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或创意行业，目前在国内主要集中在文化艺术领域。西方人运用创意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经济、科技、体育、时尚、娱乐、餐饮、家政、甚至就业和婚介服务等，无所不用创意，无处不显新奇。其实，创意本不是文化艺术的专属，任何行业都可以用，包括一向以严肃认真著称的政府行政。在当今中国世风日下，贪官横行，传统行政施法手段根本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创意行政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本人虽然不喜欢政治，对无耻的政客时刻都想口诛笔伐、拳打脚踢，六四后更是发过誓，绝不为貌似孔子的“当代阳虎”设一计，出一谋，但我接受了基督的人生观后得知，为民请命的奖赏，在神不在人，所以，我还是愿意把自己思虑和积累的施政创意案例贡献出来，籍以启发政府中想有所作为的良心官员，裨益民生艰难的国内同胞。
有一本名叫《封氏闻见记》的唐人笔记，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它有很高的评价：“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书中第九卷记载了这样一则“奇政”故事：
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僭违，赋税常先诸县。去官竟不捶一人。
故事的白话翻译就是：李封为延陵县令时，对违法犯禁的吏卒和百姓从来不用刑法惩处，只是责令他们头上必须裹着绿头巾接受羞辱。根据罪行轻重，确定佩戴的天数，罪行重的，佩戴的天数多，罪行轻的，佩戴的天数少，直到核定的天数够了，才允许解下。延陵是春秋贤人季札的封邑，也就是今天江苏省的丹阳、江阴和常州一带，那里的百姓礼仪风浓，廉耻心重，戴着绿头巾出入民居和官府，非常丢人现眼，于是就互相劝勉，千万自珍自重，不可有非分之想，更不可以身试法。延陵县的官风、民风从此得到改善，就连纳税赋役的任务，都比邻县完成得好。李封为官一任，直到离开都没有动过刑杖。
这里所说的碧头巾，古文称作“绿帻”。颜师古注曰：“绿帻，贱人之服也。”诗人李白在《古风》中也有“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之句。可见，在唐代绿色为低贱者专用。“碧头巾”在当时尚未被定型为妻子跟別人通奸的意思，只是象征身份低贱而已。尽管郎瑛在他的《七修类稿》中认为，戴碧头巾之所以是一种奇耻大辱，原因是碧头巾乃春秋时妓女之夫的头上饰物。但多数学者还是相信，把碧头巾、绿帽子定义为妻子与外人通奸的人事（Cuckold），则是在元朝以后。
不管是身份低贱，还是老婆偷人，对唐代的当事人来说，都是严重的羞辱。李封的以辱代罚，效果远远超过以杖责罚，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颇为高明的施政创意。
日本和台湾在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方面，工作做得很细，经验也很值得中国大陆学习借鉴。我曾把台北市居民的垃圾专用袋，捎带了一包回内地，呈送给安徽省合肥市的环保局，希望他们能够照样订制，在内地开一个生活垃圾处理的好头。环保局的官员建议说，最好能在垃圾袋上突出本市特色。于是，我就想到了当地的大贪官王昭耀，决定把他的头像设计在袋子的正面，作为合肥市居民专用垃圾袋的特征。
中国城市太挤，人口太多，城市垃圾数量惊人，处理难度也非常之大。每个城市都应该像日本和台湾一样，有环保部门监制的专用垃圾袋供应全体市民，将繁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完成于居民厨房，这样做不仅能促进环保，而且能帮助节能，一举多得。而将已经公审定罪、下过结论的贪官头像印在垃圾袋上面，既让贪官本人和其亲属感觉羞耻，知耻而后“改”，又让百姓得以出气解恨，因为贪官所贪污的钱财不是政府的，也不是慈善机构的，而是全体老百姓的。此种做法，是否也可以称作是“以辱助罚”的施政创意呢？
倒台前的王昭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