母的辛苦支撑，竭力关照，我们这一支绝对不可能完好无损地存活下来。然而，文革中长房的2位伯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我们小房的7位伯父（包括我父亲）极尽压制、排斥和打击之能事，导致父辈以及年长哥哥们感情上的严重隔阂、对立，年幼小兄弟们甚至彼此敌视。大家在修缮祖坟问题上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都主张各支修各支的祖坟。
伯母们的意见也不相同。她们出于不同的目的，提出不同的主张，这无疑也影响到伯父们的决策。五伯母不想让五伯父独立出资，故而提出“简单立个碑就行”的主张。当她得知五伯父得到我的支持后，为了打击我的积极性，逼我放弃，就故意在我跟前放风说，我父亲其实就是堂祖父的种。我母亲是基督徒，一贯反对父亲修坟祭祖，当然不同意他领着我去干她反对的事。妥协的结果是，遵照五伯母的意见，仅为我们这一支的祖坟“简单立个碑”了事。
面对族人不团结，修墓意见分歧太大，伯母们不肯花钱，小兄弟们忘恩负义等复杂情况，我和五伯父最后商议决定：
1、 单纯修墓，不参与协调任何家族矛盾，否则永无休止；
2、 不做任何宣传解释，只以三个长辈的名义向全体族人发一份倡议书，让大家知道有修缮祖坟这件事，并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样做意在告诉族人，修缮祖坟是大家的事，不是哪一个或两个的责任，有人愿意参与就给予机会，免得事后说我和五伯父抢了所有人的功劳，让老祖宗只“保佑”我俩不“保佑”他/她。
3、 所有开支由我先行垫付，工程完工后再向全体族人摊派，愿意给的不拒绝，不愿意给的不勉强，我和五伯父两人承担就是。
4、 作为大家族，祖坟不能太荒凉，既然重修，那就要修出特点，修出样子，所以，不必拘泥于既成的意见，可以酌情发挥。
5、 设计和施工由我负责，人员调度则由五伯父统筹。
根据这几条意见，我很快草拟一份倡议书，交由小兄弟们打印长辈签字后发至各支派手中。接着，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查看墓地现场，两整天时间拿出方案并画好图纸，包括平面图和施工图还有局部大样图，然后呈送给从事建筑施工行业的堂兄审阅，得到他的首肯后就去购买、订制墓碑和建筑材料。整个准备工作仅用一周就完成了。之所以这样急赶，就是怕夜长梦多，能在干预势力觉醒之前搞定一切最好。（未完待续）
祖坟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