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不知谁嘘了一声。引起了三五成群聊天的同学们的注意。越过前面同学的头肩的空隙，看到课台上的一顶红帽子，正脱了大衣，从大号公事包里往外掏资料。教室在几秒钟内安静下来。二十双眼睛盯着红帽子的一举一动。
红帽子在讲台上安置停当，才抬起头来。也许二十双眼睛的注视是他先前没有察觉的，这一抬头，撞着正着。他微愣了一下，继而在苍白的脸上绽开笑容，顺手摘下红色线织的帽子，向我们问好。凭着声音，我们终于可以确认他就是缺席不到两个月的教授。可是摘去帽子，没有一根头发的脑壳光秃秃地坦露在日光灯下之下，与他苍白的面容形成一体，无法与两月前的灰发老者相联系。这样的确认来得突然而仓促，如一股直面而来的西伯利亚寒流，将表情冻僵凝固，扼住喉咙，喘不上气来。
＂非常报歉，病休期间，给大家缺了两个月的课。昨天和助教沟通过，顺便看了大家上次的作业。很高兴看到你们的进步。这是本学年最后一堂课。我回来给大家----考试＂。他故意将考试拖长了声音，我们也本能地反应着＂Non---＂这简单的一来一去，让时光又回到了从前。他仍然是那个幽默的教授。我们原本彼此熟悉啊，只是病魔将熟悉的面孔轻轻松松地在短期內改变，变得让我们粹不急防。
在他缺课的最初，我们听说他是病休。没有人去深究一个教授的病休。课程由助教代理。人总是有势利之心的，助教总比教授好对付，我们乐得有稍许偷懒喘息的间隙。两个月，于我们而言，是翻过去大半的讲义，是交了若干次小论文，是参考书单的缩短，是巴黎下了第一场雪。仅此而己。也是这同样的两个月，在同一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病魔将一个精神矍铄风度翩翩的老者改变成眼前苍白无发的个体。如果不是他就在我们的眼前，有几个人会相信这样硬生生赤条条的变化？
教授的谈笑风声，将我纷杂的思绪拉了回来。他发给我们一份项目招标书，要求在半小时内做出项目预算，进度安排，人员配置等。我们习惯性地喊到要求太高。教授作了个鬼脸，叹气道，怎么仍然没有长进呢？！好吧，那就两人一组，其它要求不变。半小时后，每组五分钟演讲，当场点评打分。
半小时的时间变成手中一张薄纸上的字符和数据。半小时，他在教室里转来转去，回答我们的问题，或是充当参谋。他给我和索菲的项目提出预算修改建议。站在桌边的他，象一张轻薄的纸，用手抚着桌边作为支撑，可以感觉到他说话时需要使出力量。在这样近的矩离，我终究不忍去看他青白无发的头皮，不愿直面病魔的杰作。我更愿意将他一头灰色头发面色红润手舞足蹈侃侃而谈的影像保存到永久。
接下来的点评时间，我们变得很乖。除了演讲的同学的声音之外，再无任何窃窃私语。他坚持站立点评，丰富夸张的手势和精辟的语言让我们忘记了这是期末考试，
认真记录老师对每组案例的分析和建议。我们看到他的疲惫和鬓角细细碎碎的汗珠。坚持三小时的大课，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要做出多大努力？
时间将钟表转到了十二点。最后一组演讲者走下讲台。该是曲终人散时。他祝贺我们顺利完成这门学科的学业。祝我们渡过一个美好的假期。最后，慎重地对我们说：profitez la vie (好好享受你们的生活)。这是一句大街小巷随时可以听到的平常话，可是现在从他的口中说出，味道却是截然不同，教室里有几秒钟的沉默，接下来我们鼓掌致谢，留在原位，请教授先走。他整理了公事包，穿了大衣，戴上那顶红色的帽子，象圣诞老人一样地再次向我们挥挥手，走出了教室。
透过教室的窗户，我看到那顶红帽子穿过了教学楼前光秃秃的小花园，慢步走向松树下的停车场，他的身影逐渐缩小，在早春午后昏灰的天空下，那一顶红色帽子是唯一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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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我在一家公司实习时，收到同学发来的电邮。教授逝世。葬礼将在郊区墓地举行。一块有花有草有蝴蝶飞舞的墓地。
葬礼那日，我在公司俗务缠身，没能去他的墓前敬献鲜花。之后的工作中，我常常会用到他教授的方法，这是不是可以算是给教授的另一种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