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从零英语到澳洲医牌(三)

四：危难丛丛的第一年

飞机是夜里十一点半起飞的。妻子和儿子感觉不错，把餐盘里的东西一扫而空，娘俩儿又头贴头聊了几句，就睡着了。我坐在靠走道的位子上，尽可能地伸直了腿，合上眼睛，也想睡一会儿。这两仨个星期酒桌饭局，人来迎往也太累了。可我怎么也不能让脑袋停下来，越想睡，思绪转得越快。连闭目养神，都觉得双眼明亮透过眼皮看到了外面。索性，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

是兴奋？是恐惧？是留恋？是满足？乱七八糟，我也说不清楚。

天快亮了，我的脑袋开始清晰起来。我们仨最大的问题是，未来没有着落。未来在哪里？出路在何方？我渐渐想通了，答案在别人的兜里。我一定要走出去。

移民公司的小董开着面包车接的我们。车窗外，一望无际，满眼青绿，草坡上成群的牛和羊，或卧或立，斜着头，或垂着首，嘴里慢慢吞吞地嚼着草。街上不见一个行人，两旁也多是单层，至多两层的楼房，半新不旧的。我内心问自己，没来错吧？

小董开了挺长时间，拐弯抹角，把我们带到一溜七八户的小平房前，停下了。搬行李的时候，他说，你们家跟另一家先到的合租一套两房一厅，一个星期一百二十，三个星期就得搬走，后面还有人来。

房间很小，地上放一张双人床垫，门口就剩下三个带来的箱子，和一把破木椅子，就没有地方了。时间尚早，我俩抱着儿子在附近转了一圈，也没什么好看的，二十几分钟就回来了。晚上，我们吃了带来的快餐面，和另一家闲聊了几句，就睡了。

几年后，我俩谈起往事，都不约而同地说，那一夜真冷，从里到外。

可能是怕人生地不熟，到时让人撵走，第三天一大早，我俩就抱着孩子出去租房了。我俩没车，也不会开车，公交车不熟，口语也不懂，就只好把中文报纸上的地址工工整整地抄在一张张卡片上，带上一份地图和几张写着家里地址和姓名的纸片就出门了。到了汽车站，一见到停车，首先递上卡片，嘴里想当然的读着，见到司机点头就上车，摇头就不上，也去看了几个房子。中午时，天下起了雨，孩子也叫饿了。一看，随身带的水也喝完了，就想穿过马路到华人超市里买瓶水。马路很宽，是一个大斜坡，雨水连连，路上很滑。我抱着儿子刚刚穿过一半，一辆小轿车急驶而下，右倒视镜正刮在我的左臂上，一下子把我刮倒，怀中的儿子也腾空飞了出去，吓得我魂飞魄散。听着儿子的哭声，我爬起身来跑了过去，脑袋里木木的。一些好心人把我们带进了一家咖啡馆，老婆抱着儿子，呆呆的，几个洋女人围着她叽叽喳喳地说着，安慰着。我俩都傻了。我反复只说一句话，my son，my son。离开了咖啡店，我们去车站等车。我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我们。我一看，老婆的脸上一片苍白，眼神木讷。看来，我也是。一路上，我俩谁都不说话。夜里，我抱着她说，别告诉妈妈。

几个星期后，我们搬离了那排小平房，我也开始上英语课的。正式的英文班，我已经错过了时间，但有一个工程英语班还有空位，我就去了。

顾名思义，这个班是为有工科背景的人准备的。我是唯一一个外人。二十几个同学来自五湖四海，除了一个韩国人之外，几乎覆盖了中国的绝大部分版面。吃饭时，大家坐在一起，一打开饭盒，顿时香味四溢，同学们也好客，你尝我的，我试你的，互相评头品足。大家都是新移民，几乎都没什么钱，很多人身上背着债，交流的也多是哪里有便宜货买，哪里儿有工打。

有一个同学打工很勤，一天有三份工打。清晨送报纸，下课送披萨，晚上再去打餐馆工。每天都要差不多半夜了才能回到家。可能是太疲劳，覺又不够睡，所以上课时经常趴在桌子上睡觉。教数学的老师是个南非白人，喜欢讲话，一张嘴，就口若悬河。一次，他可能是讲的太兴奋，脑袋给烧糊涂了，就在一道数学例题上卡了壳，说什么也算不下去了。他越算越急，写了又擦，擦了又写，脸也越来越红，有点儿挂不住了。一会儿，他转过头来，抱怨起来。他说，你们上课不好好听讲，净睡觉，让我无法专心，无法集中精力。说罢，他气愤地喊那个同学的名字。那个同学梦中惊醒，一抬脸，露出横七竖八一大堆压的褶，听到老师叫他的名字，就懵懵懂懂地站了起来。他看到黑板上有一道数学题，以为老师考他，就走上前去，拿起粉笔，三下两下几笔就算完了。他边回座位，边摇头说，这有什么难的。Too easy。老师的脸顿时都绿了。我们在下面忍不住地笑。

笑，归笑。我却挺吃力的。一来，英文不好。二来，没有工科基础。

教英文的老师，叫芭芭拉，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美国女人。她很开朗，说话直来直去。上学不久，她让我们写五十个字，介绍一下自己。第二天，再上课时，她问我，苏医生，你学了多少年英语啊？我支支吾吾说一两年。她摇摇头，很困惑地说，一共写了五十个字，竟然有三十个错误。这是怎么学的？这是什么老师啊！还有一次，课堂上聊到了各个工种。芭芭拉说，在这里，当医生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那得非常好的学生才能考进医学院，要求极其严格。当时，班上有一个北京女孩，二十五六岁，英语很好，口语流畅。她听后，一转头，笑着对我说，苏医生，你算了吧。考医牌，你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当时，我听了，心里非常平静，没感到一点点儿侮辱，也就跟着大家笑。出国时，我压根就没想着能做回医生。所以，我也就无所谓，只觉得好玩。离国时，我只带了三本书。一本英汉双解，一本乒乓球的旋转，一本是我花了一角九分钱从医院处理的旧书堆里翻捡出来的书。我的所有医学书，或扔或卖，或送全部清理掉了。

但，我毕竟是学医出身。有人就建议我去做护士，甚至去养老院里做护工，我还真去面试了几次，但都因学历太高，口语不好被拒绝了。

工作找不到，但生活还得继续。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不坐吃山空，我也和别人样子四处找活干。我身无一技，略显单薄，但也跟着新交的朋友们和同学们一起，摘草莓，拔洋葱，洗地板，倒垃圾，挖地沟。有时，一天才能挣二三十块钱，可少胜于无啊！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我对未来有了一点儿审视。

那是一次七八家朋友或同学约好一起去拔洋葱。乡下很远，要几个小时车程。大家约好了四点钟在一个同学家集合，然后排好队，商量好联系办法，再四辆车一起出发。可是，时间到了，我们车上的一家人大约是睡过头了，迟迟不见人影。有人就等不急，先走了。又过了一刻钟，那家人到了，我们就开足马力向前追。大约追了一个半小时，差不多追上那几辆车了。一个拐角一转头，就见到前面不远处火光冲起。我们急速向前，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第一辆车迎头撞车了。对面车上的两个人当即死亡，这边车上可能人太多，没有翻过去，只是打转，没有人死亡。但到了医院，这边的司机右小腿截肢，另外几个也是多发性骨折。这才出国几个月啊。

事后，老婆下令，再也不去挣这个钱了。太危险，得想想其他办法。

那时，刚刚开始兴学电脑，大家一窝风地去学，一来，学上一年半载，拿个文凭就可以找工作了；二来，一技傍身，日后做其他的也能用得到。况且，我还觉得电脑编程挺好玩，像变戏法似的，敲敲打打一回车，就蹦出一个东西，就去报了一个名。开课后一看，就有点儿傻眼，全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小孩儿。这些家伙学习像玩一样，边喝咖啡，边吹牛，边打打闹闹，手指一阵乱动，那些输进去的一串串字码，像一条条蚯蚓一样钻进荧光屏里，又变成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游了出来。看得我立即觉得自己老了。我一个朋友是资深电脑工程师，他也说，你学得太晚，又半路出家，给你十年也赶不上我啊！我不出声。

我虽然心里有点儿不服气，且自认学的还可以，也可以拿到证书，但确实是学得吃力，同时，前程也是个未知数。

和老婆，朋友讨论再三，还是觉得应该做与自己背景相关的。这时，有人说一间外省的大学在招医学实验室学生，出来可以做检验员，我就报了名，并飞到那里去面试。参加面试的有四个人，两男两女，全是同胞。我是第四个进去了。一进门，就见到一位仪表儒雅，满头白发的老教授和一个西装革履，面容清峻的中年人。老教授迎我入门，笑着说，你是幸运的最后一位，然后请我坐下。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课程，又问了我一些儿专业情况。他说，真佩服你们中国人，敢于到其它国家，用另一种语言来重新学习。他很慈祥，一直轻声细语，慢慢地和我说话。但，那个中年人却一直没看我，我一张嘴，他就把眉头皱了起来，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我在那个城市又多呆了一周，想着那个中年人如果不喜欢我，我是否可以再争取一下，或者也许有其它相关专业可读。

第五天，老婆打电话来，说通知信寄到家了，人家不要我，让我明年再申请。我撩下电话，就去了那个办公室，却被拦在了外面。前台小姐告诉我，这次一共要了三个人。一切都定了。教授们现在也都去度假了，一个月后才回来。

第二天，我坐飞机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