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被中共当局逮捕关入看守所时，我遇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狱友叫“文洋”：那时他年约四十岁左右， 有一双忧郁而清澈明亮的大眼，说话温和轻缓，自我介绍说他原在共军的“海政文工团”（即时下江泽民小妾祖英为“少将团长”那个），具体职位现在已忘记，似乎是作曲或舞台设计之类的非前台演出类。文洋告诉我，“我们是调来小号陪你的” ---- 所谓“小号”者，即面积较小的牢房，一般关押2~4人，因我属敏感政治犯大概不宜关入十几人拥挤的普通大牢房。我由西城区看守所转押而来，在那里惹了一身虱子--那种聚集在衣裤皱褶犄角等处白色蠕动的寄生虫：文洋让我先把所有衣服脱下来，放入加满浓肥皂水的脸盆里浸泡，另用一脸盆在上面紧扣着，这样一夜之后衣裤上的虱子就都被泡死了。此后我在看守所里一直都没有再长虱子。
文洋的案因，据他说是被海政文工团领导陷害，诬蔑他“乱搞男女关系” ---- 今日青年人大概难以理解所谓“乱搞男女关系”也可被逮捕关押判刑，但当时这甚至可以被枪毙，就看你运气好否，关系硬否。文洋的关系显然不硬不然不会被抓进来，但他反复说他要申诉要找他们团里的政委担保他的清白等等。知道我有可能离开后，他把自己偷偷写的申诉书包括要投递的地址交给我，我们把纸张藏在我的被子棉絮中间 ---- 被子较厚（以抵挡北京的冬天风寒），所以几张深藏的薄纸不易被看守们从被套外摩挲搜查时发现。我感谢他的信任，后来出狱时的确把那申诉信装信封写了他给的 地址投递到邮箱里了 ---- 最终结果当然无从知晓。
我进去时，文洋似乎已被关了有一两年左右 --- 中共羁押犯人无理由地不正式判徒刑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都有，我们牢房对面楼里隔窗可看见及喊着交谈的一位戴眼镜的原北大学生便已经被关了十来年。长期被关在光线暗淡通风困难的牢房里无所事事，只能在“放风”时到院子里呆半小时，许多人都会变得虚胖，皮肤发白，文洋也不例外。他的双手是细腻的，明显属于文人知识分子。他告诉我每天由看守发来的“人民日报”应慢慢读，一部分要留到下午晚上再看，否则一下子看完了 下午晚上会没事情干而无聊的。
看守所里的木板床上天热时出现臭虫，我平生第一次被臭虫咬到 -- 有时在床铺边沿墙角等地即可抓到这种暗褐色一按便出（人）血的圆形家伙---胳膊身上剧烈反应，肿了大包，又疼又痒，文洋和其他同屋的犯人们帮我向狱卒反映，说我过敏等等，需要暂时睡到门旁边的小空床上。后来狱卒允许我们用热开水将整个沿墙而筑的大床里外烫了几遍，以后居然真把臭虫治住了，至少我是没有再被咬出大包来。
专门调来“陪”我的非政治犯如文洋他们，经常被狱卒们换走：估计既有怕日久受政治犯影响，也有好事轮流的意思，因为住小号显然比在十多人的普通牢房里少受罪些。我记住了文洋不但因为他曾善待帮我，也因他是我第一次遇到姓“文”的人。现在几十年过去，文洋若还在世，应是70到80岁左右了。岁月荏苒，匪患依然，不知他后来是否和怎样离开的看守所，如今安在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