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秋后的一天傍晚，端阳放学回来，见奶奶屋里屋外忙着做饭，娘在院子里翻玉米，小石头儿光着脚丫儿在玉米粒儿上走来走去，不时被玉米粒儿滑倒，跌个仰八叉，开裆裤下边敞开着，小鸡鸡、小蛋蛋儿露出来，他也不觉得，反倒自得其乐，笑得“格格”的，他觉得这特别好玩儿。端阳放下书包，忙来帮娘弄玉米，一边说：“奶奶，娘，俺罗校长给学生开会讲了，说两天以后，上级就派工作组来咱庄儿，工作组进了庄儿，就开始搞土地改革，罗校长让学生回家向家长作宣传，无论家里穷富，都要抱好态度，是贫雇农的积极参加斗争，家里地多的人家，也要欢迎土改，不能对抗。”程兆兰从小饭屋儿里走出来，对苦妮儿说：“全庄人时不时念叨‘土改’、‘土改’，这不，说来就来了。”
工作组进村了，顾青山从方庄七区区公所把他们接来，安顿在村公所住下。工作组共三个人，组长叫廖纪水，长脸像刀削出来的似的，还有点儿瓦鼓，像鞋巴子，黑瘦，三角眼，眼光尖利，让人觉得冷冰冰的，从心里打憷，总是阴沉着脸，像谁都欠他二百吊钱似的，另一位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矮墩墩的，团团脸，笑眯眯的，像弥罗佛，叫刘胜，还有一位是个姑娘，名叫苗青，单瘦、精干，穿一身洗得发白了的旧军装，瓜子儿脸，齐耳的短发，待人热情，看见村里的什么事儿都觉得新奇。他们进村后，先村里村外转了转，紧接着就和顾青山开会。榆树村的大门小户，富家穷人，也在思量，议论，人们知道，这几个在村公所关起门来开会的人，将会改变村里的秩序，决定各家各户甚至每个人的命运，天真的要变了。
程家林西南角儿里，有个方方正正的小院儿，像此地几乎所有房屋一样，平屋顶，土坯墙，白灰墙皮儿。北屋五间，西屋三间，住人，东屋两间是厨房，靠南墙是五间敞棚，大门朝东，出门儿，就能看见整个程家老林。榆树村暗楼程家的长工、佃户于栓柱和他三个儿，一家四口就住在这里，这是老东家程洪基给于栓柱安的家，孩子娘生小三儿时难产，孩子活了—于栓柱拉扒他费了个好劲，东家和庄乡也没少帮忙，大人却死了，现在，小三儿十来岁了，老大、老二二十好几了，都没娶媳妇儿，一家子，四条单杆子，没有女人的家，不像个家样儿。虽然于栓柱没事儿紧拾掇，小三儿勤力，但老大、老二却是吃凉不管酸的主儿，好吃懒动弹，倒了油瓶儿不扶，一老一小拾掇不上他两个作践的，两个人有事儿没事儿就知道往外疯跑，于栓柱为这没少跟他们惹气。工作队进村的第三天晚上，吃过晚饭，小三儿懂事儿地收拾了碗筷儿去刷了，两个大的—大牛和二车—两人一挤眼，一前一后往外走，于栓柱两眼一瞪，说：“吃了饭，外头黑古隆冬，不安稳地在家睡觉，还出去野什么？别胡寻思事儿了，土改工作队进村了，江家弟兄没心思跟你们玩儿了。”于大牛秃子头一扑楞，说：“什么时候儿了？谁还有鸟工夫找他们？土改工作队进村两三天了，俺俩去瞅瞅，看看动静，听听风声儿。”于栓柱说：“那工作队，自有人家顾青山和别的干部招应，有您俩的么？您俩算打什么家什儿的？”于大牛说：“大大，我也不跟你抬杠，这土改工作队来了，俺弟兄们还就真想弄个‘家什儿’打打。怎么着？咱是贫—不—是雇农！他们不依靠咱依靠谁？”于二车说：“老大说得对，俺俩就得上乎得紧点儿。说不准就能在村里弄点差事儿。咱爷们儿也风光风光，看谁还敢小瞧咱不？”于栓柱“哼”了一声：“就你俩？一对二流子，人家找打家什儿的，也到不了您俩，听我说，人家叫你去，你就去，人家不叫别上赶着，‘上赶着不是买卖’。这些年，人家程家是缺咱吃来还是缺咱喝来？人家这回明摆着得‘挨’，咱上赶着去找土改工作队，庄乡们会看不起，会骂咱没良心。”于大牛眼珠儿一转，说：“大大，俺听你的，不去上赶着，是顾青山捎话儿叫俺俩去一趟。”于栓柱说：“去就去吧，快去快回，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兄弟俩一溜烟儿跑了，出了大门儿，二车问：“大牛，顾青山啥时候捎话儿来的？乍说的？”大牛嘴一撇，说：“顾青山给咱捎话儿？哪有影儿的事儿，他从没拿正眼看过咱。我哄弄老头子的，要不，他又得这事儿那事儿，横拦竖挡的。”二车说：“哥，你真行，有点子。”两人摸黑来到村公所，见北屋里亮着灯，从门缝儿往里看，见屋里桌子上一盏罩子灯下，两男一女三个干部跟前都放着小本子，看样儿是在商量事儿。于大牛鼓足勇气，一下把门推开，兄弟俩一前一后走进屋，三个工作队员一愣神儿，见是两个年轻人，一身粗布棉衣，胳膊肘儿那里还打着歪七扭八的补钉，明显不是富家子弟，忙站起来让两人坐下，兄弟俩有点儿受宠若惊，急忙点头哈腰地坐下，心想，看来有门儿。工作队进村后，见到的人都带搭不理的，有的老远见他们来了，赶紧躲开，有的面儿上客气，但问起村里的事儿，就躲躲闪闪，一问三不知。主动上门儿找工作队的，这两人是头一回。女工作队用队伍上用的茶缸子给他俩倒了水，矮墩墩的、一脸佛相的工作队员指指鞋巴子脸的人，说：“这位是俺廖队长，”又指指女工作队，说：“她叫苗青，是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学生。我叫刘胜，你们喊我‘老刘’就行。你们二位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一块儿？家里什么情况？找我们有什么事儿？”于大牛两兄弟见工作队的人很和气并且对他们很客气，胆儿壮了不少，于大牛说：“我叫于大牛，他是我二兄弟，叫于二车，家里还有个小三儿，他还是个小孩儿，叫于三套。”女干部听到这里，“噗哧”笑了，说：“你兄弟仨这名字起得有意思。”廖队长也觉得有趣儿，问道：“是挺有意思。怎么会想起起这样的名字？”于大牛，别看他有时装愣卖傻，实际上心眼儿够多，他很知道工作队几个人愿意听什么话，就说：“俺家是俺村暗楼程家的长工，佃户，看林的，俺大大给程家出了一辈子憨力，老东家程洪基为了哄着俺大大给他卖命，说要让俺大大有自己的牛，个人的车，牲口得够一犋，配上套，就做主给俺兄弟们起了这样的名字，难听死了。”廖队长说：“这名字有特色，不难听，这反映了中国广大农村贫苦农民很朴实的、要过上好日子的愿望，一个老地主给起这样的名字，表现了地主阶级的伪善、欺骗性—不是有不少地主号称是‘大善人’吗？有的把自己家的堂号儿取名儿‘积善堂’，实际上那全是骗人的鬼话。”女队员刨根问底：“那么，你们家到底有了牛、车，牲口配上套了吗？”于二车冲口而出：“鸟毛也没有！”女干部正饶有兴味儿地想听个究竟，听他说得不堪，忙低下头，于大牛嫌于二车说话粗野，拽他一下，说：“别胡咧咧！”廖队长说：“没关系。你们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迫切希望了解贫苦庄户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以及村里地主老财的情况。”于大牛兄弟俩接伙着说了自己家身世，说程家明面儿上对他们家不孬，实际上是“哄弄得腚眼子大大的，往里扔石头。”廖队长听着频频点头，兄弟俩又说了村上棂子门江家、暗楼程家两个大户和庄里几个富户的情况，临了，于大牛说：“俺兄弟们恨死江家、程家这些恶霸、地主了，俺知道工作队是毛主席、共产党派来替穷人做主，叫穷人翻身的。俺一定跟着工作队，工作队指到哪，俺打到哪。没二话，不含糊，不充孬，谁要充孬，不是他娘养的。”廖队长听得激动起来，鞋巴子脸胀红了，三角儿眼在放光，他站起来，说：“好，你们说得好。你们放心，工作队一定为贫、雇农撑腰做主，首先把那个欺骗你大大的坏东家打倒。”于大牛说：“那办不到了。”廖队长一愣，说：“怎么回事？”于大牛说：“他早死了。”廖队长说：“那没关系。他死了，他家里还有人嘛。再说，我们是要打倒一个阶级，而不仅仅是单个儿的地主、老财。”廖队长和刘胜两人又开导、鼓励了于大牛、于二车兄弟俩一阵，廖队长说：“天不早了，你们请回。往后你们就是咱们的贫农骨干了。”于家两兄弟走，廖队长为有这样自发涌现的贫雇农年轻骨干而兴奋不已，刘胜沉吟道：“这两人倒真是穷出身，就是形象次点儿，给人一个不是很正派的感觉，不知道群众中口碑怎样。如果我们选择的骨干是在群众中没威信的人，不利于运动的深入开展。”苗青说：“刚才那个于大牛说得激动，摘了帽子擦汗，是个秃子。……当然，我不过是随便一说，秃子并不妨碍当运动骨干。”廖队长显然有些不快，鞋巴子脸沉下来，严肃地说：“对斗争骨干的群众威信问题要辩证地看。贫雇农长期处在无权、无钱、无土地财产的状态下，自然受人歧视，还谈得上什么威信？我们要通过斗争，重新确立农村中对人的评价标准，让原先香的变臭，让臭的成为香的。不然还叫什么‘革命’？”廖队长咕噜咕噜喝几口水，接着说：“至于秃子，我也发现了，不光老大，老二帽子下边儿头发也不全，也是个秃子。秃子有什么，更好！说明他穷，他受苦，你们在农村看看，有几个有钱人家的孩子长秃疮的？对任何社会现象，那怕是秃子这样的不是事儿的事儿，都要进行阶级分析。”刘胜说：“队长说得很对，分析得很深刻，对于家兄弟以及类似的问题，都必须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苗青脸红了，对自己刚才说秃子的事懊悔不已。第二天，廖队长跟顾青山说了于家两兄弟的事，顾青山坚诀反对让这两个人做贫农骨干，理由是，他们两人在村里，是有名的“二红砖”、“狗不啃”、二流子，原先跟江保长的两个少爷天天混在一起，还跟着保公所的人拾“漏沫儿”，当狗腿子的狗腿子，庄里人都看不中他们。现在风头儿变了，他们倒会看风使舵，要当骨干了，没门儿。廖队长问：“他们跟江家少爷哄哄什么？”顾青山说：“也哄哄不出啥道道儿—人家不过拿他们当猴儿要，并看不起他们。”廖队长说：“那不就结了吗？老顾啊，如何看待于大牛兄弟，是个原则问题，观念问题，立场问题，是对贫雇农，特别是一部分有这样那样缺点的贫雇农的态度问题。什么‘二流子’？‘二流子’就是南方人说的‘痞子’，毛主席二十多年前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为‘痞子’正名，说要依靠‘痞子’，要让‘痞子’起来革命，闹翻身。”廖队长尖利的目光像探照灯光扫描一般，从顾青山和两个工作队员脸上扫过，见三个人都面容严肃地看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番话已经把顾青山和自己两个属下震住了，他决心扩大“战果”，又继续“上课”：“土地改革是什么？那可不是把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给贫雇农分分那么简单，这是一场农村中推翻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大革命，我们就是要让农村来个底儿朝天！要让农村最底层、最没地位、最被看不起的人翻到上头来，我们选拔骨干的时候，就不要管他们什么‘二流子’、‘三流子’（也就是所谓‘痞子’），我们要大胆地依靠他们，使用他们，让他们可劲儿闯，让他们登堂入室，以后还要掌大权！”听了廖队长一席话，初出茅庐的小姑娘苗青觉得廖队长不但革命立场坚定，而且理论水平高，让她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暗想自己一定要好好锻练，改造思想，从不厌弃于大牛这样的“秃子”、“二流子”开始，转变立场，向廖队长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参加革命多年，真诚地为党工作，但又比较务实的刘胜觉得，跟于大牛、于二车两个只见了一面，到底是啥样人还并不真了解，何至于引伸出那么多大道理？对人还是要具体分析，但廖队长的话又不能说不对，甚至还必须承认它是符合“上头儿”精神的，因而是不容置疑、更不能辩驳的，所以也只好沉默以对；顾青山却越听越糊涂了，他想，无论怎样革命，好人终归是好人，“缺火”的人就是“缺火”的人，难道经过土改，于大牛、于二车这样的人就要在村里当干部，他顾青山就要和这种二郎八蛋的人在一起共事？村民对这样的干部能从心里服气吗？村干部还有什么威信？但顾青山转念又想，廖队长是党和上级派来的，领会上边儿精神，水平高，自己是基层干部，凡事还是要听上级领导的，走一步说一步吧。……
工作队进村后，经过摸底排查，召开村民会，贫雇农会，宣讲文件，动员，发动，组织起了以顾青山为首的，包括于大牛兄弟俩在内的一批贫雇农骨干，成立了贫农团，排查、确定了地主、富农名单，运动到了斗争和诉苦阶段。工作队召集骨干开会，研究斗争对象。斗争对象头一户当然是棂子门江家，这家的头号坏蛋江繁祺—江保长跑了，只好斗他老婆和儿子，第二户暗楼程家，讨论中，于大牛说：“跟江家一样，斗程洪基他老婆和程兆运 ，这没什么客气的。”廖队长当即表扬说：“进村后，我听不少人说程家对于家有‘恩’，可是大牛同志和他弟弟能看穿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对程家照样打得开情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就是贫雇农的阶级觉悟！”虽然廖队长已经肯定了于大牛的提议，顾青山犹豫一阵，还是发言主张暗楼程家只让程兆运一人上台，因为程洪基已去世多年，老太太把家事都交给了过继儿子程兆运夫妇，自己不问什么事儿。再说程老太太在村里口碑不差，跟江家不是一回事儿，斗她弄不出什么道道儿，还会让程姓贫农和中农不高兴，引起群众反感，反而对开展运动不利。刘胜和苗青，多数贫雇农骨干都认为顾青山说得有理，主张只斗争程兆运，但又有姓程的贫农骨干说：“程兆运的父母也是穷人，他过继到程洪基家，还是照样下地干活儿，也不欺负人，让他上台挨斗，有点儿冤。”廖队长急了，说：“这话说得太糊涂。程兆运是不是村里的二号财主？他和他一家人有没有剥削佃户、长工？他父母是穷人，他是穷人的后代，可问题是他抢了地主家的孝帽子，摔了程洪基的老盆，心甘情愿地做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成了我们贫雇农的敌人，对这样的人，我们还要怜惜吗？”顾青山说：“无论怎样说，程兆运也是暗楼程家的东家，是要上台挨斗。”最后确定，除了棂子门江家、暗楼程家的人，还要把富农路作荣、江繁祺的狗腿子保丁刘四儿弄上台子陪斗。确定了斗争对象，又商议上台诉苦的人。廖队长说，主要确定重点发言人选，要准备好发言容。除了重点发言人之外，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地富反革命，人人可以上台诉苦。大家一致同意让被江繁祺抓走害死的解放军游击队员宋强的哥哥宋家财为重点发言人。于大牛说：“我要当重点发言人，我要诉江家的苦，也要诉程家的苦。”于二车说：“对，俺兄弟们都要上台诉苦，这些年，俺让两家地主害苦了。”廖队长高兴地说：“好，大牛、二车兄弟阶级觉悟高，可以都安排发言。”大家七嘴八舌排出了十几个重点发言人，有人提出让苦妮儿发言，于大牛不赞成，说：“我反对。她们周家在周庄是地主，她婆婆是暗楼程家的二小姐，她男人干了蒋匪军，不能让这样的人上台诉苦。”于二车随声附和：“她诉什么，诉狗屁圈子！”廖队长问：“老顾，这家人是什么情况？”顾青山说：“按说，这家人是够苦的。”顾青山说了周家的情况，刘胜说：“几十年前周家是地主，现在这家人连自家一亩地、一间房也没有。苦妮儿嫁的是穷人家，她丈夫当兵是被逼迫，江家确实害了他们，苦妮儿的身世、遭遇确实像她的名字一样，够苦的，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发言诉苦？”廖队长问：“这家老太太的女儿是不是嫁到牟屯牟家？”顾青山说“是”。廖队长说，他在县上参加土改工作会议，牟永平同志来组里参加讨论，说到农村不少家庭、不少人情况复杂，千差万别，对人要具体情兄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非黑即白，乱定性。他举了周家这个例子。永平同志是老太太女婿的堂叔伯兄弟。现在看来，这个苦妮儿是苦出身，是受害者，可以安排诉苦。大家听廖队长这样说，一致同意让苦妮儿到大会上诉苦。工作队召集全村贫雇农开会，动员大家到大会上踊跃发言诉苦。廖队长说，贫雇农们申冤报仇翻身的日子来到了。有共产党、人民政府给大伙儿撑腰，工作队给大伙儿撑腰，大伙儿不要有顾虑，不要怕地主老财打击报复，他们不敢！也不要怕跟地主老财撕破脸皮，不要给他们留脸面，我们要诉的是阶级苦，要报的是阶级仇。诉苦要造成气势，形成声势，构成威势，要诉得输树村天地呜咽，泪流成河，神人共愤，诉苦的人和参加会的贫雇农要怒目圆睁，怒发冲冠，怒气冲冲，要怒火熊熊，要挥舞铁拳，手指眼剜，让地主、老财胆战心惊，丢魂丧魄。要通过诉苦，激发阶级仇恨，把贫雇农阶级队伍组织起来，共同向地主阶级讨还血债，要吐冤气，出恶气，吐苦水，倒苦汁，要长贫雇农的志气，灭地主、老财的威凤，要让地主老财从此颜面扫地，抬不起头，做不成人。只有贫雇农的斗争精神真正抖了起来，真正扬眉吐气了，才算真正翻了身，才能真正当家作主。要把天地翻过来，从前是地主老财踩到贫雇农头上拉屎拉尿，往后我们贫雇农要踩到他们头上拉屎拉尿。廖队长讲话，三角眼似在闪射灼目的火星儿，鹰钩鼻子两翼在不住地跳动，说到激愤处，把桌子擂得“嘣嘣”响，震得屋顶上陈年多载的灰尘往下落，有庄稼汉老头儿傻呵呵地仰着脸，不错眼珠儿地朝奓手舞掌的廖队长看，半张的嘴往下流口水，自己都不知道，灰尘落到大睁的眼睛里，把眼迷得生疼，赶紧用手揉搓，有的鼻孔儿吸进去灰尘，接连打起了嚏喷。像原先不少回那样，刘胜听着廖队长讲话，有时觉得如芒刺在背，有时身上起鸡皮疙瘩，心里觉得讲得有点儿过头儿，但又好像很正确，觉得可能自己思想太“右”了；苗青听廖队长讲话，又一次感到震撼，对廖队长更加佩服；开会的贫雇农们有的觉得这廖队长说话像放机关枪一样，真是带劲，那真叫钢嘴铁牙，咬紧了，“口口逮毛”，有的觉得廖队长说什么都一套一套的，跟爆料豆子的似的，“哗哗”地往外来，虽然听得云山雾罩，也就知道那么点儿意思，但庄户人知道是自个儿一脑袋高梁花子，见识少，才不能完全听明白，心里更觉得人家得有多么了不得的学问，肚子里得有多少东西，难怪能在共产党里当那么大干部，不像江繁祺就会挺个大肚子摆臭架子，胡乱训人骂人，开会的贫雇农们听到廖队长说“拉屎拉尿”那些话，不少人笑出了声，觉得有意思，当然也有不少人心里犯嘀咕，江家爷们儿确实作恶，害人，欺负人，弄死他们也活该，可惜老东西跑他娘的了，可是暗楼程家待人真不孬，人家富是自己过的，程兆运也是出力的人，庄里庄乡的，好意思跟他们撕破脸皮，上他头上去拉屎拉尿？更不用说路作荣那样儿的，还不就是个一样的庄稼汉，不就是人家能下力，会操持，日子过得厚实些，多几亩地吗？这样的人也上台挨斗，日子过好了有罪，这世道儿真是翻过来了，这个弄法儿，那以后谁还好好过日子？心里虽然胡思乱想，嘴上却不会吐半句，大家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从这往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是廖队长、顾青山他们说了算，庄户人还不就是人家说么是么，跟猴儿似的，顺竿儿爬，跟羊似的，随大流，放羊的往哪赶，就往哪跑？……廖队长讲完话，于大牛学着工作队员的样儿带头儿拍巴掌，庄户人还很不习惯，有的人就跟着于大牛学，也拍巴掌，掌声劈里乓拉响了一阵。顾青山按事先安排，让参加会的贫雇农发言，表示态度，但贫雇农们有的赶紧低下头，像在瞅脚跟前有没有地缝儿，用了急好钻进去，有的东瞅西望，大眼瞪小眼，没人肯发言，庄户人就这样，伙计们在一起啦闲呱儿，胡扯八颠，有话没话三百句，东扯葫芦西扯瓢，抢着说话，生怕让人当哑吧卖了，可真到了场面儿上，遇着什么事儿了，让他正儿八经地说句话了，就全都把头缩回去，变成哑巴了。过了一会儿，没人肯发言，于二车很殷勤、乖巧地站起来，走到讲话桌儿后头，提起大茶壶给工作队干部和顾青山等人挨着倒了水，又回来坐下。有几个庄户人冷冷地看着他，心想这才几天，于家弟兄还跟狗舔蒜棰儿似的，跟着江家弟兄滴溜溜转，这现在又靠上工作队了，人家别的本事没有，看风使船儿好样儿的。于二车刚坐下，于大牛咳嗽几声，往屋当门吐了两口粘痰，又咳两声，清清嗓子，说：“都不说，我说几句。老少爷们儿，姊妹们娘们儿，这回到了咱穷人出气说话的日子了，咱就得跟这伙子混蛋玩意儿来点真格的，不行就跟他们来武牌儿的，看看到底是地主老财的骨架子挺托，还是咱贫雇农的拳头硬梆？不跟他们来点儿厉害的，他们不知道马王爷八只眼。”于大牛舔舔干涩的嘴唇，接着说：“咱先说下，到会上，咱谁也不能充孬，谁充孬，谁就是怕还乡团，就是跟棂子门、暗楼上的一溜子，是留后手。”于二车插嘴说：“哪个充孬种，哪个就是‘溜沟子货’，就是舔地主老财的腚眼子。”于大牛不耐烦地对于二车呵斥道：“谁让你乱插嘴？不懂规矩！”于二车脸搭拉下来，涎着脸看看大家，不再说话，于大牛又说：“谁不跟地主老财照本儿‘裂’，谁就是贫雇农的敌人。你只要敢跟他们破死本儿地干，你就是和他们划清界线了，咱们就是一伙儿的了。放心，下一步分地，分房，分东西，弟兄们没亏吃。”顾青山听于大牛兄弟说得不堪，对他说：“好了，大牛，大家都明白你的意思了，先说这些。看看别的兄弟爷们儿还有谁发言。”在场的贫雇农没有哪个要“发言”，有不少人怕被人点着让发言，忙把头低下，于大牛急了，竟说：“你看看，一个个的，不说就不说呗，也不用把头夹到腚沟里去。这跟地主老财还没照面儿哩，就这个鸟样儿，要是当着面儿，还不都是孬泥！”这时一直坐在会场当央，支崩着耳朵听会，不说话，也不耷拉头的中年汉子突然站了起来，说：“于大牛，你充什么大褂子客？就您兄弟们‘革命’、‘积极’？恶心死人了。你们凭什么胡念八说，糟蹋兄弟爷们儿？大家伙儿是来听共产党干部开会讲话的，是来听你们骂人的？这会儿显着你们了？不是跟在江庆懋腚后头淘漏沫的时候儿了？你们不就是调腚调得快吗？我跟你说，你再胡说八道，不用别人，我先跟你来点儿‘真格的’！以后只要有你在会上胡咧咧，我也不开这种狗屁会！”说完，竟把身旁的人掰拉开，气哼哼地出了会场，甩袖子走了。顾青山慌忙去追他，他扭回头，说：“青山大哥，我不冲你，也不冲工作队，我看不惯秃子兄弟那张狂样儿。你回去开你的会，别因为我误您的正事儿。”说完，快步走了。顾青山回到会场，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再说话，廖队长眉头紧锁，低声问顾青山：“这人不是咱定的重点诉苦人宋家财，是解放军游击队员宋强同志的哥哥吗？怎么觉悟这样低，这样敌我不分？”顾青山说：“他这人为人比较厚道，老百姓说很‘讲良心’，大牛兄弟说的话，不中听，他烦了—不说明‘觉悟低，敌我不分’。”让宋家财这样一“闹”，更没人肯发言了，愣了一会子，顾青山说了几句，希望大家到诉苦会上既要立场坚定，坚决斗争，又要执行党的政策，不能任着自己性子胡来。散会了，会场上就剩下工作队员和顾青山，廖队长说，今天会上发生的争执，其实质是贫雇农队伍中觉悟较早的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的矛盾，于大牛兄弟的话，是有不恰当之处，但话糙理不糙，大方向是对的，宋家财不把矛头对着地主老财，却对阶级兄弟深恶痛绝，一幅势不两立的样子，而且竟然自顾自扬长而去，太不像话。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看来，真是干真万确。另外，青山同志，你末了强调什么‘注意政策’，是不对的。现在群众还没真正发动起来，就讲什么‘政策’，那不就是束缚群众的手脚？火还没点起来，能泼冷水吗？很显然，你这话说得不是时候。”顾青山听了廖队长一番话，有点想不通，但觉得他是上级领导，站得高，看得远，肯定比自己高明得多，忙说：“廖队长批评得对，我今后一定注意，每次发言前，先请示好，领导让怎样说，我就怎样说。”
工作队安排顾青山、于家两兄弟、宋家财和一个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后来在县城铺子里当过伙计，会打算盘，会记帐的陈利祥五个人和工作队的人共同组成主席团，主持诉苦大会。
诉苦大会在村公所院子外头空场子里召开。村公所大门外边用木板搭起了主席台，主席台上摆了桌子、凳子，工作队的人、小学校长罗宗毅、村干部顾青山、陈利祥、还有于家两兄弟都在台子上，忙乎着。虽然天气很冷，天阴沉沉的，小西北风刮得溜溜的，可是庄稼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到了会场。人们大多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冻得鼓鼓缩缩，大人都袖着手，没上学的小男孩在会场里人堆里钻来钻去，小闺女紧紧地偎着大人站着。小学里几十个学生是由
大会散了，贫农团的骨干们留下来开小会。庄户人们在村公所办公室里，有坐着的，有在墙跟儿蹲着的，大家好像还没从刚才会上的情境中挣脱出来，没有人说话。不大会儿，去江家送人的回来了，他们说，江庆懋在路上就死了，他娘还有口气儿，但昏迷着，她孙子正鬼哭狼嚎地给她叫魂儿，叫回来，也撑不了三天两后晌的了。江庆懋他老婆刚生了个小妮子，听说她男人死了，当时就晕过去了，好歹救了过来，她娘家嫂子在这里伺候她—工作队进村没几天，他们家就把长工、女仆都打发走了，也有偷偷敛乎些东西自己溜了的。顾青山听了，一屁股坐到杌子上，说：“看这事儿闹的，头一场斗争会，就砸打死了一个，看样儿要出两条人命，咱这不是胡闹吗？”说到这里，他两眼盯着于家两兄弟，说：“都是你两个带的好头儿，打破头拿蒲扇扇—不怕乱子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家财说：“按起江家害死俺兄弟，恨不得一把火把他们家点了。可是，罪是江繁祺犯的，没他老婆孩子的什么事儿，这下子好，牵牛的走了，该着拔橛儿的倒霉了，还硬硬的给弄把死了。这孬好是条人命，不是个小猪小狗儿的啊。咱是农村，穷富都是庄乡，世世代代在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比不得国共两军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他死。江繁祺个混蛋玩意儿，逮回来，政府枪毙他，这把他儿给弄死，不乍的。”他看了看一直紧绷着脸的廖队长，裂着厚嘴唇笑笑，又说：“咱是庄户人，瞎字不识，不过是顺嘴一说。说得不在行，算是吃饱了撑的，瞎说。权当放了个屁。”于大牛兄弟俩听顾青山和宋家财这样说，心里有点儿打鼓，但想到廖队长说的那些话，又不服顾青山和宋家财的气，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咕嘟着嘴不吭声，心里盼着廖队兴会给自己撑腰。屋里的贫农团差不多都觉得今天的事儿挺邪乎，但是没人说话。人家顾青山是干部，宋家财是烈属，说啥都行，咱别充能。咱就是磨道里的驴—听喝声儿就行。千年百代，人家大户地再多，那怕在那里闲着，荒着，让你有日天的本事，敢动人家一分一寸？还不就是毛主席、共产党本事大，改天换地了，这才斗地主、分地分房分浮财。咱知道个什么？上级说么是么，眼前坐着的工作队就是现成的上级，人家乍说咱听着，随大流就是了。大家眼巴巴地看着廖队长，廖队长说：“我刚才在大会上讲了，今天的会开得好，开得成功。我怕的是火儿点不起来，冷了场，没想到比预想的热烈得多，我很满意，局面打开了。这说明群众发动起来了，大家不怕国民党打回来了。这好得很哩。不就是打死了个地主少爷吗？打死就打死了，算不得什么事儿。这样的，死一个少一个，大伙儿不必觉得有什么压力，有责任我担着。于大牛、于二车两位同志，出身好，年纪轻，有闯劲，敢打敢拼，斗争精神、革命热情十分可贵，党组织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那些在会上动了手的，也是我们的依靠对象。青山同志，我告诉你，共产党搞运动没有四平八稳的，没有不过火儿的。不过火儿就不叫运动了。毛主席说要‘矫枉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还有一点，搞运动，就不能右，左一点，过火点儿，不是大毛病，‘左’是方法儿、技术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明白了吧？”顾青山听廖队长这番话，很新鲜。工作队进村后，他发现廖队长这人水平真高，凡事让他一说，你明明觉得不是那么个理儿，可让他三说两说，转来转去，总是他那一套正确—也可能人家确实正确，共产党革命就这么个革法儿，还是怨自己革命经历少，觉悟低，还要加强学习，对今天的事，他也觉得是自己太保守，太幼稚了，不再说什么。贫农团里宋家财和别的庄稼汉觉得廖队长说得头头是道儿，打心眼儿里佩服。于家两兄弟听了廖队长的话，腰杆儿挺起来了，又像刚才在会场上那样神气起来。
这天的斗争会散了之后，庄户人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人，觉得江庆懋替他那混帐老子抵了命，全是于家兄弟两个二流子和翠花那个破鞋娘们儿把事儿弄大的。不少老人对自家孩子发了话，参加斗争会，斗程兆运、路作荣这样的老实人，不许伸手撩爪的，要是动人家一指头，就把手给剁了去！
隔了两天，开第二场斗争会，斗争程兆运和路作荣，苦妮儿没去参加—她不愿看见舅舅受罪。端阳是学生，不能不去。会开始后，端阳很害怕，他怕上台的人像那天那样对待舅老爷。可是这天上台发言的人对斗争对象却凶不起来，有的说，程兆运，你凭着贫农不当了，哭着喊着的，抢不着的，毛毛儿地去给程洪基当过继儿，你觉得得宝了，抢着了，毁事儿了吧？后悔了吧？记着，命里没有，不能强求。有个老汉，这天他家“贵客”（女婿）来了，他喝多了酒，他把别人掰拉开，摇摇晃晃地到了台上，呜噜着说：“你们这些人没一个行的，你们听我的，我挖干的，不结他们弄片儿汤。”一边说，一边轻巧地把烟布袋转了三圈儿，缠在烟袋杆儿上，举着烟袋杆儿指划着程兆运，唱道：“我说程兆运啊，谁让你进暗楼的门儿？你整料儿的一个昏球！”老汉三遍两遍地，自得其乐地像和尚念经一样，拉着长腔儿唱这三句话，惹得全场人哄堂大笑，台上挨斗的两个人也忍不住偷偷地笑了。廖队长气得鞋巴子脸拉得更长，说：“这是一套什么，乱七八糟的，顾青山忙过去拽老汉下台，老汉挣挣歪歪，不肯走，一边往台下走，嘴里还唱着那几句话。又上来一个人诉路作荣的苦，说道：“好你个路作荣，天下少有的死孙头，黑心货，谁借你的家把什儿使使，你怕给你使坏了，明明在家里放着，你说让人借去了，问你借给谁了，你就咕嘟嘴了—真不是玩意儿。全庄没跟你过日子紧的，那真叫‘撒沙不露’，庄稼活儿没你干得好的，地里的庄稼没跟你的长得好的。你还看不起过不好的，说人家好吃懒动弹。这回我再让你过（日子）！看你再能，看你再跩！”廖队长听着这些发言不顺耳朵，心里烦恶这些人太没觉悟，脑子里又在恨铁不成钢地想那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廖队长听不下去了，他把于大牛喊到身边，低声说：“大牛，你发言，诉程家的苦！”于大牛装模作样地干咳了两声，指着程兆运的脑袋，开口就骂：“程兆运，你暗楼程家这伙子狗财主，压迫、剥削俺于家两辈人。死鬼程洪基哄俺大大说让他使上牛，拴上车，牲口配上套，那还不是放了个抽溜屁？那是哄得腚眼子大大的，往里头扔石头的。程兆运，你个狗东西，你说是不是？你有罪没罪？”程兆运一只手扶着头上的高帽子，连连点头，像鸡啄米粒儿似的，嘴里说：“我有罪，程家有罪。”于大牛抬手扇了程兆运一巴掌，又踢了他一脚，正要接着往下说，却见他大大手里拿了棍子，上台来，举起棍子，开会的人正在想这老汉还真转得快，不亏是于大牛的亲爹，他竟然来向程兆运动武了。谁知于栓柱的棍子却向他儿子于大牛砸去，要不是于大牛躲得快，这一棍子下去，真够小子受的。顾青山慌忙过去，从于拴柱手里夺过棍子，说：“大哥，有话好说，你这是干什么？”于拴柱说：“怎么，你们共产党还不让我管自己儿子？我就是砸这个没良心的，屙血的货。你这两个黄子，你们打小儿吃的穿的哪来的？人家程洪基没给咱地？人家要咱租子来？你们把地输给江家兄弟了，怎么又血心一昧，跑这里胡说，还揍人家？大天白夜说瞎话，还打人，这个忘恩负义法儿， 不怕天打五雷轰？”廖队长鞋巴子脸气得青一阵红一阵，对顾青山说：“这老汉怎么这样嚣张？快把他弄下去！”顾青山说：“这是于大牛兄弟的老爹，叫于栓柱。是暗楼老东家程洪基搭救的。”边说，边走到于拴柱跟前，说：“大哥，你老人家快下去，别闹轰了。程洪基对你有恩，可程家剥削过成百上千的贫雇农，今天是开斗争会，让老百姓诉程家的苦。你这不是唱反调儿吗？快下去，你愿意听会，就下去听，不愿听，就回家。”顾青山又是劝又是拉，总算把于拴柱弄下台去，于拴柱一边往会场外走，一边还嘟囔着：“我知道共产党是最讲理的，我不信就不让人说句实话。……”让于老汉这样一搅活，更没人上台去诉程兆运和路作荣的苦了，有人还低声叽咕，“反正不能有影儿没影儿地给人家胡编排。”眼看斗争会斗不起来，苦也没人诉，冷场了。廖队长安排陈利祥领着喊了几句口号，了了草草地散了会。大会过后的贫农团会上，于家兄弟不提他大大闹会的事，只是埋怨庄里人“难弄，烂泥扶不上墙，就差让地主老财给欺负死。”“有的人三鞭子抽不出火来，你想让他放个响屁，都难。”宋家财说：“这两个人没什么事儿，你能让大伙儿给人家混编？”顾青山说：“斗争对象不一样，斗争会效果自然不一样，总得实事求是。光嫌不过瘾不行，莫非再砸死个把儿才好？”廖队长听宋家财的话很不顺耳，但他就是个大老粗儿，又是烈属，拿他没办法儿，顾青山的情绪也不“健康”，但他知道榆树村的工作要指靠他，也不好过多指责他。好在是已经斗死一个了，榆树村的土改己经没有“右倾”之嫌，对程兆运、路作荣的诉苦和斗争也只好水过地皮湿，将就着过去算了。斗争、诉苦阶段过去，为防止地富转移财产，工作队和贫农团决定先分浮财。廖队长安排于家兄弟带人抄地富的家。先从江家抄起。江家的东西让穷庄稼汉们看傻了眼，家具、粮食、被褥、衣服，运了一趟又一趟，在村公所里堆成了山，工作队的刘胜、苗青和陈利祥、小学老师赵林几个人登记造册儿，从白天忙到黑夜，累得手脖都酸了，财产虽多，但却没有真正值钱的“条子”和“面子”，江家老地主婆和江老大娘两个死了，老二开过斗争会后一下子傻了，审问江老大媳妇儿柳氏，她不肯说，柳氏正病得厉害，顾青山说不能硬逼她，怕把她弄死了，江家就撇一个傻子，四个孩子，还有一个是小月娃孩儿，那还不是村里的麻烦？工作队也赞成顾的意见，大家又估计，江繁祺出逃，把那些东西带走了，只好随他去了。抄完江家，又抄程家。苦妮儿听到去程家抄家的消息，急忙给婆婆说了。程兆兰知道土改斗争诉苦这一阵子老太太天天担惊受怕，身体光闹毛病，担心得要命，恨不得一步迈到娘家，去守着自己那老娘。正好这天是星期日，端阳不上学，早早地起来，好赖吃口饭，就叫着端阳一起去了娘家。程兆兰、程兆运两口子好劝歹劝，让老太太喝了小半碗米糊涂，扶她在暗楼底层东里间屋她床上半躺着。程兆兰、程兆运夫妻俩说些宽心话，端阳和守梅、守信偎在床跟前不出声。老太太说：“兆运你俩别在这守着我，我死不了，头些天，人家开斗争会，兆运没挨多少打，那多亏菩萨保佑。这不又要抄家吗？抄就抄，抄光了素净。难得大人孩子全环儿的，就比什么都强。人家抄家，你两个看着点儿，人家不要的东西，赶紧拾掇到一边儿，别毁坏了—以后还得用。”程兆运夫妻俩让程兆兰和孩子们陪老太太在屋里呆着，他们到前头看看。两人出屋不一会儿，抄家的队伍就来了。从前边院子到后边儿院子，窝子翻叫全是人，跟赶集的似的。于大牛、于二车兄弟俩前院、后院儿窜来蹦去，哟五喝六地指挥着人们在各个屋里翻拣、倒腾，把粮食、家具、被褥、布匹、衣服、农具，凡是老百姓过日子能吃、能穿、能用的东西，统统搬到院子里，程兆运两口子在后院门儿里贴墙跟儿站着，心在合撒，身子在哆嗦，不敢说话。于大牛从前院儿过来，两只牛蛋眼瞪得老大，厉声喊：“程兆运，过来，我有话问你。”程兆运赶紧到他跟前，于大牛说：“看来你们跟江家串通好了的，把值钱的物儿转走了，藏起来了。赶快交待，转哪去了，藏哪里了。”程兆运被吓得一头冷汗，嘴唇哆嗦着说：“于干部（他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于家兄弟），吓死我也不敢转一点儿东西。”于大牛说：“什么‘条子’、‘面子’那些东西藏哪里了？”程兆运说：“俺的好侄儿哎（程兆运急了，竟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于大牛截住他的话头儿：“胡说什么，谁是你侄儿。”程兆运连忙说：“我急糊涂了，我说错了，于干部，你也知道，程家家规严，男女都不许抽大烟，家里从来没买过烟土。祖辈儿里都是有钱就置地，也没存过金条。这两样儿东西，别说有，我连见都没见过。”于大牛说：“那金银首饰总得少不了吧？怎么就从你老婆屋里弄出来那一点儿？老太婆得存了不少吧？”程兆运说：“程家讲究的是勤俭持家，说那些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不能说一点儿不买，可不许多买，不花那冤枉钱。俺家里的什么镯子、坠子的那不都弄出来了。我这就上俺娘屋里把她的都去拿了来。”程兆运慌着去拿老太太的首饰，于大牛说：“去拿吧。拿来交给我。别留后手儿。你小子要是跟我打马虎眼，看我不要你的命。”程兆运慌忙到娘屋里，说：“娘，于大牛让把首饰交出去。”老太太说：“兆兰，你知道，那个抽头洞子里有个小盒儿，那还是你姥娘陪送我的—到了程家这些年也没买过这些东西，你连那盒子都给他们吧，我这是留着给俺孙子媳妇儿的，不能够了，算了，我也活不到那了。”老太太说着，就流下泪来，端阳和守梅表姑、守信表叔不敢吱声，也都掉了泪。程兆兰一边从抽头洞里往外找那小首饰盒儿，一边低声嘟嚷：“这比土匪还厉害。”端阳想起在学校里校长讲过的土改那些话，拽拽奶奶的衣襟，低声说：“奶奶，不能说这种话。”程兆兰拿出了小首饰盒儿，说：“娘，你还看看不？”老太太说：“不看了，快拿走吧。”程兆兰把首饰盒儿递给程兆运，程兆运拿了急忙给于大牛送去，于大牛接过首饰盒儿，说：“前边两个院子拾掇得差不多了，这就来弄后院儿，你快去伺候着。”程兆远急忙回老太太里间屋去给老太太说，免得把老人家吓着。于大牛拿了首饰盒儿，一个人走到后院儿僻静处，敞开盒盖儿，伸手扒翻一阵，挑了一副镯子，一只项练儿，赶紧揣到自己棉袄里头，两只手拿着首饰盒儿对正在整理东西的陈利祥说：“我把老地主婆的首饰给弄来了，老陈，你收起来。”又过了顿把饭时，抄家的来到后院儿，东屋、西屋、暗楼里头，几十口人进进出出，见东西就搬。老太太在暗楼一层东里间屋里，躺在床上，听着外头人们扑扑腾腾，大呼小叫，不时有家什歪了、瓷器碎了的响声，一阵心酸干哕，头上冒出冷汗，两个嘴角子吐白沫，昏了过去。程兆兰和程兆运夫妻、几个孩子哭喊着给老太太叫魂儿，手忙脚乱地掐老太太“人中”，折腾好一阵，老太太才慢慢苏醒过来，后院儿各屋东西收拾完了，于大牛来到一层东里间门口，一脚把门踹开，恶声说：“干什么？吱吱哟哟的，吓唬人吗？快点儿把老太婆弄出来，得拾掇这间屋了。”程兆运两口子一齐跪到于大牛跟前，程兆运哭咧咧地说：“俺娘这几天就不熨贴，没怎么吃饭，刚才又发了个昏，求求你们行行好，别搬登俺娘了，行吗？”于大牛还有于二车兄弟俩一时没了主意，也许他们突然想到程家对他们于家有恩无仇，似乎也觉得躺在床上的老太太、跪在地上的程兆运两口子、床跟前不知所措的程兆兰和几个哭哭啼啼的小孩子这会儿也真够可怜，但他们不过愣了一霎儿，于大牛好像猛然意识到自己如今的身份和职责，两只牛蛋眼立楞起来，说：“程兆运，你两口子少弄那孬种样子，贫雇农们没人可怜你们。一不打，二不骂，不过就是让她挪动一下，就能要了她的命？好了，别迂磨了，快让老太婆起来！”程老太太听见外边于大牛的话，挣扎着要起来，程兆兰让守梅、守信好好看着奶奶，急步走出里间屋，对于大牛说：“大牛，你听我说几句。现在，你也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了，人家让你来抄浮财，你就弄浮财，弄出人命来，你觉得好吗？共产党搞土改，也不愿意没味儿地死点子人。你就谁的面子也不看，为了你自己利索，别折腾老人家了。老太太真有个好歹，你不窝囊？”于大牛听程兆兰的话软中带硬，像在教训他，都什么年月了，要这个地主家小姐、蒋匪军的老娘教训贫农团的干部？于大牛来了气，瞪大了牛蛋眼，说：“程兆兰，你少惹不素静，我跟你说，我于大牛是吃饭长大的，不是吓唬大的。我这人邪性，越吓唬胆儿越大。打破头用扇子扇—我没怕的事儿。死仨俩人也没什么大不了—江家不就死两口了？一个地主婆，七老八十的，死了也不是少亡了。”于大牛话音未落，扬着的脸“拍拍”落上了两个耳光，见是他大大铁桶般站在他跟前，横眉怒目，还要再打，程兆运和程兆兰急忙把他拽住，于栓柱说：“你们也别拉我，我今儿个就要他死的—他不说死仨俩的人没事儿吗？”程兆兰说：“兄弟，大牛说的是死地主没事儿，他兄弟们可是贫农团的骨干，可死不得。再说了，他们是在办公事。”于栓柱说：“俺姐，你可别给他长脸了。我不信这一套。不论什么人，犯了死罪，公家抓了去枪毙他，也不兴由着众人治把死。哼，还有他这样办公事的？狗屁！还骨干，什么骨干？是狼羔子！工作队的人是鬼蒙眼儿了，才会用他兄弟们。”于栓柱恨恨地看看自己两个儿子，骂咧咧地说：“你这两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玩意儿，就没好地作吧，早晚作出事儿来，就不作了。”于栓柱看看满屋乱七八糟的东西，看看屋里站着蹲着的庄稼人，对正在于大牛身边站着的陈利祥说：“大侄子，你识文解字，是明事理的。依我看，共产党让清地主家浮财，是清多余的，不能一扫光，让他饿死、冻死吧？你总得给留下吃到麦口的粮食，留下铺的盖的，还有大人孩子一年四季的衣裳吧？就说这里间屋里，老太太上死不望活的，折腾什么？她屋里能有什么？还不就是被卧、衣裳？还非得逼死人吗？”陈利祥看看于大牛，回头说：“栓柱叔说得在理—党的政策也是这样说的。粮食、被卧、衣裳，该留的一准留下。大牛兄弟，老太太屋里也不会藏什么—老人家的首饰也交上了，咱就不翻她这间屋了。你看行吧？”屋里几个庄稼人一向跟程家走得近，看着程家人可怜，早觉得于家兄弟太过份，太不是玩意儿，七嘴八舌地说：“对，都知道的，他们家没什么‘条子’、‘面子’那些玩意儿，咱这就拾掇得差不离儿了，该收场儿了。就按利祥说的办吧。”于大牛和于二车两兄弟对看了一下，于大牛抬手划拉一下自己的分头—从理了分头，他就把那破毡帽儿扔了，脖子不梗梗了，像皮球出了气儿—不蹦了，故意提高嗓音，对人们说：“好了，咱走群众路线，听大伙儿的，就这样办。都快去装车吧。”转脸又对程兆运凶声恶气地说：“程兆运，要是以后发现这屋里藏了东西，你可是找死了。”程兆运忙说：“不敢，不敢。”于家兄弟、陈利祥带着一大帮人走了，去装车了。于栓柱急步进了里间屋，走到老太太床前，说：“婶子，我来晚了。俺家那两个王八羔子气着你了吧？”老太太睁开眼，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也没怎么的。栓柱，我的孩子，你刚才在外头说那些话，我听得真真的，我听他们说，你还打大牛了。别价，孩子大了，也是村里的人物儿了，打不得了。婶子不怪他们，原是这种年月儿，兴什么是什么，谁都不怨。他兄弟们不来，别人也得来，说不定比他们还厉害。栓柱，我听兆运说，你在大会上，还跟人家反犟，护着兆运。今儿个又这样，人家不会怎么着你吧？”于拴柱说：“婶子，没事儿，谁不知道我打小是个要饭的，现在是个看林地的，共产党不会给我难看。我不过是认个死理，说两句实话，公道话。让你说下大天来，我反正不跟他们瞎轰轰。二姐，兆运，俺家那两个坏小子再欺负咱家的人，您跟我说，我收拾他们。”程兆兰忙说：“兄弟，那可使不得，咱也不敢，他兄弟们是走潮流儿，咱管谁也不敢戗着茬儿来。”过晌午，程兆兰见娘喝点米汤儿睡了，就领着端阳回自己家。路上，奶奶说：“今天亏了你栓柱爷爷，要不你老姥娘还不知怎么样呢。”端阳说：“栓柱爷爷真是好人。”奶奶说：“你老姥爷和老姥娘是好心好报，你栓柱爷爷是有良心，不忘旧恩。小儿，记住了，人来世上走这一遭，穷富不说，必须当个好人。”
一连忙了几天，地主家的浮财抄完了。村公所屋里院儿里堆得满满的，这回抄家，于家兄弟出力最大，工作队廖队长对他十分满意。于大牛站在村公所办公室门台阶上，看着满屋满院儿堆成小山一样的东西，像打了胜仗的将军看自己的战利品，心里乐，脸上格外神气，他躺到院儿里一张带顶子的大床上，在那棕床板儿上颠了几颠，说：“地主家这些小老婆大小姐真会自在。今儿个我就睡这张床，盖上他们的缎子被子，试试什么滋味儿。”有人在一边儿逗他：“小心，别再是暗楼上
抄完家，工作队和贫农团骨干正在开会商量分配办法儿。村公所门前突然来了两辆马车，都装着大包袱，满满的，像两个柴禾垛。从车上下来一个细高个儿青年，瘦长脸，铁青色，窝瞜着眼，鹰钩鼻子，穿一身现在时兴的兰色的干部制服，像个教书先生。这青年下了马车，让赶马车的看着车，他自己板板正正走进村公所，轻轻推开堂屋门，很礼貌地朝开会的人们鞠了个躬，自我介绍说名叫卢正人，在县城教书，是贵村恶霸地主江繁祺的妻侄，家里是贫农，哥哥是革命军人。几个月前，江家往他们家藏了不少东西，他经过学习党的土改文件，决心跟恶霸地主姑父、姑母一家划清界线，把江家藏在他家的东西全部交给榆树村工作队和贫雇农。工作队和贫农团的人听他一番话，觉得眼前这事儿新奇，对青年很是佩服，有原先就认识他，知道他是江家老太太卢氏的娘家侄儿，是江家供他上学念书的，原先常来榆树村，铁青着脸，不搭理人，世道变了，这孩子还真能跟形势，准有前途。听罢他一番话，廖队长很激动，站起来跟他握了一大会子手，顾青山迭忙请他坐下，苗青给他倒水，卢正人很礼貌地道谢。廖队长吩咐顾青山和于大牛等人组织大家出去卸车，又安排陈利祥把东西一一登记，一式两份儿，一份儿交给卢正人，一份儿村里留存。诸事完毕，廖队长亲自把登记的纸页儿交给卢正人，卢正人接过去草草看过，折叠起来装进上衣口袋，不知道为什么脸上竟寒沙沙的，身子也不易觉察地哆嗦了一下。晌午，廖队长和顾青山留下卢正人、两位马车夫一起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廖队长说：“卢正人同志，你觉悟高，对土改运动认识好，大义灭亲。我今晚就给县委写报告，请县委对你通报表扬。”卢正人矜持地说：“谢谢领导。这是每一个向往革命、向往新时代的青年都应该做的。”说完，就起身告辞。卢正人坐上马车，赶车的是他一个本家兄弟，低声问：“还上姑家去看看吗？”卢正人窝瞜眼一白瞪：“上什么‘姑家’？咱没这门儿亲戚了。快走。”赶马车的长舒一口气，低声念叨：“对，从此没这门儿亲戚了。……”江家大太太卢氏的娘家侄儿把江家藏的东西送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坐了月子，身子还有病的柳秀英听孩子跟她说，表叔卢正人送回来两大车东西，什么布匹、绸缎，衣服，金银首饰，什么都有，柳秀英心里一怔，怎么没说金条、元宝？没送回来？卢家小子昧下了？这孩子够阴够坏，又讨共产党的好，装好人，自已还发了横财，早就看着这小子不是人玩意儿，真是一只喂不熟活的狼啊。柳秀英想，他们家现在不担事儿，啥也不能说，可是得把男人给她的记着转出去东西的几张纸放好了，有一天共产党问起来，是个证据。
卢正人来过榆树村后第三天，于大牛找廖队长请假（说是去给老爷子买治腰疼的膏药）去了县城，他要办一件连亲大大亲兄弟都不告诉的私密事。他寻寻摸摸找到了卢正人，卢正人见了他，先是一惊， 问：“你是什么人，找我有什么事？”于大牛阴笑着，说：“
工作队主持下，贫农团费了好大力气，用了二十多天，才算把地主浮财给贫雇农们分了下去。顾青山家虽是赤贫，但因为是复员军人，政府多少给点补助，他为人又公道宽厚，只肯要一点粮食，于大牛在抄家中昧下了好几件首饰，又从卢正人那里拿了钱，而且以后还会不断地从他那里拿钱，天上掉元宝，砸到了于大牛头上。他为自己能瞅巧儿，有办法儿，敢出手而暗自得意。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他于大牛不过是个穷小子，得架子捞摸一点儿很正常，换了别人也会这样，不过他们傻乎乎的没逮着机会儿就是了。再说了，卢正人那小子，解放前靠他姑父，上这学那学，当这当那，解放了，一下又成了“大义灭亲”的什么狗屁“典型”，凭什么好事儿都是他的？这么大的便宜，他凭什么自己独吞？于大牛从他那里拿俩儿钱儿，也没碍着榆树村老百姓什么，不拿白不拿，于大牛觉得天地变了，改朝换代了，工作队的廖队长跟他轧缘儿，看他顺眼，他于大牛时来运转了，好时气来了，你想挡都挡不住。村里要分浮财了，有已经到手的钱财，于大牛已然压住穷心不跳了，所以也学顾青山，管什么先尽着穷兄弟爷们儿，除了廖队长发话，特别给了他一张大顶子床，于大牛真的没要多少东西，不但廖队长几次表扬他阶级觉悟高，连他家老爷子都说他“长这么大，头一回办事儿像个人样儿”。尽管这样，分浮财也是麻烦事儿。新中国了，老百姓不怕地主老财反攻倒算，“还乡团”永远不会来了，甭管什么东西，谁分着就是谁的，分了家什儿用着方便，分了被子冬天不挨冻，分了棉袄穿到身上就暖和，更不用说分了粮米大人孩子就不挨饿，这可是白送给的，凡是上了贫雇农册子的，分东西那些天，心里拱得睡不着觉，看着那堆积如山的东西，眼里出火，差一点没犯了抢，工作队和顾青山、陈利祥一帮人费了好大力气，尽可能公平分配，真正分到户儿里，还是没少出意见，这个多了，那个少了，这家好了，那家孬了，这户吃亏了，那户沾光了，吱吱喂喂，争争掰掰，分完好几天了，风波才慢慢平息。
分完浮财分土地。按规定，中农的地不动，富农的地拿出多余的部分，地主的地全拿出来，分给村里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地主也按人口给一份儿。好地、孬地，旱地、水浇地，远地、近地，得搭配。谁家摊哪块地，跟谁家轧地邻，靠抓阄儿来定。分多分少按政策，分好分孬“命里摊”，人们没怨言，所以分地工作量虽然大，但比分浮财还顺利些，个把来月就全分完了，户和户的土地之间都埋上了“石界”。程兆兰娘家是村里二号地主，但她自己家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是真正的贫农，除了原先种着的娘家的几亩地，又分给了四亩地，二亩旱地，二亩水浇田，离村子都不太远，听说是顾青山看程兆兰家孤儿寡母的，有意照顾的。程兆兰说：“咱跟人家顾青山一袋烟的来往都没有，人家还这么看顾咱，真是不孬。这共产党比起江家那些人来好得没法儿比。”端阳说：“那是当然，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苦妮儿领着端阳到新分给的地块儿去了一趟又一趟，看着自己家的土地，兴奋得脸都红了，对儿子说：“小儿，咱家有了自己的地了。还是共产党好，毛主席好。”端阳从懂事很少见娘这样高兴过，感到特别快乐，自得在地里打了好几个“旁连”，翻了好几个跟头儿，还跑着喊叫：“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不由得又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分房子比分土地麻烦。上级有新文件，不提倡把地主“扫地出门”。但贫农团里于大牛这样的激进分子认为，让地主仍然住自己的高房大屋，贫雇农还住狗窝儿一样的“趴趴”屋儿，怎么说也不像贫雇农翻身解放的样子，非得翻个个儿不可。工作队廖队长支持这种意见，于是决定把江家、程家扫地出门，把一户全家下关东废弃的三间破草屋和一间小西屋给江家，让程家搬到林屋里去，另给于家分好房。工作队和贫农团定了大框框之后，把两家地主几个院子百十来间房子分给全村无房少房的贫雇农，还是抓阄儿，抓着哪里住哪里。程兆兰和刘兆岭家住的是程家的柴禾院和磨房院儿，就把房子给了他们。那牲口院儿里的牲口都分给穷人了，牲口棚都空了，几间屋分给谁谁都不要，村里把牲口院儿拆了，变成了耕地，分给了户家。分房抓阄儿的时候，抓到程家暗楼院儿的，谁也不肯去住，不用说那暗楼，就是那院儿里的厢房也没人要，大家都怕程家大小姐作祟找算人。没办法儿，只好把暗楼院儿还留给程家，在东厢房南头儿给程家开个小门儿。于大牛和于二车虽然还都是光棍儿一条，但早到了娶媳妇儿的年纪，都作为单独户儿参加分房。两兄弟分别在江家和程家院儿里分到了房子，还都是大堂屋。有人私下说，这穷人翻身，于家两个秃子算得架子了，地分得好，房又分得好，这就叫“人的时气鸟的命”。
土改中给各家各户划了阶级成份。划成份的依据是各家土改当时—必要时上溯到土改前三年—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多少，土地出租和雇工即剥削别人的状况。不同的成份就像无形的台阶，每个家庭，家庭中的每个人无例外地被定位在某个台阶上。在社会生活中，处在不同台阶的人，各有不同的乃至迥异的政治待遇。党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和富农。换个说法儿就是贫农是（共产党的）自己人，中农是朋友，地主、富农是敌人，是“专政对象”，贫农家庭出身的人，除了本人历史上有劣迹、污点者（主要是国、共两党长期内战中站错了队或在抗日时期当过汉奸）外，在选任干部，升职，入团，入党，参军，到非农业部门儿就业等方面都会享有优先权，中农出身的人则要往后站，如果竞争者是贫农出身，他需要表现格外优秀或接受更长时间的“考验”。而地主、富农出身的人会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被打压和排斥。地主、富农家庭的家长或主要成员（男性居多，间或有女性）会戴上“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帽子，与“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为伍，公民权利被剥夺，接受管制和改造，强制参加无报酬的，通常是苦、脏、累、险的劳动，定期接受以人格污辱为主要内容的“训话”，一有机会就会被批判、斗争，被打骂是家常便饭，但不得对抗、申辩或有任何不满的表示，否则就会遭致更残酷的处罚。跟犯罪的人被逮扑、判刑不同，这是一种无限期的、终生的、直到死亡才会了结的苦役。跟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不一样，这些人照旧生活在原先的社区，仍然在庄乡、熟人们中间，负责改造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乡邻，有的还是他们的晚辈，所以要承受非亲历难以体会的屈辱。这种以公民家庭某个时点的经济状况划定成份，并以此为据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或拉或打，公然对数以千万计的其罪在曾拥有财富的人们实行阶级歧视的做法，在人类历史上算是一大“创新”，是对“人生而平等”这一近、现代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的颠复和反动，由此生发出无穷无尽的人间悲剧，可谓罄竹难书。在土改结束前的村民大会上，工作队廖队长着重宣讲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他说：“农村里，对本族门儿里公认很坏的人 ，不让他上家谱，把他打入‘另册’，死了不让他上老林里埋，那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我们要把地主、富农打入‘另册’，叫他们抬不起头，做不得人，他们的老婆孩子，亲戚也要好好改造，不然也没有好下场。而贫雇农们连他们的子孙后代要时时占高枝儿，处处占上风，事事受优待，谁不服气也不行。这就叫‘人民民主专政’。”端阳也在会场上，听廖队长讲这些话，觉得共产党真是替穷人做主的，心想亏得爷爷把家败了，他们家从周庄搬到榆树村，成了贫农，要不然，奶奶和大大在了“另册”，他们一家就完了，他和石头儿兄弟俩会一辈子抬不起头。他回头看看同班的同学江世荣和路德甫，觉得他们好可怜。他想，他们家大人坏—路德甫他大大路作荣并不坏，庄里人都说他是老实本份的庄稼人，就是过日子太“企”了，过日子“企”是坏吗？孩子也一样跟着坏了吗？怎么会这样呢？端阳还小，他想不明白这些事，好在他自己家是“贫农”，他跟江世荣和路德甫不一样，他暗暗为自己庆幸。大会上宣布逃跑了的江繁祺、他大儿媳柳秀英、暗楼程家程兆运、还有路作荣戴上“分子”帽子，从此他们就成了跟村里所有庄乡不一样的人，他们会常常挨“训”，开会时站台子挨斗，在村里扫大街，村里一声令下，就来出工，比如开会搭台子，开完会拆台子，收拾场子，给来村的干部打扫房间，准备床铺，给军烈属种地等等。程兆运比先前更胆小了，树叶掉下来怕砸着，走路低着头，像是怕踩死蚂蚁。他本来话就少，现在说话更少了，就是说话也不敢大声。就是在自己家里，也压低了嗓音说话，悄没声地走路。于家兄弟训他们的时候，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听说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说的，要放到早年间，那可就是圣旨啊—“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程兆运心想，咱就听上级的，老老实实的，不惹事生非，能吃饭，喘气儿，老的小的能活着就行了。江家媳妇儿柳秀英跟孩子们和小叔子搬到几间破屋里，她认命了，她觉得自己家有今天也是自己惹的，为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她得打起精神。她不再是凡事依赖公婆、丈夫的“少奶奶”，而是榆树村江家一门儿的掌家人了，她像变了一个人，开会挨斗挨训服劳役，不声不响，走路干活倒麻麻利利，一兜劲儿的样子。“荣、华、富、桂（贵）”四个孩子是她活下去的动力。尽管这名字常常被训话的于大牛等人耻笑，她佯装听不明白，不哼不哈，坚持不给孩子改名儿，她怕孩子改了名字，孩子的奶奶和大大就不知道他们姓字名谁了。她还十分看顾曾经那样混帐的小叔子江庆发，那江庆发经过土改变得傻乎乎的，柳秀英对孩子们说：“人家欺负他，咱不能看不上他。他是你们江家的人，是你们的亲叔。”善良的庄户人因为这倒从心里赞成这江家小娘们儿，说她心眼儿平和。
榆树村土改结束了。土改工作队走了。廖队长留在方庄，当了七区的书记，刘胜在七区当了副区长，苗青去了县妇联。工作队离开前建起了村里的领导班子。顾青山支书兼村长，于大牛、于二车两兄弟在土改中“火线入党”，于大牛当副村长兼贫农协会主任，人称于村长或于主任，像穷汉乍富，走路都不大会迈步了。于二车是民兵连长，兄弟俩成了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庄户人信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理儿，倒也慢慢习惯了村里的新领导、新秩序，何况他们觉得是个人儿当官儿就比江繁祺强。再说老百姓各人种各人的地，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叫交粮就交粮，让做军鞋就做军鞋，让给军烈属“代耕”就去帮忙干活儿，谁爱当官儿谁当去呗。只有那宋家财，又是贫农，又是烈属，工作队安排他当村干部，他硬不干，听说是看不惯于家两兄弟，村里多数人倒是更愿意让宋家财当干部，比于大牛强，可是工作队的人就认准于家兄弟了，庄户人谁管这个。特别奇怪的是于家兄弟的大大于拴柱对两个儿子突然“发达”横竖看不顺眼，甚至觉得两个小子在土改中出这个头儿，对不住恩人程家，他于拴柱这个外来户儿愧对乡亲。不过有件事，于拴柱心里是满意的，就是土改完了没多久，大儿子大牛就娶妻生子了。当庄的老中农户孙进善见于家兄弟交了好运，于大牛分的地是好地，分的房是好房，在村里当着官儿，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他觉得自己家是中农，差一点儿就成富农了，共产党不喜欢他们这样儿的，他心里发慌。他三个孩子，俩儿一个闺女。大儿子大旺定亲了，媳妇儿还没过门儿。小儿子叫二旺，才丁点儿大。闺女是老大，叫孙大妮儿，老大不小的了，他一心让闺女嫁到当庄儿，给她兄弟做个膀子，省得受人欺负，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如果闺女跟了于大牛，就成官娘子了，庄里人谁还敢给掐亏吃？儿子以后上学，混事儿也能沾上光。庄上那个“万人迷”寡妇翠花最喜欢保媒拉纤，看出了他的心思，又想讨于村长的好儿，就到孙家来提亲，孙进善素日从不搭理翠花，这回却笑脸相迎，翠花保媒的话刚落台儿，孙进善两口子争着说“那赶着好，赶着好。”孙大妮儿在旁边又跺脚，又摔门，他们都装没听见。翠花走了，孙进善气得胡子挓挲着，对女儿说：“你少跟俺来这一套，又摔又砸，又拉脸子，没用。知道你的心思，想找个小白脸子，趁早死了那份儿心。你不就看不上人家头上缺几根头发？那个碍什么事？耽误吃？耽误喝？耽误睡觉？人家共产党不嫌他，还到了你嫌他？这个女婿，我号下了。你跟也得跟，不跟也得跟。管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孙大妮儿知道她大大的叫驴脾气，哭了几回，就应了。于大牛虽然心里还惦记着苦妮儿，但那是镜儿里照着的—看得见，摸不着，孙大妮儿虽然模样儿不乍的，但毕竟是黄花大闺女，老爷子又跟喝蜜一般迷得了不的，不过犹豫了一阵，也就同意了。两边都急等着，媒人翠花跑得又欢，不出一个月，就成亲了。孙大妮儿坐上花轿，在庄里转了几个圈儿，就坐到于大牛大瓦屋里顶子床上了。于大牛手里有了俩钱儿，又当了官儿，偷偷摸摸在翠花那里“办”了几回，但他是共产党的干部了，得注意“影响”，再说那究竟不是自己的老婆。他年岁不小了，必得赶紧成家，不然上级和庄乡看不起。他相信媳妇儿是好东西，大活人躺到自己床上，就像小锅儿里的豆腐，现盛现吃，强过“打野食儿”一百倍。于大牛分地分房分顶子床，又当官又入党，功成名遂，又做新郎，跟一个花枝招展的新媳妇儿双双进洞房，好事儿全让他赶上，真是实实在在的翻身解放。于大牛乐得像进了天堂，几杯喜酒下肚，他喝得晕晕逛逛，见孙大妮儿坐在顶子床沿上，揭开红盖头，还真漂亮。于大牛着了忙，抱着孙大妮儿好一阵颠狂，于大牛大汗水一般淌，邱大妮儿又叫又嚷，两个人真叫心花怒放，于大牛真觉得跟神仙没两样。于大牛对孙大妮儿又疼又娇又哄弄，还没黑没白，没完没了地“鼓捣”，把孙大妮儿高兴坏了，忍不住跟小姐妹说：“你们是不知道，他有多么会疼人，弄得人甭提有多舒服了，要多好受有多好受。我快让他给揉搓碎了，可一门心思尽他搓游。以前觉得他秃头拉几的，这会儿越看越受看，半天见不着他，心里百抓五挠的。”小姐妹们又害臊又想听，让她说得一个个小脸儿红扑扑的，背地后儿里又都说孙大妮儿“拼”，不知道害丢。那孙大妮儿也甜欢人，过门儿不多天，就有“喜”了，不到十个月，一个胖小子就下生了，于栓柱高兴得要命，怕孩子不长命，取个小名儿叫狗子，孙子刚出满月，就抱着满村串，让庄乡看他宝贝孙子。庄里人都说于拴柱命好。暗楼上程老太太打发儿媳妇葛氏给于大牛家送去了鸡蛋、小米儿—当地叫做“送粥米”，于栓柱对于大牛两口子说：“暗楼上你奶奶大人大量，土改不管怎样使作人家，你奶奶也不记恨，还想着咱。”于大牛两只牛蛋眼一翻，低声嘟囔：“她们敢记恨吗？”孙 大妮儿说：“土改大牛做那些事儿，是听上级的话，也怪不得他。”于栓柱气哼哼地说：“你不用向着他说。往后遇着什么事儿，劝着他点，不能尽着他由着性儿胡来。有孩子了，得图长远，厚道些好。”孙大妮儿说：“好，我准听大大的。”
土改后，贫雇农分了地，刚开始种别人家地有的人还有点难为情，慢慢也就习惯了，庄稼人谁不拿土地当宝贝呢。那些住了地主家房子的户儿，就像做梦，老大会子觉得心里不踏实，多少天才顺过来。几户儿住一个大院儿里，有处得好的，也有磕磕碰碰的，甚至打打闹闹的，也没啥大动静儿。庄东南角儿里大榆树跟前程家柴禾院儿和磨房院儿里，周家和外来的逃荒户儿刘家高高兴兴地轧邻居，那刘兆岭老实巴交，能出力，他家里的赵桂芹心眼儿好，脾性随和，就一个小闺女儿，比端阳小五岁，长一双又黑又亮、水汪汪的大眼睛，人说跟两颗杏仁儿似的，就取名叫“小杏”。端阳跟小杏俩孩子很能玩到一块儿了，端阳知道疼她，让着她，小杏儿小嘴儿甜得像抹了蜜，一口一个“端阳哥”。程兆兰说：“我有俩孙子，这又有孙女儿了。”
?一天傍晚，端阳放学回来，两只眼红红的，奶奶问他怎么了，在学校里跟人家打架了？端阳书包没顾上放，裂口嘴就哭了，说：“奶奶，俺梅姑不上学了。”奶奶问：“怎么好好的不上学了？”端阳拿手背擦擦泪，说：“俺梅姑上济南，见俺三姨奶奶家表姑有学问，好眼热，特别愿意念书，她虽然十好几岁了，人家说年龄大的小孩儿苯，可她一点儿也不苯，全班儿数她书念得好，俺
孙子想得不错，程兆兰是在想这些人，特别是自己的闺女周继香，她年纪轻轻，丈夫就死到土匪手里，刚过几年，又赶上土改，她跟婆婆老少两个寡妇，七大八小四个孩子，不知人家怎么治把她们，土改完了，把个家弄得光光的，孤儿寡母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土改这一阵，程兆兰时不时地让苦妮儿去牟屯望望。牟屯的土改不像榆树村这样凶。听人说，一个庄土改搞得厉不厉害，一多半在工作队身上，牟屯的工作队长是个老先生，比较稳当，还要看庄里的贫农团是啥样人当家儿。牟屯牟家的长工邵长兴当了贫农团的团长，对牟家老少两个寡妇比较宽大，只让周继香她婆婆站台 子挨斗，诉苦时免不了有人指指戳戳，但一直没真的动手打人。牟家当然也是家财尽失，而且因为牟屯区公所和区里各个部门必须用牟家的房子，他们也被扫地出门，周继香和婆婆搬到了牟屯村外，圩子河崖上一排看河崖、看树行子的土屋里住。但是邵长兴做主，给她们留足了口粮，留下了常用的家具和大人孩子的衣服、被褥，给的地不孬，也不远。邵长兴让苦妮儿回去告诉“婶子”，请她老人家放心，潮流儿咱得随，但不会太过份，总得给人留活路，大差不离儿，让人过得去。风头过去，没什么事儿了，就让继香妹妹去看婶子。快过年了，周继香带着俩孩子来走娘家了，不能坐大车，骑牲口了，也不敢找小车儿，周继香领着大的，小的跑一阵，抱一会儿，娘三个来到天黢黑，两个孩子都爬不动了，娘三个看见姥娘和妗子，相拥着哭了起来，端阳在一旁心酸落泪，石头儿害了怕，也吓得哇哇哭。程兆兰赶紧哄孩子，说：“你看咱这是做什么，哭哭啼啼地干什么，遭这么大的事儿，大人孩子平平安安，这不很好吗？应该高兴才是。”周继香和苦妮儿忙擦干眼泪，哄孩子不哭了。程兆兰说：“苦妮儿回来都跟我说了，亏了你邵长兴大哥。要是牟屯有两个于大牛兄弟那样儿的，还不知把你娘俩儿折磨成什么样儿哩。”周继香说：“谁说没有于大牛那样儿的？这年月儿哪庄儿里能少了‘二流子’、‘青皮’、‘二红砖’？亏了邵长兴拿得硬，他们才没怎么兴风作浪。”程兆兰问：“你婆婆还爬台子挨斗了，现在怎么样？”周继香说：“你知道，她是个懦人。摊上这样的事儿，一点儿也不撑缰了，开完斗争会，我得跟小叔子一起架她回家，到家里‘出溜’往床上一躺，就爬不起来了。这回土改，让人家把家给分开了，可我顿顿得做着他们的饭，伺候俩小叔子吃了，再端了饭给她吃。她哭天抹泪儿，老说对不住我，原先嫌咱陪送东西少，后来又误了永年性命，我对她也没气了，她也不是那种孬人，都这样儿了，不怨她了。……我也心疼两个小叔子，挺好的俩孩子，落到这步田地，真可怜。”程兆兰说：“你这样想就对了，是咱周家门儿里的闺女。管怎么着，你婆婆也是苦命人，苦命人别难为苦命人了。你俩小叔子跟永年是一个爹的。你对他们好，永年在天上看得真真的。”端阳在一旁一声不响，听奶奶和姑姑啦呱儿，他好感动。听姑说她婆婆和小叔子那些话，他觉得姑心眼儿真好。听奶奶说姑夫在天上看着这些事儿，端阳头皮一阵麻痧痧的，是真的这样吗？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洪秀、洪全跑路跑累了，一霎儿就睡着了，石头儿头挨了枕头就睡着，就端阳还醒着，他听奶奶问姑姑：“土改了，你和你婆婆俩寡妇娘们儿带着四个孩子，往后日子怎么过？还怕有歹人起坏心，欺负人。”姑说：“活儿不会干，干不好，也不怕，累也不怕，人有饿死的，没见谁累死，人家能干咱也能干，都一样的两只手；穷也不怕。往后没有富人了，除了人家吃公家饭儿的，咱比不了，庄里人穷的富的也就是席上地下，人家能活咱就能活。俺老少两个寡妇，最怕的就是被人欺，张嘴就是‘地主婆’，四指高的小孩儿骂你，你也得挨着。更可恨的是有几个光棍子，有事没事儿上俺娘们儿屋前头转游，有话没话地胡搭啦，皮脸上赛，贼眉鼠眼，色迷迷的，浪不几的，让人又恶心，又害怕。长兴哥见了也训他们，过几天还那样。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有天晚上，来叫俺婆婆的门，没把她吓死。俺婆婆她娘家有人在关外，她想过个年把两年，带着孩子上东北。”奶奶问：“人家让吗？”姑说：“外庄儿有这样走了的。我偷偷问过长兴哥，他说俺娘两个没戴地主分子帽子，只要那边让去，就行。人走了，庄里不还多出几亩地吗？反正也不是放走反革命。不过他说别慌了。”奶奶叹口气，说：“你婆婆走了，您娘仨儿就更单了，在庄外一个河崖上，真让人不放心。香，我跟你说，你得心里有数儿，实在过不下去了，要走主儿，就明出明进地走，新社会了，这也不是丢人的事儿。要守，就利利索索的，干干净净的。咱周家的姑娘，可不许出别的事儿。”姑哭了，抽泣着说：“娘，你既问我，我一口唾沫砸个坑儿，说句话，板上钉钉，枪指着，刀压着，我也不另找主儿。我这一辈子就永年一个男人，他死得那么惨，我不能对不住他。我不能让他俩孩子没了大大再没娘，也不能让孩子上人家去，随人家的姓，赶别人叫大大，让人喊‘带犊子’，在众人跟前矮一头。真有人欺负我，最大是个死，那也不怨我了，到了那边儿，我也跟永年有个交待。”奶奶也哭了，说：“香儿，当娘的是怕你受不了……”姑说：“娘，我不怪你，你是得有这个嘱咐。我也想过，长兴哥有那个话，过几年，孩子大点了，我带着孩子上济南府找俺三姨，让她给找间小趴趴屋，我出去给人家洗衣裳，看孩子，扫大街，掏屎茅子，干么都行，再苦，把俩孩子拉扯大。让他们在济南找点事儿干，让全儿学点手艺，有口饭吃，说个媳妇儿。窝在牟屯，‘地主羔子’是嘴头上的话，一辈子也别想出头儿，非打光棍儿不可。”奶奶说：“香儿，你有这心胸，这主意，你就好好奔吧，我苦命的孩子。……”奶奶和姑姑的话声住了，夜很深了，清冷的月光照进屋里，屋当门花花搭搭，端阳听奶奶和姑姑说这些话，奶奶和姑边说边哭，端阳不由得也落泪了，他想，姑太苦了，还有奶奶和娘也一样苦，人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好人这样苦呢？大人常说是命苦，真的是这样吗？罗校长和赵老师说，讲“命”是迷信，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欺骗人民大众的，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信那个了，青少年要努力，争取自己好的前途。端阳虽然是这些苦命人的孩子，但他功课好，大人都说他长大会“有出息”，他信心满满，他会把书念好，让奶奶和娘还有姑姑都过上好日子，让她们的命都变好。端阳困得睁不开眼了，他听奶奶又说：“天不早了，你也跑累了，咱不说了。明天你上庄里儿去看看你姥娘。土改斗人、抄家，把她吓得发了好几个昏，抄家那天，多亏你拴柱舅。不孬，老太太挺过来了，能起来转游了。天天挂着你四姨和你。也不知道你四姨那里什么样儿了。”
……
程兆兰和女儿啦呱儿啦到很晚，她睡着后，觉得没多大会儿，就被敲门声惊醒了，她睁眼看时，屋里没了月光，黢黑，她正想喊继香起来，西里间苦妮儿已经起来去开大门了。程兆兰心想这事不好，因为当地凤俗，只有报丧才会这样早。不一霎儿，苦妮儿回到屋里，走到程兆兰床跟前，低声说：“娘，不好了，是方庄来人送报丧帖了，俺四姨她婆婆‘老搭’了，昨儿个咽的气。村里不让放七天—一个老地主婆子用不着闹那么大动静儿，今儿个隔一天，明儿个就出殡。”程兆兰说：“头半夜我还跟你妹妹说，也不知你四姨那里什么样儿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