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夫子的抱怨推定中国人并非中庸，并延请大贤亚里士多德莅临为中国人民解读中庸

'中庸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中庸是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继承中华文化就要弘扬中庸精神'、'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源'，··· ···

 

文人们吵吵嚷嚷地争论了一百多年，事情仍然没有头绪。只有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中庸，那可是中国人的国民性。

 

他们当然全都错得离谱，错得一塌糊涂天翻地覆。

 

'国民性'是个外来词，这三个汉字是日本被西方敲开国门后自我审视时创造出来的，可以算作比较文化学在东方的早期尝试。在中国紧闭的大门被列强们轰倒，中国人第一次不得不透过世界审视自己的时候，他的心情不是很好心态也不能说特别正常。所以他当时是带了一副有色眼镜在检视自己的。还有一件更加要命的事情：他的眼神儿很成问题。中国文人，我们知道的，虽然不是文盲但个个都是知识盲。他们都是背诵四书五经的好手，长于望文生义借题发挥把孔孟程朱钻它个千疮百孔稀巴烂，但是基本不通观察思考归纳总结逻辑推理研究之道。既老花眼，又戴个有色眼镜，他们就把世界看了个七扭八歪，把自己更看成了四不像，最后总结出来的中国人国民性是个实际解和期望值的大杂烩。前者的例子有'勤俭'、'隐忍'、'散漫'，等等。后者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中庸'，完全是从书本里读出来的与实际并无干系。不奇怪，中国文人从不知'考察'为何物，他们只精通'考据'的。

这是中国人自省的第一次尝试，缺乏基本功捣成了一锅浆糊也算情有可原。但是这些人后来都被尊为国学大师，浆糊也就永远地附在了中国人的身上，好像是另外的一张皮。大师们的结论谁敢去挑战呢？结果就是大家一起来附和着，就连鲁迅先生也不能免俗。今天人们说起'中庸'，难免不会想起鲁老爷子的那只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真个是毒汁四溅，骂得妙笔生花啊！记得他好像指的是我很喜欢的梁实秋先生的。

 

不过鲁迅毕竟还算是有些想法的人，对这个'中庸'的国民性是有过怀疑的。他在一篇自称为'学匪派考古学'的文章里以戏虐的口气提到了这一点。文章的标题就已经很妙趣横生：《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表示他这是篇戏作诸位别太叫真。鲁迅之为鲁迅，他是要针砭时弊的，时弊之一就是中国人的从来'偏激'。对自家人，常常的要'食肉裘皮'、'踏上一万只脚'的，有敌来犯，却说该'忍辱负重'了。当然这都是口头上的，真到行动时也就各自散去，和'中庸'并无一毫干系。“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 夫子自己就对他的同胞有些牢骚满腹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以他的交游之广，还是找不到中庸的人哪。郁闷！

 

国学家是这样来解读夫子的这句话的：我找不到中庸的人交往了，那就和狂妄或拘谨的人交往吧。这让人听起来孔夫子像是在破罐子破摔，中庸不得就闹偏激，很不成话。老头子听人这样糟践他，一定会有拿鞋底子使劲抽他们的冲动。他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段话是说：实在找不到中庸的人，那就和狂狷这样的人相交吧。'狂'呢，是说他很有进取心，而'狷'，是说他不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夫子的'狂狷'之人听起来简直应该全票当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模范，给当下的中国人民作作表率，但是在他老先生的眼里却仍然合不上'中庸'的高标准严要求。可见中庸之道的门槛相当地高，能翻过去的人恐怕寥寥。所以他又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 中庸作为一种德行是多么高尚啊！很久没有人能达到那个境界了！他这一感叹'很久'，就很久了两千多年，如今的中国是连'狂狷'也民鲜能久矣了。

 

孔夫子认识到中国人的偏激，于是就期望以中庸之道来调治。他的直觉很不错，药方开得也算到位。但是这味药具体怎么个服法他并没有能说的十分明白。他的后辈文人们当然就更加指望不得，他们只会望文生义地搞些同义词出来糊弄我们，终至于在鲁迅的笔下'中庸之道'被集结成了那只'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的叭儿狗。鲁老爷子自己，那当然是一点不中庸，他更喜欢'痛打落水狗'，很代表中国人民的。

 

不应当苛求孔子。按黑格尔的说法，孔子算一个不大得志的社会改革家实践家，理论水平则不太拿的出手，思辨能力更是提不上。但无论如何老先生看问题的直觉还是很不错，比起其它中国文人来他是出类拔萃的。要想搞明白中庸的核心所在，厘清'狂狷'与'中庸'之间的差距，我们就只能请出真正的世界级大腕，亚里士多德先生帮忙则个。

 

亚老先生说，这不难解释的。'狂狷'之人呢，既上进又守规范，确实是好的。我觉得中国人民曾几何时就是这样的，常常让国家领导们感慨说能管理这么好的人民真真好福气。但是要想做到中庸这就远远不够。中庸之道，它的核心在于理性地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选择合适的立足点。也就是说，何谓'中庸'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更因人而异，是一件须由每一个个体的人具体作判断的事情。因而'理性'还是'非理性'也就决定了一个人能否中庸。比如说'生气'这件事吧，我刚刚看到一篇博文《怒》，在讨论该不该生气这个问题。（呵呵，亚里士多德竟然也学会了穿越！）有读者评论说，想生气的话就生气好了，顺其自然。但我也听说过中国人流传很广的一首《莫生气》打油诗，劝人全然不要生气。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失偏颇而非中庸。该不该生气应当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该怒时不怒就不好，该小怒还是该大怒当视哪一个对解决问题效果更好，暴怒呢就是过犹不及了。所以中庸不是件容易的事，除开理性这个基本素质，还必须有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至于缺少理性的人们，中庸之道对他们来说就高不可及。而一个整体上理性不足的群体呢，就容易在这样的两个极端状况之间摇摆。一是因为人们缺乏理性判断选择的主观能动力，社会于是制定出诸多的规范以约束其成员。民众无须选择只须从众，循规蹈矩就好。这样的社会必定是僵死的，虽然招领导喜欢，于社会进步极不利。但是一旦既有规范遭到破坏社会就摆向另一个极端，蜕变为丛林社会，大家一起邪门歪道'狂'而不'狷'起来终至于乱象丛生了。概括起来就是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句话是我从中国领导人们那里学来的。真是非常的言简意赅啊！

 

听到这儿我就要笑死了：亚老你真行啊！确实是活到老学到老死了也不闲着。中文都会说啦？还'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真的假的，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