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史料并不局限于文献、口碑及传说，凡是碑铭、遗物、遗迹、风俗习惯等，其能证明人类过去之显著事实，都应纳入史料的范畴。但是，并非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史料，而是有了史学才有了史料。史学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史料的范围也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扩大；史学研究的时代越长，史料的相对年代也就越长。史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史料不能等同于事无巨细的琐碎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而是能够展示历史事件的根据。对史料的认识和采用，全靠史家的估量和选择，以及对史料的识别和判断能力。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史料也是"研究史学、撰著史籍所必须根据的种种资料"。对于新闻传播史研究来讲，"狭义层面的新闻史料是指遗存至今、曾刊登在向公众传播的媒介物上的一切文本或实物；广义层面的新闻史料就指与人类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一切史料。"
早在清末民初，中国史学界便有了强调史料重要性的种种论说，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学便是史料学"，蔡元培在《明清史料·序言》中也有"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许多历史研究方法的书籍，方法论主要的部分就是：史料学、史料批判、综合。新闻传播史学者方汉奇、赵玉明、丁淦林等教授也都强调过史料对于新闻史研究的重要性。史料的挖掘和发现，不仅在初期的新闻史研究上有重要价值，在新闻史的不断修订过程中更是体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方汉奇先生对《中国报学史》错误的勘正、对英国珍藏的《敦煌进奏院状》的考据与研究、访谈邵飘萍健在的夫人所得到的史实对深入研究邵飘挥的贡献等，都是发掘史料的典范。同样，因为史料的缺乏，也使得一些研究无法进行，比如李普曼是新闻传播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由于大陆有关李普曼的一手史料比较缺乏，致使到现在李普曼的研究依然大致停留在《公众舆论》一书上。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史料并不等同于历史事实，史料只是历史的片段，是寻找历史的指路牌，是发现历史的证据和线索，史料的挖掘和勘正也不能等同于历史研究，如果研究只止于史料本身，考据其掘，分解其成分，划分其类，就是属于史料学的范畴。
本科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一定要注重考据，找到一手的史料，研究梁启超的思想就要找到梁启超最权威的全集，研究西方新闻史最好能找到报刊原件，而且要有语言上的条件，不能只弄点二手、三于、甚至若干手的资料进行拼接组合，更不能大量引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