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南海危机是美国军方主动挑起，卡特在前，犹太势力和军工复合体在后，公然挑战奥巴马。奥巴马在南海问题上的公道话，是对这股势力的反制，中国应该公开点明这点，避免将美国视为铁板一块。奥巴马是和平总统，举例为证：奥巴马对内塔尼亚胡极为反感，上任后一直想解决巴以冲突，这对削弱中东反美恐怖势力以及缓和与穆斯林国家的紧张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遭到美国犹太势力／军工复合体／基督教原教旨派的反对。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顶住巨大压力，坚持和伊朗谈判而排除动武。内塔尼亚胡居然密谋，欲在不通知美国的情况下偷袭伊朗核设施，拖美国下水，把军事打击伊朗的阴谋做实。奥巴马知道后直接警告内塔尼亚胡，如以色列不经美国批准擅自进攻伊朗，他就命令美军拦截甚至击落以色列战机（以空袭伊朗要飞越伊拉克领空，属美国中东司令部管辖）。
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个庞大利益集团，对华强硬乃至制造冲突是其一贯立场，总统，其他行业利益集团，民间主和团体，对其有牵制作用。这有点像电力输送网的运作模式，耗电总量均衡的情况下可以平稳运行，一旦某地耗电量突变而引起超负荷运转，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就会造成系统瘫痪。因此，掌握美国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演变并加以利用，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必备内涵。运用正确情报，在关键时刻推波助澜，是大国博弈的必要手段。中国奉行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是弱势地位的产物，而当国力增强需要扩大势力范围时，就是作茧自缚。
中国的智库应对危机的战略分析能力亟待提升。其对信息掌握和解读水平有限，外语程度普遍偏低，国外文化背景的浸淫不够，偶尔出访开会的交流模式难以满足深度观察和透视对方的要求，忽视细节实证而习惯主观臆断，导致中国智库整体素质平庸。
中国对美情报部门机构重叠，效率很低。人员多来自党务系统，素质欠缺，在欧美的活动也是内斗模式，即把资源集中在华人社区，对付法轮功和民运之流有余，挖掘有价值情报不足。其两条线情报作业方式（留学生和高科技华人），前者是欢迎访美高官和抗议示威游行，后者是利用军民两用的模糊空档，既搞技术又不想得罪美国，是害怕出事的中庸之道作祟。相比之下，情报出身的普京就深谙此道，俄罗斯情报部门在美直捣虎穴，发展和策反美国情报人员。技侦技术（尤其是监听和密码破译）远超中国。普京有些举措看似大胆冒险，其实是经过大量情报分析后的深思熟虑，常有以小博大，击中要害的高性价比。举例来说，乌克兰广场动乱时期，美欧在安排未来代理人的问题上分歧严重，美国坚持以乌裔犹太人为主体，而德法倾向东西乌克兰联合政府，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和驻乌大使钦定乌克兰新班子的保密电话，被俄罗斯窃听并破译，普京了解美国犹太势力和传统白人之间的矛盾，就把录音放到网上，既揭露美国的真实意图，又挑起美国内部矛盾，是情报为政治服务的杰作。另一例子：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收买雇佣兵，向示威群众和镇暴警察同时打冷枪，以扩大事端赶亲俄总统下台。此事被参与调解的立陶宛外交部长得知，向欧盟人权委员会的主席（英国人）报告，电话被窃听解密（欧盟的保密制式与美国不同），也被放到网上示众。俄罗斯在这两件事上发挥情报的边际效用，采取迂回战术，既揭露美国和欧盟的干预，又激起东乌民众的愤怒和不安，进而为下一步的战略对抗升级奠定基础。当然，在外交谋略上，俄罗斯具有国际经验人才储备以及硬件方面的优势，中国一时还难以项背，但看守家门的内望式思维，是中国在外交情报战中裹足不前的文化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