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以来，中国领土谈判一直是“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强也割地”，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从中吸取何种教训？本文摘自李悔之博客，原题为《中国为何总是在领土问题上吃亏？》。
中国地图
近年，网上热传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句名言：“领土问题没有谈判，只有战争；俄罗斯国土虽然十分辽阔，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前述之言是否出自普京之口并不重要，因为一直以来“北极熊”秉性的俄罗斯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如果说“北极熊”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过于霸道、过于贪婪的话，历来以“文明古国”和“礼义之邦”自诩的中国，从清朝后期开始（更远可追溯到宋朝），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问题的谈判上总是“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强也割地”。这是否过于“文明礼让”了呢？
用事实说话：
一、令世界目瞪口呆的“主动撤军”及“越南借荆州”
在中国印制的中国地图上，西藏南部中印交界处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这块面积约9.2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只标志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其走向起自不丹和西藏交界，沿分水岭和山脊线至云南的独龙江流域。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在几百米至1,200米之间。自然景观奇异，矿产十分丰富。更因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有明显亚热带生态特征。这里土地肥沃，植物茂盛，甚至能够生长菠萝香蕉。与干旱、寒冷、荒凉的西藏腹地形成鲜明对比，是一块富饶得让人心疼的宝地。
这里森林资源之丰富，也超乎一般人相象。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所长徐凤翔这样告诉记者：“我们搞森林的，一说起来就是西藏林蓄量居全国第二位，可谁也不说这只是理论林蓄量。因为实际上，西藏森林的一半在控制线之外，准确地说，是52.8％在人家手里。其实，这个数字仍然不准确。这只是按森林面积算（控制线那边的）。中低海拔原始森林单位面积的蓄木量大得多。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实际上，西藏森林资源的80％不在我们手里。”（参见《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争：中国从中得到了什么》）。
为何徐风翔所长会发出上述之言？原因是：这块被世界习惯称之为“麦克马洪线”、面积只略小于江苏省的宝地，在中国印制的地图上属中国藏南的宝地，而在印度印制的地图上却属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虽中方一直以来都强调这里“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但实际上却成了印度人居住和管理的印控区。在这里定居的印度人比西藏总人口多两倍。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使占领合法化。
这块只略比江苏省面积小的土地，落入印度之手时间并不太长——上世纪初之前，西藏当局对这里享有管辖权、税收权和放牧权。然而后来为何会落入比中国弱的印度手中？里面有一个无数国人记忆忧新、痛心疾首的故事：
1888、1903年，英军两次发动侵略西藏战争。并于1904年攻陷拉萨，迫使清朝中央政府和拉萨地方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1914年4月，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又迫使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草签了英方提出的《西姆拉条约》，将约9.2万平方公里领土划进英属印度。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条边界线。英国政府也迟迟未敢公布。到1936年，“麦克马洪线”才开始出现在英属印度的地图上。然而直至1954年，仍注明是“未标定界”。
太多知情者回忆起这段往事，无不痛心疾首：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国原本已在军事上赢得极为漂亮的胜利，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全部领土，用事实否认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同时，多支部队还势如破竹地逼进印度纵深腹地。此时，本是逼使印方放弃非法占有中国领土的最佳时刻。然而，中国政府却在最佳时刻发表声明，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
注意：撤退到“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意味着中国军队不仅是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而是从战前的“麦克马洪线”再后撤20公里（在一条漫长的国境线上，后退20公里是什么概念？）换言之，中国不但没有在这场战争中收复一寸失地，反而将战前的边界线让出一大块地方作为“与印军脱离接触”的缓冲地带！
于是，一个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葩出现了：中方赢得了战争输掉国土；印度输掉战争却赢得了土地——中方撤退后，印军不但很快“收复”原来的控制地区，而且得陇望蜀，将中方让出的“脱离接触”也一同“解放”（印度总理尼赫鲁将五十年代初占领藏南领土称作“解放”战争）。在新的“解放区”建哨所、修工事，比战争前竟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藏南达旺、邦迪拉、梅楚卡、瓦弄9.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得而复失，甚至事实上多送了一千多平方公里土地，让太多了解这段历史，尤其是参与过这场战争的中国军人百思不解、痛心疾首，西藏灵芝军分区政委阎士贵大校这样回忆说：
“不要这片土地，军人想不通，老百姓也想不通。1962年我们从雪山向下压，势如破竹，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越打越快。往回撤的时候，可是越走越慢。战士们想不通，这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还要撤？为了体现我们是仁义之师，还把缴获的车辆装备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地都还给了他们。”（参见《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争：中国从中得到了什么》）。
阎士贵大校另一句说得更尖锐：“可惜了这片土地，现在想拿回来不容易了……搞成这个样子，后人要骂我们还不如清朝的最后一个驻藏大臣赵尔丰！”
中国完胜后出人意料的主动撤退，也让世界目瞪口呆：澳大利亚时事专栏作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这些年，有人撰文为当年中国当年的主动撤军辩护，说中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以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和外交谈判主动权。”然而，这是一种很蹩脚的辩护。因为当初中国的主动撤退，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是：“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结果，不但世界舆论不认为中国的主动撤退是高尚的和平之举，以“被侵略者”自居的印度也不领中方“主动撤退”的情，更不把中国军队“把缴获的车辆装备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地都还给了他们”当成是“仁义之举”（好一个“武器都擦得干干净净”，“仁义”可谓到了极致！），反而认定中方的主动撤退是“理亏”和“心虚”之举。所以中国军队刚撤走，人家随即理直气壮地、大摇大摆地尾随而来“收复失地”。并凭空多占了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不少年轻网民看到这段往事后，无不激愤无比，摩拳擦掌发誓要与印度再干一仗，把土地收回来。这些年轻人的爱国热血诚然可佳，但当今印度，绝非四十年前的印度，再打一仗，胜负如何，断难料定。打仗不行，有人便主张极尽办法通过外交谈判手段收复。然而外交谈判是否能奏效？曾任林芝军分区司令员的王克忠大校一番话既让人深省更让人无奈：
“指望谈判是根本谈不回来了。伊拉克占了科威特，全世界的外交压力那么大，还有经济制裁，没用！我们一撤，他们（指印度）又占了过来，越占便宜还越卖乖。他们口头上喊和平，实际上是真干，完全是积极进攻的态势。我们也说和平，倒是言行一致，一点动作也没有，就是消极防御。现在这么下去，我们越来越被动，越来越要命。即使后人想要回来和有能力打了，可是机会也已经让我们现在的政策给拖没了。”（参见《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争：中国从中得到了什么》）。
通过外交谈判收回藏南失地，真正之难还不止王克忠大校所言：如果依据“对争议地区，根据双方实际管辖情况协商解决”、“双方从友好团结的愿望出发，充分照顾现实情况，不追溯历史上行政的旧界”这一中国政府屡屡申明的边界领土问题谈判原则，藏南9.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重新回归中国，前景更十分渺茫——因为藏南的“现实情况”是：自1962年之后，到这里定居的印度人激增。并通过立法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完全符合“照顾现实情况”的条件！
从这些年媒体不断曝光的资料来看，类似藏南9.2万平方公里领土莫明其妙失去的事例还不少：如缅北方向的江心洲、小江流域放弃了；中缅边界中段孟卯三角地区变“永租”为割让；长白山天池割让一半给朝鲜；珠峰一半尼泊尔提出的争议地区划归尼方；乔戈里峰一半和坎巨堤地区划归巴基斯坦；布才拱巴什地区划归阿富汗……等等。如果说前述事例由于中国官方一直未正式表态、也没有公布相关而难于下结论的话，北部湾浮水洲岛（又称白龙尾岛、夜莺岛）先“借”给越南，最后成为越南的领土，则是经官方明确证实的！
浮水洲岛之失，与藏南9.2万平方公里土地之失一样，是无数中国知情者永远的心头之痛。
浮水洲岛位于海南岛与越南海岸中间，距海南岛约120公里的（又称白龙尾岛、夜莺岛）。历史上，广东潮州、海南儋州和文昌县的边民，一直把该岛作为鲍鱼生产圣地，每年6月至8月，数百人上岛生产，采捕鲍鱼，就地加工成干品运销内地。1955年，解放军从国民党军手中夺过该岛之后，它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有“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以及银行、供销社、小学校、渔农生产合作社等。然而到了1957年3月，中方将该岛租借给越南。没想到这一借便成了刘备借荆州——到了本世纪初，国人发现该岛已成为越南的领土。2004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浮水洲岛在上个世纪50年代，通过谈判，已归越南管理。”中国国家海洋局前高级工程师许森安也指出：“浮水洲岛是越南的。”中国外交部法律司海洋处相关官员明确也告诉记者：“浮水洲岛确实属于越南。”
浮水洲岛面积虽不大，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沿岛海域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中国放弃该岛，损失是十分巨大的：
1、浮水洲岛划给越南后，中国失去北部湾12.8万平方公里海域，减少传统作业渔场3.2万平方公里。
2、广东省常年在北部湾中心线以西作业的6,000艘渔船（主要是湛江市）将被迫退出。每年渔业经济损失17亿元，后勤损失10亿元。
3、中国在北部湾沿湾地区大约有70万-80万渔民因为生计问题，只能弃船上岸转行。
4、原来在北部湾中心线以西生产的渔船将全部压回线东生产，渔业资源争夺将进一步加剧、恶化，近海资源状况将变得更加严峻。
历史上有“刘备借荆州”；当代有“越南借荆州”。前者之借，却未能“借”出中华版图，后者之“借”，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
二、自宋朝以来，中国领土谈判一直是“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强也割地”，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从中吸取何种教训？
关于旧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我们的教科书总是这样告诉人们：一是战败，二是国家贫弱。其实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不少时候中国并未战败，而是战胜一方。与对方相比，国力也并不见得弱。甚至强大不少。但外交谈判结果仍是中国大亏。下面列举数例：
1075年越南李朝出兵大举进攻宋朝钦州、廉州、邕州，疯狂掠夺烧杀。宋军反击，收复原属中国的广源、苏茂、门、桄榔等州县。1079年宋朝在李朝战败议和时，将上述收复州县重新给了李朝。名曰“行仁义之举”；
1083年，李朝再出兵进犯宋朝的广南西路所属的勿阳、勿恶等地遭挫败，国王李乾德上表宋朝谢罪，宋“赐以宿桑八峒不毛之地”；
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在两次雅克萨战役取胜之后，签署丢掉了尼布楚的；
1885年2月中法战争，以中方取胜、法军惨败并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结束。但1885年6月签订的《中法会议越南条约十款》（《中法新约》）却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货进入中越边境减轻税率，法国可在保胜以上和谅山以北设领事馆，法国战败却在《中法会议越南条约十款》得到诸多利益；
1944年中国远征军收复缅北地区，却在英方的要求下撤离，甚至在江心洲和小江地区也未留一兵一卒，由此在后来的中缅边界谈判中形成争议。而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方进而放弃了缅北地区应该争取的权益。
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尤其是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向苏联索还历史上被沙皇强行夺走、并经苏联政府在《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承诺归还中国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任何一块土地。相反，还失去被苏联操纵下以“公投”名义成为苏联卫星国的蒙古！
中国为何总是在领土问题上吃亏？
列举上述诸多事例，意在更深层次的反思：如果说近代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中俄《东界交界道路记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科布多界约》等，是由于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之中，统治者虽有寸土必争之心，苦无寸土必争之力，只能以“土地换和平”的话，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的处境已大为不同。然而，在与周边国家进行边界问题谈判时，相比较处于强国的中国仍总是吃亏的——“文革”前中国的第一轮比较集中的边界谈判中，相对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蒙古、朝鲜等国来说，中国可算是强国。文革后中国的第二轮比较集中的边界谈判中，除了俄罗斯之外，相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来说，中国诚然要强得多，但中国还是吃了很大亏，丢了大片土地。
在领土问题上，中国为何总是吃亏？——说是“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结果却总是中国单方让，没有一个国家让中国！是中国一直单方“礼让”。有网友嘲讽中国领土问题谈判是“让字当头，逢谈必让，一让再让，一让到底，一让了事！”，并非信口开河之论！
话到此，便带出这样一个沉重话题：自宋朝以来每逢领土问题谈判，中国总是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胜也割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人说这主要是当政者天朝上国虚荣心作怪，有人说是当政者昏庸无能；也有人认定这是民族秉性之过……前述几点诚然不无道理，但皆未点到问题的要害上！
那么，问题的要害在哪里？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这就是：问题出在传统政治文化上。自秦始皇以来一直浸淫在专制文化和小农经济文化之中的华夏大地，两千多年间一个重要政治文化特征，就是权力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最高统治者历来把皇权、政权当成是私家财产和不容动摇、不可觊觎的神器。所以每当遇到领土问题的谈判，最高统治者和当政集团首先考虑的并非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而是朝廷小集团的根本利益！换言之，与朝廷的安危、江山的稳固、小集团的利益相比，领土的得失永远是次要的。这一点上，至今仍被无数国人奉为“国父”及“伟大的爱国者”的孙中山及他们的同志们也不例外。下面试举两例：
为取得日本政府支持推翻北洋政府，孙中山先是与日本签订了一个与中日“二十一条”内容相近的《中日盟约》。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等等；之后，为取得苏俄援助，又在1923年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声明。其中一条是“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孙中山上述之举当时就受到不少本党同志批评，在国人中更受严厉批评乃至谴责。然而时至今日，不但大陆，纵然在台湾，仍有一些文人替孙中山当年行为辩护，声称孙中山当初“为了革命的短期利益”，因而不得不“暂时牺牲部分国家利益”。如此惊人的逻辑，难免让人吃惊！
而与孙中山相比，稍后一个革命党的党人有较长一段时间就走得更远些。《人民网》2010年一篇题为《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文章透露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24年春，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在北京进行历史遗留问题外交谈判，支持苏俄的革命党人与一些国民党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前者坚持中国方面没有必要坚持苏联必须从外蒙古撤兵，认为外蒙古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神圣权利。更有甚者，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强行收回控制在苏联人手中的中东铁路。此行动受到举国舆论支持，而支持苏俄的革命党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准备调动军队牵制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
引用《人民网》文章透露的信息，是为免予被人斥为“谣言”，其实随着越来越多历史资料的解密或曝光，很多比《人民网》更令人惊讶的史实资料已为国人所知。
而提出上述历史事实，并非要追究或谴责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反思、反省，并最终走出久远的、“败也吃亏，胜也吃亏；弱也割地，强也割地”的外交谈判怪圈。
三、中国在领土、领海问题上不能再无原则退让
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主政后，国内舆论纷纷赞扬中国渐渐显露出难得的外交新风格、新气象、新变化。而在诸多赞扬中，笔者更认可这两点：首先，在钓鱼台问题上，在南海诸岛问题上，尤其在最近与越南在西沙群岛冲突中，中国一改过去总是停留在口头声明或抗议上的做法，而是用强硬的实际行动表明捍卫领土和主权的立场和决心。这一点对中国国家利益具有积极而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中，中国在与邻国在领土争端或历史遗留问题的外交谈判上，几乎总是吃亏的一方。
然而，最近一件事却令太多国人感到蹊跷：本月10日，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亚太领土主权争议的412号决议案，要求中国将“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和护航船只撤离南海海域，恢复南海原状，敦促中国节制执行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宣示。5天之后的7月15日，一条“中国981钻井平台将转场海南”的消息在新华社等官方媒体中传出，立即引来太多国人的猜想、困惑。虽然外交部发言人对国人的猜想、困惑作了回应，表示此举“与外部因素无关”，但寥寥数语的解释实在难于说服国人。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目前，中国与周边邻国仍然存在不少领土纠纷问题。如中印、中俄、中朝、中越、中蒙、中塔之间，都仍有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而在领海方面，与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都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士、领海纠纷问题。在下来的谈判中，不能再像前人一样作无原则的退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