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艰难的外调函
机运连修理排吕排长，40多岁，祖籍山东，什么县、乡记不得了。老吕是大家公认的好人，技术精，工作勤勉，为人也厚道。按理这样的同志应是组织发展的对象，老吕也的确早就打过入党报告，可迟迟得不到发展。那时候的人把入党看做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至高无上的荣誉，表现不好也就算了，表现好而入不了党，那就是有问题，不是自己的政治历史有问题就是家庭有问题，老吕属于后者。据说他父亲曾是乡里的伪保长，有血案，这还了得，在血统论主导的社会环境里，多少人就这样被抛在时代的边缘，任你干得再好也没用，尽管老吕打小就失去父亲，没有什么印象。
我是1977年4月奉命组建机运连，那时“文革”已经结束，全社会都在拨乱返正，血统论也在土崩瓦解。但是在组织工作领域，“左”的影响还很板结。我了解了吕的情况后，决心解决这一悬案。经与上级有关部门联系，家庭历史情况还得调查清楚。于是我与营里商量发了一份函调，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当时经费奇缺，不可能为这事专门跑一趟。过了三个月，我已不抱希望的时候，回函来了，内容与过去大相径庭，说吕的父亲当时虽然担任伪甲长（甲长够不上“公安六条”），但是村里妇救会主任遇害一事与他无关。按理问题该解决了，可因内容迥异于过去的函调，为慎重起见，上级组织 部门建议再发一次。
又 过 了 三 个 多 月 ， 终 于 盼 来了回函，希冀着有一个好的结 果，了却一桩悬而未决的事情。谁知回归当初，再次证明其父是 伪保长，曾出卖村里的妇救会长 等等，事情再次陷入僵局。
这以后，又先后发过两次函 调，每次间隔三个多月，虽然回 函的证明人都不一样，却是一次 好，一次坏，莫衷一是，使人难 以定夺。期间营里的组织干事杨 乃田提示过，也许到所在县里的 档案局查敌伪档案，才能找到客观的历史依据。经请示营、团两级有关部门，均未同意，只能以发函调的方式继续。最后一次收到函调时，正值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我已离岗，无法再行使职权。如果说下乡近八年里有几件遗憾的事情留在了黑土地上，这算一件。
多年以后，在接待来沪的北大荒人时，了解到吕的组织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在稍觉欣慰的同时，亦感到我们国家曾经畸形的政治生态的可恶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