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国民党中的谍报人员，职位最高、作用最大、最有传奇色彩的，当推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兼国防部作战厅（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中将。上个世纪末，此人身份一经解密，海外一片哗然。（有人认为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是最大的共谍，但对刘斐是否共谍，国共两党内都有不同说法，如白崇禧就认为刘斐不是共谍，中共官方也无证实。故只能存疑）
郭汝瑰（1907～1997)，四川铜梁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受吴玉章指派去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暗中筹划组织“兵暴”失败，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他的组织关系也由此中断。回国后，郭汝瑰进了陈诚的18军。在1937年抗战爆发的当口，参加了淞沪大会战，他作为42旅代旅长，在数十架日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还剩下两千余人，阵地仍未丢失，自此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 受到陈诚的赏识，也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一帆风顺，仅几年就当到了军参谋长，由上尉升到少将。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汝瑰已是国民党中将，不久又“一年三迁”，任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成了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由于他对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极为不满，还是觉得马列主义才是救国良方，在国共内战紧要关头，他通过各种关系与渠道终于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头，并多次和董必武见面，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成为中共高级的情报工作人员。由于他隐藏得很深，从未有过暴露，故一直深受国民党当局的信任。国防部作战厅长要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且要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在整个三年内战期间，郭汝瑰将蒋介石作战计划的最高机密，通过任廉儒全部提交给中共，毛泽东才有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节节胜利，直到把蒋介石赶到台湾。
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8时30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 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决定：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回到家，即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第74 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 果然，在这次重要战役中，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经过一番激战，在孟良崮之战中，全歼了国民党的王牌部队第74师，击毙了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电影《红日》就描写此事，但无郭汝瑰提供情报一说。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准”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国民党的军队，就被郭汝瑰送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以后，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杜聿明在郭汝瑰家中做客时发现他家中的沙发有很大的修补痕迹，杜聿明认为自己是当时国民党高官中最清廉的了，想不到郭汝瑰比他还要清廉，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员，但是没有证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所以在会议上他没有公开说明，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三变决心，先是要杜聿明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终于全军覆没。杜聿明以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很后悔我在28日(即在南京参加作战会议时)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陷国民党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这时，我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生业，人又矮小，所以称他为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准备到解放区去。但中共仍叫他留下来，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定会固定西南，双方必有一场恶战，叫他掌握一支部队，待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不久即任命郭汝瑰为72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72军的同时，单线联系指挥郭汝瑰的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来到四川。
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以为在此节节失利、军心涣散之际，郭汝瑰还能临危受命，组建起一支很像样的部队供自己驱使，实在难得。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之后，还亲自召见郭汝瑰，询问他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当得悉解放军已经进入贵州，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叫国防部电令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21军、44军、72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72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郭汝瑰已经剪除了72军中所有拥蒋人员，在解放军入川时，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他固守大西南的计划。在他到台湾后十分痛心地向人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中共建国后，郭汝瑰并未受重用，只当了川南行署交通厅长一职，相当于一个副局级干部。不久，他奉命调到新建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军史史料教研处副处长。在肃反中还被审查。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在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将心里积怨与不满一古脑儿地倾倒出来：为此被定成右派，遭到猛烈的批判斗争, 被降职降薪发配到农场进行监督劳动改造。在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拉出来批斗，抄家游街备尝辛酸。
直到1978年他的问题才得到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郭汝瑰正式被确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此时郭汝瑰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他以无权无钱耄耋之躯，联络当年各方战友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 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岁。中央军委在为郭汝瑰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称郭汝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晚年完成《郭汝瑰回忆录》并正式出版，之后由王钟伦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也相继出版，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些报纸以《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等通栏大标题发表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