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牺牲是神圣情感的寄托。
曾经，牺牲精神是高洁的人生境界。
牺牲精神是无我的生命大格局，舍义苟活是唯我的生命小格局。大可以包容小，小却不能理解大。牺牲精神壮烈得高贵，贪生怕死平庸得卑微。
同样不可否认，由于牺牲蕴藏着原始宗教魅惑，一旦失控，便有走火入魔的趋向。然而不能因此否定牺牲精神。
进入二十一世纪，牺牲，在中东被滥杀无辜平民的人肉炸弹们糟蹋得面目全非。牺牲精神，在中国被日益膨胀的利己主义鄙弃得毫无立足之地。有人自己做不到，便质疑历史上的牺牲行为与牺牲精神，他们狭窄的自私胸怀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会有这样的“蠢货”。
牺牲的本意是祭祀用动物，为了表达对上帝祖先神祗的崇敬与诚恳，对所选择的动物要求很高，必须毛色单纯（牺）、身体完整（牲）。否则，就是不敬，不诚，不符合礼的规范。
古代还用活人来祭祀祖先神灵，一般对用于祭祀的人也有一定要求，如中国要童男女，玛雅人则用健壮勇士，人们觉得不这样就不能证明虔诚的态度，敬畏的心情，对不起所祭对象，无法让他满意。除去被迫的和战俘一类，还有自愿的献祭陪葬者。如玛雅文化的图画中，有些被挖心献祭的人并没有被人按住四肢，而是独自面容安详地躺在剖心石上。至于他们刺身放血祭神，更是自愿行为。
后来把人从爱、恨、任务、理想、信仰等出发，所作出的献身行为称为牺牲，把为了坚持高尚理想与信仰所表现的奋不顾身、抛弃个人利益、完全投入奉献的思想境界赞为牺牲精神。世界上几大宗教、政党、国家、乃至公司都鼓吹提倡牺牲精神，有的以身作则，多数则希望别人做牺牲，自己享受献祭带来的好处。这也是历史上人们不愿做牺牲，却逃不脱作陪葬的原因之一。比如大敌当前，首先挺身而出者牺牲的可能性最大，人们往往希望别人出头反抗，自己跟在后面获得胜利成果。若都这样想，哪有拚死抗争？古代动辄坑杀的数十万降卒和南京大屠杀中的大批被俘军人敛眉低首乖乖受死，大概少不了这种心理作祟。
就像牺牲不是未经优选的寻常牲畜，具有牺牲精神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非具有超乎常人的忠诚、坚定、勇敢等素质，不可能表现出令天地动容的牺牲精神。“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毅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他们具有超越了哲学家与文学家的生死观。
墨家是中国古代真正具有牺牲精神的，他们秉持高尚的理想，为了组织纪律，放弃自由，把个人生活的享受，甚至生命统统作为实现和平、友爱、救天下于水火之中信念的牺牲。
春秋战国时的侠士刺客也体现了古代中国的牺牲精神。他们与社会正义、天下兴亡、匹夫责任都无直接关系，这些人也并不在乎。他们看重的是为之牺牲的人是否欣赏其能力，是否施予过恩惠，恪守的是道德意义上的个人诚信，一诺岂止千金，而是压上了整个生命。它与后世黑社会强制的帮规不同，那是自觉遵从的做人道德价值观。
汉代，传统的牺牲精神已经萎缩，墨家和侠士蜕变为黑社会，民间流行的价值观“以死节为憨”开始萌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个世纪前半段，在中国，无论是反清的同盟会、还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都集中涌现了大批为了民族独立解放以及民主自由富强而具有强烈牺牲精神的烈士们。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仅在抗日战争中，贪生怕死屈膝投降者的数量恐怕远远超过烈士。多数人宁愿苟活，不敢也不愿慷慨就义。所谓“民不畏死”其实是一种假设，或者说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反应，即生存环境极端恶劣，如春秋战国连年征战，天下饥馑，黎庶涂炭，生不如死的情况。但凡有点活路，一般人都不愿死，哪怕赖活着。有对生的渴望，有对死的怯懦，就无法企及牺牲精神的境界。
如果比较起来，同盟会、国民党更多地表现为个人英雄主义，热衷于暗杀、暴动和武力。共产党则注重组织作用，擅长发动群众，搞学运、工运、农运，从街头飞行集会走向武装暴动。共产党是从共产国际学来的，而当代的学运、民运之类又是以共产党为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
然而，现代人只是学了点皮毛，对早期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连同共产党的学说一起打包扔掉了。
大概可以说，共产党的牺牲精神有一半是国民党造就的，白色恐怖，逮捕、酷刑、杀害，宁错不放，即使投降（如向忠发）也照毙不误。这样，与其畏缩而亡，不如从容赴死。
如今，别说异议人士大多学会了跑路，就算想效法先烈，执政者也不给机会了，不是驱逐出境，就是迫人流亡。御敌于国门之外，任你自生自灭。
要想具备牺牲精神，勇敢是首要条件，无所畏惧，骨头、心肠都要硬。不怕坐牢（本来做牺牲的动物，先要经过特殊圈养，故有太牢、少牢的叫法。人做牺牲，坐牢也少不了）、受刑、杀头，不怕来自亲人的打击，不顾忌连累亲人。这种勇敢，不是来自混不吝的流氓玩命作派，而是来自忠诚。这种忠诚，又是来自于坚定的信念与明确的目标，如任务的重要性、保护或解救对象在心目中的位置、所秉持的理想或信仰高尚圣洁等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对忠诚的推崇，有对泰山鸿毛的区分，有对大丈夫威武不屈的礼赞，有对身后名的珍惜。这些都是培养牺牲精神的养分。而滋生牺牲精神的土壤则是与切身利益密不可分高度融合的信仰（包括理想、任务等）、集团（包括国家、政党等）。
现在的土壤酸碱严重失衡，信仰不必说了，只有与牺牲精神绝然对立的利己主义、市侩主义大行其道，而对集团的缺乏认同使牺牲精神的必要支柱----忠诚----风化瓦解。而且利己主义盛行，忠诚也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牺牲精神的日渐萎缩就不奇怪了。
勇敢在冷兵器时代是重要的品质，“勇，达德也”。但是勇不是无条件的，它与个人利益紧密相连，所以战国时，“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商鞅把战场杀敌与爵位晋升挂钩，秦国的军队立刻变成令天下胆寒的“虎狼之师”。现代大概也是如此，私斗勇于公战。而且现代的“公战”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勇敢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比如打仗，古代是近身肉搏，现代则连人也见不到，远程导弹就飞来炸光了。被捕后，就算你拒不开口，现代科技仍然会让你在昏睡中不知不觉地吐露实情。
牺牲精神是时代的产物，是外部压力和内心认同的结果。它有别于亡命，却混合着高贵的芬芳与卑贱的毒素。它不应该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准则，但不可缺少。这是一种悲壮的无奈，让人无言、不敢直视的荣光。人们有理由质疑撺掇别人牺牲背后的真实意图，鄙弃一味强迫人们贡献牺牲、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政府、政党、组织与集团，但不能失敬于为了崇高目标和圣洁理想而做出牺牲行为的烈士们。
牺牲精神的萎缩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减少了盲从、狂热、私情大于公理等不清醒状态产生的可能。另一方面当用人之际无人可用，当需要凝聚力时却捏合不起来，当生死关头时没有前仆后继，当登高一呼时只有空谷回音。而这很可能是中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