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日本

长不大的孩子——相似的民族性

席间一位记者朋友对我说：你一定会有这样的记忆，在我们孩提时期，摇摇晃晃、跚跚学步时，都有跌倒大哭的场面，爷爷奶奶会疼爱的扶起我们，然后狠狠的敲打着地面，嘴里骂着土地佬，抱怨它绊倒了他们的孙儿，我们的哭声也会随后而止，因为“罪魁祸首”受到了惩罚。待到我们长大，成为人父、人母时，我们也会如法炮制，小孩子磕了头，我们却使劲打桌子，骂它不长眼，碰疼了宝宝。其实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重心低，摔倒不会太疼，只是吓了一跳，而家长们告诉孩子：别怕，有我在，不是你的错儿，都是它们不好。但是在德国我们却看到另一个场景：孩子走路跌倒，妈妈一旁会说：“你要自己站起来，因为是你自己走路不小心才会跌倒的 ！”，如果你细心观察，一定可以亲历这样的场景。我在想，大概从我们刚刚开始懂得自己的存在时，就种下了这样的潜意识，发生差错首先该找寻他人的责任。

很久以来，港人和大陆人一直在网上吵得轰轰烈烈，小孩子当街小便、餐厅中妈妈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孩子换尿布、使用公厕不讲卫生、以及沿街席地而坐的众生相，通通被当作不雅照挂到了网上，港人的怒骂也让孩子的妈妈一肚子委屈：孩子太小，怎么憋得住！说实在的，在德国偶尔也会看到成人在某个隐蔽处小便，可笑的是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中年男子竟然在一个停车场的入口处小便，跟管理员撞了个正着，管理员问到：“你难道憋不住了吗！”他说：是的。管理员无奈地摇摇头，哭笑不得的走了。其实，地球上的你、我、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行为出格都是可能的，孩子做事不会考虑别人，自私又任性，而成人会更多的理性思维，会克制和理解。我想，大陆游客应该多在意一下别人的感受，港人就不至于那么愤怒了吧，也许这并不是香港和大陆的主要矛盾，但至少是一个导火索。我的侄媳讲：她妈妈到德国探亲，刚到时在公共场所说话声音总是很大，招来众人的眼光，尤其在餐厅，她总是告诫她妈妈，小声点儿，因为大家都习惯不去吵到他人，一个月下来，她妈妈已经自觉自愿的轻声说话了。可是遇到中国旅行团，无论你说什么，他们依旧大声喧哗、我行我素，尽管常常遇到德国人异样的眼光。我一直理解为：集体中的个人行为会像个孩子、调皮而任性，当人性回归个体后，更容易找回社会的责任感。

近两年我们和日本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我们期待小日本能有服软的一天，能诚心诚意的道歉，我们认为战败的日本应该像德国一样认真反思历史并悔过，但这样的事情终未发生，家族仇、民族恨、涌上心头的瞬间还会有人去砸日本车，到日本餐馆起哄，看上去就是一场孩子的闹剧，跟真正的“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其实并不沾边儿，因为愤怒之余的人们依旧会兴高采烈、成群结队的去日本赏花，热衷于抢购日产品，甚至追捧日本的影视作品，“反日”还是“哈日”难分其届。

同样，二战后的日本人重又变成“孩子”，因为美国的“小男孩儿”和“胖子”让广岛和长崎瞬间成为一片废墟，重要的是之后的“原子病”数十年不能退去，成为日本人心头永远的伤痛，人类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证了原子弹的威力和持续的惨状，尽管没有人因此而责难美国，甚至有人说：如果这个世界必定要有一个国家遭受此难，也只能是日本。但是，爱因斯坦晚年却备受良心的谴责，因为是他说服罗斯福而研制原子弹的，以至于爱因斯坦晚年成为一名反核、反战的积极成员。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成熟，认识了原子弹不同于任何一般武器，它巨大而持久的杀伤惨状是人类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全世界达成共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能首先使用原子弹。70年后的今天，有80%的日本人认为当年往日本投放原子弹是个错误，既使是在美国也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让日本人的心理起了微妙的变化：从侵略者而成为受害者，没有经历过原子弹灾难的人是不会理解这样一种思维的，日本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美国的“孩子”。

日本学者池井望说：在盆栽的世界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压抑的自然观，盆栽是用人工方式将大自然变形，但仍然是歌颂自然，盆栽的魅力在于缩短时间，缩得越小越能展现支配自然的威力。这应该就是日本人压抑的人格的写照。我的同事在日本做学问，根据她在民间的感受这样描述：“日本人信仰“耻文化”，他们认为二战是他们的耻辱，年轻人聊天从不提及这段历史的伤痛，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错，从某种角度去看，日本年轻人有一种日本式的幼稚，他们拒绝长大”。更多的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是一个人格分裂、岛国意识浓厚的狭隘民族，他们只会对强者低头，而不会对弱者弯腰。戴季陶1928年写过一本书《日本论》，学界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对日本的理性描述可以比美《菊与刀》，书中这样解释：“万事一系，天壤无穷”的神道只是迷信，武士道只是人为的“奴道”，而日本人的优点却是既能吸收世界文明，又具备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能力，缺点是斤斤计较的岛国根性、崇拜欧美、蔑视中国。其实在大唐之后，日本便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去唐化运动，蔑视中国不是从现代才开始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的行为举止，依我所见，无论如何解读日本的民族性，都给人一个印象：幼稚、不成熟、缺乏理性、更像孩童。

据说麻生太郎出生于名门望族、政治世家，自幼顽皮不羁，娇惯成性，他是看着日本动画片长大的，动画片也是他的最爱，成为政治家、公众人物之后，公开场合说话依旧口无遮拦，外号“大嘴巴”。说不准这种率真的性格是帮了他、还是害了他，总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首相命也就维持了一年。我感兴趣的不是麻生，而是由此引出的话题：日本人民族性中的“不成熟”。作为一个政治家，光有一个被人喜爱的人格是不够的，一个首相（总统），他所肩负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同时还有整整一国人对美好未来的寄托，他的责任告诉他：必须要理性思维。无论他选择执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在老百姓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他应该交给他的下一任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克林顿无论道德多么不完美，他离任时美国财政收支平衡，国库还有盈余，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尽管饱受诟病，但你却不能否认，他接手时的美国经济是个烂摊子，现在已经起死回生，我想美国人至少不会认为他们是不称职的总统吧， 而麻生的确不称职，因此他也只能是日本首相走马灯式的交替之中的一员。

日本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日本人民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日本所有的政治家都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如果他们一直沉浸在当下的富有和骄傲之中，或许会留下永久的遗憾，没有人能预见，电子时代的变革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但是，人们却知道，现在的日本是西方人眼中的“幽灵”，它是“社会走进通缩、停滞、抵制变革的死胡同”的代名词，这意味着——一个没有未来的日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教授嘉治佐保子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日本人的日子过得不错》，文章的观点也正是我之所见，未老先富的日本，老百姓的日子的确过得不错，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就是日本人理想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期盼吗？这样的日子能如此简单的保持到永远吗？大概日本人不会笨到用自己的现状去跟非洲比较而沾沾自喜吧。

与德国相比，显然日本是一个不理性的“孩子”，因为他不能很好的跟邻里相处。为战争行为“道歉”的意义是什么，各持己见，其实并不需要争执，如村上春树所言：日本人应该选择不断的、无时无刻不在“道歉”，让人听烦，听得耳朵磨起茧子为止。这不乏为一种选择，至少我认为“道歉”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那些事儿，外交的“选择”是一种智慧，看上去德国人的确比日本人要聪明些。一个自由、理性、开放的社会，才能成为未来改革、创新之源泉，由此喷薄而出的智慧才会散发出绚丽的光彩。

历史上探讨日本人民族性的书籍、文章数不胜数，美国比较文学作家本妮迪柯特的《菊与刀》可以说尽人皆知，她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切入，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可谓入情入理，以至于她的预测、给美国政府的建议，无一不被采纳，不能不让人佩服。而我们，作为日本的邻居，东亚两大国之一，却鲜有这样的学者，如何理性的认识和理解日本人，的确不可小觑。

但是，日本人的不理性并不能成就中国人的理性，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个终极愿望？我们一直以道家、儒家和佛教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为本，讲求人的德行和精神世界，轻看西方的物质世界，其实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我们远比西方更物质、更功利。而更功利更物质的我们却完全不懂西方真正的《实用主义哲学》，常常做出非理性、意气用事的举动。希望活得自尊，不被人小看，不是靠拳头或辱骂所能奏效的，金钱和利益也不是绝对的资本，谋略只可能作用于一时，价值观的扩张和被接受或许是一种实用的选择，那么人类应该如何思想、如何行事，一个成年人必须靠自己，独立去思考和经历。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要想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主导作用的大国，全体中国人首先应该长大成熟起来，学会独立的理性思维。我们需要一个自由思考的国度，需要更多智慧的学者。

HaoXu / 04.05.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