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讲话太多胡扯--作者:台湾杨恒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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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于丹演讲太多胡扯              发表于 2015 年 05 月 09日 由 lixindai

 “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召开,举办单位暨南大学还是挺重视挺热情的,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

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任何文字,但我并不反感她,一个教授能够弄得全国皆知,一定有其特长,这是任何多元社会都允许并鼓励的。即便她讲的有不符合学术甚至错误的地方,你也去讲,去纠正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对她太过学术、太过刻薄。这是我以前对她的基本看法。那次,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

我听了不到五十句就开始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越来越严重。于丹的演讲如果针对中小学生,单单寻求娱乐的电视观众,或者一些发了点财的中小企业主与暴发户,应该还是一篇能自圆其说的东西。可是,她这次是对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300位华文作家讲“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会好几门语言,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都有几十个,不乏专家教授。在于丹演讲的过程中,我观察周围的华人华侨,看到他们大多面无表情,我不禁感到有点迷惑,难道他们没有听出来于丹是在瞎胡扯?

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让我听着都觉得脸红。

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个不懂得高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她用大段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禅机”故事,加上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他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我听到这里差一点闭过气去!这竟然是我们的于丹大师对一位外国人,以及来自33个国家300位华语作家宣讲的中国文化之精华?我的上帝、我的老天爷啊,这个故事没错,可如果把这个故事上升到中国文化的层面,这恰恰是整个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糟粕与梦魇啊。世界上有哪一个高深的文化可以灵活到“三八二十三”?这样的文化可能走出人治与人情的死结吗?严谨的科学与法治的现代社会能够在“三八二十三”的潜规则中诞生?但这就是我们于丹理解的中国文化,就是让她向外国人炫耀的中国文化?

我对于丹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她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想对这种很努力与成功的人士求全责备,但让我不解的问题是: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竟然请一个娱乐人物来给300位海外华人讲演中国文化?是你们找不到更适合的人?还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文化?
由于这件事,我在接下来的“走遍中国”旅途上,常常同身边人交流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在周围寻求中国文化的踪迹。在福建的旅程是由华侨大学负责的。招待文化人,自然要去这些地方最著名的文化景点参观,少不了去土楼、“集美”,我们在陈嘉庚墓前缅怀他对祖国文化发展与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之后还去了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我特地在林先生那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对联前拍照留念。

据说是当地政府改变我们行程,安排我们去林语堂纪念馆的。我想,当地官员很有心计,大概是希望我们这些海外作家能够学习一下林语堂,也出一两个大家。面对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大家,我不知道当天来访的几百位华人作家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些惭愧的,土楼是古人的智慧结晶,陈嘉庚是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林语堂也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大师,我们这个时代呢?

不过,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当今的中国出不了林语堂,责任可不全在我们这些作家哦。想一下林语堂当时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却能够四平八稳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个人的创作劲头一点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两本书,几乎耗尽了精血——不是写不出书,而是出版不容易!别说没有林语堂,就是有,也肯定被当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疯。——不知道建议我们参访林语堂纪念馆的官员是否意识到,当今中国出不了林语堂,他们的责任一点也不比我们轻。
就拿这群华语作家来说,有好几位私下告诉我,得到大会邀请到大陆开会研讨华文文学,他们激动得夜不能寐,准备了精彩的研究论文要发言与发表,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贡献。可是,他们的“贡献”几乎都由于内容敏感或者不适合在有领导参加的场合宣读而被婉拒。结果剩下的那些发言,无论从学术还是思想上,几乎连文化人于丹的演讲都不如。——我这才发现,问题不在于丹是否能够讲中国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够像于丹一样讲中国文化。如果只有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可以自由发挥,稍微有思想的就被限制甚至阉割,文化能够繁荣?民族还有希望吗?

到台湾后,我还是忍不住和周围的好几位华人华侨讨论起于丹的演讲,没想到,那些当时一言不发像大妈大婶的“作家们”马上告诉我,人家大陆那么穷,还如此奢华地招待我们,据说还高价请了于丹来演讲,我们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杨恒均别没良心了。

再说,大陆也就这个水平,人家喜欢于丹,你就让他们喜欢,你的子孙又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紧张什么?我们尽量把亲戚朋友移民到海外吧。你老抱怨,小心他们下次不邀请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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