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7, 2015
今年4月13日，是李锐同志九九寿辰。不久前，笔者向他请教健康长寿之道。这位老人神采奕奕，侃侃而谈，不知疲倦，其谈话内容丰富，别具一格，已远远超出一般“养生”的范畴。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李锐（左）接受本文作者采访. ——薛京摄
盛禹九(以下简称盛)：您老今年九十九，即将步入“白寿”之年。和您同一年龄段、“一二九时代”的许多老友，如于光远、李昌、胡绩伟、黎澍、李普等人，虽然都活到高龄，仍一个个先您而去,唯有您老人家“一枝独秀”,至今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笔耕不辍,还能游泳，常下围棋。这究竟是源自何处？能谈谈您的健康长寿之道吗？
李锐(以下简称李)：可以。我的老家在湖南平江长寿街，著名的汨罗江在那里流过。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盛产茶油，听说经常食用这种油脂，可预防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抑制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胆固醇。据传南宋理宗时，此地有3个老人均在100岁以上，县令申请以国典赐宴，故名“长寿街”。
长寿街多长寿人。这个乡镇总面积200多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至今90岁以上的人比比皆是。原来的中顾委有4个长寿的人：方强、刘志坚、张震和我。去世时，刘志坚95岁，方强102岁；张震现年100岁,平江老将军长寿的还很多。我的父亲去世较早，母亲是醴陵人，活到90岁，大姐也活到91岁。我能活到今天这把年纪，是否和家乡水土、遗传基因有关，我不大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喜欢体育活动，一生都在不停地运动，体育锻炼是我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也还有社会和家庭等原因。
一生都在运动
盛：能谈谈您的运动锻炼经历吗？
李：我6岁在长沙楚怡小学上学，接着上岳云中学。这两个学校都非常注重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至今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硬纸印的《好习惯》二三十条，经常据此相互批评和按条通过。小学体育教员陈奎生非常敬业，教我们各种游戏和球类，包括打乒乓球。当年陈奎生跟毛泽东常有来往，1950年他跟周世钊一同来北京见过毛。陈老师使我从小热爱体育，培养我许多运动技能。上中学后，我就成了排球和足球校队的主力队员。那时的排球比赛是9人制，我打三排中；足球是守门员。后来到了武汉大学，我仍然是这两支校队的主力队员，排位依旧不变。武大校队在武汉各校的比赛中得过奖，还远征长沙，把长沙所有的校队都打败了。
体育锻炼使我身体强壮，培养了我大胆敢于冒险的精神。记得1938年我在徐州从事地下工作，曾代表徐州的青年团体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当时，为了抢时间参加会议，南京失守后，国民党大员唐生明去武汉的专列停在车站，军警不让我上车，我就偷偷站到火车头前的长铁板上，那当然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火车开动后，一路上很多人看见我站立在车头上，都吓坏了。在郑州停车时，车上的警卫人员不得不让我进入车内。一到武汉，我就重感冒了！
除了球类运动外，我一生最喜欢游泳。在岳云中学念书时，结交了几个湖南大学的年长的朋友，是他们教我在湘江里学会游泳的。此前一个人独泳，曾发生过几乎淹死的危险。到了武大，你很熟悉，那里有个好大的东湖，湖边用木头搭建的游泳池有跳水台，我还学会了跳水。湖中心有个小岛，每当课余假日，我从跳水台游到小岛，来回一两千米，“极目楚天舒”，那真是一种使人心旷神怡的运动。
李锐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经常在东湖游泳。这是他游泳时在东湖的湖心岛上休息。——李锐供图
到延安后，仍坚持游泳。延水很浅，只有清凉山下有一段比较深，那是我经常戏水的地方。
1949年进城工作后，没时间游泳了。1963年流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有一个大水库，又有了游泳的机会；我写过一首七律，其中后4句，说明当时怀念水电，借此训练心情：
“碧光万顷独呼吸，翠色千重一览收。
唯有群山殷切甚，朝朝伴我库中泅。”
1975年从秦城放出，又回到磨子潭时，当地禁止我游泳了，可能是怕我淹死，他们要担责任吧！
1984年我正式离休，进入晚年，绝大部分的运动锻炼都难进行了，唯有游泳至今仍在坚持，在游泳池：每星期多达5次，从1200米到1000米，又到800米。2008年做了心脏手术，遵医嘱，现在减少到300米；仰泳100米，5分钟，在老人中还算快的。我有一种本事：可以躺在水面上不沉，自得其乐！
2014年7月李锐在游泳池游泳，时年98岁。——韩磊摄
游泳是体育锻炼中最能活动全身的一种运动，比较平和、自由、随意，老少咸宜，值得大力提倡。
1970年后30多年住在楼上，有个阳台，每天两次到台间活动，两脚腿跳踏几分钟，同时做俯卧撑。为了保护好视力，早在延安坐牢就学会了做眼睛的按摩操。
气功也能健身
盛：“生命在于运动”，这是伏尔泰的名言，有其科学根据。前些年，又有另一种学说：“生命在于静止”。其理由和根据是：不停飞舞的飞禽走兽只能活十几年或几十年，而蛰伏不动的山龟可活上几百年；还有人认为：每个人的生理基因都有一个定数，这个定数决定个 人生命的长短。有多少人因运动量过多、过大而身亡; 反之，很多淡泊名利、归隐于市、安享晚年的人，都是长寿者。因此，静养也是安身立命之本。您怎么看待这种理论？
李：这个理论值得研究。我认为，山龟和飞禽走兽虽然都是动物，但是不同的品种，其生物基因、生命周期和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山龟不是绝对地静止，也有运动，不过不为常人所觉察而已。至于说到人的生命“定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先天的遗传因素，更有后天环境、疾病和个人心态等各方面的影响，其中个人的自我调理和保护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并不是“定数”所完全决定的。古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明世间万物都在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世界。当然，运动锻炼应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要适度，特别是对老人来说，由于体力的衰退，少作剧烈运动，多作静养，这也是对的。
盛：提到静养，我想到佛教的“禅定”。众所周知，原中国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虚云禅师是一个苦行僧，他一生坐禅，活了120岁，于1959年圆寂。还有，我国当代“丹道高师”吴云青，被誉为“世界老寿星”，活了160岁，于1998年坐化，死后肉身不腐。吴云青一生练功不辍，他的功法分“动功”、“静功”两种，“静功”类似佛教的“禅定”。请问：您练过“禅定”吗？您怎么看待“禅定”？
李：禅定就是俗话说的“打坐”。我练过气功，没练过“禅定”。我认为，同气功、瑜伽一样，禅定也是一种运动，它通过呼吸在体内吐呐循环，使身体各个部位和心理意识得到相应调整，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目的。
庐山事变被开除党籍后，1960年到1961年下放北大荒劳改，我把它当作一种特有的运动。1961年从北大荒回北京离婚到1963年下放安徽磨子潭前，一人闲居学会了做气功。气功和禅定都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和放松的心态，脑袋瓜不要想任何事情。我在延安被“抢救”时，一间窑洞里关七八个人，睡在地下，地方太小，没法子锻炼。到秦城监狱后，牢房很大，我每天在房间里练旱游，跑步，那里空气好，也做气功，从未间断。那时我患严重的哮喘病，有几首诗记述了我当时的锻炼生活：
夏来长跑治哮喘，冬仍冷浴免风伤。斗室恰如面壁处，方丈堪为健体房。
日赐斜阳一小方，人谁不爱浴阳光。气功长跑朝朝练，白水蔬餐顿顿香。
少时徒有羡鱼情，白发何如羡后生。方丈穿梭日十里，我还越活越年轻。
平生酷爱浪中泅，曾记童年命几休。心醉江河湖海里，如今旱鸭仍旱游。
盛；您的饮食生活习惯怎么样？
李：我小时候家庭生活很困难。1922年父亲死了以后，32岁的母亲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活：例如早餐，只有我吃一个鸡蛋，两个姐姐都没有份；一个礼拜只能吃到4两肉（那时是 16两的老秤）；一个月的生活费限制20块钱，包括房租8块。我到大学后，吃的才好一点。在延安6年，吃的是小米饭和土豆、小菜，一个星期一次肉和馒头。坐牢一年半，生活更坏。秦城8年，单监生活就不必说了。
我从小养成了俭朴的习惯，没有抽烟喝酒的不良嗜好，从不大吃大喝。1979年平反后，以及1984年离休后这30年，生活比较正常。吃得最多的是五谷杂粮和蔬菜水果，喜欢吃鱼，不大吃肉，淡食粗茶，至今如此。这是我饮食上的一种习惯，对身体有好处。
还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从42岁到62岁，整整20年倒霉挨整期间，没有夫妻生活，以后终身如此。清心寡欲，减少消耗，这也可能是我长寿原因之一。
心态非常重要
李：养生之道，除运动锻炼和生活习惯之外，心态非常重要。有人问周有光老人为什么长寿，老人说：“我从来不对别人生气、自己也不生气，因为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周有光讲得对，生气乃百病之源。周老也一生坎坷，他处事不惊，临危不怒，已活了110岁，至今身体健康，脑子十分清楚。
盛：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活了102岁，他的养生哲学是8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您怎么理解陈立夫的这8个字，特别是“养心在静”的“静”字？您有过这方面的体会吗？
李：陈立夫大家很熟悉，抛开政治上的是非恩怨不谈，听说这个人的生活作风是相当严谨的，他在美国靠养鸡维持生活。周恩来说过，陈立夫“是一个值得重视”、“值得尊敬的敌人”。就养生而言，我欣赏陈立夫的这8个字，特别是“养心在静”，说明一个人的心理、精神状态对身体健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陈立夫认为：“养心在静，首在淡泊明志，不发脾气，不寻烦恼，知足常乐。”（注一）同周有光一样，陈立夫这里也提到了“不发脾气”，可见一个人的性格和修养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我对“养心在静”的理解也是8个字：冷静，理性，乐观，豁达。这方面，我有深切体会。
历次政治运动和十年浩劫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文革中自杀的人很多。像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我们彼此的革命经历都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和伤害，对“主公”和国家前途感到绝望，因此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
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更多一些。毛泽东说的“六不怕”（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外，其他的都经历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还属中等）：5天5夜不许眨眼睛等，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三年困难”时期，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远远看见有白发俄国妇女也在劳动，那是苏联搞集体农场饿死人跑过来的。我在北大荒劳动时，周边的农场和生产队饿死了很多人，我差点也饿死了。是田家英救了我，他把我的情况反映到李富春那里，于是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
宋晓梦写我的传记，说我“可以死好几回”。我受过很多苦难，为什么没有自杀？是因为对世界的发展前途有所了解和认识。1954年1958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过美国3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眼界比较开阔，感性知识比较多。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2017年垮台，那时我还接受不了。结果，1991年就垮台了。苏联治国、执政，离开了普世规律。久加诺夫总结苏联垮台的经验教训，认为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大专制独裁造成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领导和影响的阵营失败了。共产国际曾在60几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现在剩下没几个了。
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普世规律，靠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这两大规律还依靠法治，即宪政治国才能做到；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搞不下去的。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就是缺乏这两个宝贝，尤其只有人治而无法治。
我对世界各国的情况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了解多一些，很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变化：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自发成立共产党支部（我的党龄是1937年2月），就是这种思想。我从来没有丧失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信心。住在这个楼上30 多年，就注意和反思三大问题：人类历史进步靠什么？主义、理论的问题何在？共产党本身的问题；写了有关的十多本书，已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书名是《何时宪政大开张》，经常感到党大还是法大。凭着这个坚定信念，我对一切难堪的逆境和苦难都能忍受，顽强地挺过来了。
盛：文天祥写过一首《自遣》诗，其中四句：
“ 万事乘除里，平生宠辱中。
身无随境变，意自与天通。”
文天祥这里写的是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志向。我觉得，这首诗对您也很适合。您一生几度宠辱浮沉，不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理念，思想境界很高，也可以说与天相通。能做到这一切，很不容易，正如您刚才说的，这和您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众多的社会科学知识密切相关。您的脑子很好，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都十分清醒、冷静。这究竟是怎样得来的？
要保护好脑子
李：不久前，我写了一首诗：
“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
一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
这首诗里说的“饿饥”，是我在北大荒的一段经历，刚才讲过了。“单监”，是我在延安时，听到关于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了6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后，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6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
1967年我关入秦城。这座大监牢是按照苏联图纸，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命令修建的。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改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关进来了；还关了许多高层领导，如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以及陆定一等。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
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在秦城，最后几年他关在我隔壁，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庆时，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阎明复说，他得过精神病。崔月犁住同一栋楼，也同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
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高层干部有一半多，死在里面的近30人，被打伤致残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 这个数字是我后来负责组织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时查清的。
我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自己坐牢要作长期打算了。从王若飞和自己在秦城的见闻中得到启示：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要注意保护好脑子。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脑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让脑子动起来，经常想问题，并寻求答案。于是就不断吟诗，绝句和律诗，还有少数词，首首牢记住了。
在延安被“抢救”时，关在保安处窑洞监牢，七八个人睡地下，没法下围棋，用泥巴做成棋子，难友们对奕，主要目的是让脑子动起来。
李锐在客厅和人下围棋。他对围棋的爱好，保持终身。 ——韩磊摄
在秦城监狱，想看书读报，开始不被允许；后来可以看书了。审问我的人从我家里找来几本书，《列宁选集》和《马恩文选》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护士给我一瓶紫药水和棉签；于是有了笔和墨，在书中的空白处录诗，共保存了400多首，内容主要是回顾一生经历，对人物和书本的评价,述说一些感想和见解等。我的痛苦和烦恼也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把脑袋瓜保住了。1980年，袁鹰把其中的30多首在《人民日报》发表，登了一满版，赵朴初看到了予以鼓励，送我两首词；钱昌照老人办诗会，也曾让我主持其事。《龙胆紫集》是1980年在湖南出版的，重版过几次，香港出版过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还为这本书出版过《李锐诗词本事》，选录了200多首，其中指出有30 几首是谈毛泽东的。我真感到秦城8年的这种经历，中外历史上是少有的。
我在逆境中学会转移痛苦，寻找快乐。还记得：1959年从庐山会议下来后，水电部开大会斗争我3个月，责问“还放过些什么毒”？我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都交出来，让他们找毛病，结果确实找不出来。在秦城时为此吟了一首七律，其中一联：“平生文字难成狱”，想了一天没有对好，晚上突发灵感，对出来了：“自我批评总过头。”心里多高兴啊！前面谈过”六不怕”，我也吟过得意的两句：“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
在西方的刑法中，最重要的是杀头，第二位即单监。秦城8年，就这样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和驱散心中的烦恼和痛苦，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
我的父亲和母亲
李：我能够写诗，没有被党改造好，同家庭父母有直接关系。
我的父亲李积芳是1905年由张之洞官费派到日本留学的。一到日本，就参加了同盟会，同黄兴、宋教仁、秋瑾（她的丈夫是湖南人）是好朋友；同宋教仁是同庚（1882年），在早稻田同班，宋在法律系，父亲经济系。辛亥革命前夕，父亲回到长沙，同谭延闿结交，一起从事宪政活动。1913年，父亲在平江当选为国会会员（众议院）。当年40万人口以上的县选一个众议员，湖南共选出27个。我和两个姐姐都生长北京。1917年张勋复辟，解散国会。父亲就到广东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大概这时平江县的共产党元老方维夏和李六如也在广州活动。父亲同方是好朋友，他们也都在日本留过学。
父亲是1922年在长沙去世的，我继承了他的大书桌，还有小书柜。记得书柜里面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黄兴、宋教仁、秋瑾的纪念文集，还有一本广东出版的《玉溪生（李商隐）诗集》，线装本的字体等有三种颜色；还有一张较大的黄兴照片，上面父亲写了一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父亲在广东时常同母亲通信，互相赠诗。母亲将这些信件装贴在一个本子里。这些，我在小学中学读书时（在中学是走读生），都是经常翻阅的。文革时，红卫兵曾将母亲装在麻袋里的这个本子和她的许多物件都毁掉了。
父亲还喜欢书法，藏有文征明、何绍基、郭松焘等人的书法条幅。谭延闿送过父亲四条幅的字，内容是苏轼写张先其人，我过去全背得，至今还记得前面几句：
“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事。诗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
还记得谭延闿的图章是蓝绿色。谭写四条幅的那年，母亲去世了。那些古人写的字和条幅，家里经济困难时，母亲卖掉了。谭延闿的条幅也未能留存（被人弄碎了）。还记得，父亲去世后，我的五叔带我去上海见过谭延闿。谭摸着我的头，问我母亲好，还送了200元奠仪。我现在还保有谭延闿的弟弟谭泽闿的一幅对联，是大姐保存下来的。
我的母亲是平江启明女师第一班毕业的。当年父亲节省留学的官费，供我母亲上学。李六如的原配夫人钟桓英同母亲同班好友，在经济上母亲一直接济她。她同母亲谈过，那个毛润之常到我家来，他不讲卫生，他的长褂子不知道帮他洗过多少次。母亲同我谈过，父亲认为日本是一定要灭亡中国的，小学教科书上写有橘子最好吃，产在中国；还同我谈过，你父亲在世的话，也会赞成共产党的。我被开除党籍时，母亲给我写过一封信，要我能继续为党国做事。
有一个好老伴
盛：听张大姐说：文革后1979年您被平反恢复工作，身体非常不好，特别是哮喘厉害，通宵睡不好觉，衣服都是湿的，是她想尽各种办法治好的。2008年您心脏病又突发住院，要动手术搭支架，搭不搭都有危险，医生要她作思想准备，她担心地哭了。
李：尽管我的体质比较好，可铁打的好汉也经不起太大、太多的折腾。11年劳改流放，8年单监牢狱，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病痛不少；尤其3次心脏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各项指标正常，当然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有一个好老伴：夫人张玉珍，陕北米脂人，家是贫下中农，14岁在绥德抗大学习，抗美援朝时当过护士，懂得医疗护理工作；她品德好，为人正派，极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文革”时，她家中是老干部及子弟的避难所。她从家属中带大的几个孩子，都是好干部、好工人，个个正派、能干。她曾长期在原建设部负责老干部的管理工作，甚得好评。
张玉珍同我结婚前，因知道我的前妻带着三个孩子还在，很是犹豫。刘澜波就找她谈话，说我的前妻范元甄，天下没有这种恶劣女人，李锐如同她复婚，我们部党组反对。这样，玉珍才同意同我结婚。玉珍对我的关心和护理可以说无微不至：我曾3次半夜发病，都是她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了。她天天照顾我吃药，为了加强免疫力，每周3次为我打针，从未间断过。她尤其同情和关心我的政治生活：耀邦去世的那一年担心我会入狱，她特地找帅（孟奇）大姐求助。如果我被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狱，否则会活不下去了。帅大姐安慰了她一阵，她才回家。我曾写过一首诗送她：
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
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
盛：听了您的一席话，很受启发和教育。孔子说：“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乐，仁者寿。”孔子这里也强调养身养心，动静结合，乐山乐水，健康长寿，这是对您老一生经历的最好概括。您既是智者，也是仁者，更是孔子格言的践行者。
您1935年18岁在武大参加革命，亲身经历抗战前后各个时期我们国家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曾担任中共一些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秘书或兼职秘书；当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的宣传部长和党报社长和总编辑；是中国水电的创始人，始终反对修建三峡工程；文革后主管和参与选拔党的“第三梯队”接班人的工作，当选为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离休后十来年又负责主编中央组织史资料，统计了AB团等肃反杀了10万人，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乱捕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您对党的历史和几代领导人的情况，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特别是，您政治生涯中几次大起大落，称得上“波澜壮阔”、“骇浪狂飙”；也可以说，您从各个侧面见证了近百年我们国家民族和中共的沧桑历史。在您已出版的20多本著作中，记录了大量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您的胆识、勇气和许多真知灼见，甚至连党史专家胡乔木也自愧弗如。所有这些，不论对党和国家来说，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因此，您的健康长寿，不仅是您个人的福气，也是党和国家的一笔宝贵财富。
明年将迎来您的百年大寿，我又为您写了一首诗(注二）：
“历尽崎岖志不移，嘶风啸月唤晨曦。
修生有道追彭寿(注三），宪政萦萦梦可期(注四）。”
祝愿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就像您的诗里写的那样，“越活越年轻”！
李：谢谢！
注一：赵志峰文：《周恩来缘何说陈立夫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载2014年6月24日共识网。
注二：2014年李锐九八寿辰，适逢马年，中央党校刘鹏同志特临悲鸿奔马图一幅，嘱题诗配画，同贺李老寿庆。诗曰：向称神骏可腾空，一啸曾惊牯岭松。驰骋中原何畏险，骎骎老骥自临风。
注三：唐杨炯《庭菊赋》:“修彭祖之术，保性和神,此焉终吉。”传说彭祖善养生，有导引之术，活到八百高龄。
注四：李锐诗句：“何时宪政施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五柳村2015年4月6日收到，
2015年4月7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刊载的略有删节，这是作者发来的足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