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一部 15

本博主史言,老而疏狂,建博客,吐胸中快垒,发大块文章。瞩望前尘,再现不堪回首的暮年图景,告诉世人,历史不应忘记,更不应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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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历三月,柳条吐绿,在春风里上下舞动,婆娑多姿。榆树村村里村外,挂满银白色榆钱儿的榆树群中,这里那里,蹦蹦星星,一株株杏树、桃树、梨树你先它后地开花了,杏花粉红,桃花艳红,梨花雪白,让灰模土样儿的庄户院儿,穷乡村变漂亮了。农民们没有赏花的闲情,但也觉得挺好看,走到跟前,只是多看上两眼,心里又盘算自己的活计了。对于他们来说,春季是一年的开始,像无数个春天那样,他们忙着老一套活路儿,耕地,上粪,下种,锄麦,浇水,希望新的一年有个好收成。土地改革以后,农户出自己的力,种自己的地,打下粮食,交上公粮,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他们是舒心的。他们并没有过高的奢望,不过盼着囤里有粮,缸里有白面,老人、孩子能吃上净米白面的干粮,下地的劳力干活回来,能吃饱肚皮,如果粮食有富余,到集上卖一点,再卖几十个鸡蛋,手里有俩儿钱,到麦口里给家里儿媳妇和女儿买下丈把洋花布,让她们“换季”,穿上新衣服,在人前“有脸”,她们会一连多少天笑得合不上嘴。儿媳妇叫“大”,喊“娘”,嘴巴会格外甜,干活也更加麻利。这就是庄稼女子啊,好打发得很哩,只可惜往年太穷了,连这样的日子也过不上。现在,年月儿太平了,各家各户都种自个儿的地了,只要老天爷不祸害人,庄户人一门心思往好日子奔吧。可是,一九五一年的天来临的时候,榆树村不少人家却有着跟头两年不一样的,麻麻乱乱的心情。土改完了没多少日子,抗美援朝,有的人家儿孩子去当了志愿军,上朝鲜打美国鬼子去了,一走就没了音信,家里人时时悬着心,但对于多数农户而言,村子在土改后形成的新秩序中已慢慢归于平静,但从二月里开始镇压反革命,又把村里搅动起来,像庄当央那一大汪水猛然扔进去一块大石头,一下子翻波腾浪,汪里的鱼儿惊惶不安,乱成一团。如果说,土地改革是乡村中在经济领域里对以土地为主的财产的彻底的再分配,并根据人们其时的财产状况,正式地划定阶级成分,彰显阶级对立,从根本上颠复农村千百年来的宗法、族群社会秩序,那么,接踵而至的镇压反革命,则是在政治上,对几十年来特别是解放前几年里,在国共斗争中积淀的恩怨,情仇的总清算。农村不像城市社会形态那样复杂,城市里抓反革命,有时需要“深挖细找”,农村人世代聚居在一起,相互之间,知根知底,村这头有人放个响屁,村那头的人都能听见,谁在什么年上干过什么事,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村里不管什么事儿,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农村人又是粗人,双方对阵明火执仗,斗起来真枪实棒,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没什么藏着掖着的,所以,这样的“帐儿”也好算。镇反文件在村民中传达了,学校的老师、学生在村里出黑板报,贴标语,村民们也没几个人认识字,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知道那些干过国民党的,跟着江繁祺轰轰的,还有小鬼子来的时候干过伪事儿的,这回要挨“热的”了。庄里有点头脑心中有数的人,在炕头上蹲着,在地头儿上抽着烟,都能数算出村里有哪些人要“难看”,而心里有病的人,个个像霜打了的茄子,蔫了,软了,像受了惊吓的鸡,脸儿黄了,胆儿破了,家里人也跟着惶惶不安。周家老太太程兆兰虽然明知道儿子周继业是受江家人之害被迫当了国民党军,土改时还让苦妮儿诉了江家的苦,但镇反开始后,听说有当了“国军”回家来的,有的给逮起来了,她和儿媳妇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有时候,程兆兰胡寻思,儿子这样没有音信,还不如那跑回家的,那怕抓起来,罚几年劳改回来,家里人知道他人在哪里,有个盼头,早晚有一天一家人还能团圆。除了挂念儿子,程兆兰还为济南三妹家的人担着心,不知有没有人遭“事”儿。她前些日子请人给写了封信,个把月后接到回信,说是全家安好,不必挂念。以前的信都是国栋的口气,这回却是小外甥女儿国群的口气,程兆兰有点犯嘀咕,怎么回事儿?但转念又想,兴许是国栋太忙了,他们一家人本本份份的,不党不派儿的,能找着他们什么事儿呢?别担心了。 

镇反开始以后,村里两个当过“国军”跑回家的,几个跟着江繁祺当过保丁、保安团的,还有两个当过汉奸的,都按村里的命令乖乖地到区政府镇反办公室登了记,回家听候处理。这几个人从区里回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安,听见院子外头有脚步声,近处有狗叫声,都吓得浑身哆嗦,以为是公安和民兵来抓人了,他们没处跑,也不敢跑,村里的民兵白天、黑夜站着岗,把着呢。这些人当中有个崔傻子—因为心眼儿不够用,嘴拙,话少,村里人送了“傻子”这么个外号,爹从上辈儿受了十几亩地,家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宅院儿。崔傻子他娘死得早,家里没个妇道人家过不成日子,崔傻子十来岁,他大大就操持着给他找媳妇儿,因为家里日子过得好,所以媳妇儿好找,崔傻子十六、七岁上,就娶了媳妇儿,叫桂珍,模样儿十分俊俏,正应了那句俗话:“好汉没好妻,赖汉娶花枝”。媳妇儿过门,一连生了几个孩子,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庄里人说:“都说姓崔的小子傻,跟他媳妇儿弄那事儿,得门儿着哩。傻小子也知道好么儿好吃。”荒乱年月,老头子怕傻儿日后受人欺负,上赶着巴结江繁祺,非得让崔傻子上县保安团混点差事儿,说让他“闯荡闯荡”,见见世面,经经外场儿,长长见识,壮壮胆子,经不住崔老汉时常提了礼物来求告,江繁祺就让崔傻子上了县保安团,不过是混了身黄皮,但他人太苯,操练,射击,什么也学不会,没办法儿,只好让他跟着跑跑腿儿,出点憨力,干点杂活儿,但是,过了三、四个月,傻子跑回来,说什么也不回去了,为什么?一他是媳妇儿迷,想老婆,二是人家拿他当猴儿耍,欺负他。崔老汉气得满地转圈儿,桂珍说:“大大,他天生不是那块料,六十四下砍不出个镢楔,你老人家就别赶着鸭子上架了。再说了,那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好差事,干那个的,没几个好人,咱犯不上让庄乡指脊梁骨。”快解放了,崔老汉听说八路回来要土改,地多的户儿得往外拿,还得挨斗,挨打,又心疼,又害怕,窝憋得长病死了。日后真的土改了,他们家地虽多,可是七大八小一帮孩子,分到人头儿上,地就不算多了,傻子又能干,地全是自己种,没雇长工,只在农忙时雇些短工,按政策,他们家够不上地主,连富农也够不上。于大牛早就看上了桂珍,有事没事儿喜欢偎到她跟前说些混帐话,说轻了,桂珍不搭理他,说重了,桂珍就跟他翻脸。土改中,于大牛成了村里的人物头子,借机跟桂珍套近乎,说:“你们家的事,我没少使劲,要不是我给讲情,你们家至少得划富农,不但往外拿地,你们家傻子还得带帽子—他还干过保安团,够他受的。你怎么谢我吧。”桂珍说:“别吹大气儿了。我问过工作队的苗青同志,她说俺家按人口平均土地不算太多,又没雇工,剥削比例不大,够不上富农的杠杠儿。”最后,桂珍家没往外拿地,划成了中农成份。土改以后,于大牛成了村里的干部,还是想戮弄桂珍,桂珍觉得自己家也不是地主富农,怕他于大牛什么,从来不给他个好脸儿。这回镇反,崔傻子有辫子可抓,于大牛觉得是个好机会儿。崔傻子从区里登记回来,于大牛吓唬他好一阵,崔傻子求他千万别把他抓走,要不撇下老婆孩子没法儿过。于大牛说:“你傻而八几的,连个话都不会说。回去让你老婆来找我。”桂珍知道于大牛没安好心,但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她怕男人真的让政府抓走了,她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七大八小一窝孩子,可怎么过?常言说,“家里有病人,不得不求神”,这天晚上,桂珍硬着头皮去村公所找于大牛。于大牛吓唬桂珍,说:“你家傻子的事可大可小。区上廖区长听我的,抓谁不抓谁全凭我一句话。”桂珍说:“那我求求你,高抬贵手,放过他,俺一家人当牛作马报答你。”于大牛色迷迷地看着桂珍,说:“我不听你巧嘴,也舍不得让你给我当牛作马,只要你把怀一敞,赏我一口,什么事都好商量。”桂珍脸一红,瞪了眼说:“于主任,你说别的都行,就那事儿办不到!”于大牛说:“‘办不到’,我也不强办。对你家傻子我公事公办就是了。”桂珍“扑通”跪在于大牛跟前,哭着说:“求求你了,于主任,于爹,于爷爷,于祖宗,你看在他是个傻子,我拉扒几个孩子不容易,就饶了他吧……”于大牛站起来,回头把屋门插上,把桌子上的罩子煤油灯一口吹灭,过去把桂珍紧紧地抱住,说:“好姐姐,你兄弟想你多少年了。依了我,我保你男人平安无事,打这往后,啥事儿我都替你撑腰。……再说,咱俩偷偷地好,别人也不知道,谁也少不了什么……”桂珍被他抱得死死的,怎么也挣脱不开,怕丢人,也不敢喊。于大牛见桂珍不挣歪了,就把她摁倒在办公室屋当央,硬扯下她的裤子,压到她的身上。……后来,在区里登记过的几个人当中,只抓走了刘四儿他们三个,下余的几个在村民大会上斗了几回,就没人过问了。至于崔傻子,开斗争会也没让他上台,那是因为顾青山说了话,“那是个傻子,别吓唬他了。把他吓出毛病来,老婆孩子一大窝,指着谁吃饭?”桂珍还认为是于大牛给说的情,心里感念他的情份,于大牛跟她有了第一回,就免不了有第二回,后来,桂珍因为运动中受惊吓,加上挨于大牛欺负心里憋屈,窝囊,有苦没处诉,大病了一场,差点儿把命搭上,病好了,人成了个骨头架子,于大牛这才把她撂下。有道是,墙打百层没有不透风的,于大牛借镇反之机欺负傻子媳妇儿的事儿,庄里不少人知道了,但于大牛正在“兴头”上,庄户人谁敢说什么?不过跟知近的人暗地里叽咕几句罢了。于大牛白白地占了桂珍的“便宜”,崔傻子白白地吃了这个哑吧亏,日子长了,人们也就把这档子事儿忘到脑袋后头去了。

阴历四月初,麦子黄梢儿的时候,在一次批斗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村支书顾青山在会上宣布:“报告兄弟爷们儿一个大好消息,咱村的地主恶霸,历史反革命分子江繁祺已经被抓扑归案了,很快就会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村民们纷纷议论,江繁祺这个老坏货不跑了快两年了吗?怎么又给逮住了?共产党真厉害。很快,村民们就传开了,江繁祺带着小老婆去了青岛,想从青岛坐轮船往台湾跑。可是,真到开船的时候,码头上人山人海,大官、小官,当兵的,穿高跟儿鞋的女人,挤得鬼哭狼嚎,他们又归不上帮儿,哪里能挤上船?只好从码头上人堆里挤出来,却发现身上带的“条子”、“面子”全让人给偷走了,江繁祺一下傻了眼,晚上,他们住到一个小旅馆里,小老婆见江繁祺成了穷光蛋了,趁他睡着,把他身上仅有的一点碎金子、零钱掏干净,偷偷跑了,跟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不知去哪了。江繁祺醒了一看,小老婆人不见了,自己身上分文不剩,彻底完蛋了。没办法儿,他把自己抹得灰头土脸,一边要饭,一边往陶阳县城赶。好歹来到陶阳县城,趁晚上摸到他三小舅子家,他在外边听人说,他大老婆把浮财转到小孩他三舅家了。他要从他们家要出点值钱的东西,带上再跑路。卢老三夫妻见到鬼一样的江繁祺,吓得面如土色,想让他吃点东西赶快离开。卢老三的二儿子、小学教员卢正人—就是他交出了江家藏匿的浮财,当了“大义灭亲”的“典型”—回家来,见到姑父,十分客气,忙弄水让姑父洗脸,又找了旧衣服让他换上。江繁祺心想,世乱见人心,正人这孩子还真不孬,比他大大和他娘强多了,不枉他姑和我这些年疼他,供他上学。卢正人把姑父安顿下,让他喝茶、吃饭,他又出去买锅饼,说是锅饼压饿,好带,不容易长毛,让姑父带着路上吃。卢正人平心静气地离开家,刚迈出大门儿,就发疯般地往县公安局跑,到了那里,找值班儿的局长报了告,局长立即派了大队警察来到卢家院外,把卢老三家团团围住,这才从容不迫地派人进去,把江繁祺抓住。卢老三知道是自己老二的事,心想这小子真是敢支敢下,有勇有谋,只是为人太损了,这个弄法儿,用了急他连亲娘老子也敢卖。江繁祺这才如梦方醒,知道是卢正人把他告发了,心想自己太大意了,没想到会毁到自己对他有大恩德的卢家小二手里,但是后悔已经晚了。江繁祺被带走了,卢老三用手指着卢正人,说:“小二,你是真下得了手,做得出来。”卢老三老婆说:“小二,你先是把你姑家的东西交了出去,这又把你姑父卖了,你的心也忒狠了吧?你姑父罪过再大,对你可是有恩啊。”卢正人说:“什么‘恩’不‘恩’的?屁钱不值,我不能陪着他们去死。再说了,他能上哪跑?跑到哪里去?共产党的天罗地网,他能钻得出去?与其让他出去跑不了几步就被逮住,还不如我去检举他,让人家把他带了走,他也少受点逃难的罪,还算最后帮我个忙儿—让我再立一功。有这两回,我在新社会里就站住脚,吃得开了。”卢老三老婆说:“你们卢家门儿里,净出这种狼羔子。”这天晚上,卢正人为自己的“大动作”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土改和镇反中自已做的这两件事,已经足以奠定他在新社会里的政治地位,这两笔政治资本,够他用半辈子了。人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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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三月末的一天傍晚,周恒顺—就是周家小名端阳的那孩子,他上学以后,更愿意别人喊他“大号”,因为这让他觉得自己一年年成大人了—蹦蹦跳跳地放学回家,嘴里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进屋门,放下书包,抿着嘴儿,老是笑嘻嘻的,奶奶问:“小儿,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周恒顺说:“奶奶,明天区里开镇反大会,区里让俺学校出一名小学生代表上台讲话,俺罗校长和赵老师让我去。”奶奶说:“这么多孩子,怎么就挑上你了?”周恒顺说:“俺赵老师在班会上讲,因为我学习好,品行也好。另外,我记性好,能背下讲话稿子来,上去不用看稿子,就哗哗地讲开讲开。在校长办公室里,俺赵老师摸着我的脑袋跟罗校长说,这孩子模样儿端正,体面,代表咱学校讲话,拿得出门儿,上得了台面,也给咱校‘长脸’。罗校长很高兴,嘱咐我穿得板板正正的,把稿子背得滚瓜烂熟,到台上,当着几千人的面,‘嗷嗷’地,跟小钢炮儿似的讲一遍,让全区的人看看咱榆树村小学的水平。”奶奶问:“什么是‘水平’?”周恒顺说:“我也说不好,反正就是好,……棒……厉害的意思。”吃了晚饭,周恒顺迭忙地背讲话稿,实际上他在学校里已经背下来了,这会儿不过是再温习几遍,他很想背给奶奶和娘听听,让她们看看有什么差错,可惜奶奶虽然识几个字,但念不下稿子来,娘一个字也不识,只好作罢。第二天一大早,心气儿十足的周恒顺没用奶奶喊,早早地爬起来,胡乱吃了点饭,奶奶和娘逼着他喝足了水,就兴冲冲地上学校等着去了。没多大会儿,学生到齐了,赵老师指挥着站好队,罗校长和赵老师两人带着,就步行去方庄了。大会设在方庄集场子里,正北面用木棒、木板、草席搭起了宽大的主席台,台子前檐上挂着红纸黑字的会标“陶阳县七区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台上有不少人跑上跑下地忙着什么事情,他们中有人穿灰色的干部服,有的穿绿军装,好几个人腰里别着盒子枪,十分威武。台子一周圈儿,会场四周,开会的队伍前头、后头,都站着解放军和民兵,个顶个儿都端着枪,枪上上着刺刀,刺刀明晃晃的,人看了身上寒沙沙的,好人。周恒顺他们的队伍在会场指定的位置站好,顿把饭时的功夫,全区各村的村民,各学校里的学生,方庄区区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都到齐了,集场子里人站得满满的,人山人海,黑呀呀的,一眼望不到边儿。参加会的人不敢大声说话,就是咳嗽也都压低了声音,像是怕犯了什么忌讳似的。周恒顺旁边一个外庄的青年人低声说:“你看,今天来的当兵的还有民兵还真不少。”另一个满脸皱纹,胡子拉茬,一嘴黄牙,像是久闯江湖的半老头子嘁嘁喳喳地说:“今天要枪毙人,放到往常年就叫‘开刀问斩’,自然得重兵把守,得防备有人劫法场。”青年人冷笑笑,说:“你老人家看大戏看多了,现在是什么年月?谁长了两颗脑袋,敢劫法场?”半老头子说:“滚旁边子去,你懂什么?不管有没有人劫法场,也得有这个防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是从古到今的规矩。跟你说没劲—不懂不解的,有那句话,还不如放着暖暖肚子。”青年让半老头子说得像噎着了似的,白瞪白瞪眼,没接上话。周恒顺听着他们的话,看看会场上的阵势,心里更添了几分紧张。开会了,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区干部站到讲台前,大喊道:“大家肃静。陶阳县七区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现在开始。”然后提高了嗓门儿,用像吹哨子般尖利的声音叫喊:“把反革命分子押上台来!”喊声一落,从台子后边,三人一组儿,中间一个胳膊被往后扭着,上身被用绳子横一道,竖一道,斜一道地牢牢捆着—旁边那老头子似乎忘了刚才的不快,又对那青年说:“看见了吧?那叫‘五花大绑’,这都是有名堂,有讲头的。”那青年专注地看着,对老头子生了敬畏,频频点头,胸前挂着写有“历史反革命犯”、“现行反革命犯”、或其他什么什么“犯”的大脾子,低着头,两边是挎盒子枪的公安抓着犯人的肩膀和胳臂,一组又一组,走上讲台,在前边站成一排。十几个犯人当中,有六个除了胸前挂着脾子以外,脖子后头还插着挺窄一溜儿、长长的、顶上尖尖的一块牌子,上边的字儿看不清楚,但能看见打个大大的血一样红的红×,半老头子指点着,低声对那青年说:“看见了吧?中间那几个脖子后头插着的是‘亡命牌子’,只要插上那玩意儿,就没命了,开完会就得吃‘花生米’—挨枪子了。”那青年显然已对老头子的见多识广十分折服,看看老头子,点几下头,又赶紧转脸朝讲台上看。过一会儿,青年问:“不插亡命牌子的那些人呢?”老头子深沉地说:“那就说不准了,也许罚徒刑,也许下回再杀头。”老头子用手指指中间一个插着亡命牌子、虽然低头弯腰,仍显得人高马大,偶尔抬一下头,黑红脸上,一圈儿络腮胡的犯人,说:“看见了吧?那家伙就是潘大胡子,是县保安团的团长,头几年,老小子那个威风,一跺脚,陶阳县城全城打哆嗦,老娘们儿吓唬小孩儿,都说,别哭了,潘大胡子来了,小孩儿正哭着,一下就不敢哭了—就这么厉害。这回不威风了,完蛋去球的了。”周恒顺在一旁听着,心想这位大爷真明白。跟榆树村小学师生挨着的榆树村村民很快就认出来,台上挨着潘大胡子站着,脖子后头也插了亡命牌子的是他们村的江繁祺,大家指点着他,说:“就是那老家伙,错不了。”“一准是那老小子,跑不了他。”周恒顺年纪小,记不大清江繁祺长什么样儿了,忙问本庄儿的人哪个是江繁祺,人家告诉了他。周恒顺瞪大眼睛好生看那江繁祺,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了,像打翻了的老鸹窝一样乱烘烘挓挲着,偶尔扬起脸,说不清是肿还是胖,乌眉灶眼,皱着眉头,两道白了的眉毛长长的,像眼睛上搭了雨篷,两只眼睛一会儿闪着恶毒的、恼恨的凶光,一会儿又露着惊恐,眼神变得暗淡,有些许可怜。他不住地朝台下看,很明显想找他自己家里人。周恒顺想起今天学生站队,江世荣、江世华兄弟俩都没到,原来他俩跟他娘柳秀英,他叔江瘸子一起在榆树村村民队伍里站着。周恒顺在班儿里跟江世荣兄弟俩关系不赖,老大江世荣很愿意跟他玩儿,有小孩子跟他打架,江世荣总向着他,他虽然恨江繁祺和江老大,但觉着江世荣兄弟俩人不孬,这会儿周恒顺似乎忘了台子上的江繁祺害他大大的事了,觉得他这两个同学好可怜,他转头看他们一家,江世荣、江世华兄弟俩一边一个站在他娘柳秀英身旁,柳秀英紧紧拉着俩孩子的手,瘸子江庆发歪着身子在一旁呆了一样地站着,一家人眼圈儿通红,但没人哭泣,甚至没有眼泪,他们紧张不安地拼命伸长了脖子朝着讲台,伸长了脖子,瞪圆了眼晴看江繁祺,江繁祺似乎也看到了他们,脸上的肌肉像在悸动,一阵青一阵红,两只眼睛不安地忽闪着,眼神绝望而哀凄。周恒顺听见榆树村村民队伍里有人在说:“江家人昨天就接着通知了,他们是来给老家伙收尸的。”有人还说:“江繁祺老小子一个劲儿朝下看,再看也看不见他老婆和他大儿了,他们早早地上前头给他领路儿去了。”很快,大会开始了。有个干部站到前头来高声讲话,这一定是县上的大官儿,样子特别威严,话声粗重,严厉,而且特别洪亮。领导讲完,群众代表讲话。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代表先后讲完,就轮到了学生代表,罗校长提前领着周恒顺走到台子跟前,工商业者代表讲完,周恒顺慌着往台子上爬,他个子矮,爬不上去,罗校长一下抱起他,上边一个干部伸手把他接上台去,周恒顺觉得校长和上级领导对他太好了,心里十分感动,在万人瞩目中,他被人抱上台,又觉得不好意思,天虽然不热,但他头上还是冒出汗来。他要讲话了,但个子太矮,会场上后边的人看不到他,一个干部搬过来一张椅子,让他上去站着,他战战兢兢地站在椅子上,身子后头是那一排犯人,里头有六个人插着亡命牌子,虽然这些人都被五花大绑地绑着,可是他知道这都是些很坏、很凶狠的人,杀人不眨眼的人,所以心里暗暗有点害怕,好像怕大人啦呱儿啦的那些妖魔鬼怪似的。他让自己忘了这些人的存在,搭眼望台下看,满眼是人,男女老少都有,人头攒动,像发大水时河里的浪头一样。他觉得自己心“嘭嘭”的,快跳到喉嗓眼儿了,头有点晕乎乎的,他看到罗校长,赵老师在焦急地、紧张地、满怀期待地看着他,想着他们嘱咐他的话,他定定神,按罗校长、赵老师事先的交待,先朝后向高挂的毛主席像和主持会的领导们鞠了躬,又转身朝台下的群众鞠了躬,然后轻轻地咳一声,清清嗓子,开始讲话。昨天背好的讲话稿一下子全想起来了,脑子里似乎有张白纸,讲话中每个字清清亮亮地摆在上边,他一字一句,抑扬顿挫,行云流水般背诵起来,他一个字也没打哏,觉得很长时间才背完,但又觉得意犹未尽,他抬头朝台下环视一遍,然后朝台下、台上鞠躬如仪,这才迈下椅子,从台子上跳下去,跑回自己的队伍,罗校长和赵老师十分高兴,罗校长拍他的肩膀,赵老师拉他的手,两人都夸他讲得好。开会的男男女女不少人朝他看,有的低声称赞:“这是什么人家的孩子,长得俊,口才好,记性好,真了不得。”“这个孩子,长大了,瓤不了。”周恒顺听着旁人对他的议论,觉得脸红耳热,但心里很得意。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个好的开端,从小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像赵老师给讲过的唐诗里的句子,“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有蜻蜓在上头”,他上好了学,长大了,就会成为台子上领导们或者罗校长、赵老师那样的人,奶奶和娘就会过上好日子,永远不再贫穷,不再受欺负。周恒顺这样想着,突然台子上尖利的哭诉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原来台子上,反革命分子的受害者,有冤有仇的在诉苦,有老头子,老太太,还有年轻媳妇儿,他们都有天大的冤仇,有吐不尽的苦水,一边哭,一边讲,时而咬牙切齿,时而大放悲声,越说越来气,就跑到仇人—某个犯人跟前,大打出手,男人拳打脚踢,扇耳光,女人或掐或扭,那些反革命犯人上身被捆得死死的,几个死刑犯脚上还带着大镣,被诉苦的人打得歪嘴斜眼,呲牙裂嘴,前仰后合,潘大胡子一下给打趴下了,大个子像个墙垛子倒在地上,因为绑着上身,下边带着脚镣,摔倒了怎么也爬不起来了,三、四个公安好歹把他拽了起来。榆树村的革命烈士宋强的哥哥宋家财上来诉苦了,讲到他弟弟宋强被江繁祺带人抓走,残杀,他老母亲哭瞎了眼睛,没多久就命丧黄泉,宋家财痛哭流涕,咬牙切齿,走到江繁祺跟前,瞪圆了双眼,举着铁拳,那江繁祺吓得身子朝后退,但挪不动脚,面色如土,浑身发抖,但宋家财的拳头朝江繁祺挥舞两下,没有落下,一边说:“江繁祺,你犯了罪,欠了人民血债,人民政府惩办你,为我兄弟报仇,为被你残害的人报仇,我今天不打你,我怕你一身臭肉脏了我的手。”宋家财回到发言人位置,喊了几句口号就下台回到榆树村村民的队伍中。周恒顺听宋家财的诉苦,觉得江繁祺太坏了,宋家太可怜了,一边听一边流泪。看到宋家财朝江繁祺挥动拳头,心想,揍这个坏蛋,狠狠地揍他。但宋家财没有打这个坏蛋,诉完苦就下台来了。罗校长低声对赵老师说:“这个宋家财真是世上少见的良善之人。”赵老师点头道:“作为一个农民,实属难得,难得。”周恒顺听着罗校长和赵老师说的话,又在琢磨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诉苦完了,一位穿黄衣服的干部上台宣判,台上这二十来个反革命分子,有的正式逮扑,有的罚了徒刑,有三个判了无期徒刑,主持会议的高声下令把已宣布逮扑、判刑的反革命犯押回监狱,十几个反革命分子被押走了,台上只剩下六个插亡命牌子的了。会场上人们都议论起来,嗡嗡响,像有人捅了蚂蜂窝,蚂蜂“忽隆”一下全飞起来一样。穿黄军装的干部高声喊“肃静”,会场上的人们不敢出声了,黄军装干部挨个宣布这六个人的罪状,最后都是“判处死刑,验明正身,立即执行”。周恒顺悄悄问赵老师:“啥叫‘验明正身’?”赵老师脸色不大好,但还是耐心地说:“‘验明正身’就是把准备杀头的人好好看看,是不是他,防止因为什么原因抓错了人,杀错了人。”周恒顺说:“也没看见怎么“验”啊。”赵老师说:“提前已经验好了,不会错的。”这时,会场上的人们议论声大起来,像烧水的大八印锅里水要开了。解放军和民兵自讲台往下,排成两道人墙,让公安押着这六个带着脚镣的反革命死刑犯从两道人墙中间走过,走出人群,一直往西走,还有不少解放军和民兵把住会场门口,不准大家乱跑。开会的人全都扭转头,像鹅一样伸长了脖子往西看,周恒顺和他的同学们个子小,被大个子挡着,什么也看不见,他听见有人说:“这六个该枪毙的,押着上了西南河滩了—那里是刑扬。”过了有半个小时,从西南河滩那里传来了一阵杂乱的枪声,像过年放爆仗似的。大家松了一口气,纷纷议论,“枪毙完了。”“这六个人作恶作到头儿了,上阎王爷那里报到去了。”“这回给那些受难的人报了仇了。”解放军和民兵撤了,满会场的人一下子乱了营,人们不分队,不成行,像洪水漫过田野一样,你推我,我拥他,争先恐后,一齐向西南河滩走去,榆树村小学的学生们也跟着人们跑着,罗校长和赵老师寸步不离地紧紧跟着。人们来到了西南河滩,河当央清凌凌的水泛着细粹的波纹缓缓地、悠然自得地流淌着,河岸上一株株大柳树绿色的枝条儿随着微风轻快地摇摆,像身材袅娜的姑娘在甩动着长绸跳舞。黑老鸹、花喜鹊、叫不出名儿的鸟们和一大帮家雀儿或在天上飞,或在树上瞪着眼朝下看,它们从没见过河滩上来过这么多人,觉得热闹,但又有点惊慌。河岸外边,大地一片碧绿,春意盎然。人们来西南河滩,不是春游,也不是踏青,庄户人没那种城里人吃饱了撑的闲毛病,他们是来看枪毙人的,因为这是难得一见的,非比寻常的,格外刺激的,另外一种见闻,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要来看一眼的。庄户人又有什么可看的呢?遇着这种稀罕事儿,谁都不肯错过这个机会。他们看到,河滩上,潘大胡子、江繁祺这两个让陶阳人闻之色变的混世魔王和另外四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歪歪斜斜地趴在沙土上,头朝着流水的方向,潘大胡子后脑勺子上一个大窟窿,整个脑袋去掉了一大半,江繁祺被削去了少半边脸,后背正中一个弹洞,其他四个也差不多,除了潘大胡子以外,身上都挨了不止一枪,有个人从脑袋到屁股中了四、五枪,他们身子跟前,一滩滩暗红的血迹,有的身上的弹孔还在往外流着鲜红的血,这几个人周围的沙土上、水草上迸了不少血,不时有黑老鸹从几具死尸上空掠过,但因为怕人,不敢落下,据说,它们喜欢这种血腥味儿,急于来啄食。周恒顺挤在人缝儿里想看又不大敢看,听到人们在议论:“打潘大胡子的人枪法好,一枪命中。”“怎么那么厉害,大胡子的脑袋开瓢了。”“你不懂,人家用的是‘炸子儿’,钻进去自然就炸。”“什么‘炸子儿’,人家说,拿枪子儿在头发里使劲擦一阵,枪子儿上沾了孬油,到时候儿它就炸。”“噢,里头还净道道儿。”“哎,头些天我在县城看枪毙人的,好,那叫厉害,一拉溜崩了一、二十,有的身上打得跟筛子似的。”“哼,这个事儿,有的是枪法不好,一枪打不准,多来两下,有的是新手儿,手打哆嗦—这杀的是活支拉的人,不是杀只鸡啊,有的就不一样了,多打两枪过过瘾—反正有的是枪子儿,不打仗了,那玩意儿没什么用。”“怎么潘大胡子弄咱七区来杀头?”“老东西在县里公判大会上宣判死刑了,也弄着上了刑场,当时没毙他。他老家是咱七区的,县里把他弄来跟江繁祺一起杀。”“老家伙等于死了两回了。”“按这家伙作的恶,死十回八回的不多。”榆树村的人们指划着:“看见了吗?从南数,第三个是咱庄那老家伙。”周恒顺看看歪斜着身子趴在沙滩上的江繁祺,又转头朝东北方向看,远处河岸上一棵大柳树下,江世荣兄弟俩跟他娘、他瘸巴叔,还有几个不认识的,看样子是江世荣他姥娘家的人在那里,背对着河滩,跟前一辆地排车,车上放着一领秫秸席,他们要等人散去,再过来收尸。看杀场的人成群结队地来,又忽忽隆隆地去,他们怕是要等很长时间,他们必须在近处等着,周恒顺听人说,只要跟前没人,不大会儿功夫,尸首就会被黑老鸹啄,被野狗给撕了,啃了。周恒顺跟着人群往回走了,太阳过了正当央,往西偏了,天已经过了晌午头儿了,他觉着肚子饿了。刚才他连肚子饿都忘了。上台子讲话,听人诉那些坏蛋的苦,看死人的刺激和恐惧,使他处于一种莫名的亢奋之中。他跟着老师和同学们回到榆树村,大家散了。周恒顺回到家,已经累得拉不动腿了,但人仍然很兴奋,一边大口扒着奶奶给盛来的饭,吃几口,压压饿,开始跟奶奶和娘说会上的事。“我上台讲话,台子高,爬不上去,罗校长抱起我来,台上一个大干部把我接上去的,我个儿矮,站到椅子上讲的。我一句也没打哏,跟夏季里喝凉面条儿似的,再痛快没有。‘嗷嗷儿’的,跟小钢炮儿似的。很管。俺罗校长和赵老师很高兴,说我给俺学校‘争脸’了。我听见台上当官儿的,台下开会的,不少人夸我。”石头儿仰着脸,不转眼珠儿地看着哥哥,娘说:“石头,你看你哥有多棒,全七区那么多学生,找一个孩子上台讲话,就找着你哥哥了,你上了学,也得好好念书,也得像你哥一样棒。”石头儿忙点头。看着孩子有出息的样子,程兆兰和苦妮儿暂时忘记了愁苦,好像这天是什么节日,好像孩子上台讲话这件事预示着孩子的也是他们一家光明的未来。周恒顺一边吃饭,一边说大会上的事,“宋强他哥宋家财到台上诉江繁祺的苦,人家那几个诉苦的,急了没好地揍那些反革命,他哭得呜呜的,恨得要死,可是就照着江繁祺举了举拳头,一指头也没戮那个大坏蛋。”奶奶说:“他家从老一辈儿,到他兄弟俩,心眼儿没再好的。”奶奶问:“枪毙人了?”周恒顺说:“枪毙了,六个。”娘说:“俺的娘哎,六个?可不少。这才是咱一个区,一回就枪毙六个,这个弄法儿,全中国得人死了。”奶奶点点头,说:“是得死一点子。”又问:“见江繁祺了?什么样儿了?”周恒顺说:“哪能不见?头发轰着像乱草,脸上黄肿腊气的,两只眼还是恶不几的,滴溜滴溜地往台子下头看,看样子是看见他家里人了。”娘问:“江家人也去了?都是谁去的?”周恒顺说:“去了。世荣、世华弟兄俩,他娘,他瘸巴叔,还有他姥娘家的人。”奶奶说:“你说,这种事儿他们去个什么味儿?”周恒顺学着大人腔调,很明白地说:“他们不去可不行。人家上级得提前通知他们家,他们得去收尸啊。扔那里,不让狗吃了?”奶奶点头说:“倒也是。”娘说:“作死,作死,真作死了。你说那个柳秀英,男人乱棍砸死了,这再去收老公公的尸,心里什么味儿啊。”周恒顺说:“还能有好味儿啊?江繁祺老东西该杀,共产觉是为民除害。可是,看看俺那俩同学,挺可怜的。”奶奶和娘听周恒顺说江家的事,他们也跟孩子一样,心情很复杂。过一会儿,周恒顺又说怎么去看死人,“江繁祺头上一枪,脊梁上一枪,打得稀巴烂,淌了那些血噢,没法儿看了。”奶奶说:“小儿,你也跑到那杀人场去看了?”周恒顺不无神气地说:“当然去来,大家都去—想不去都难,潮水似的裹拉着就都去了。小闺女孩儿小胆儿,没大有去的。男学生全去了。”奶奶说:“那个看不看的,稀松。怪人的。晚上做恶梦。”周恒顺大大拉拉,满不在乎地说:“不碍事。”一副很有男子汉气概的样子。

过了个把月,周恒顺放学回来,说:“明天得早起,又叫我上大台子讲话—上回讲的叫了‘好儿’了,这回还让我讲。”奶奶吃惊地问:“怎么着?又开大会?又枪毙人?”周恒顺点点头。第二天过晌午,周恒顺回到家,低头耷拉角,蔫游不几的,也不说话,跟上次回来,像变了个孩子。奶奶一边迭忙地给他盛饭,一边问:“小儿,怎么了?”周恒顺不吱声。奶奶说:“这是乍的了?哪里不好受?”周恒顺摇摇头,说:“没有不好受。人家没让我上台讲话。”奶奶一愣,说:“说的好好儿的,费大劲背了稿子,大远地跑了去,怎么又变了?”周恒顺说:“我也不知道。俺去到,在会场等着的时候,从大台子上下来个干部,跟罗校长叽咕了一阵,好像罗校长还跟那个人争白,那人有点着急,罗校长不作声了,那人回了讲台,罗校长找我,把讲话稿儿要过去,说:‘周恒顺,刚才区里来人说,别光让一个学校的孩子讲,让把讲稿儿给江庙小学的一个学生,让他讲。’我问:‘他背得下来吗?’罗校长说:‘区上人说,不用背了,让那孩子看两遍,上台比着稿儿念就行。’说完罗校长就拿了稿子交到台子上去了。”娘问:“江庙那个孩子讲了吗?”周恒顺说:“江庙小学找了个小男孩儿,个儿比我还高呢。让他讲了,那小子上了台,吓懵了。两只手捧着讲稿儿,浑身哆嗦,两条腿站不稳,站了一霎儿,脸憋得通红,念不出声,主持会的干部生气了,忙把他给弄下来了。听说那孩子吓得尿裤子了。”奶奶说:“瞧这事儿弄的。”娘说:“怎么会这样?这不是拿个孩子搓摆着玩儿吗?”奶奶给娘使个眼色,说:“不讲就不讲。不讲也罢。也不是开什么好会,逮人杀人的。不叫咱讲咱就不讲,不顶渴不顶饿的。小儿,别当副子事。”晚上,两个孩子睡着后,程兆兰对苦妮儿说:“石头儿他娘,我猜摸着,今儿个端阳没讲成话这个事儿,不是好事儿,八成跟石头儿他大大的事有牵扯。这两天,咱听听动静儿就知道了。”—这事儿确实跟周恒顺父亲有牵扯。已经当了一两年村干部,也娶了媳妇儿的于大牛打苦妮儿的主意好几年了,可苦妮儿正眼都不瞧他一下,也没有因为他当了村干部对他客气些,照旧老远见了他就躲,好像他长着大麻风似的。于大牛想,苦妮儿,你等着。我有了“抓手儿”,你就不犟了,你那当国民党军的男人不是死了就是去台湾了,你一个反革命家属,还敢在我跟前胀饱?七区头一回镇反大会开过以后,他在方庄派出所见到一个被捆着的反革命,派出所的人说,那人是四六年抓壮丁当的国民党兵,叫吴有仁,跑回来两年多了,一直说在那里是个小当兵的。镇反开始后,有人证着他,当过两个月副连长,够上反革命分子的“杠儿”了,就把他抓起来了,正准备往县里送。于大牛多了个心眼儿,走过去问那个人,在国民党部队里,认识不认识榆树村的周继业?那人说,认识。去了就在一个团里,刚去的时候常见面,也说过话。可是,打了一次仗以后,就再也没见他,不知是死了,还是被解放军俘虏了。后来,在徐蚌会战—不对,是淮海战役—战场上,我当了俘虏,冒充当兵的,被解放军放了。周继业什么情况我不清楚。怎么,他没回来吗?”于大牛说:“没回来,也没音信。”那人说:“那十有八九是阵亡了。要是当了俘虏,大多数儿接着跟解放军干了,是死是活也得有信儿。到这没音信,许是阵亡了。不过这事儿也不一定。战场上的事儿,可说不准。”于大牛想,甭管周继业是不是死到战场上了,我让这个人出个证明,那周继业就是在战场上被共产党部队打死的,周家娘们儿就是反革命家属,看你苦妮儿服软不服软。于大牛立逼着那人写证明,那人说:“我没看见周继业阵亡,也没听人说过,这个证明我不能出。”于大牛瞪圆了牛蛋眼,举着巴掌,凶神一般说:“这个证明,今天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你再说个‘不’字,我就弄死你。”那人吓得浑身哆嗦成一个蛋,脸焦黄,两只手合撒着,按于大牛的要求写了“证明”。于大牛拿了那“证明”回了家。上回镇反大会苦妮儿的大小子周恒顺上台讲话,于大牛气得要命,对顾青山说:“一个国民党的小羔子成了罗宗毅和赵林的宝贝了。全区开镇反大会让他上去讲话,放着好贫雇农的孩子—像孙大旺那样儿的—不用,这是什么立场?你有时间得找姓罗的谈谈。”顾青山说:“罗校长他们得找个学习好,上去能讲好的孩子,周恒顺学习好,也老实,又不怯场,让他讲,满行。他大大是江繁祺逼着去当的兵,咱再找他老婆孩子什么毛病?罗校长是知识分子,解放前就是地下党,是上边派来的校长,我跟他谈什么?你也不能跟他胡扯。”这回区里又开镇反大会了,于大牛听他小舅子孙大旺说,周家小子可了不得了,又要上台讲话。于大牛听了火冒三丈,说:“我叫他讲不成。”他心想,我单等开大会以前,把你小子给换下来,让小子白心胜一回,给罗宗毅和赵林一个大难看。开第二次镇反大会这天,就要开会了,于大牛拿了他弄的那份“证明”,到后台去找廖区长,气乎乎地说:“廖区长,上回镇反大会,你们让俺村的周恒顺代表学生讲话,他奶奶是俺村暗楼程家的二小姐,他们周家在周庄儿也是大地主,他大大周继业是国民党兵,让解放军打死了。你们那回让姓周的孩子讲话,俺庄儿的贫雇农意见可大了。怎么,今天还是让他当学生代表?”廖区长说:“根据区里掌握的情况,周继业是被江繁祺逼着去当壮丁的—土改时,我们还让他媳妇儿诉了苦,现在下落不明,他们家人算是受害者,让那孩子讲话问题不大—当然不如让一个家庭疤儿麻儿没有的孩子讲话更好,但是不那么好找。”于大牛说:“可是,周继业在战场上,跟解放军打仗,让解放军打死了,那怎么说?”廖区长说:“这倒是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有证据吗?”于大牛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那份儿“证明”,递给廖区长,廖区长看了那份“证明”,想了想,说:“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性质就不一样了。这孩子就是被杀人员的孩子了,再让他讲话就不合适了。大牛,你提的这个意见很好,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表现。这样,我马上安排,让他们尽快另找个孩子,把姓周的孩子换下来。另外,周继业的家属虽然不是地富,但也是‘反革命家属’了,你们要注意监督改造。”廖区长立即安排让区委宣传委员通知更换在大会上讲话的学生代表。于大牛十分得意,心想,苦妮儿,你不让我如意,我也不让你好过。

? 几天后一个下午,苦妮儿下地干活去了,村里派来个跑腿儿的,叫柱子,在院子外头喊:“二表姑,村里让你今天吃了晚饭,上村公所开会。”程兆兰问:“柱子,开什么会?”柱子说:“去了就知道了。”吃晚饭的时候,程兆兰说了柱子来下通知的事,问:“石头儿他娘,今天是几儿?”苦妮儿说:“阳历咱不知道。阴历是四月初三。。”程兆兰说:“每月初三,村里开受管制分子的训话会,叫我去开这样的会,出奇了。”苦妮儿说:“咱一不是地主、富农,二不是反革命,凭什么叫咱去开训话会?不去!吃完饭,我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儿。”程兆兰说:“于大牛是他们的主事的,他对你不安好心,黑灯瞎火的,你可不能去。你在家看家,看孩子,我去,咱犯病的没吃,犯法的没干,他吃不了我。”周恒顺说:“我陪奶奶去。”程兆兰看看孙子,说:“小儿,你在家写你的作业,练你的‘大仿’,那种地方,你可不能去。”周恒顺说:“那我送到你地方,就回来,待一盼儿,再去接你。”吃完晚饭,程兆兰和孙子一起去了村公所,快走到村公所门口,程兆兰就让孙子回去,她一个人走进村公所,顶头遇上于大牛,于大牛虽说是村里的“大人物头子”了,但农村人的习惯,见了程兆兰,还是招呼道:“二姑,你来了。”程兆兰说:“你叫来,敢不来吗?”于大牛支吾道:“这是区里指示的,支部研究的,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程兆兰走进屋,搭眼一看,村里几个戴“帽儿”的,江家媳妇儿柳秀英,她娘家兄弟程兆运,路作荣,几个反革命,还有这回运动中在区派出所登了记的人,一个在家里摆“香坛”的孙寡妇,都在墙跟里蹲着。程兆运看见程兆兰,吃了一惊,说:“二姐,你怎么来了?”程兆兰说:“于大主任下通知叫来的,也不知犯什么王法了。”程兆运不敢接话茬,忙低下头。一步门里,一步门外的于二车大板牙一露,说:“程兆兰,少说一句,找个地方坐下。”程兆兰找把椅子坐下,于二车说:“那椅子不是给你准备的,和他们一起蹲那里去。”于大牛进屋来,说:“算了,她跟那些人还不太一样,就坐那里吧。”程兆兰注意到,村支书顾青山没露面儿,里里外外就于家兄弟蹦达,开会了,于二车“请于主任讲话”。于大牛装腔作势地咳几声,清清嗓子,开始训话。先是咋天唬地把管制对象和候补管制对象数落一顿,说他们“不老实”,“做梦都想变天”,“盼着蒋介石回来”,接着说志愿军在朝鲜连打胜仗,美国鬼子不撑打,用不了多长时间,台湾也得打下来。谁也别想变天,哪个敢不老实,把他的狗头砸烂!最后说:“你们新来的几个听着,你们虽然还没戴上帽子,但是村党支部根据区委指示,抓阶级斗争,决定对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加强监督改造,每月初三晚上,来参加四类分子训话会,从明天起,参加扫大街,村里派活儿,随叫随到。听见了吗?哪个敢对抗改造,就上报材料,给他戴上帽子。再不老实,就送他进公安局!”“新来的几个”除了程兆兰以外,都一迭连声地答应“是,是,是”,一边不停地朝于家兄弟点头合撒脑儿,像鸡啄米似的。程兆兰问:“为什么叫我来开这个会?大牛,你说给我听听,让我明白明白。要不我还糊涂着,改造也不知道怎么个改造法儿。”于大牛说:“你寻思寻思自己家的情况,跟你说吧,上级通知,有人证明,你儿子周继业在战场上,被解放军打死了,他就是被杀人员,你们家就是反革命家属,是对共产党、人民政府有刻骨仇恨的人,区领导指示,要加强对你们的监督改造。还有,济南府来人,上周庄去查材料,你济南妹妹家外甥是历史反革命,你自已年轻是地主小姐,后来是地主家少奶奶,现在是反革命家属,别说区领导有指示,就是没指示,村支部就能决定管制你!”程兆兰听于大牛说这一阵,听到儿子的死讯,头就懵了,觉得浑身难受,从头顶往下凉,头晕得厉害,赶紧往椅子背上靠一靠,眼睁睁地看着于大牛说得两个嘴角子出沫,两只牛蛋眼瞪乎着,嘴唇动弹着,但他说的什么,程兆兰一句也没听清,她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的于大牛一个变成了好几个,都瞪着牛蛋眼,呲牙裂嘴,满嘴吐沫,胡念八说,程兆兰觉得这么多于大牛围着她打转儿,她心里翻蹬,想干哕,头上满是汗,坐也坐不稳了,想跌倒,程兆运忙过来扶住她,问:“二姐,你怎么了?作觉着哪里不好受?”程兆兰说:“不要紧,兆运,你扶扶我,我歇歇就好了。”于二车宣布散会,于大牛大声大气地说:“程兆运,你把你姐送回家,出了问题你负责!”程兆运扶着程兆兰,走出村公所大门,大门外一片漆黑,程兆运说:“姐,天黑,路不好走,咱慢慢走。”程兆运话音末落,见端阳提一盏小马灯走过来,急切地问:“舅老爷,你也开会了?俺奶奶怎么了?”程兆运:“小儿,你来接你奶奶了?俺刚散会。你奶奶刚才生了点气儿。”周恒顺忙用一只手扶着奶奶,问:“奶奶,你那里难受?要紧不?”程兆兰已经缓过劲儿来,说:“小儿,奶奶没事儿。咱回家。”转身对程兆运说:“兆运,你家走吧,有端阳扶着我满行。我没事,你别挂着。你快回家吧,回去晚了,咱娘、兄弟媳妇儿和 孩子们挂着。”程兆运嘱咐端阳“好好扶着奶奶,走慢些”,转身回自己家。这边端阳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扶着奶奶,慢慢地走回家。还没到家门口,苦妮儿已经迎出来,忙上前架着婆婆,一起回家,进屋让婆婆坐到椅子上,倒碗水让她喝了,这才问:“娘,怎么回事?”程兆兰见端阳还在一旁站着,支绷着耳朵听,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家里有人当国民党兵的,开开会说了几句。端阳,你快去睡你的觉,明天早晨还得上学。”端阳睡了觉,一会儿就睡沉了。程兆兰说:“石头他娘,今晚上,于大牛弟兄们是让我开的管制分子的会。他们说,上级通知的,说石头他大大在战场上让解放军打死了,咱是反革命家属,区里让对咱监督改造。我以后就受管制了,开训话会,扫大街。”苦妮儿一愣怔,旋即埋下头哭起来,程兆兰说:“孩子,继业走了,这么些年没音信,仗打完了,人家无论在哪边儿的,是死是活都有个下落,唯独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心里早觉得是凶多吉少了。现在,这就算知道准信儿了。打这往后,咱死了这份子心,不盼他了。孩子,咱得想开,再苦再难,咱娘们儿得咬牙往前过,就为咱这俩孩子啊。”苦妮儿抬起头,抹抹眼泪,说:“娘,我不光是听说继业的事难受,我也是为娘开会的事,娘,明天我去找顾青山,就算周继业是什么样的反革命,我是他家里的,要管制叫他管制我,治作个老嫲嫲做什么?”程兆兰说:“那可不行。我猜摸着,这事就是于大牛这个混帐黄子鼓捣的。他对你不安好心,寻思着把咱娘们儿欺负住,好找算你。他兄弟们是管四类分子的,你要是去了,那不就成了于大牛手底下一棵菜了?他们不是要管制我吗?我就豁上了,看他能把老嫲嫲子怎么样。他知道石头他大大没了,更得缠磨你了,孩子,你往后得时时,处处加他的小心。”苦妮儿流着泪说:“娘,咱娘们儿是什么命啊?”程兆兰说:“孩子,是我把你害了,把你娶了来,弄出了这么个结果。唉,后悔也晚了。”苦妮儿擦擦眼泪,说:“娘,咱不后悔,我从没后悔过。娘,你放心,我名儿贱人苦,可是心诚,我和继业哥夫妻一场,我说什么也得对得住他。”程兆兰说:“孩子,难得你有这份心劲,咱娘俩儿打起精神来朝前过。天底下弧儿寡母多的是,人家能过,咱也能过。我听继章说过,继业当国民党兵,牵扯不着家属什么,于大牛兄弟这样弄,不一定对。咱先不跟他硬顶,慢慢察听着想办法儿跟他们撕扒,不为别的,家里有人受管制,对咱俩孩子不好。”苦妮儿说:“找找俺妹妹他叔伯兄弟,让他给问问。”程兆兰说:“先不能找他。越是亲戚,越不方便说话—太糊身,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他们忌讳这些事儿,咱不能给人家惹麻烦。以后得机会儿找找继章,让他给问问,越上边的人越好说话,人家不是说来吗?‘大官儿好见,衙役难缠。’当下继业的事刚明开,咱不跟它反犟,叫开会就开会,叫扫街就扫街,反正没有治死人的王法。”苦妮儿又说:“那就先这么着。娘,你累了,睡去吧。”程兆兰说:“躺下也睡不着,我再抽袋烟。”苦妮儿说:“娘,你既不睡,我给你老人家说件咱得急办的事。”程兆兰说:“那你尽管说。”苦妮儿说:“咱得给石头他大大发丧。”苦妮儿说了这句话,就落下泪来,忙擦擦泪,又说:“他都死了好几年了,死哪里埋哪里咱也不知道,没人儿发送他,他的魂儿到这也没得安位儿,……他在那边儿,走路走累了,口渴了,买口水喝也没个钱啊,……”苦妮儿说着,忍不住抽泣起来。程兆兰让苦妮儿说得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忙说:“好孩子,我让于大牛兄弟难为糊涂了,忘了这一层了。你说得很是,咱立马给他发丧,明儿个我就找你舅商量去。”

第二天中午,周恒顺放学来家,眼圈儿通红,脸上还有没擦净的泪痕。奶奶问:“小儿,怎么着了?是考试没考好,还是跟人家闹乱子来?”周恒顺说:“俺班有两三个孩子喊我‘反革命羔子’,我跟他们闹起来了,他们还打我,说‘反革命羔子揍了白揍。’亏得江世荣和路德甫拉架,把他们拽开了,要不今天得让他们揍苦了。”奶奶气得脸焦黄,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坏,有娘生,没娘教的。”恒顺说:“打头儿的就是于大牛他大小舅子孙大旺,别的一、两个孩子是跟他一伙儿的,他们几个人年龄大,学习不好,还调皮捣蛋,考试常得大零蛋,还喜欢戳弄小妮子儿,孙大旺他兄弟二旺—大号孙志春—年龄比我还小,在下边儿年级里,也来跟着他哥哄哄,赵老师常批评他们几个人,我功课好,老师常表扬我,他们就恨我,说我是赵老师的‘干儿子’,说我‘舔腚’,‘溜沟子’。奶奶,他们说俺大大让解放军打死了,是真的吗?”程兆兰知道这事儿瞒不住了,伸了把孙子揽到跟前,说:“于大牛说的,上级通知的,有人证明,说你大大死到战场上了。”周恒顺听奶奶说了,眼泪咕嘟咕嘟往外冒,抽噎着说不出话,小石头儿偎在奶奶身边,伸了小手儿去给哥哥擦眼泪,自己也哭了,祖孙三人哭成一团。吃完晚版,石头睡了觉,周恒顺对奶奶和娘说:“我想过了,明天我去跟罗校长和赵老师说,打这不上学了。”奶奶说:“小儿,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怎么就不上学了?”娘说:“噢,孙大旺他们欺负你,你就吓得不敢进学屋门儿了?你就这么没志气?就这么点儿出息?你太让娘伤心了,奶奶白疼你了。”周恒顺说:“奶奶,娘,我不是怕挨那几个人欺负不上学,他们打不死我,我就上,再说,老师也不会看着他们打人,江世荣和路德甫还有别的同学也向着我。”娘还在生气,问:“那你为么要不上学了?”周恒顺说:“土改工作队临走开大会,廖队长—人家现在是七区区长—讲的,说贫雇农家的孩子上学、入团、入党、参军、当干部都优先,成份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要入什么‘另册’,不光大人要接受改造,他们的孩子也受影响。这两天在学校里,孙大旺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念‘秧子’给我听,说‘瞎白学习好,反革命子弟将来考不上学,入不了党,当不上干部,到了还是脱不了砸坷垃。’有俺大大的事,我反正也没什么好前途了,就别白花学费,瞎耽误工夫了。没俺大大了,我是咱家的男子汉,得早点下地学庄稼活儿,撑起这个家来。”奶奶和娘让孩子说得又一阵心酸落泪,奶奶说:“小儿,你忘了在济南你姨奶奶家,你姨爷爷说的,人上学读书,不光是学谋生的本领,还学处世做人的道理。人不念书,没学问,大睁着两只眼,可是任啥也看不明白,就像在明亮的太阳地儿里,他眼前全是一抹黑,人那样活一辈子,太苦了。小儿,奶奶不想让你成那样的人。就算你念着念着,让你念得再好,人家共产党不让往上升学了,到那时咱再家来,咱不能自己平白无故地先把自己上进的路儿掐断了。”娘说:“端阳,奶奶这些话说得很是。你尽管好生上,上到哪里算哪里,不论干什么,有学问反正比没学问好。你也不用怕学不会庄稼活儿。俗话说,‘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乍着咱乍着。’没三天的‘离把’。你年龄大些了,放了假,星期天,就能学。日后真下了学,现学也来得及。从这往后,不许提不上学这话。”周恒顺看着奶奶和娘,说:“好,奶奶,娘,你们放心,从这往后,我会比以前念(书)得更好。”

春茬地里的玉米、高梁长得人把高,满坡的小麦黄稍儿的时候,榆树村的外来户周家,暗楼程家的二姑太太程兆兰,她儿媳苦妮儿两代寡妇,苦妮儿两个小孩子端阳和石头一对孤儿,要为他们死在国共两党打仗的战扬上的亲人发“空丧”了。程兆兰唯一的儿子,苦妮儿的丈夫,端阳和石头儿—可怜他从没见过他大大—的父亲周继业被江繁祺和江庆懋父子连骗加逼去充“丁”当了国民党兵,村干部于大牛说他在战场上被解放军打死了。他们虽然没有可能见到他的尸骨—国共两党打了那么长时间,那么多,那么惨的仗,双方死的人堆成山,他们的亲人又有谁能为他们收尸成殓呢,胜者一方多少人埋骨在无名烈士墓,败者一方的战殁者自然全成了了孤魂野鬼—但还是决定按老家的老规矩给他送葬。程兆运偷偷找村里的张半仙看了日子,找帮忙的给周庄、方庄、牟屯和当庄儿的几门亲戚送了报丧帖,程兆兰从于大牛口中知道了济南亲戚家出了事儿,路又远,就没给他们送帖子。苦妮儿找出丈夫当兵离家前戴的瓜皮帽儿,耳暖子,对襟棉袄,棉裤,棉袍子,布袜子,又找出原先的鞋帮子,鞋底子,熬了几个通霄,给他做了两双单鞋,两双棉鞋,里边都铺上她亲手绣的鞋垫子,苦妮儿边做边流泪,两眼模糊了,看不准针脚儿,几次镶破了手指头,新鞋和鞋垫儿上全沾上了苦妮儿的眼泪和鲜血。程兆兰看着心疼,说:“石头他娘,做一双鞋就行了,不用做那么多。”苦妮儿说:“不行。多给他做两双,单的,棉的都有,还得有替换的。”程兆兰知道这是苦妮儿为继业尽自己的心,就依着她。苦妮儿还找出了他的旱烟袋,给他缝了新烟荷包。张半仙说,正该准备这些东西,这种做法,古来有之,这是有讲究的,叫作“衣冠冢”。国父孙中山先生奉安南京中山陵之后,北平香山碧云寺也是这样办的。张半仙为周继业做了牌位,上写“显考周公讳继业之神位   子恒顺恒和奉祀”,又命苦妮儿和两个孩子焚香叩头,张半仙用朱笔沾朱砂点了牌位的首字,是为点“主”,又写了一面灵牌,上写“周公讳继业之灵位”,准备和衣、帽,物品一起放入棺材。家里贫穷,程兆兰让程兆运托人买下一口二寸半的柏木棺材,找人漆成紫红色。发丧前一天,村里乡亲帮忙在周家院子里用木棒和苇席搭了灵棚,把棺材放到灵棚中央,摆好香案。张半仙偷偷到坟地看了“风水”,定了坟墓位置,棺材在墓中摆放的朝向,程兆运带人挖好了坟坑。周家院墙外支起了高灶锅,满村借来桌椅条凳,锅碗瓢盆,赶集买来鱼肉青菜豆腐粉皮,准备招待吊丧的亲朋和庄乡邻人。程兆兰的女儿周继香接着帖子,知道哥哥已死,悲伤至极,忙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叔伯兄弟牟永平的小闺女洪云一起赶来,周庄程兆兰的大嫂,苦妮儿的干娘和离婚不离门的儿媳程守芝带着孩子小刚儿也早早地来到,加上程兆运两口儿和守梅、守信,周家的近邻刘氏夫妇,庄里跟程家、周家走得近的乡亲,男爷们,娘们儿们,于栓柱和他家小三儿于三套,都偎上帮忙支应干活儿。于大牛闻风派人来通知,说周继业是反革命,丧事不准大办。四月十三,是发丧的正日子,鸡叫三遍,周家老太太,苦妮儿和俩孩子,周继香,程守芝,还有程兆运,程守信,于栓柱等一行人,去给周继业叫魂儿。天上月亮还没落,星光闪烁,清晨的凉气似水,他们不吭不咳往庄东走,脚步声惹得各家的狗此呼彼应,争先恐后,各不相让地吠叫起来,全村响起了狗咬鸡叫的大合唱。于三套在前边打着灯笼给大家照路,周恒顺捧着父亲的灵牌儿,苦妮儿捧着牌位,周继香捧着香炉,程守芝提着香和纸,程兆运和于栓柱扶着程兆兰,程守信领着石头儿,到了庄东路口,人们站住,面向东南—周继业被带走时去往的方向,苦妮儿和周恒顺把灵牌儿和神主牌位放到大路上,周继香放下香炉,点燃香纸,程兆兰开始哭腔叫喊:“继业,我的儿,你家来吧。家来娘给你穿把好了,娘和你媳妇儿,你俩孩子,你妹妹,还有你舅,好好地送你上路。”苦妮儿的哭叫声撕心裂肺:“继业哥,你在哪里?你听见咱娘叫你了吗?我是你媳妇儿苦妮儿,你听见了吗?你回来啊,你快回来啊,回来看看咱娘,看看咱两个孩子,端阳十来岁了,小的叫石头儿,是你走了几个月下生的,你还没见过他什么样儿啊……继业哥,我的好哥哥,你……你快回来呀……呜,呜,呜……”周恒顺一边哭一边喊:“大大,你回来吧,俺想你……”石头儿趴到娘身上哭个不停,周继香一边用柴棍儿拨拉着正燃烧的黄草纸,一边说:“哥,你死得好惨,好冤,别在外头了,来家吧,咱娘和俺嫂子给你准备下住处了,你来家安息吧。”同来的人有的用不同的称呼叫喊,有的陪着周家人默默垂泪。周家老少三代人和他们的亲朋在村外站着,蹲着,对着沉睡中的,灰蒙蒙的原野哭叫着,呼喊着,悲惨的号哭声,凄厉的叫喊声传向原野深处,传向浩邈的天空,西边天空中一轮惨白的圆月,洒散着惨白的光,过了会子,月亮隐没到乌云中去了,天地间突然暗了下来,三套手里的灯笼还在闪着昏黄的光亮,一阵凉风吹来,有人不由得打个冷颤,程兆运对还在哭喊的程兆兰和苦妮儿说:“姐,外甥媳妇儿,继业听见了,家来了,咱领着他回家吧。”程兆兰和苦妮儿停住了哭喊,苦妮儿犹在低声饮泣,程兆运对周恒顺说:“端阳,跟你兄弟一块儿给你大大磕头,请他回家。”端阳跪到灵牌和香炉前,恭而敬之地磕了头,苦妮儿教着石头儿,学哥哥的样儿磕了头,她自己也趴到地上,重重地磕了头,周继香也磕了。苦妮儿端起牌位,端阳端起灵牌,在最前头,苦妮儿低声说:“端阳他大大,咱回自己家了。”端阳也说:“大大,咱回家了。”三套仍旧打着灯笼,一行人慢慢回家来,把牌位放到八仙桌后条山几上,把灵牌放到八仙桌正中,重新上香,摆上“倒头饭(小米干饭)”、“倒头饼(圆形的小薄饼)”和点心、水果等供品,苦妮儿和孩子,周继香在桌前磕了头,程兆兰说:“儿,你家来了。今儿个就送你上路,你去伺候你爷爷、奶奶,你大大去吧。”不一会儿,张半仙准时来到,先安排孝子孝亲“破孝(剪下白布,分发给应戴孝的人)”,苦妮儿,周继香,端阳,石头儿,亲戚中和端阳、石头同辈份的程守芝的儿子小刚儿,周继香的儿女都戴了孝帽,穿了孝服,跟着周继香一起来的侄女儿洪云,见端阳哥哥和洪秀、洪全都戴了白帽,穿了白衣,独她没有,哭着也要穿白衣,没办法儿也只好依她。周恒顺心里难受得要死,见洪云凑热闹儿,心想,这小丫头儿真够任性的,等到小丫头儿穿戴好了,跑到他跟前,说:“端阳哥,你看看,我也穿孝了。”一身白衣把小丫头儿圆乎脸,小酒窝儿映得格外俊俏,周恒顺心想,姑这个侄女儿真是个小精灵,转念又想她一个县长的女儿,偏跑到俺这“反革命家属”家里来,还给俺“反革命”大大戴孝,真奇怪,不免又对她有点儿感激。邻居家小姑娘小杏儿见几个孩子都穿了白衣裳,也来找奶奶要,但小杏儿家跟周家既不是本家,也没亲戚,不过是乡邻,外姓旁人,这“孝”哪是随便戴的?对她自己家也太不吉利,奶奶哄她,小丫头儿也不肯走,好歹她娘来了,硬生生把她拽走,小丫头儿边往外走边看着周恒顺抹眼泪,周恒顺看了,心里想,小杏儿这小姑娘,平常日子天天像个笑瓢子,这会儿哭起来,怪可怜的样子。张半仙把“破孝”的事安排停当,稍坐片刻,走出屋门,看看天色,时辰已到,下令“入殓”,就指挥着苦妮儿把备好的枕头和褥子在棺材里铺好,摆放好,把死者的帽子放到枕头上,自上而下摆上袄、裤,鞋、袜,再把棉袍盖到上面,棉袍顶上再盖上被子,然后把烟具,单鞋,棉鞋摆放在两边,最后把桌上的灵牌平放到枕头以下。张半仙两眼眼光如电盯住棺材里的东西检视一遍,抬起头,眯眼思忖一瞬,睁开眼下令道:“成殓盖棺”,程兆运、于拴柱等几个人抬了棺盖往棺身上盖,程兆兰在棺材旁哭得站不住,程守芝紧紧扶着她,苦妮儿见众人盖棺材,哭叫着,抓着棺材沿,对着棺材里头的衣帽号哭,拚死不让人盖上,周继香和邻居刘嫂两人狠劲把她拖开,没曾想,她拼死命挣脱开,又冲向棺材,因用力过猛,头顶一下撞到棺材前脸上,霎时鲜血就浸红了白孝帽,从额头上往下流,几个女人手忙脚乱,抓了桌前香炉里的香灰按到伤口上止住血,又撕了白布给包好,程兆运等人赶紧把棺盖儿盖好。张半仙指挥着人们在棺前点上蜡烛,在棺材顶上放了一只宰好的红公鸡,在灵棚里摆好香案,又下令“孝子孝眷分列棺材东、西两侧,伏地守灵,等候谢客。”恒顺、恒和(石头)和恒刚在棺材东,手里拄着糊了白纸的柳木辊子(哀杖)伏地跪着。苦妮儿、继香伏跪在棺材西旁。天大亮了,本村、外村的亲戚,乡亲或单个或三两人一起来灵棚吊祭,燃香,化纸,叩头,张半仙高喊:“谢客”,跪伏在棺材旁的孝眷、孝子们就跪行至来客跟前,伏地磕头。吊客们男男女女,来往不断,全都是庄户人。眼看天快晌午了,突然进来一个高高大大,穿半旧军装的中年男人,把张半仙和在灵棚外边支应的人吓了一跳,那中年汉子进了灵棚,从自带的军用挎包儿里拿出香纸,恭恭敬敬上香,化纸毕,伏身跪地磕了三个响头,直起身,仍跪地不起,眼睛含泪说道:“继业兄弟,我是你哥郭有江,哥来送你了。兄弟,我当了解放军,复员回家过日子了。兄弟你放心,你家俺婶子,弟妹,大人、孩子,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帮助,不让他们掉到地上。”说完,再拜,站起来,到屋里,走到程兆兰跟前,说:“婶子,我叫郭有江,家是酸枣岭,跟继业兄弟一起当壮丁的。我复员来家,早该过来看婶子,可是,那次俺弟妹上俺家刚走了,我就让区里抽着带民工去修淮河了。前天才回来,听说了俺继业兄弟的事,就过来了。大娘,俺兄弟没了,还有我郭有江,往后,你老人家遇着难处,就跟我说一声,我一定尽力帮助。”程兆兰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慌忙拉郭有江坐下,说:“有江,往后俺一家人有靠帮了。”跪伏在棺材旁的苦妮儿听见了郭有江跟婆婆说的话,赶紧过来,跪地给郭有江磕头。

第二天出殡,张半仙指挥着周恒顺把灵棚前一个瓦盆儿用力摔碎—这叫“摔老盆”,只有死者的第一继承人才有资格担任此事,农村有的人家为摔老盆而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会打起来。周家断不会有这种事,周恒顺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只有祸怏和屈辱,周恒顺拼全力想一下把老盆摔得粉碎,但力气太小,摔了几下才算完成此事,全家人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急得要命,在一旁替他使劲,但却不能给他帮忙。周恒顺听人说过,摔老盆一次摔不碎,是不祥之兆,他心里十分懊恼,但也没什么办法。接着,张半仙高喊:“起灵,孝子孝眷送殡!”程兆运、于栓柱带领六个壮汉用杠子抬起棺材,一步步走出大门,于三套提着汤罐子,走在棺材前边,用舀子舀出汤来,往路上泼洒,这叫“攉汤”,周家邻居刘兆岭挎着篮子,篮子里装满剪成圆形的纸钱,边走,边抓出纸钱沿路抛撒,这是给小鬼小判儿们留下买路钱,也学人间,用金钱替死者开路。周恒顺走在棺材后头,送葬队伍的最前头,拄着哀杖,哭喊着“大大,大大……”,恒刚领着石头儿跟在恒顺后头,恒刚见恒顺兄弟这样可怜,也泪流满面,石头儿也学着哥哥,哭喊“大大”,他们的母亲在后头哭天抢地,嗓音嘶哑地号叫着:“继业哥,你把咱娘,把俺娘仨儿撇得好苦,俺可怎么活啊?……”起灵前,程兆运夫妇和于栓柱劝程兆兰不要上林了,但她说什么也要去,没办法儿,于栓柱找了小车儿来推着程兆兰,跟在送葬队伍的后头,看热闹的人议论说,瞧人家于栓柱,世道儿再变,跟程家兄弟姊妹还是走那么近,真是难得的好人啊。棺木和送灵的人们来到林地,把棺材放到坟坑前,张半仙指挥人们“送棺入土”,坐在地上号哭的苦妮儿站起来,猛地扑向棺材,抓着棺材哭着不让往下放,张半仙沉稳淡定,面无表情,指使程守芝、刘嫂等人把苦妮儿拉开,人们抬着棺材,缓缓往坟坑中放,程守芝和刘嫂一把没抓住,苦妮儿像疯了一般,跑到坟坑跟前,就要往下跳,程兆兰和周继香,程守芝急忙过去,周继香和程守芝死死地拽住苦妮儿,程兆兰哭着说:“苦妮儿,你想把娘舍了?”苦妮儿回头看看头发花白的婆母娘,哭着喊声“娘”,周继香和程守芝趁势把她从坟坑边拽过来,周恒顺和石头儿兄弟俩一下扑到娘怀里,放声大哭,周恒顺哭喊着:“娘,你不管俺兄弟俩了?”娘三个哭成了一团。棺材稳稳当当在坟坑中放好,张半仙让周恒顺用铁锨铲了土往坟坑儿里扔第一锨土,周恒顺泪流满面,拿锨铲土,扔向坟坑,半干不湿的黄土“刷拉”落在棺盖上,周恒顺觉得自己的心“格支”疼了一下,他感到那黄土是砸在了大大身上。张半仙着人从周恒顺手里接过铁锨,指挥多人往坟坑里填土,从坟坑里挖出的粘土,黑土,半干不湿的黄土被一锨锨扔向坟坑,很快,棺材被土盖住了,坟坑填平了,坟坑上堆起了圆馒头形状的坟头,张半仙指挥人们把坟堆拍实,在坟头上压上冥纸,又在坟前上香,摆供,烧化冥纸,孝子,孝亲祭拜磕头。太阳还有半杆子高,天空蓝得犹如深潭,仰望它让人心悸,西南风刮来,烧化纸钱的桔黄色的火苗子刮到人脸前,烤得脸火辣辣地疼,白色的纸灰被风刮得高高飞起,飘飘摇摇地在人们头顶上翻转,像在天空中排列成一长串问号,向冥冥发问,周继业,你在哪里?你究竟死在何地,埋骨何处?你可知你的老母,弱妻,幼子凄惨如许?

    周家的这场丧事,在榆树村算得上是一件大事,轰动全村的事,除了顾青山碍于政治原因,不便出面,着他家里的送来香纸即匆匆离去,于大牛两兄弟坚持原则,贫雇农革命立场坚定,自然不会来搀和,还派了人来暗中监督,看有没有违碍的事发生,村里四类分子家庭的人不敢来吊祭,怕给自己惹不素静,剩下的户儿差不多都来了,其中,村里公认的三代贫农,革命烈士宋强的哥哥宋家财夫妇都来了,在灵棚中吊祭,跪拜完,还走到屋里,安慰程兆兰,让程兆兰和苦妮儿十分感动,周恒顺小小年纪,但已经经历了不少生活中的苦辣辛酸,也多少感受些世态人情,他觉得宋家财心眼儿真好,为人善良。从宋家财、顾青山这些贫农骨干和村干部以及全村多数庄乡身上,周恒顺更相信奶奶的话,天下还是好人多,庄稼人多是善良的人,他暗暗想,自己长大了,也要以良善之心待人。

   周家的丧事过去了,庄乡们免不了议论纷纷。有说周继业冤的,有说程兆兰命硬,先克死了丈夫,又克死了自己儿子的,有说是根儿还在暗楼程家,从打他家大小姐出了那事儿,破了风水,程家连他们的几个闺女家,就没有得好儿的,原先济南府陆家还算不孬,这回镇反也遭事了。庄户人还是相信,人强强不过命,顺了,一顺百顺,要是走了背运,喝凉水都硌牙,就擎(白字,应为“贝”字旁加一个“青”字)着倒霉吧。    

     ……

     苦妮儿在周继业的新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于拴柱把她和程兆兰一起推回家。女人们把苦妮儿架到床上,让她休息。程兆兰硬撑着,喝点水,让继香安排没走的客人吃饭,最当紧的是一帮孩子:程守信、洪秀、洪全、小云、小刚、端阳、石头儿。天就要黑了。孩子们都得饿了。周继香急忙拾掇饭让孩子们吃。几个孩子叽叽喂喂地吃了饭。吃完饭,小云指着端阳,对周继香说:“大娘,你看俺端阳哥,穿一身白衣裳,脸更显得白了,像不像戏台上的薛顶山?”周继香哭笑不得,说:“小妮子,这些事儿哎。像,像薛顶山。”端阳被说得脸红了。洪秀用手指头刮自己脸蛋儿,说:“小云,丢,丢,丢,夸小男孩儿。他是薛顶山,你是樊梨花?”小云说:“不丢,不丢,不丢。端阳哥就是像薛顶山嘛。”孩子们吃完饭在院子里玩,小云老缠着端阳,隔一会儿端阳就跑进屋去看娘,问她喝不喝水,吃饭不,小云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洪秀说小云是端阳的“跟屁虫儿”,小云也不恼。……程兆运、于栓柱、路作荣等几个人拆灵棚,收拾家把什儿,给庄乡送。继香、守芝、守梅里里外外地收拾,忙活得差不多了,劝苦妮儿多少吃了点儿饭。程兆萍伺候着程兆兰喝了几口汤,坐在她跟前,看着瘦了不少的二姐,不知不觉又在掉眼泪。税兆兰说:“看你,怎么了?在林上还没哭够?别哭了。依着哭,没完。哭死,您外甥也回不来了。这些年一直没信儿,这回有了结果儿,咱也死心了。你不用挂我。苦妮儿也没事儿。她使劲哭哭好。现在就怕村里的坏货欺负她。你怎么样?那个李存锁,我反正是看着不地道。”程兆萍说:“没事儿。这回还真亏了他。他现在是全庄儿的正官儿了。管怎么说,是亲戚。他挡着,少受不少罪。他跟我说,别错了主意,就让孩子在外头上学。”程兆兰说:“我怕他不安好心。”程兆萍脸有点儿红,说:“亲戚里道的,他不好意思。他老婆是个母夜叉,谁惹了她,她剁着板子骂一天一夜,不变腔儿。李存锁敢胡来,他老婆能吃了他。”程兆兰说:“你一个人,在那个院子里,我真是不放心。要不,给你三姐说说,上济南找点儿活儿干,脱出身儿来算完。”程兆萍说:“我问过李存锁,他说我是戴着‘帽子’的人,可不敢往外走。他也不敢给开介绍信,没介绍信,到哪里也落不住脚儿。再说,土改给留了八亩地,还不孬,舍了,也疼人啊。”程兆兰说:“你得多加小心。”程兆萍说:“我心里有数儿。”程守芝从苦妮儿住的西里间屋出来,来到程兆兰床前,说:“二姑,我领着小刚儿上俺娘那边儿去,你好生歇着。”程兆兰说:“芝哥儿,继章弄的这一出,把我和你婆婆气死了。我心里老觉得是个事儿。老周家对不住你。”程守芝说:“二姑,咱不说这个。不怨您老一辈儿的。怨我命不济。咱也确乎配不上他。这么些年,他不在家,我跟俺娘和孩子轱轮八跌都过来了。以后还是俺娘仨儿,一样过。”程兆兰说:“继章不说要让小刚儿上济南念书吗?”程守芝说:“你问问他。小刚儿,过来,给你奶奶说。”小刚儿把头一立楞,说:“上济南上学?轿抬着也不去,就跟俺奶奶俺娘在咱老家上学,上完小学上中学,再上大学,上出学来,接了俺奶奶俺娘享福去。”程兆兰说:“听俺小刚儿多么有主意,有志气。”

     于栓柱给庄乡送完家什,进屋来,程兆兰说:“兄弟,这两天累得你不轻,快来歇歇,喝口水。”于栓柱说:“二姐,没累着我,已经这样,你得想开。我回去了。”于拴柱走了,程兆兰说:“栓柱兄弟真是好人。这些年,甭管咱娘那边还是我这里,帮了多大忙吧。土改前,土改后,人家就没变样儿。”程兆运说:“咱大大咱娘还有姐姐们对他的好处,他都搁在心里不忘。他跟我说,管人家怎么着,咱都是好弟兄。”程兆萍说:“栓柱哥这样的人很少见。现在这年月,不论你原先对他多好,你倒了霉,他躲得远远的,装不认识,不反过来害你,就是好的了。”程兆运说:“二姐,我跟四妹妹上那边去了,太晚了,咱娘不放心。你也早歇着。”程兆兰说:“走吧,劝劝咱娘,别太难受了。”程兆萍说:“姐,我在咱娘那边待一晚上,明天就回方庄了。我是戴着‘帽子’的人,不能在外头多待。过完麦,只要请下假来,我就来看你。”继香和孩子送老姥娘家客人,守梅牵着端阳的手,说:“端阳,常过去玩儿,你老姥娘想你。”端阳说:“我一定去。梅姑,你也常上俺家来,我也想你。”

     继香和孩子们回屋来。程兆兰说:“继香,你娘三个上小东屋儿去睡,让小云和端阳跟我睡。”小云高兴地喊道:“好,我就愿意跟端阳哥睡一个床。”洪秀说:“不知羞。”小云说:“羞什么?端阳哥能在床上给我讲故事听,他会的故事可多了,什么刘邦、项羽,秦琼、罗成,杨家将,他都知道。没有小孩儿比得上他。”周继香说:“那好,小云,跟姥娘睡,听你端阳哥讲故事吧。”

      周继香打发两个孩子睡了,又回娘屋里来。娘靠着墙,半躺着,小云挨着她睡,端阳在小云里边,靠墙,自己一个被筒。周继香说:“小云不是说听她端阳哥讲故事吗?怎么都睡着了?”程兆兰转头看着两个熟睡的孩子,说:“一躺下,端阳就开讲了,说的是岳飞打金兀术的事,还没说十来句,小云上下眼皮就打架了,端阳也困了,一小霎儿,都睡着了—跑蹬了一天,累了。”周继香说:“小云这个妮子,跟咱家的人格外轧缘儿,只要我说来榆树村,她就非跟着来。”周继香看看头挨头睡着的两个孩子的两张小脸儿,说:“多好的两个孩子,长得跟画儿上的金童玉女似的。两人打小儿这么好,等长大了,能成‘两口儿’就好了。”奶奶说:“小云真是好孩子,跟咱家的人亲,刚才非得跟我一个被筒儿,让我搂着。要是咱端阳找这么个媳妇儿,那可是得朝正北磕头了。就怕咱们家没这个福份啊。”程兆兰吸了一袋烟,问:“香儿,这一阵怎么样?”周继香说:“倒没什么事。邵长兴当村支书兼村长。他公开讲,阶级立场是阶级立场,把地主的土地、房屋都分了,都应该,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地主、富农家的人,只要不反共产党,就让人家过自己日子,老婆孩子的,不能三欺二讹的。倒没人跟我和孩子过不去。就是俺婆婆不素静。庄里有个老光棍子光瞅寻她,她吓得天天缩缩着心,吃不下饭,心口疼。俺那两个小叔子也可怜。我不在家,连口饭都吃不好。”程兆兰说:“没你公公和永年了,虽然分家单过了,你也得招管他们。”周继香说:“我知道。” 

     周继香和孩子要回牟屯了,端阳送出去老远。洪秀领着洪全在前头走,周继香拉着端阳和小云的手在后头。天开始热了,瓦兰的天上没一丝云彩,太阳火辣辣地照着,西南风刮过来,满坡的麦杆儿前仰后合的,黄得耀眼。姑说:“端阳,你是家里的大男人,是周家的顶梁柱。一定长志气,好生念书,你奶奶你娘可就指望你了。”端阳抬头看着姑,见姑眼里汪汪着泪珠儿,端阳的眼睛湿润了,说:“姑,我知道。”小云拉拉周继香的手,说:“大娘,别说了,别叫俺端阳哥难受。”周继香看一眼小云,说:“好,我不说了。”

     姑和洪秀、洪全、小云走了,端阳看着他们走远了,自己才往家走。经历过最近这些事,端阳像是突然长大了。他和小刚儿、小云是好朋友,可是,他和他们太不一样了。小刚儿他爸爸在省里当大官儿,他们家是烈属,小云她爸爸是县上的大干部,她妈是大夫,他呢,大大跟着国民党当兵,死在战场上了,那是跟共产党解放军打仗,被解放军打死的呀,这是再糟没有的事了。就为这,村里于大牛让奶奶参加四类分子训话会,还让扫大街。端阳知道自己的家在村里是“吃不开”的,奶奶和娘是受人家气的,他也会挨坏小孩儿欺负。他一定得记住姑的话,好好上学,书要念得比别的孩子好,念好了书,他就能像在济南见过的那些人,在外边“混事儿”—现在叫“工作”,村里的坏孩子想欺负人也捞不着了。他们 还得照常在榆树村干庄户,而他却可远走高飞。他想像着,有一天他上出学来,不光奶奶和娘、姑,还有老姥娘,舅老爷,守梅表姑,两个姨奶奶都会为他高兴,当然,最高兴的得是姑的侄女儿小云那个小妮子儿。到那时,他会把奶奶和娘接到城里去享福。他要供石头儿上学,不能让他调皮。……端阳更懂事了,像个小大人儿,早早起来,摸黑儿扫院子,扫完了再去上学。读书更用功了,放学回来,先做完功课就帮娘干活儿,天天晚上练“大仿”,还看一点子从老师那里借来的画书。他对石头儿更疼爱了,有点好么儿让着石头儿吃,还教他认字,可惜小子调皮,不大肯学。在学校里几个坏孩子—顶头儿的是于大牛的小舅子孙大旺— 欺负他,他挨了打,也尽量忍着不哭,有时候掉了泪,他就在学校外边汪边儿上洗了脸,把弄乱了的头发弄平整了,再回家,他不愿让奶奶和娘知道了,心里难受。这天晚上,端阳睡着觉说梦话:“我怎么着你了?你凭什么揍我?”还翻来调去的睡不踏实,又轻声地“哎哟”,奶奶端了灯,掀开被子,见端阳脊梁上,胳膊上,腿上有好几块地方青了,甚至紫了,一看就是被人扭被人踢留下的伤痕,奶奶喊了苦妮儿过来看,苦妮儿看了,就哭起来,说:“娘,咱孩子这个学就是这么个上法儿?这样,日子长了,还不叫人家欺负死?”奶奶说:“可怜俺孩子在学校里挨了打,家来一声不吭。老天爷,咱祖辈儿没朝人丧良心,怎么让咱大人孩子的遭这样的罪啊?”苦妮儿说:“娘,咱别叫端阳上这个学了,家来待二年,个子长大了,再回去上去。”程兆兰说:“这孩子上学有瘾,不让他上了,他准不干。再说,不上学了,不是个办法儿。都是当庄儿的孩子,在学校外头,他照样能欺负人。学还得上,明天我上学校找老师去,看校长、老师管还是不管。实在不行,让端阳上他姑家庄儿里上去。 ”

     第二天一大早,程兆兰和孙子端阳一起去了学校。在办公室里,程兆兰让端阳脱了上衣,褪下裤子请罗校长和赵老师“验伤”,说:“这都是在学校里让人打的。孩子还说,亏得班儿里江世荣、路德甫两个大个子男生拉架,要不还会挨得更厉害。”罗校长和赵老师看了端阳身上的伤痕,罗校长紧锁着眉头,在屋当央转了几个圈儿,赵老师用手按按端阳身上的伤处,问:“疼不疼?”端阳裂着嘴,说:“疼。”罗校长说:“赵老师,别问了,打成这样,怎么会不疼?周恒顺,快穿上衣裳,省得冻着了。”周恒顺急忙穿上衣服。罗校长问:“赵老师,怎么会这样?你不知道?”赵林脸上满是惶恐和茫然,摇摇头,说:“我真的不知道。”罗校长转向周恒顺:“周恒顺,是谁打的?什么时候打的?”周恒顺说:“是孙大旺和他几个小兄弟打的,孙大旺他兄弟孙二旺—大名孙志春,小丁点孩儿,也跑来帮他哥打我。有是在教室里,过午自由活动的时候,也有在放学的路上打的。”罗校长问:“你怎么不告诉老师?”程兆兰说:“这孩子不光不告诉老师,家走也不说,俺这是昨天晚上听他说梦话,光翻蹬,看他身上,才知道了。”赵老师弯了腰,焦急地问:“周恒顺,孙大旺他们为什么打你?你就尽着他们打??怎么不给老师说?”周恒顺说:“孙大旺他们找茬儿打我,还说我要是告老师,就揍死我,还说让他姐夫使劲治俺奶奶。我怕他真让他姐夫治把俺奶奶,就不敢给老师说,回家也没说过。”周恒顺说着就哭了,罗校长问:“孙大旺他姐夫是谁?”赵老师说:“是村里于主任。”罗校长说:“这还了得?没王法了吗?怎么能这样?”转脸对程兆兰说:“二姐,孩子受这个委屈,怪我了。这事一定严肃处理。今后绝对不能再出这种事。”程兆兰说:“要不先不让孩子来上学了,处理好了再回来。孩子上学上好上不好,还不知在哪里,别把小性命丢了。”罗校长说:“上学是一天也不能耽误,不会那么严重。这事包在兄弟身上,请二姐放心。”程兆兰见校长老师话说得恳切,就说了感谢的话,离开了学校,周恒顺送奶奶出了学校大门,去教室上晨读课。赵老师说:“表现在孩子身上,根子在大人身上。周家这孤儿寡母的,如此受欺,吃气,太不应该了。难道这也叫‘阶级斗争’?”罗校长说:“赵老师,别乱讲话,也不想那么多。我们就事论事。周恒顺、孙大旺都是我们的学生,让周恒顺小小年纪受这种屈辱、虐待,会影响健康成长,孙大旺十好几了,孙二旺那么小,兄弟们不好好读书,这样富攻击性,对人这样残忍,这都不好。今天上午,我去找于大牛,让他做工作,下午自由活动时间,咱两人给孙大旺兄弟谈话,让他们在班里检讨,向周恒顺道歉,保证今后不犯。明确告诉他们,今后再欺负人,开除学籍。”罗校长到于大牛家去以前,于栓柱先气冲冲地来找于大牛两口子,说:“我听说孙大旺、孙二旺在学校里常不常地欺负那小端阳,动不动就揍人家孩子。这叫什么事儿?那个周继业就算当国民党兵死在战场上,共产党让你们整治他家里人?光治作程家二姑还不行,还得欺负她孙子?咱不说程家的恩德—大牛你把血心一昧,不要良心了,咱就说,你们自己也有孩子了,总得为下边小孩儿们积点儿德吧。你们管不管吧?你们不管,我找亲家去。”大牛老婆听老公公说这一通,觉得脸上挂不住,说:“俺大大,小孩儿们还有不闹架的?什么里(理)表儿?多大点儿事儿?值当你老人家生这么大气?人家说‘是亲三分向’,你老人家倒好,胳膊肘子往外拐,没见过你这样的老的。”于栓柱气得胡子挓挲着,白瞪眼,说:“听听,听听,不是‘向人难向理’吗?”于大牛心里时时想着苦妮儿,他的小舅子两个小黄黄儿竟然在学校里欺负苦妮儿的孩子,这不是跟他对着来吗?他朝老婆瞪起牛蛋眼,跺跺脚,骂道:“你个混账娘们儿,咱大大说得不对吗?你再胡念八说,我先把你拾掇了。快点儿上你娘家,给孩子他老爷、姥娘说去,大旺、二旺打这改了算拉倒儿,再有一回儿,我就替你爹娘教训这两个黄子。”于栓柱听大牛这回还说了几句人话,气消了一多半儿,撅撅地走了,于栓柱前脚走,罗校长后脚到了,于大牛听罗校长说完,瞪大了牛蛋眼,作惊讶、气愤状,说:“有这种事儿?忒胡闹了。罗校长,你放心,我一定教训这两个坏东西。”  

罗校长走后,于大牛老婆回娘家给她大大和娘说了,孙老汉动了怒,等两个小子放学来家,大旺愣头愣脑,挨了一顿苦打,二旺—孙志春见事不妙,慌忙跑了,回来后说在学校里打架都是大旺挑头儿,他不过是随搭着,还下保证说今后再不敢了,如果大旺再跟同学打架,他就回来给家里说。大旺见二旺人小鬼大,竟来了这么一套,恨得牙根儿疼,但也没办法儿。过午罗校长和赵老师给孙大旺两兄弟谈了话,到了自由活动时间,孙大旺在班里做了检讨,还给周恒顺了躬,周恒顺慌忙还礼,说:“好了,以后咱谁也不跟谁闹。孬好咱是同学,互相团结友爱,不好吗?我表示个态度,以前那些事儿,过去算完,我不记仇。”散会后,罗校长对赵老师说:“周恒顺这个孩子,心地真好。”当天晚上,罗校长和赵老师来周恒顺家,程兆兰说:“过午的事,端阳回来说了,俺太感谢罗校长和赵老师了。”罗校长说:“可不能说感谢,这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周恒顺说:“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校长和老师的关怀。”罗校长说:“周恒顺真是好孩子,好学生,功课好,劳动好,心地好,这样的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二姐,你们家眼下情况特殊,有实际困难,但是有这样好的孩子就是盼头。千万别灰心。”程兆兰和苦妮儿听校长这样说,感动得落了泪,程兆兰说:“端阳,听见了吗?可得好好学习,进步,要不对不起校长和老师。”周恒顺着着罗校长和赵老师,多少天委屈在心里,这会儿眼泪像泉水似地流着,哽咽着说:“老师,我一定听您的话,好好上学。即使他们还欺负我,我也不灰心。”罗校长说:“打人,他们是不敢了。往后,他们再欺负孩子,二姐,你找我。”赵老师把周恒顺拉到跟前,掏出手绢儿给他擦了眼泪,说:“好孩子,不哭了。没关系,一个人一辈子什么事都可能碰上。这也算是一种磨炼。有一条儿,往后再有类似的事,别一个人扛着,你太小了,扛不了,会出问题。”周恒顺忍着眼泪,连连点头。罗校长和赵老师走了,周恒顺洗了脸,又在煤油灯下写了几张“大仿”,才睡觉,这晚上睡得特别踏实。

      第二天过午,打了上课铃了,赵老师没来,工友过来说:“这节课老师不来了,你们上自习吧。”周恒顺很纳闷。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赵老师能有什么事,把上课都耽误了。不大会儿,学生们听见院子里有不少人走路的脚步声,挤到窗户处朝院儿里看。见办公室外头站了七、八个公安,都带着手枪,一会儿,赵老师从办公室里出来,后头跟着两个公安,罗校长站在门口,赵老师回头说:“罗校长,再见。”罗校长说:“走吧,到了那里好好交待,争取宽大。”有个学生说:“不好,赵老师让公安给逮走了。”周恒顺听了,忙和几个学生一起跑到教室外站着,他喊一声“赵老师”,正低头朝外走的赵老师听见喊声回头看了周恒顺一眼,眼光里满是不舍和留恋,又有几个学生在喊“赵老师”,“赵老师”,有个高个儿公安冲着学生们咋唬道:“叫唤什么?回教室!不像话。”学生们害了怕,不敢出声了,忙回了教室。周恒顺坐在自己座位上,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猛然回头看见孙大旺正和他几个小兄弟喳咕什么,还嘻嘻笑着,周恒顺知道他们在幸灾乐祸。下课了,周恒顺走出教室,迎面碰上孙二旺,也像他哥,挺高兴的样子。周恒顺鼓足了勇气,走进办公室,见罗校长一个人在呆坐着,周恒顺问:“校长,赵老师怎么了?”罗校长沉重地叹了口气,说:“赵老师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带走了。”周恒顺带着哭腔问:“他还能回来教俺吗?”罗校长说:“那是不可能了。小孩子,别问这种事。好好学自己的习。忘了这事吧。”周恒顺回了教室,他在想罗校长的话,“忘了”赵老师?周恒顺做不到。他忘不了赵老师对他的关爱,赵老师头天晚上去他家的情景,刚才赵老师回头看他时那包含了千言万语的目光,周恒顺都不会忘,他会记一辈子……

     五月初三晚饭后,程兆兰要去村里参加训话会,苦妮儿说:“咱又没戴‘帽子’,凭么让参加训话会?就不去,看他们能来抓人?”程兆兰说:“那还不是鸡蛋碰石头?可不敢。不为别的,就为了咱两个孩子,咱也不能和人家对抗。”苦妮儿说:“那叫端阳在家看着石头儿睡觉。我陪你去开会。”程兆兰说:“哪有开训话会找人儿陪着的?你去干什么?”苦妮儿说:“我去陪你开会,也不会因为在那屋里待一会儿就少点儿什么。散了会,我扶着你回来。”程兆兰说:“犟不过你,去就去吧,你别进开会的屋,在外边儿等我就行。你忘了于大牛没人心眼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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