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3-30 作者：高逸 来源：文汇报
图片说明:77级高考准考证
77级、78级大学生的异同
■高逸
时光虽然任性，但还是没有把77级和78级大学生轻抛。不管是其中“红的樱桃”，还是“绿的芭蕉”，都镌刻在厚重的年轮里。特别是近几年，电影电视，书刊网媒，反映这两届学生的作品犹如“千树万树梨花开”。然而时光又是如此无情，不经意间，就把这两届年龄悬殊的考生照进了人生斜阳，有些已含饴弄孙，有些将届退休，年龄最小的亦从知天命向耳顺挺进，挥斥方遒的岁月与这两级学生恋恋道别。
由于77级、78级考生是时代转折的重要符号，是不可复制的一代，所以相当多的作品聚焦于这两届学生种种的不易与成功，可谓喝彩一片。然谈及他们的不足及两级学生同与不同的文字，似未见到。这篇小文试图从这一视角，为记录中国当代史者提供一个经历者的若干细节，并求教于识者。
两级学生的同
77级、78级考生绝大多数被“文革”十年所耽误，来源庞杂，经历丰富，志趣广泛。既有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也有面朝黄土的农村青年，还有被改造或待改造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工农兵学商，各种成分都有。他们在社会上摸打滚爬多年，栉风沐雨，受冻挨饿，经历过世态炎凉。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把这批阅历不同、年龄参差的青年聚拢到一个群体中。
这两届学生是从二千多万考生中筛选出来的，是通过“独木桥”的幸运者，骤然之间，他们从社会的底层变成了令人称羡的“时代骄子”。因为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加之服膺“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我有个同级室友，总是早晨六时左右出门，晚上十一时左右归舍，四年下来，几乎天天如此。这样的执着刻苦，既有自我期许，又负有家庭和社会的重托。
还别有一景的是，这两级学生的年龄跨度非常大。1966至1978年的十三届高中生，都有代表会聚于此，大的三十多岁，小的十五六岁。有兄弟、姐妹、叔侄、师生、夫妻、妯娌同年考入，入校读书的序列完全被打乱。笔者所在班级就发生过这样的真实故事：1978年10月，78级新生报到，77级一位十八岁的同学，与其他几位一起，举着“新生报到处”的牌子到杭州火车站迎新。未几，一个熟悉的身影迎牌走来，两人大眼瞪小眼，一时无法反应过来。原来，他接到的新生竟是他中学老师——一位出生于四十年代末期的“老三届”（指66届、67届、68届中学毕业生）！又是这位77级同学，在“迎新会”上代表“老生”发言，欢迎新同学。而台下坐着的一群新生中，就有他中学时的班主任。这种别开生面的“喜剧”，只能由那个时代制造。
无疑，这两级考生的成才率很高。77级于1978年2月至3月入学，1982年1月底毕业，78级于同年9至10月入学，1982年7月毕业，相差仅六七个月。毕业那年，国家百废待兴，各个岗位都缺人，社会对这两级学生翘首以待，因而成了“抢手货”。加之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适逢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因而大多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乃至栋梁。如果排列其成功者的姓名，不啻是一个亮丽华彩的方阵，世称“77、78级现象”。
两级学生的异
虽然两届学生入校、毕业都是同一年，但还有一些不同之处。
77级考试方式特殊，录取率之低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顿时沸腾。但难题马上出现，报考人数远远超出预期，有1966至1977年高中生，有历届初中毕业生以同等学力报考，还有允许在读的19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报考，总数多达两千余万人。由于管理部门的准备时间短，加上高考废止了十多年，物质和心理准备都难以适应这场规模空前的高考，因而许多省市只得采取先行初试一次的方法，淘汰一批人，初试合格才允许参加正式高考。浙江省的初试以县市为单位出题（时间在11月中下旬），分数上线的参加12月6至7日省里命题的正式高考（上海是12月11至12日）。考试科目，文科为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总分为四百分，不考外语，作文题目是《路》。即使以这样的方式“拦截”了相当大一部分人，全国参加高考者仍有五百七十多万人。加上后来的扩招，录取本科生二十一万，专科生六万三千人，共计二十七万三千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四点八；如算上初试，录取率自然更低。由于参考人员多，当时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无法供应，以致动用待印《毛泽东选集》的纸张应急。
也许有关部门觉得分两次考试有违公平，所以从1978级开始只举行一次考试；高考试卷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时间统一在7月20至22日。这一年参考者有六百十万人，录取本、专科学生四十万二千人，录取率为百分之六点六，也非常低。自此以后，社会上渐有“金77、银78”的说法。
77级高考时，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不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只能填三个，在“备注”栏还可填报中等专业学校。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这年考生的“政审”依然严格。在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的“政审调查小组”，查考生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写成专题“政审材料”。
笔者记得非常清楚，“政审小组”在档案馆查到我那已去世的父亲，在“集体加入国民党”中有他的名字。闻知这一消息，我极为紧张。幸亏所在公社（现今为镇）革委会主任挑担子，召集会议，统一口径，让政审调查小组写上“该考生表现优秀，其父亲已去世，对考生无影响”的结论，再盖上大红印章。那时阶级、成分的意识尚还弥漫，左风依然灼烈，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担当。至今想起，还是感念不已！
77级学生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成绩、体检、政审都合格者，1978年2月底3月初入学；第二部分是扩大招收的本科生和专科生，5月份入学；第三部分数量非常少，与第一部分入校时间相同，从历届优秀中学生中选拔，不用参加高考，采用与“工农兵推荐生”相同的入学路径。据说，之所以还要以这种方式招一部分学生，目的是为了对比到底哪种方式录取的高考生更为优秀。
77级的扩招之举，还直接推动了一批中专学校升格为大专院校。由于扩大招生的人数较多（占第一批录取生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原有院校的校舍和师资都成了问题。于是将录取在大城市本科院校的扩招生，以“走读生”的名义入学；在地区级城市入学的，则将一些老牌中专升格成大专。以绍兴师范专科学校（1978年4月以前称绍兴师范学校，后改为绍兴文理学院）为例，77级学生是以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的名义招收，国务院批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之名是在1980年8月，其时该校77级生已进入毕业之季。
称77级也好，81届也罢，实际上是同一批考生，然而其数序“名实不符”。恢复高考后，要给考生确定序列，“级”、“届”不能随意称呼。教育行政部门最后统一规定，入学之年称“级”，毕业之年称“届”。如照此处理，77级、78级的学生都是78年入学，82年毕业的，同一年不是有两批毕业生了吗？于是管理部门对77级来个“溯源去尾”，78年春季入学是实，但考试在77年冬举行，那么就定为“77级”；82年1月底毕业也是实，这“一个月时间”就忽略不计了，就称“81”届。浙江大学有位资深教授戏称：“名为七七级，却是七八年入学；算作八一届，实是八二年毕业”。
这一“名实不符”的届次，终给后人带来某些困惑乃至混乱。《南方人物周刊》是一本有追求的刊物，其人物专栏往往产生重磅效应。然而其所刊发的《青年李克强》一文，两个具体日期都错误。该刊2013年第十四期第四十二页如此叙述：“1977年7月23日……见李皋兰进院，李克强迎上前去，跟他说，‘我今天刚从农村参加高考回合肥’。”第四十三页直引李克强的信函云：“老纪……我于上月二十七日到校报到……克强，78.8.13。”李克强是77级北大法律系新生，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2月底到北大报到。显然《青年李克强》所引的两个日期，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李克强的口述和信件中。文中两个日期为什么有误，猜测度之，撰稿人大概不了解当年特殊情况，“以今推昔”，根据后来的高考日期作了善意的改动。然这一改，却有违当年的历史实情。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这两个日期都是此文作者的笔误。
浙江大学的民间校友会办得风生水起，点子迭出，还不时推出“校友名片”，影响越来越大。但一不小心，也出现过“乌龙”，其校友介绍中多次将“77级”误成“78级”，依据的大概是77级学生亦是78年进校。“校友会”是介绍校友的权威平台，此一“误会”，或会带来后续“误会”。
如此例子俯拾皆是，不一而足，这种差错乃至国家级的信息平台也有。
到了78级开始，大学有了“重点”和“非重点”之分，再无推荐入学生，考生知道了自己的分数，政治审查也大大放松，“级”、“届”序列名实相符。这些细节的变化反映出历史的演进。
两级学生的特质与不足
77级、78级毕业生大多有几分理想色彩，较能独立思考，不大肯随意附和，内心颇有几分“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狂傲。这样的特质，遇到开明的领导，会因势利导，用其所长；而碰到嫉贤妒能的，给你穿小鞋也不难。而这两级学生包括稍后79级等届次的毕业生，较多集中于党政机关。他们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竞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有血气方刚、互相不服气的争吵。
笔者当时所在机关，有两个77级本科生，四个78级本科生，还有相当数量的恢复高考后的大中专生。工作之余，常到单位食堂买几个菜，沽酒聚餐，海阔天空，其中有一个老三届的78级生也时常参加。他为人处事，机敏练达，颇受领导赏识，不知不觉间成了众同学的顶头上司。
有次聚会，不光有十多位大学生，还有几位领导参加。因是周末，大家酒喝得不少，话题天南地北。哪知在酒酣耳热之时，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插曲，一位77级的同学突然向78级的上司喊话：“来，师弟，给师兄敬上一杯酒。”
78级那位也许没有听到，也许懒得理会，依然与其他人高谈阔论。77级那位以为是故意不理他，面子上挂不住，追问道：“叫你给师兄敬酒，没听到吗？”
那位78级的顿时反诘：“什么师兄师弟，我与你同一年，我还是全国出卷的重点大学生。”
77级的声调立马升高：“我是首届的，有我在，有你这种重点大学生吗？”
“我第一年是所谓‘政审’，没进校，要不，我也是首届的。你牛什么？”
“既如此，我们两人再考一次，你敢不敢？”
众人一时惊愕，因为按照这两位平时的处事风格，是不会这样激烈交锋的。然而酒精发酵时那番控制不了情绪的对话，还是值得玩味。
不过事后还好，这两位同学都未记隙，工作依然合拍。再以后的人生经历证明，这两位确实不同凡响。
77级那位，在九十年代下海创业，筚路蓝缕，企业办得有声有色，手下有多个上市公司，多次跻身“福布斯”百强之列。
78级那位，凭着出色的才干，综合的协调能力，在政界崭露头角，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孩子变成省部级主官，实在不易。
当然，这也许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但这两人的奋斗历程，实是77级、78级学生的缩影。
不过，这两级学生大多也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就像“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国共合作时期的前四期黄埔军校生，他们之所以纵横当时，无非是历史摆放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坦率说，77级、78级学生有许多先天缺陷。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工科生，大多欠缺学问“童子功”，外语基础普遍较差，再加上地域的局限，视野也欠宽阔。如今互联网时代来临，77级、78级学生的知识和年龄结构方面的缺陷，露怯得更加明显。尽管他们力图融入，但毕竟是“外来移民”，与后几届，特别是当今大学生的“自然居民”身份无法相比。在这一领域，他们似乎难以与后辈同场竞技。
收笔之时，我想起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册》中的一段话，就以这篇文白相间的“序言”作结。文曰：
杭州大学历史学系一九七七级同学以毕业离校三十旬岁，乃摭拾旧影，掇集成册。众同学肄业于史学，虽多未以习史为业，然久聆师训，岂不知世事之远袤。以不百之群好，倏尔之记忆，本无足称。乃汲汲者，盖有说焉。想我七十同学来自南国，于浩劫之后，长者或有家室之牵，少者甫及弱冠之年。共读成均，携手西子湖畔。“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同窗相亲之谊，历时弥坚。读史知世，豁达人生。学教政商，挥斥纵横。更以知命耳顺，曾无金瓯之缺，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众同学咸曰：物变无穷，人灵有常。同窗契心，厚地高天。掠取旧踪，以志此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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