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风整社(2)
我这才明白,难怪彪形大汉把我从学校里撵了出来,原来我们的教室成了临时的“犯人”羁押所,“监管重地,闲人勿近”。
在选拔的积极分子里,我们村只有一个。就是我在《志和正传》一文提到的,大家叫他青盖盖的郝志夏(化名)。
第二天下午还得去参加大会。我是一个软心肠的人,软心肠是没出息的代名词,对于打人的场面,实在不想去看。况且,我很惦念老庄沟的草坡,中午我已经割了满满一攀,要不是开会,还能再割一攀(背篼装满了,再把柴草叠加上去,用绳子捆在背篼上,是割柴草的专用词)。今天下午不去,也许会让邻村的人割走,真有点可惜。但是,在割草和参加运动之间,孰轻孰重,我还是能掂量出分量的。
在去叶家佛堂的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伍乡长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我相信,老师也多次在课堂上讲过。
在学校里看电影时,主片上演前,都要先放映一段纪录片。银幕上,一群穿着漂亮的花衣服,头上包着丝巾的苏联集体农庄妇女,坐在马车上,嘻嘻哈哈去城里游逛。那份高兴、闲适和幸福,简直让我们羡慕得要死。
一天,家住县委的一位同学,拿来了一份《人民画报》,有一页的主题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位集体农庄的主席,油头粉面,身穿笔挺的西装,坐在办公桌旁办公,宽大光亮的办公桌上还放着一部电话机。“呀!这哪儿是农民?比我们的国家干部还阔气。”女同学首先发出赞叹。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的把画报围得水泄不通。过后,争相传阅,无不慨叹:“我们要像这样就好了。”
但是,经过昨天的整社运动,我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知道过着全人类最幸福生活的苏联人民,当年是不是和我们现在一样,有过激烈地整社运动?
会场里依然很热,昨天的教育,使大家规矩多了,主持人一吼,人们便自觉迅速地坐到了会场。我猜想,大家的心里会和我想的差不了多少:不知道今天倒霉的是谁。
“郝志发,你上来。”主持人叶德清说。
郝志发是我们村农业社的社长,也许这一叫,他马上意识到今天要打郝家沟的人。他怕自己一去参加会议,挨了打的人,肯定会把仇恨记在自己身上,以后不好面对:“有啥事,你们研究决定就是了,我没意见。”
“郝志发!你上来!”叶支书突然提高了嗓门,在座的无不震惊。
“球唉!给你说了,有啥事你们研究,我没意见。”郝志发也来了气,大声回敬。
“你上来不上来!还把你没办法了,积极分子!给我揪上来!”
积极分子得到指令,一拥而上把他抓到了台前。这时,伍乡长慢悠悠地从学校门口迈了出来。
郝志发的身体被人牢牢控制住面向大家,他转过头来大声质问伍乡长:“为啥要抓我?我当社长当错了?”
“嗯,你当得好啊!你们村的社员不都拥护你嘛。”伍乡长不屑地挖苦道,“社员同志们!毛主席和党中央,带领我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个别干部,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不顾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有粮食不积极卖给国家,而是私分给社员,在社员那里买好,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自私观念。要是每个农业社,都像郝志发那样做事,那么,国家干部为人民服务不吃饭?工人造机器不吃饭?解放军保卫国家安全不吃饭?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搞不搞?郝志发这个坏家伙……”
“伍乡长,我冤枉啊!今年二三月里,大家真的是没有吃的了。共产党不能饿死人啦!”
“住嘴!你向乡上汇报了吗?乡上批准了吗?你们是哪一国的人?还要不要党和政府的领导?你冤枉,你在社员面前买好,我们倒成了臭虫,谁冤枉?”伍乡长说完,向积极分子翘了一下下巴。
惨剧又上演了。打人的听嗵声和挨打者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代替了昔日的经声佛号,在叶家佛堂的上空久久回荡。
突然,人群里“啊”了一声,坐在后面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女人们个个低下了头,大姑娘人人羞红了脸,我急忙伸长脖子,原来郝志发的裤子被打掉了。那时人们都穷,穿的是大腰裤,把裤子一提,折住后往下一戳一卷,裤子就不会掉下去。郝志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挨打的是他,就连郝家沟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也就没个准备。以至于挨了打,还丢了丑。
但是,积极分子却不管那么多,继续他们的“积极表现”。郝志发只得提着裤子夹紧臂膀,尽量护着自己的两肋:“冤枉!冤枉!我冤枉呀!”
郝家沟的社员们都深深低下了脑袋,他们知道社长是在为他们挨打,但是谁也没有办法。
“你还在喊冤,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你还冤枉?总有叫你知道不冤枉的时候!给我往死里斗!”
他被乡亲们同样抬了回去,正因为他喊冤,挨得不比杜XX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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