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国银行业的巨头----李馥荪
一、初露头角
李铭，幼名福生，字馥荪，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绍兴位于浙江杭嘉湖平原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商贸往来发达，钱庄当铺业颇为兴盛。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压力下开放五口通商，浙江得风气之先，商人纷至沿海通商口岸，进行各种经营活动，并在上海银钱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李铭的父亲在绍兴本地经营银钱业，家境颇为殷实。但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风潮，银钱业受到重大打击，倒闭停业者众多，绍兴银钱业亦受波及，李家也难免受到一些影响。
李铭幼年被送往私塾念书，但其父头脑活络，认为旧式银钱业前途已不及新式银行业，为免家道中落，他并不希望李铭继承他的事业，而是希望李铭有更好的发展，由私塾到参加科举考试的道路显然已经落伍。因此，当李铭在私塾完成了发蒙教育后，十五岁时即被其父送到杭州的美国浸礼会中学读书，那里的英语学习环境，为李铭其后投身银行业、与欧美人打交道准备了语言等客观条件。
“辛丑和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客观形势，开始实行所谓“新政”，派遣留学生亦为“新政”举措之一。近邻日本的迅速崛起，使不少中国人希望效法日本，改变国家的命运，一时赴日留学蔚为潮流。1905年李铭中学毕业，在留学潮中东渡日本，考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攻银行学。除了致力于课堂与书本的学习外，李铭还得到去著名的横滨正金银行实习的机会。横滨正金银行成立于1880年，1887年成为经营外汇的专业银行，其经营方针和管理模式颇具特色，很快发展为一家颇具实力的银行。李铭在此实习时，学到了不少横滨正金银行的管理方法，对他回国以后投身银行业、进而管好自己的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李铭在日本学习期间，还结识了徐寄廎、陈朵如等人，他们回国后均在银行界供职，彼此志同道合，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为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满，中国留日学生中有不少人到日本后思想发生转变，投身革命运动。李铭的浙江同乡陶成章、秋瑾和徐锡麟等人都是激烈的革命派人士，常在东京、横滨一带活动，商讨革命大计，秋瑾、徐锡麟回国后，于发动起义时被清政府捕获，壮烈就义。民主革命思潮与留学生中的反清革命活动，都对在日留学的李铭产生了影响。李铭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参与了一些反清革命活动，这也为他在辛亥革命后地位的上升带来了某种机遇。
1910年李铭自日本学成回国。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浙江光复。李铭身为同盟会员，对革命出过力，自受重视，又经留日同学引荐，结识了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并以其机敏能干给汤寿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得到汤寿潜的赏识。因为李铭留学时学的是银行学，浙江军政府成立后正待接收前清官办的银行，汤寿潜即派李铭和他同学陈朵如代表军政府，前往接管浙江银行。
浙江银行前身是创办于1908年的浙江官银号，次年改组为官商合办的浙江银行，总行设杭州，股本60余万两库平银，其中官股占60%，商股占40%。但在成立之初，浙江银行体制未备，规模未成，经营方式守旧，虽有银行之名，实仍为变相之钱庄银号。李铭在接管清理浙江银行的过程中，发现其杭州总行经营有亏，而上海分行的财产多为股票和不动产，不利于资金流通，建议进行改组。浙江省财政厅遂决定将原有浙江银行的官商股本一律缩为六折后重计，另行增股四成，但商股补足后，官股则因省府财政困难，拿不出这笔钱而缓补。改组后，浙江银行更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资本总额300万元，实收资本72万元，其中官股为47万元。总经理先后由朱葆三、高子白担任，李铭因为在接管清理工作中的表现而被提名为总行协理。但时不到30岁的李铭，却决定放弃这个人人羡慕的总行协理职，改去上海，担任上海分行的副经理。因为通过接收清理的工作，李铭已经了解到浙江银行的内幕，虽为官商合办，实际行务则多操在省府手中，个人难以有所作为，不合其独立经营发展的理念，而上海则为经济金融重镇，上海分行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正是银行家一显身手之地，因此，李铭不惜放弃杭州总行的高位，毅然赴上海低就。
二、声震中外
李铭到上海出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尽心尽力，推进银行业务，使上海分行的营业颇见起色。其时因为浙江财政困难，省府开支依靠浙行银行的周转，李铭在上海分行经营有方，头寸较为充足，不时调款接济杭州总行，得到总行赞赏。李铭在副经理任上时间不长，即升任上海分行经理。
通过在上海的经营，李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对沪上金融业有了初步体验，但他毕竟是初来乍到，在复杂的上海金融界中缺乏根基，仅仅靠自己单打独斗，还不足以扩大自己的事业，需要通过与银行界同仁的广泛联络，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才能有助于事业的发展。为此，李铭多方参加上海银行家的各种聚会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张嘉璈、陈光甫、钱永铭、徐寄廎等一批留学归来的年轻银行家们的不定期、非正式的聚会。他们都曾留学外国，专攻商业金融，受到西方现代经济金融思想影响，对现代银行业有自己的认识，希望改造中国的旧式或传统金融业。他们通过聚会联络感情，获取金融信息，共谋发展之道。渐渐地，这些人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对现代银行业的共同认识与追求，形成了一个关系相对密切的小团体，遇事可以互相通气，互相支持，这对李铭其后个人事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而他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擘划经营，向上海银行界显示出他具有远过于分行经理的能耐。
1916年5月，发生了震惊中外金融界并引起社会动荡的中国银行“停兑令”事件。1915年底，袁世凯急于筹备“登极大典”，实行帝制，但北京政府财政空虚，经费无着，只能迫使中国、交通两银行通过滥发钞票为政府垫款。但不久即因存户取现，两行银根周转不灵，1916年5月11日，北京政府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现。“停兑令”发布后，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顿时充满着惊慌和不安，人们担心钞票贬值甚或成为废纸，纷纷为手中的纸币寻找出路，市面陷入混乱，交易因之停顿。
北京政府“停兑令”发布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宋汉章和张嘉璈颇为不满，认为事关中行信誉，不能执行。他们急忙找李铭等股东联合会成员开会，商量应付办法，经紧急磋商和考虑，议决所有发行准备金移交律师管理，一面登报通告，中行钞票一律照常兑现，到期存款一律照付现金。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在通告中强调：“环顾全国分行组织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且证之辛亥大清银行全体瓦解，幸沪上有股东会之设立，竭全力以维护沪行，沪行因赖以保全”。中行股东联合会在开会决定抗令后，聘请律师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并具函转中行上海分行经理，要求他们仍旧主持分行业务，照常营业，不得违背股东会的意旨。与此同时，李铭、叶揆初、陈光甫等代表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15年由浙江银行更名）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均支持宋、张的抗拒“停兑令”行动。李铭以中国银行股东身份向法庭起诉，告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有损害股东权益行为，要求法庭阻止。陈光甫等则请律师代表存户致函宋汉章、张嘉璈二经理，要求分行对存款和钞票付现准备充足，照常兑付，并起诉宋、张二人，使他们在应诉期间不能被撤职，可以继续其抗拒“停兑令”行动。尤为重要的是，中国银行所发沪钞400余万元，其中除中行直接发行者外，还有约150万元是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等代为发行的。由于这几家代发行坚持兑现，从而在平息挤兑风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各方努力下，不几日沪上金融风潮即完全平息。
为保证股东的利益，1916年6月，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李铭担任干事，成为其与中行关系之始。1922年、1926年，李铭又连续当选为中国银行董事，成为中国银行决策层的一员。
“停兑令”风波过后，不仅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以及张嘉璈等人的信誉空前提高，李铭也因为在风波中的表现而获得上海金融界、工商实业界人士的一致称誉，为他以后成为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打下了基础。李铭本与张嘉璈、陈光甫等人有较密切关系，经此次风波，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上层楼。他们通过联合行动，保持了对于北京政府的独立性，使一场金融风波有了政治较量的意味。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联合行动，较之个人或单独的企业更能与政府抗衡。这使得他们以后更为互相联络、互相支持，形成了一个核心稳固的金融集团，在上海以至中国金融与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在此次风波中，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叶揆初的浙江兴业银行以及李铭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已经作为一个联合体发挥作用。这三家银行均以上海为总部，在经营上互相支持，如互相对开户头，使三行间票据自行轧帐互相抵消；遇有头寸紧缺时，互相通融支持；互相代理收解；互通往来；互相透支等。此外，高层人员互相兼董、监事，保持通气，在有重大事件时步调一致。这样，三行虽无联营的组织形式，实有联营的效果，成为民国金融上著名的“南三行”。“南三行”之间也谈过合并的事，但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成，不过三行之间的良好关系仍得以维持，而李铭在“南三行”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他勇于任事，能说会道，周旋其中，遇事斡旋，为化解矛盾，增进感情，共同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抗拒“停兑令”事件，李铭等更认识到联合的重要性。他们迫切希望加强联合，成立适当的组织，造成更大的声势，以应付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在他们的努力下，当初他们经常聚会的松散的“午餐俱乐部”被改组成为有合法地位的近代正规行业团体－上海银行同业公会。1918年7月8日，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正式成立，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等12家银行成为首批会员。公会会章规定会员的主要任务是，营业规章的厘订，会员营业之统制，会员营业之指导、研究、调查及统计等。宋汉章、李铭、陈光甫等7人被选为首届董事，再由董事中选举宋汉章为会长，陈光甫为副会长，李铭为书记董事，并连续当选一、三、四届董事。
刚过而立之年的李铭，已经成为上海金融银行界的活跃人物，并多次代表上海银行界出席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会议，成为引人瞩目的银行家之一，并在工作中表现出充沛的精力与活力。他主张实行大胆的经济金融改革，如引进现代货币金融制度；建立复式计帐法的现代会计制度；建立票据交换所；废除银两，使用统一的银元。为了防止金融风险，防止出现银行倒闭、存款无法兑付、影响百姓生计的事件发生，李铭还提出改革储蓄办法，由各银行在办理储蓄时，另外拨出一笔资本金并完全独立，年终结盈应提若干为储蓄处公积金，结亏则以该项资本弥补；每月应提出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购买债券股票，送交他行保管或由本行独立保管，以充储蓄准备；每月应将储蓄处资产负债表等一并送交公会，公会可随时派会计师检查是否确实等，加大银行对储蓄的管理责任，并将其置于一定的同行与公众监督之下。这些建议和提案均引起了同行与社会的关注与较大反响，也进一步奠定了李铭在银行界的重要
特色管理
1923年4月，浙江实业银行在上海正式开张。李铭作为总经理，负责全行业务，掌握银行大政方针，并着重对外联系，开拓经营领域。在经营管理方面，李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制度，使浙江实业银行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了较大发展。
李铭崇尚实际，不尚浮夸，在浙江实业银行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开支等方面，他事事精打细算，不讲排场，强调经营管理的目的一切在于能否赚钱。在经费开支方面，浙江实业银行力尚节俭，李铭等主要负责人以身作则、不事奢华，使浙江实业银行的开支大大低于其他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购置汽车，总经理李铭自备车上下班，副总经理陈朵如则自雇人力车接送。对于一些高龄董事，银行宁愿向他们付车马费，也不破例为他们购车或支付其司机的工资和汽油费。后来为了工作需要，银行购买了一辆小车，但只供李铭乘坐。直至抗战胜利后，浙江实业银行才又买了两辆小车和一辆大客车，用于接送高层领导和职员上下班，或对外交往时使用。
浙江实业银行的员工队伍非常精干。成立之初，仅有员工200余名，以后银行规模虽不断扩大，但全部员工总数也不过480人。同时，浙江实业银行非常强调员工的素质，雇佣员工均须经过考试，择优录取，行内不兴裙带关系，李铭等高层领导也没有利用权力在行内安插自己的亲属。对于所雇员工，银行鼓励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断进取，奋发向上。行内高级职员一般多从普通行员中选拔工作成绩突出者升任，使员工们都有晋升的可能与希望。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员工工作当然更为努力，并以银行为家，促进了银行的发展。如著名经济学家章乃器，初入浙江实业银行时不过为办事员，因其聪颖好学，提出一系列改革创新意见，受到董事会和李铭的注意并赏识，逐渐提升为营业部主任、襄理，直至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孔绶蘅初不过一名最低级的练习生，因办事勤恳，成绩卓著，逐渐升任外汇部（初称金币部）会计、经理，直至副总经理。李铭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保证了浙江实业银行始终有一支可靠的员工队伍，适应了银行发展的需要。
李铭对于浙江实业银行的机构设置较为谨慎，这不仅是出于经济考虑，也与他认为如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一旦政局不稳则易于受累有关。在设立外地分支机构方面，李铭考虑的首要前提是其自身可以盈利。因此在规模相当的各银行中，浙江实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最少，只有上海、杭州和汉口三处分行，与主张“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各地遍设分支机构的方式正好相反。浙江实业银行的内部机构设置亦极为简单，总部仅有稽核、文书两科，即使是在全盛时期的抗战胜利后，也仅设稽核处、总务处和业务部、储蓄部、信托部、国外汇兑部二处四部，被同行称之为“宝塔式”经营。虽然李铭与陈光甫相交甚深，个人关系极好，但经营理念和方针却有很大区别，李铭认为陈光甫的银行“乱哄哄，像商场”；而陈光甫则认为李铭“办银行是绍兴人的小气派”。但两人都以其具有个性色彩的经营方针，在各自的经营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营业策略方面，李铭一是重视业务质量，将营业集中于少数重点客户，二是重视外商企业和外汇业务，如此既可节约开支，又可获取较高利润，还可借以提高社会地位。还在担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李铭已在经营外商企业和外汇业务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在担任了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后，李铭更在经营外商企业业务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开拓与外商的业务关系。
为了巩固与外商的业务往来，李铭邀请一些颇具名望的洋行大班或买办商人担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其中有香港的何东爵士、纽约华商贸易公司的李国钦、德商德孚、谦信行的买办周宗良等。这些人担任银行董事后，为了自身利益，主动为银行拉关系，如经周宗良引荐，李铭与德商西门子电机厂、美景时洋行、礼和洋行、德孚颜料行和谦信药厂等建立业务往来。在这个过程中，李铭又以其办事能力而受到外商赞赏，从而出任外商企业的经理、董事，如中日实业公司经理、英商怡和啤酒公司、英商中和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董事等等。李铭与外商企业建立的关系网，不仅对他本人在金融界的地位，也对浙江实业银行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有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提高浙江实业银行的地位，李铭还斥资购买外商企业的债券和股票，成为外商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浙江实业银行曾购入德商谦信洋行、德孚洋行、英商怡和纱厂、中和地产公司、中国钢车制造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上海电力公司的债券和股票，成为华商银行中投资外商企业的先行者。购买外商企业的债券和股票，不仅体现了李铭的经营策略，也说明中国银行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了这样的实力。李铭投资外商企业，还具有长远的眼光。如上海电力公司在浙江实业银行开户，是专为其收取隔日取现的钱庄本票，其他华商银行对这种纯属服务性质的业务多不愿办，而李铭承接这项业务，非为眼前利益，实为取信于这家资金雄厚的外商企业，目的在于建立长久的业务往来关系。可见李铭的经营方针虽以获取利润为前提，但也能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并不完全在乎一时的短期利益。浙江实业银行的此种做法，也得到了外商的回报，他们将大量资金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使银行获利甚多。而浙江实业银行对华商的投资则甚少，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主要向华商大量投资形成鲜明的对比。李铭与华商的业务往来，仅限于几家他认为殷实可靠的企业，如阜丰面粉厂、永豫纱厂、谦和颜料号、瑞康颜料号和鼎丰纱厂等。以外商企业作为主要投资对象，浙江实业银行在当时各家华商私营银行中可数唯一的一家。
李铭对于外汇业务较为重视。他在担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于1919年创设金币部，即以后的浙江实业银行国外汇兑部。日本第一银行是浙江实业银行的第一家通汇往来户，随后，浙江实业银行又与欧美一些银行建立了通汇关系。但是，由于自身实力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经营外汇业务不易，浙江实业银行在外汇业务中也不可避免地以买空卖空的投机套利为主。经历年积累，浙江实业银行建立了一笔105万美元的外汇基金。1936年，这笔外汇基金从银行划出，在美国成立联合贸易公司，专门从事美国股票债券交易，这也是浙江实业银行最集中的一笔海外投资。
由于李铭的经营业绩，1927年，他又兼任了浙江实业银行的董事长，手握银行全部大权。浙江实业银行的存放款数额均有了较大增长，还有数目可观的外汇资产，其实力正在超越浙江兴业银行而位居“南三行”中的老二。1926年，李铭出任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并连任达9年之久，说明他在上海以至全国金融界的地位高升。李铭已成为上海和全国金融银行界有数的几位头面人物之一。
支持政府
李铭、张嘉璈、陈光甫和钱永铭等新派中国银行家迅速崛起之时，正值中国的形势处于大变化的前夜。1920年代中期，国民党经过改组，与中共合作，面貌一新。1926年中，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进展势如破竹，北京政府面临垮台之局。李铭等银行家们，深感国家统一、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北京政府既无力承担这一任务，他们便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希望国民党建立起稳固有力的政权，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他们纷纷通过各种途径，与国民党拉关系，为自身谋出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便成了这批人希望投靠的首要对象。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抵达刚刚为北伐军占领的上海。随后，在蒋的老友虞洽卿引荐下，李铭、张嘉璈等人前往会见蒋介石。李铭等银行家们表示支持蒋介石，但对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颇为担忧，而蒋介石为准备与中共决裂，进行反共活动，压服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也需要银行家们经济方面的支持。双方各有所需，蒋介石向银行家们允诺，“劳资关系将要纳入正轨”，缓解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担忧，银行家们则允诺筹措款项，以济蒋介石军队之饷需。李铭还在会见中向蒋介石进言：“取蛋必先养鸡”，即要求蒋先养银行这只鸡，再由银行这只鸡为他下蛋，提供经费支持。双方对会见都感到满意。4月1日，蒋介石得到上海银行家的300万元短期贷款，使其实行清党反共，在南京建立政权有了一定的财政支撑。李铭也因此而为蒋介石倚重，成为将要成立的南京政权的座上客，对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多有贡献。
南京政权成立后，各种战事持续不断，收入来源有限，财政经费十分紧张。财政部长宋子文企图通过发行公债，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而要顺利发行公债，就要得到银行家们的合作，使他们有利可图，在这方面，宋子文动了不少脑筋，他还请李铭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为他出谋划策。南京政府在发行公债时，实行高额贴现政策，承购公债时只须按票面的5－6折付款，还本付息则按票面计算，只要政府按时还本付息，承购银行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为此，各家银行一度对购买公债十分积极，南京政府的发行也较为顺利。1927年5月，南京政府发行3000万元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以20个月为期，还本付息，并以2.5%的海关附加税作担保。这是南京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公债，从此，公债成为南京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从1927年5月至1937年1月，共发行国内公债241200万元。
为了让投资者踊跃购买公债，就要使他们相信政府公债的还本付息最为安全可靠。虽然公债的担保一般较为可靠，有稳定来源，但如何保证这些担保不被挪作它用，如何督促政府按时还本付息，还需要成立专门的独立机构，予以保证。为此，宋子文在发行第一笔公债时，就专门组织了“二五附税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由当局与银钱两业、商会等推举代表共同组成，以保证债券到期时向债券持券人足额还本付息。参与策划并推销政府公债的李铭，作为上海银行公会推举的代表，成为保管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推举为管理所有公债的“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主任委员。这一职位使李铭有权决定将这笔巨额经费存在哪家银行，而这笔巨额经费无论存在哪家银行，都是一笔数目可观的稳定资产。各大银行的老板由此都盯着李铭的一举一动，李铭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上海以至全国银行界的焦点人物，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风光的一段时期。过去，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皆由客卿（指外国人）来保管基金，以致公债能否发行系于客卿之一迎一拒，债票价格之上下，系于客卿之一颦一笑，太阿倒持，莫此为甚”。与此相比，南京政府决定由相对独立的商业团体出面保管公债基金，且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一度可以独立行事，使身为保管委员会主任的李铭也因此认为南京政府可以信赖，更加支持南京政府，双方关系经历了一段“蜜月”时期。
李铭既担任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的负责人，购买公债也有种种现实利益，李铭的浙江实业银行更没有理由不大量投资于公债市场。浙江实业银行每年均要购买大量的政府公债，至1937年初，浙江实业银行尚存政府公债数额多达1000余万元，在12家最大证券持有银行中名列第十，超过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但公债购买得越多，实际上银行对政府的依赖就越大，李铭追求的银行家的独立性便不能不受影响，而且这种依赖的后果很快便得以显现。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使得经济大受影响，上海市场一时债券价格低落，银行周转不灵，政府公债的按时还本付息也出现了困难。宋子文不得不召集上海的银行家们，商讨“维持财政保全债期”办法。经过其软硬兼施，银行家们被迫作出让步，同意从2月份起将政府公债每月还本付息数额削减一半，偿还期限则较原先延长一倍，利率亦随之下调。这一决定使各投资于公债的银行均受损失，但却是李铭、张嘉璈等人认可并提出的，因为他们购买的大量公债使他们的利益与南京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有妥协退让，保留南京政府还本付息的能力，也才能使他们以后不至于受更大的损失。由于内战不断，南京政府为了筹措内战经费，解决财政困难，不断地发行公债，数量越来越多，如何还本付息，身为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的主任，李铭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这使得原本热衷于投资政府公债的李铭也开始对购买公债表示谨慎。
这一时期，由于得到南京政府的信任，李铭成为财政金融领域的头面人物，可谓春风得意。1928年，李铭被指定为中央银行监事会主席。同年11月，中国银行被改组为“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李铭连任中国银行董事，并当选为常务董事，继而又被财政部指定为中国银行董事长。这样，李铭就成为中央、中国两大银行的高级负责人之一。当时中国银行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由锐意进取的张嘉璈担任总经理，对银行业务大力开拓，而李铭作为董事长和张嘉璈的老友，充分信任张嘉璈，并在董事会和个人工作方面，均对总经理张嘉璈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他们精诚团结，协同一致，努力进取，为中国银行发展成为当时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商业银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其中李铭个人的努力和他为中国银行所作的贡献均值得充分肯定，这段时期，也是李铭与中国银行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
作为上海银行公会的主席，李铭以自己的声望，周旋于政界与商界之间，同时与官僚资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虽支持南京政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是代表了华商私营银行的利益，他也非常忌讳外界将他看作是南京政府在金融界的代理人。李铭担任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后，外界对他和浙江实业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有不少传言，但李铭一再声称，该委员会“为独立机关，不隶属政府，有时以种种关系且不惜与政府为笔舌之争”；浙江实业银行“为纯粹商业银行，与政府自无特别之往来义务，所借款项皆与各同业共同摊派，绝无单独承借之款，亦无确实抵押之借款，更无较性质、资力相等之同业为数稍多之借款”。李铭称自己“抚心自问，皆完全为社会服务，何尝有接近政府之迹”？事实虽不完全似李铭所表白，李铭通过出任政府职务，也为自己和浙江实业银行谋取了一定的利益，但这仍然是在商业利益的范围之内，是可以理解的。李铭虽与南京政府有较多较深的关系，但他毕竟不是南京政府的决策人，南京政府对李铭也不会完全信任，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李铭的地位也会变化，1935年中国银行的改组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5年初，由于货币市场的变化，银根趋紧，市场低迷，影响到经济发展，南京政府谋划实行币制等改革。过去中国银行实行独立经营，对南京政府不能予取予求，张嘉璈等中行负责人对国民党的内战与赤字财政及垄断金融政策有自己的看法，成为国民党当局垄断金融的障碍，并为当局所不满。南京政府早有将中国银行纳入政府控制和管理，为政府财政政策服务的企图，但一直未有合适的机会。此时为“改革币制，统一发行，自必须先置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于财政部直辖之下，庶几进行顺利。”同时，上海银行界因市场变化而对认购政府公债态度迟疑，中国银行并且自行将持有的政府公债脱手，也给了南京政府整治中行的借口。
1935年3月，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共同密谋策划改变中行体制与负责人。蒋介石声称，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矫正，则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两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因此只有使中交两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唯一之生路。”蒋介石决策后，财政部即决定发行2500万元金融公债，拨与中国银行，实行增资，使中国银行官股资本由原来的500万元增至3000万元，超过了2000万元的商股资本。中国银行总经理由宋汉章接任，张嘉璈被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董事长由宋子文接任。南京政府从此控制了中国银行这家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银行业的代表人物张嘉璈和李铭一起被逐出了中国银行。虽然如此，李铭为代表中行商股之利益，在去职以前仍向孔祥熙请求减少政府在中国银行的股份，使官股与商股平衡，孔祥熙为了给李铭一些面子，接受了他的请求，最后政府向中行增资1500万元，连同先前之500万元，与中行2000万元之商股持平。然而这实际上并不能改变南京政府从此以后控制中国银行的现实。
李铭自中国银行董事长之位卸任后，虽然仍拥有在国内商业银行中名列前茅的浙江实业银行，依然担任着中央银行监事会主席，并一直担任中国银行商股董事，但随着南京政府加强对银行业的控制，他和张嘉璈、陈光甫等人已失去了过去曾有过的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成为南京政府的附庸，已难以通过工商金融界发挥他们一度所能发挥的政治经济影响了。李铭对国民党的做法很是失望，他当年对国民党的期待正在逐渐破灭。
战时贡献
1934年，李铭到美国、加拿大访问，受到美、加商界的欢迎。与浙江实业银行有密切业务往来的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纽约总公司，特意在纽约举行有各界参加的招待李铭的宴会。李铭应邀在中国协会发表了有关银价及中国建设问题的演讲，通过报纸报道与电台播放，引起美国各界人士以及舆论界的关注。此次美、加之行，李铭结识了不少新老朋友，为他在战时再度赴美，从事外交使命提供了条件。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战事很快波及上海，李铭主持联合准备委员会，尽力维持上海金融的正常运行。同年11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后，李铭得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指令，留在上海租界“孤岛”主持金融事务。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为稳定上海的金融局面，李铭殚精竭虑，付出了辛苦的努力。当时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总行已经撤退，只在上海留下分行继续营业，业务范围也大大缩小，稳定“孤岛”金融的任务主要落在票据交换所身上。当日本人企图通过收购法币，套取外汇时，李铭和银钱两业负责人协商，决定票据交换所对各银行、钱庄实行“同业划款领用方法”，同业间尽量以转帐方式往来，使日本人难以通过收购法币套取外汇，从而稳定了外汇价格，安定了上海金融市场。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同时组建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伪财政部长周佛海派人四出活动，企图网罗金融界名流为其服务。李铭为上海金融界的名人，威望甚高，又曾留学日本，成了汪伪拉拢的重点对象，并施以威吓，但均遭李铭拒绝。由于李铭拒不与汪伪政权合作，他被汪伪政府列入通缉名单，处境危险。为免遭汪伪政权的毒手，李铭移入美国驻沪领事馆暂居，并在1941年3月，由美国领事馆人员秘密将其送出上海，前往美国。
距李铭上次访美已经7年了，李铭再次来到纽约，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其中包括上海电力公司大班霍浦根司、英国爵士何东、受国民政府委派赴美商谈借款事宜的陈光甫、正在美国考察的张嘉璈，以及他的儿女亲家、时任驻美大使的施肇基等。李铭与美国工商界人士往来联络，不失其银行家本色。李铭与美国工商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国民政府所重视，他频频被国民政府指派，代表政府参加一系列对外活动，如担任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中美商业联合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等等。1945年8月，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联合美国“李门兄弟”、“拉柴兄弟”投资银行以及通用电器、通用汽车公司，在纽约合资组建“中国工业投资公司”，上海电力公司纽约总公司董事长克体司任董事长，陈光甫、张嘉璈担任董事，李铭出任总经理。该公司资本为500万美元，其中中方占六成，浙江实业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中方资本中各占其半。李铭等人企图通过这一公司，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将外资引入中国，重建并振兴中国经济。但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战后又发动了内战，政局不稳，形势动荡，美国资本家缺乏对华投资意愿，李铭等人试图重振战后中国经济的幻想终归于破灭。
最后归宿
当李铭在战后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时，经济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后，决定开放黄金外汇市场，结果导致进口大增，黄金外汇市场成为投机者的乐土，通货膨胀一路高升，最后导致中央银行无力支付巨额黄金外汇支出，1947年2月因黄金风潮而爆发经济危机，迫使宋子文与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因此而下台。著名银行家张嘉璈时隔多年后重回金融界，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他对经济金融采取管制政策，在中央银行建立输入管理委员会，控制外汇和进口，张嘉璈的老友李铭应邀担任输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7年8月，输入管理委员会改组为输出入管理委员会，李铭任副主任委员。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将进口物品分为自由进口、许可进口和禁止进口三类，在对违规进口物品的查办中，李铭发现那些违反规定、进口禁止输入物品的公司，绝大多数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特殊背景，如宋子文家族的孚中公司与孔祥熙家族的扬子公司，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李铭根本无力查办，所谓打苍蝇而不打老虎，反而招来外界的批评。李铭自知难以任其事，不久便主动辞职。
李铭领导的浙江实业银行，在战时大胆经营瑞士法郎，至抗战胜利已累计存有20余万瑞士法郎。浙江实业银行长期以来为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服务，不计短期利益，终在战后得到了回报，上海电力公司将其总账户转至浙江实业银行，他们充裕的资金存入，使浙江实业银行可调度的头寸宽裕了不少。此时，浙江实业银行已积累起在华商银行中居于前列之外汇资产，李铭称这一时期是浙江实业银行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随着浙江实业银行的地位与实力上升，在众多以浙江为名的银行中，浙江实业银行已可居第一。1948年，李铭遂将浙江实业银行更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然而，战后时局的发展非李铭所可预料。正当他还为浙江实业银行的所谓全盛期而自得时，国民党已处于即将失败的危机关头，李铭的银行也面临着危局。
进入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江河日下，财政赤字已至无法控制之地步，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均不能挽回经济败局，通货膨胀形势极度恶化，法币几乎已成为一张废纸，国民党政府被迫使出改革币制的最后一招。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回收法币，法币300万元合金圆券1元，人民所有外币金银限期收兑，外汇限期申报登记。为了此一政策的实行，行政院成立了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由李铭担任主任委员。
这是李铭最后一次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不过这一次他实在是力不从心。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任何改革都无法收到成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知道如果交出手中的黄金外汇，一定是有去无回，他们不再那么听话，资本家们也都用各种方法对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软磨硬抗。李铭虽为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工作并无多少成效，不仅如此，为了维持其统治，国民党政府对李铭这样多年与政府合作的人物也不再给面子。紧急处分令发布的第二天，李铭等数十名上海银钱两业的头面人物即被请到南京，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强调了币制改革的重要意义，重申各银行应立即将全部外汇及黄金上缴中央银行。同一天，李铭等人还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的目的当然不外是要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在法币已成废纸的情况下，经济形势又无好转的可能，李铭等银行家们都对金圆券改革不抱信心，但又不敢公然违令。回到上海后，李铭与陈光甫、钱永铭、周作民等人紧急商量，最终决定凑出1000万美元上缴中央银行。
李铭等银行家们对蒋介石仍然缺乏认识。蒋介石得知他们准备交出的外汇数量后，认为数额太少，认定他们有意抗拒政府命令，尤其是李铭，身为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不能劝说各银行多缴外汇，为蒋介石所不能容忍，他特意电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拿李铭开刀，责令立即查封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勒令其停业。蒋令既出，李铭诚惶诚恐。虽然俞鸿钧考虑到上海的环境，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查封令，但李铭仍再三活动，并托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已故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的女婿李叔明向蒋疏通，同时被迫增加了上缴外汇的数额，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才得以照常营业。
此事刚刚了结，9月10日，李铭又接到正在上海负责督导经济管制的蒋经国发来的约其见面的邀请函。李铭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对小蒋得罪不起，不能不去。见面时，踌躇满志的蒋经国对李铭颐指气使，威胁李铭交出全部外汇资产，并大声训斥李铭。小蒋比李铭年轻20多岁，正值气盛，对年长的李铭毫无尊重之意，双方发生激烈争执，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
经过此番惊吓，李铭又被迫将浙江第一商业银行一部分黄金、美钞交往中央银行。与国民党政府有长期关系的李铭，此次大受刺激，蒋氏父子如此不留余地，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几近于明火执仗地攫夺其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积累起的资产，使李铭对蒋氏父子和国民党深感失望。1948年11月，李铭辞去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其他一些兼职，准备另谋出路。
出笼不久的金圆券很快即又面临崩溃之局，国民党大势已去。1949年4月，李铭致函银行公会的几位常务理事，称自己“因血压增高，医师谓非易地修养不可，拟于日内离沪，兹已函陈银行公会给假，假期中公会事务，敬恳各位常务理事主持”。不几日，李铭飞离上海，先去美国，最终定居于香港。
李铭定居于香港后，才发现当初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处于全盛之际时没有在香港设立分行是个失策，银行家没有自己的事业是很难在业内立足的。但李铭对此并不甘心，1950年，他在香港筹资设立了香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继续其金融事业，但已不复当年之风光。
1951年，中国银行在北京召开董事会，派专人赴港邀请李铭和陈光甫等去北京开会，并保留了他们作为中行商股董事的席位。李铭对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大陆仍充满疑虑，对是否赴北京开会犹豫不决，经过与陈光甫等人商量，最后仍缺席中行董事会，但其中国银行董事席位一直保留至其逝世。同年11月，在上海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加入以新华银行为首的九行联营，考虑到李铭还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的大股东，银行专程派人去香港做他的工作，最终李铭不仅表示理解，还答应拨给一部分外汇，供上海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完成新楼建造。
晚年的李铭没有像陈光甫那样去台湾。他一直继续着他在香港的银行事业，自然他也关注着大陆的情况，尤其是在大陆的浙江第一商业银行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李铭作为风云一时的金融银行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66年10月22日，李铭在香港病逝，结束了他富于个性色彩的银行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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