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光俊《如何推翻中共》

高光俊《如何推翻中共》（点击可下载）一书是現代中國民運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和完整地闡述中國民主運動道路和策略的著述.作者高光俊原是中國公安系統干警,極力主張民眾起義,以武裝革命的手段推翻中共獨裁統治,建立民主憲政中國.該書是作者近20年民主運動實踐探索的思考和總結.

高光俊：《如何推翻中共》

前言 第一章　中共必须推翻

第一节　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

第二节　中共的邪恶曆史

第三节　民主：世界的潮流

第二章　武装革命：推翻中共的主要途径

第一节　和平改良：失败的道路

第二节　武装革命：能够建立民主政权

第三节　革命的代价

第四节　改良：革命的前夜

第三章　武装革命的可行性

第一节　武装革命：中国曆史的延续

第二节　现代科技：并不排除武装革命

第三节　中共军队

第四节　中共腐败：革命的温床

第五节　武装革命：世界政治运动的模式之一

第四章　民主的三个阶段：革命、立法和宪政

第一节　革命阶段

第二节　立法阶段

第三节　宪政阶段

第四节　国民党的经验和教训

第五章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思想理论

第一节　民主主义

第二节　自由主义

第三节　三权分离

第四节　私有财产制度

第五节　国家主义

第六节　儒家思想

第七节　三民主义

第六章　政党、宣传和组织

第一节　政党

第二节　宣传的重要性

第三节　宣传的形式

第四节　宣传的方法

第五节　组织

第七章　秘密活动

第一节　地下工作的原则

第二节　身份掩护

第三节　中共侦察机构

第四节　反中共侦察

第八章　发动农民群众

第一节　农民受迫害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发动农民的方法

第九章　民主革命经费来源

第一节　国内捐款

第二节　海外捐款

第三节　党营事业

第四节　国内行动筹款

第五节　革命起义后的经费来源

第十章　组建民军

第一节　最高原则：党领导军队

第二节　思想控制原则

第三节　组建民军军校

第四节　民军武器来源

第五节　民军组成

第十一章　策反中共

第一节　情报工作

第二节　策反的对象和方法

第三节　对被策反者的态度

第四节　策反的途径

第十二章　武装起义

第一节　武装起义的地点

第二节　起义的时机

第三节　起义前的淮备

第四节　起义后的措施

第五节　其他形式武装起义

第六节　“民间教团”起义

第七节　近期农民暴动的经验和教训

第十三章　民军军事策略

第一节　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正规战

第二节　根据地与流动战

第三节　和平谈判与军事斗争

第四节　超限战

第十四章　和平手段

第一节　和平手段与民主革命的关系

第二节　学生运动

第三节　工人运动

第四节　知识分子运动

第五节　经济战

第十五章　武装革命中的对外关系

第一节　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

第二节　海外华侨的支持

第三节　海外民运的作用

第四节　台、港、澳：中国民主的基地

第五节　与其他反共组织的关系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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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2年春季一个月光皎洁、春意盎然的夜晚，不满10岁的我和村上的人们一起观看批斗我伯父高大可会议。连续几年被批斗、拷打、劳动的伯父依旧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整洁和安静，穿著一条洗得发白的长裤，90度弯腰接受批斗。只见村党支部书记在几声下流的咒骂声中，突然操起一米多长，十来公分厚的擀面棒，高高扬起，狠狠打在我伯父的腰上。我当时坐在距伯父几米远处，只听见他“啊哟”一声便倒在地上不能动弹。那个党支部书记又用脚猛踢伯父的胸口，边踢边骂：“装死，起来！”。我恐怖、惊慌得浑身发抖，好久才大声叫喊起来，跑回家叫父亲。但是，伯父再也没能站起来，一个正直、受人尊敬的医生就这样被活活打死！所有的“罪行”就是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

这个恐怖的夜晚再也无法从我脑海中抹去，那一棒打在我伯父的身上，但却重重打在我幼小的心灵。我时常梦见伯父教我读书、下象棋、讲曆史故事。那一棒打出我立志终身反抗中共暴政的信念！

伯父被打死后，那党支部书记又将迫害的矛头对淮村上一名富农。这名富农终于忍受不住长期批斗、捆绑吊打，假装疯癫，但仍然逃不出共产党的魔掌。他们在村外挖了一个四米多深，直径一米多的圆洞。将那富农关在洞里，并唆使无知的孩子用石头砸他。三个多月后，人们发现那富农没有动静，终于死了……

我们家乡虽然在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但许多农民却过著饥寒交迫、缺衣少食的生活。每年闹春荒，断粮数月。我永远不能忘记11岁那年的春天，家中断粮数日，每天只有一点蚕豆充饥。我饿得躺在屋外晒太阳。母亲不得不提著篮子和村上几个妇女外出要饭。一天傍晚母亲讨饭回来，由于又饿又累，一头倒在家旁一条沟中，要来的饭洒了一地，我和姐姐、妹妹将米饭一点点拾起，洗淨，慢慢和著野菜充饥。

农民不仅过著穷困的生活，经受中共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而且被划定为下等公民，终身禁锢在土地上不能动弹。“成分不好”者及其子女更是下等公民中的贱民，多少人间悲剧在我眼前发生！多少辛酸的故事让人气断肠回！而我的家乡不是偏远的山区，小河的对面是县城，铁路到武汉只需一个多小时！想想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山区，会是多麽贫困！多麽黑暗！

16岁那年，我考上大学，天真以为可以为伯父被打死平反，结果自己反而被那支部书记的儿子们打得半死，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多天，而中共的司法系统不仅不闻不问，反而和那支部书记串通一气，写信到大学，言我“不可重用”。

从那时起，我发誓推翻中共暴政，开始著手研究中国问题。

首先我著手研究共产主义理论，仔细阅读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和其他政治学说，越读越觉得共产主义荒谬不堪。然后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到西方曆史、宗教、哲学，发觉共产主义根本不能代表西方文明；研究用什麽作为推翻中共的思想理论，于是又回到中国曆史、哲学和文化，发觉我们文化中有许多灿烂的东西，而共产党几十年的曆史只不过是中国曆史上短暂的瞬间，他们既不能代表西方文明主流，更不是中华文明的产物，而儒家文明不仅不像中共批判的那样腐朽衰败，而且能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并发扬光大！我从康德、黑格儿哲学中看到马克思的渺小、无知和浮躁，从基督教的博爱、仁慈看到共产党的残暴、邪恶；从中国曆史上暴政的垮台找到推翻中共独裁的信心。

完成理论的探索后，我必须找出推翻中共的方法。象许多革命者一样，我曾试图以和平改良方式完成中国民主变革，甚至象许多今天已经钻倒共党高层的人一样，希望入党、升官后从中共内部改变中共，而且我被分配到北京，是中共开放后第三届大学毕业生。但我很快发现这条道路走不通。推翻中共必须用从下至上的革命方式，这是中国曆史和中共本质所决定的。我从中国曆史上发觉许多宝贵经验仍然适用今天的革命。我在公安大学的位置给我许多有利条件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真实状况，也走遍了全国许多地方，得知一些被中共刻意掩盖的真实国情，获晓国内外许多人在从事反抗中共暴政的运动。

广泛的探索使我发觉自己脱胎换骨，真正“因信而得救” 。我于1986年开始秘密物色地下反共成员，并成立“中国民主党”。1989年六四运动爆发，我极力坚持不暴露组织、秘密支持学运的原则，因为中共一定会血腥镇压学运的。我秘密发动警察上街游行，致使北京的军警袖手旁观。中共六四大屠杀后，我继续发展地下组织，并在公安大学数次张贴传单“万岁，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起来，消灭中国的齐奥塞斯库！”。乔石下令：“一定要侦破公安部后院这个定时炸弹！”托我所学侦察专业之福，中共没有查出我们，倒是冤枉了许多无辜的人。

1991年夏天，我去南方发展底下组织，并去云南了解购买地下武器状况。同年10月26日凌晨，我在北京被逮。幸运的是我在被连续审问11个小时后成功逃脱。中共九次向全国通缉，但他们并未能抓住我，我成功逃到欧洲，最后到美国。

亲身体验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进美国法学院系统学习后，我更坚定了追求中国民主的信念，更加坚信武装革命能够推翻中共暴政，中共越是拒绝政治改革，人民武装起义爆发的时机越快。

共产主义既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不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我深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抛弃这个真正外来的荒谬东西，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像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那样将儒家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明。届时，有著数千年璀璨文明、勤劳聪明的十几亿中国人和海外数千万华侨的经济成就，中国将再次领导世界文明，高举人类文明的旗帜。我深信我们中国能够比美国更好地担任这一角色，如同我们在人类曆史数次领导世界文明一样。

第一章　中共必须推翻

第一节　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

一、哲学的贫困

尽管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出版了洋洋洒洒一大堆“理论著作”，但翻遍世界共产主义说教的所有书籍，我们找不到它在哲学方面属于自己的真正东西。共产主义哲学自称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合称为“唯物主义辩证法”。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唯物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者自身也承认“继承和发扬”了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按马克思的解释，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存在。唯物主义的盛行伴随著工业革命而产生的。随著新大陆的发现和欧洲文艺複兴运动的开展，欧洲文明急需从中世纪神学整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盛行正是这种文明演进的产物。唯物主义在推动人类工业化、现代化中起著巨大的作用。

然而，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走向一个毁灭人类精神文明的极端，它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全等同于生物进化，人类变成了自己的“异化品”。因而在政治上残酷的阶级斗争成为必然，道德沦丧成为自然，宗教精神意识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共产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又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精神意识：共产主义神学。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完全背离工业革命时期唯物主义的初衷，其结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贫乏。讽刺的是，世界上信奉共产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国家全部都是物质贫乏的贫穷国家。

辩证法由黑格尔集大成，发展成正、反、合的思辨逻辑。同样，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共产主义信徒崇拜黑格尔的辩证法，作者本人也曾经沉醉在黑格尔哲学之中，尤其是他的“精神现象学”和“小逻辑”。列宁甚至于认为通读一本“小逻辑”，世界万物皆通。然而共产主义者完全歪曲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将其演变为共产党的诡辩哲学。他们总是首先模糊、歪曲一个概念，再创造一套自己的逻辑，或者提出不同的概念演变成不同的逻辑。例如“人权”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人权”的基本含义是“生存权”，“人权”便变成吃饭穿衣的权利，所以剥夺人民的自由便变得无所谓。这与人类公认的“人权”概念完全不同。

所以，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唯物主义和辨证法仍然是存在的一种观点。人类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都在不断探讨这些永恒的主题。但共产主义者所倡导并实行的辩证唯物主义都只是血腥的、生物进化式的唯物主义和诡辩式的逻辑。中共之哲学思想（如果有的话），既非西方哲学的主流精华，而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背道而驰。中共哲学的实践造成我们这个一向注意道德伦理的国家物欲横流、伦理丧尽；让我们这样一个曾经拥有辉煌物质文化的国家贫困不堪。因而共产主义哲学才真正是“祸国的哲学”、“贫困的哲学”。

二、政治学说的荒谬

共产主义的政治学说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他们根据财富、地位和职业将所有民众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消灭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然而荒谬的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资产阶级被消灭了，自己变成了拥有权力和财富的统治阶级，是否要继续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而打垮新的共产党内的统治阶级呢？理论上的答案是肯定的，于是斯大林、毛泽东发动一波波的党内斗争，一方面是个人权力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必然后果。这种斗争哲学不仅造成共产党内部的混乱，也给整个社会待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斗倒的人被监禁、处死，并遗臭万年，胜利者则是一贯地英明伟大，一切宣传工具都随著胜利者的指挥棒转动，人间真理荡然无存，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全然消失；社会道德江河日下。

马克思及其信徒们在批判人类曆史上统治阶级时，恰恰没有指出共产党作为统治阶级后，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如何防止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实际上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远远超过曆史上任何独裁政权。乌托邦的设想不仅没有给民众带来“社会主义天堂”，反而带来共产党对内对外更可怕的屠杀。整个共产党国家如同一座巨大的劳改集中营，人们被固定在一处动弹不得，没有支配自己起码物质的自由，不断被迫接受共产主义的洗脑，人类完全异化了。

三、经济学的可笑

共产党的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私有制建立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私有制的存在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人类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个学说不仅被倒台的共产国家唾弃，也被还没有倒台的中共所抛弃，更被共产主义几十年经济实践证明其可笑。

资本主义早期确实存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现象，给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以同情并力图改变资本家原始资本积累进程中的剥削现象是正确的。但马克思的所谓“剩馀价值学”只不过是书呆子的闭门推算，他从没有将资本家本身的劳动算入价值中，而一个企业管理者的重要性是无法简单计算的，我们以中共大量国营企业倒闭，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中可以证明企业管理是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改变工人被剥削的办法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通过缩短工人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通过累进税收将资本家的盈利用于社会建设；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现代西方资本社会正是通过这些措施消除这一矛盾的。

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危险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垮台的学说证明又是书生的幻想，资本主义通过适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运用国家力量控制、调节通货膨胀，使资本主义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倒台的反而是共产党国家。

我们并不需要过多论述共产主义经济学说的可笑，因为共产党国家，包括中共目前的经济政策正好给共产党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共所谓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在经济上实行半个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这“半个资本主义制度”给今天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一些进展，然后却用事实证明共产主义经济学的可笑。中共正在自己给自己的理论掘墓。





第二节　中共的邪恶曆史





一、血腥的夺权史



从中共建党到1927年暴动这六年曆史，中共的曆史是充当苏俄的附庸，寄生于国民党中求发展的六年。苏俄不仅一手操纵中共建立，并实际领导其运作。从中共建党到1924年国共合作，中共全部党员人数不足一千人。随著参加国民党，中共利用国民党的声望和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垮各地军阀之机，在全国大力发展党员，到1927年4月，中共党员增加到58,000人。国民党在前方北伐，中共在后方建立政权，发展组织，甚至将无数国民军军官的家属打倒，批斗直至处死，农村社会被中共彻底搅乱。这些恶行终于让国民党认清了中共的本来面目，连最亲共的汪精卫也毫不犹豫地开展清共。



从中共1927年暴动到1937年，这十年的中共曆史是屠杀的曆史，尤其在乡村的“打土豪”运动，将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的、拿文明仗棍、穿皮鞋的“统统打倒”，中国乡镇的精华被中国屠杀殆尽，在湘鄂西的边境外，有三十里宽的地区不见人烟。江西地区16至45岁的青壮年中，约有80%的被中共强迫征入红军。中共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中共的惨败，二、三十万红军被国军赶出各个根据地，并消灭其绝大部分，最后剩下一、二万人龟缩在陕北窑洞中。



八年抗战期间，中共从一两万发展倒拥有近两百万人的军队。这八年的曆史是中共最无耻、最不愿公开的曆史。中共在眼看被彻底消灭之际，打出“抗日”的旗号，策动幼稚冲动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然后以求“招抚”的姿态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以迷惑全国人民的视听。八年抗战中，国军担负全国所有的正面防御，数百万国军将士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但中共只打了一个小小的“平型关”战役便到处宣传其抗日“功绩”，林彪为此被狠狠批判，送到苏联“养病“。彭德怀发动所谓“百团大战”只不过是些扒铁路、炸碉堡、剪电线的游击骚扰活动，从未一次歼灭日军三十人以上，谈不上什麽“大战”，即便如此，中共党史至今还批评其”过早暴露我军的实力“。中共明确规定：“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扩大”的政策。利用日本侵略中国，国军主力后撤而日军又不能控制乡镇的形势，大肆扩展力量，并与日伪勾结打击国民党（潘汉年经中共中央批淮与汪精卫联络便是一例）。中共还不断地欺骗宣传，将延安描绘成中国抗日的中心，革命的圣地，吸引全国青年投奔延安。当全国青年知识分子亲身体验中共政权而不满时，中共便开展“整风运动”，处死无数知识分子。



四年内战之初，中共根本就没有和平谈判而建立民主中国的愿望，只不过用和谈手段赢得时间，达到军事统一中国的目的。因为中共已借抗战之名发展壮大，又有苏共的大力支持，最后夺取政权。毛泽东本人甚至当面答谢日本人，没有日本的“侵华”，就没有中共的政权。



二、屠杀和邪恶的执政史



1、 6千万人丧生，数亿人被监禁。



如果中共在夺取政权进程中的屠杀还可以找到一些借口，那麽中共在夺取政权后的五十多年中造成6000多万人丧生，数亿人被监禁仍是中国曆史乃至世界曆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罪恶。1950年到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中共处死了300至400万人；1957年反右运动，又造成100多万死亡；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了人类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期，造成3000万人饿死；而十年“文化大革命”至少有500万人丧生；而死于中共劳改营中的百姓，估计达2000万。此外，1959年接管西藏及镇压以后的抗暴运动，至少60万人丧生；镇压新疆的抗暴运动中，至少50万被中共处死，用王震的话说：“要将他们杀怕！”；1989年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至少2000人被屠杀；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约80万中国人死亡；1965年至1973年，约10万中国抗美援越志愿军死亡(我的表哥，一位共军连指导员就于1968年死在越南)；1979年对越战争，约3000中国军队丧命；1983年“严打”，仅当年就处死2万多人，以后每年处死2000人左右；1999年镇压法轮功至现在，1000多人被打死。至于被中共关进劳改营、劳教队，拘留所的人不计其数。人类曆史上有哪一个暴君象中共这样造成这麽多人死亡？



2、 贪官污吏，遍布全国。



中共改革之前，只是上层党员过著腐化生活。如今则大小贪官，遍布全国，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疯狂贪婪地追求个人利益，腐化堕落无以複加。中共除杀人，关人创人类曆史最高记录外，中共官员贪污腐化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又是古今中外所没有。



3、 生态环境破坏殆尽，祸患无穷。



我的家乡是著名的“千湖之省”湖北省，儿童时代还能看到不少湖泊河塘，但随后这些湖泊河塘都一个个消失，最后家旁的一条小河也干枯了。附近一座小山叫“五架山”，山虽不大，但也鬱鬱葱葱，清明时节，常上山扫墓，现在完全变成一个光秃秃的土坡。北京的风沙是著名的，但1986年夏天我在银川才见识到什麽是真正的“沙尘暴”。风沙袭来，白昼变成黄昏，吸一口气满口都是沙！生态环境恶化给笔者最恐怖的印象是洪水。1968年的那场洪水将我们整个村子一半的房子卷走，无数生命被洪水吞没。我永远记得随母亲坐一条小船在汹涌的河水中逃命的情景。根据郑义先生《中国之毁灭》，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50年代的35%下降到90年代的7%，而且仍然以极快的速度下降。据中共官方1997年统计，中国荒漠面积从1950年66.7万平方公里上升到168.9万平方公里。这是28个台湾省！今天荒漠化以每天90平方公里的速度吞噬著中国。中国水土流失严重的国土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此外，水源枯竭，大气污染，动物灭绝，地质突变……这些生态环境的恶化已使这片中华民族生活了几千年的大地变得满目苍伤，让人触目惊心，不仅遗祸中国子孙，也造孽国人。



然而造成这些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中共早期的当权者根本没有生态环境意识，不断伐木炼钢，围湖造田，开荒种地。今天中共虽然在国际交往中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但其官僚体系都没有任何有效措施减缓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中共毁灭了我们的祖国，中共仍在继续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4、 教育崩溃。



感谢孔圣人将中国塑造成世界上最注重教育的民族，多少父母节衣缩食，含辛茹苦送自己的孩子读书。中国人将这种美德带到海外，使他们的第二代很快成为当地的精英。然而中共的腐败和不公平的政策造成“读书无用论”风潮，女大学生卖淫，被包“二奶”；大学为创利滥发文凭；教师被迫经商；农村学童普遍缀学；教师工资被挪用而拖欠；校舍危房无人问津；贫困的家庭供养不起大学生；乡村学校连教科书都买不起；文盲日益增多；读书越来越“无用”，假文凭、水份文凭泛滥。然而，另一方面，富贵者可以一年花30万人民币送自己的子女去私立学校。这个数字超过一般贫困区全县的教育经费总和。我们不禁要大声疾呼：救救我们这个提倡知书达礼、文明礼仪的民族！



5、 失业大军，到处流荡。



目前中国农村大约有1亿左右剩馀劳动者，随著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停滞，种田几乎毫无利益可言，而且要承担日益加重的各种提留摊派，加上新生人口增加，农村将有更多的失业者。他们的唯一出路是涌进城市，寻找活路。而城市目前已有3400千万失业工人，仅沉阳800万人口中就有130万失业工人。随著中共国营企业的纷纷倒闭，城市失业大军将越来越多。中共又创造一个失业人数多的世界之最。



6、 治安混乱，道德堕落。



一个腐败、不公平、无法治的社会必然造成治安混乱，道德堕落。从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刑事犯罪与政治犯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刑事犯罪不再是单纯为经济和性的犯罪，他们大多带有报複中共，发泄不满的动机，而政治犯罪不再只是写文章、散传单，而是以行动方式表达出来。以经济为目的的“黑社会”得到中共官吏的幕后支持，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于中共以外的势力；失望无助的人纷纷转而信仰各种形式的宗教。腐败堕落的中共政府也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凡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无不感歎中国社会风气江河日下，道德败坏。



7、 财政金融危机随时爆发。



中共竭力粉饰其所谓的经济繁荣，然而，拨开中共虚假宣传，我们将看到中国最易、最快爆发的恰恰是经济危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自己颁布的一些统计数据：“2002年境内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比上年减少951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4.5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帐面盈利达385亿元”。据此推算，中国金融坏帐高达4万亿人民币，平均每个国民要承担3000坏帐，而中国民间储蓄总数只有八万亿人民币。即便彻底消除银行贷款的坏帐，中共要花四十多年消除坏帐！



造成中国银行贷款坏帐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中共混乱的经济政策和谋私营利的贷款。



中国国债总额32000亿人民币，折合每个国民承担2,500元人民币。2003年中国国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80%以上。地方上官方统计，乡镇债务高达2000亿。但实际上2002年乡村负债5900亿人民币；平均每县1.5亿债务；2002年统计数据表示省市级债务高达6万亿，平均每人要承担4600元人民币。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和坏帐总数已超过14万亿人民币。而2002年，创曆史新高的GDP总值只有10万亿。这显示经济繁荣的虚假事实。更恐怖的是，既有的经济黑洞不但没有消除，新的黑洞又在产生、扩大。因为不仅中央的领导要证明自己的“经济业绩”，地方官员也要撑门面建设，数字发展。突发性的经济崩溃和大幅度的货币贬值随时可能爆发。



8、 人口爆满。



中共官方统计，中国人口是12亿，但如同所有中共官方统计数字一样，这个数字绝对不可信！1991年秋，我逃亡到鄂西北山区，居住在一个农民家中。三十岁不到的女主人已有三个女儿，现又怀孕。我问男主人计划生育干部为何不管。他说三个女儿只有九岁的大女儿有户口。两年前乡计划生育干部强行将一妇女抓去结扎，结果这名干部后来在上路上“摔死”。以后就没有干部进山管计划生育。那名妻子被结扎的男子逢人就讲“哪个让我绝后，我就让他绝命。”以后我又走过几个村庄，大约40%左右的儿童是没有户口的！计划生育干部为保官帽强迫农民结扎，但让农民绝后，即使老实的农民也会拼命。罚款对穷人毫无意义，对富人又不起作用，只好欺上瞒下。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则是无人管理他们的生育问题。日本根据中国人均食盐统计中国人口在15亿。我想实际人口只会比这个数字更多。造成中国人口爆炸的罪魁祸首还是中共。他们今天号召人民多生多育，做“英雄母亲” ；明天又象扎猪一样将人民绑进医院施行结扎。1991年夏，我在湖南通道县一所医院看到满屋都是被抓来结扎的妇女，他们看来都是苗、侗族妇女，满脸悲哀无奈，那种情景根本不像是医院。





第三节　民主：世界的潮流





自共产主义乌托邦在俄国实践以来，人类近百年的曆史就变成民主自由国家与共产党幽灵的殊死搏斗。狭隘、狂热的纳粹主义不但让共产俄国摆脱了覆灭的困境，而且让这个幽灵蔓延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邪恶政权不仅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而且严重阻碍了人类经济发展。



幸运的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在这场维护人类文明的搏斗中成功击垮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使共产党国家认识到共产主义的荒谬和给人类带来的无穷灾难。如今世界上只有中共、越南、北韩和古巴共产党仍然在做垂死挣扎，其中中共和越南已经放弃了共产党的经济基础制度：公有制，实行私有制。



实行民主政体不仅是国际潮流，更是维护人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中共对外政治孤立，对内没有统治的道德合法性，只能用越来越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的反抗，但他们不可能阻挡曆史的潮流，中共必然要被推翻，也必定会被推翻。





第二章　武装革命：推翻中共的主要途径





第一节　和平改良：失败的道路





一、中国曆史的教训



在中国数千年曆史中，无数改良变革都宣告失败，大到改变国家政治结构，小到施政改革，而国家政权演变都是经武装革命而形成，没有一次是通过和平改革而实现的。如果我们的哲学思想坚持凡存在的必然有一定合理性，那麽中国改良变革失败必然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尤其是长达几千年的曆史经验，是任何人都不应忽略的，否则人类曆史经验就变得毫无价值。究竟这种必然因素是什麽呢？



中华民族文化的实用性。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表现在宗教上便是不相信主宰万物的单一神的存在；从来没有政教合一的曆史，更无欧洲中世纪教权凌驾于皇权的现象出现；从来没有十字军、伊斯兰教那样极端的宗教狂热。表现在政治上则是维护皇室及官僚阶层的特权利益，即使为此要使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损失也在所不惜。所以在一个朝代建立以后，皇室及其官僚集团便竭力维护其利益，直至其武力不济而被推翻，新的利益集团又重複这样一种政治结构。



二、世界曆史的经验



不仅中国几千年曆史的演变是革命战争为主旋律，世界各国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也是通过革命实现的。西方和平改良成功的例子，只是发生在最近几百年，而且只有一部分成功。我们看到的东欧苏联共产党倒台也不纯粹是和平的，罗马尼亚实际上是一场军事革命，俄国直到1994年还有坦克炮轰国会的血腥争斗。



三、中共的利益集团



共产党的基本特点是政治上的一党独裁和经济上的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几十年实践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公有制这一荒谬的理论，实行现在中国的半公有制、半私有制的经济结构，其发展趋势是公有制的彻底消亡。一党独裁带来中共的普遍、深入的腐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多党执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共产主义的理论证明彻底失败。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官僚集团正是开放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清楚地认识政治改革必然导致共产党垮台，他们的既得利益将消失殆尽。这种思想支持他们拼命维护现存政权，目的不是信仰那个乌托邦的共产主义，而是自己的利益。六四期间，一位中共高官对他的子女和其他官宦子弟说：“你们不要跟著瞎闹。学运成功，倒霉的首先是你们这些人。什麽主义不主义，那是假的！”这位1927年加入中共的知识分子高干正是中共官僚维护其政权的典型代表。



四、中国民运二十年的教训



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始于1978年民主牆运动，经过北美中国民联，到1989年六四运动时发展到高潮。二十几年来，中国民主运动都以和平改良为其宗旨，但无论何种温和改良的尝试都遭到中共的残酷镇压。中共不仅对和平的民主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甚至对非政治团体（如法轮功）也大规模地镇压。



这种镇压越持久，越残暴，和平变革的可能性便越小，因为变革后必将受处罚的中共官员越来越多。中共神经质的残酷镇压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向武装革命的道路。中共似乎忘记中国曆史上多少貌似强大的暴政都被人民武装革命所推翻。中共似乎认识到和平改变的时机已经或正在消失。所以，中国民主运动不能再只是单一寻找和平的方式争取中国民主，必须著手武装革命。正如一位资深民主人士感歎的那样，几十年来，他要麽被中共象猫一样关进监狱，要麽被中共作为交易品或礼物放出，深感自己无能为力。是的，这个力量从何而来，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应严肃思考这一问题。



中国民运必须注意革命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爆发大规模内乱的可能性。由于中共极端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堆积而无法解决，且越来越严重，最终会有一天会爆发。这将迫使民运人士面对武装革命问题，否则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毫无立足之地。



五、台湾模式



对中国和平改良还抱一丝幻想的人总是认为中国大陆可以象台湾那样走向民主政治。台湾从一党执政走向今天的多党执政，这是中国曆史上破天荒的伟绩。但中共却不能走向这一步，这是因为中共的理论上就是一党专政，而国民党有从训政到宪政过渡的思想基础，因而转变过程中名正言顺，而中共如放弃一党专政，就不叫“共产党”。其次，尽管国民党下台后失去一些利益，但中共的腐败的深度和广度是国民党无法比拟的，他们必将为其利益而拼命维护一党独裁；再次，台湾的司法制度、新闻媒体、政治体系运转良好，可以顺利实现多党制，而中共则无法做到这些。所以，台湾模式是不可能在大陆出现的。





第二节　武装革命：能够建立民主政权





反对中国民主武装革命的一个理由是武装革命必然带来新的独裁专政。这个结论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世界曆史的事实。从逻辑上看，建立民主政权是目的，武装革命是手段；革命后的政权形式是结果。手段可以多种多样，目的只有一个，结果可能不同。能否建立民主政权与通过什麽手段去实现这一目的没有必然关系。武装革命既可带来一个新的独裁政权，也可实现一个民主政治；相反，和平改良同样也能带来民主政权或者独裁专政。



从曆史看，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经武装革命带来民主政权的事实，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而通过和平方式建立独裁政权者也存在，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通过选举夺取政权并建立世界有名的法西斯独裁政权的。



因而，能否建立民主政权取决于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家的素质，而不是实现民主过程中的手段。





第三节　革命的代价





不赞成中国民主武装革命的另一思想是革命的代价太大。这种思想是浪漫而善良的，不幸的是不正确的、幼稚的。



1、 革命是被迫的。



中国有句名言：“逼上梁山”。所有的革命都是当局拒绝和平变革的产物，有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才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有了六四大屠杀，才会有将来的民主武装革命。如果曆史的发展必须要付出代价，我们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即使我们不发动中国民主武装革命，谁能保证中国内部发生民众自发的武装冲突呢？因此，空歎革命代价太大只是消极的悲鸣而已。



2、 和平改变的代价也不小。



在中共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反抗中共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我们的代价是6000万人的死亡和数亿人的被监禁。从人的生命和自由来看，“六四”后十几年我们付出的代价还算小吗？“六四”有几千人被屠杀，数万人被监禁；法轮功有一千多信徒被处死，一万多人被监禁，被拷打者不计其数；其他各教徒、政治犯每年有数万人被判刑关押。许多人被中共官僚枉捕、错判，中共每年处死数千人，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这样的代价还不算大吗？



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共大小腐败官员每年侵吞人民数百亿元财产；每年吃、喝、嫖、赌、游玩不知花掉多少人民的血汗钱。中共贪官非法转移资金至国外日益严重，1997年是364亿美元，2000年则达480亿美元。自1990年以来，每年因官僚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在9800亿元到12， 000亿元，相当于全年生产毛额的13。2% 至16。8%，至于间接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更恐怖的是，国家生态严重破坏，生态资源浪费惊人，中共存在一天。这种祸害便加剧一天。这种经济上的浪费不知从何处计算。



3、 革命的代价是什麽？



革命的代价与武装革命的方式、持续时间的长短、中共的反扑有一定联系。武昌起义造成全国连锁反应的革命方式，其代价较小；革命战争时间越短，代价越小；中共瓦解越快，革命代价越小。



革命的代价包括人的生命、自由和国家经济的停滞。不可避免，一些革命志士将在革命中失去生命和自由，普通民众也会受牵连，但革命除去中共大小贪官污吏这些国家的蛀虫、肿瘤，这不但不是革命的代价，而且是革命的成果，是应高举双手拥护的。革命自然造成经济的暂时停滞，但这是社会体制巨大变革的必然结果，即使是和平的改良，也必然带来经济的暂时停滞。俄国的休克疗法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共产党在基本和平变革中垮台，但俄国仍经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直到现在才慢慢恢複过来。另外，消除共产主义这个肿瘤后，中国经济将会得到迅速发展，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





第四节　改良：革命的前夜





中共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良不但不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深化社会问题，加速革命的到来。满清末年的变革几乎是今天中共改革的翻版。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不得不发展洋务运动，开始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和社会改良运动。



首先是兴办实业。清朝在鸦片战争中，体会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在围剿太平天国战争中尝到了洋枪洋炮的优越。于是开始办枪炮局。以曾国藩、胡林冀、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盛怀宜等洋务运动者创办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制造厂、铁厂、纺织厂、电报局、铁路局等等。尽管中国大部分乡镇仍处在封闭的小农经济中，但现代中国工业也初见端倪，蓬勃发展。



创办现代军队。不仅陆军开始逐步抛弃冷兵器，换上新式枪炮，而且中国开始大力创办新式海军。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已建成世界上第七大海军，海军军舰的质量和吨位都不低与日本，成为亚洲强大的海洋舰队。



传播西方思想。中国大量介绍西方文化思想，尤其是严複，他将西方文明的经典几乎全部翻译成中文，让中国学者能开始了解新的西方文明。



开办新式教育。尽管废除科举考试是后来的事情，但洋务运动的开展让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算术、天文、地理、测量、化学、矿物等科学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聘请西洋教师，送学子留洋西方渐成风气。



这些变革对于沿袭了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来说是巨大而深刻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貌似强大的虚幻感觉。然而，这种变革却有一个极大的风险：社会政治体制的僵化。甲午战争爆发，清朝耗资巨大，苦心经营之“强大”的北洋水师顷刻覆灭。痛定思痛之后，国人番然醒觉，才认识到西洋文明的核心包括科学和民主两个方面，仅仅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政治改良。



今天中共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虽然深度和广度上不能与满清末年相比，但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中共却拒绝任何政治改革，如同当年满清一样认为经济的发展便是强国富民，但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必然使中国的“强大”变成泡沫，同满清一样。一旦再有个“甲午战争”，这种外强中干的黔驴便会被击倒。台湾海峡的战争风云便可能成为第二个“甲午战争”。这便是中共只是虚张声势恫吓台湾而不敢真正开启战端的根本原因。政治腐败已使中共变成一只真正的“纸老虎”。国民不可再被中共政府“开放繁荣”的假象所迷惑，要认识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带来中国真正的强大，腐败政治必将彻底毁灭中共号称“世界第三强国”的幻觉。中国民主革命政党不能坐等第二个“甲午战争”，再次经曆军阀混战。





第三章　武装革命的可行性





怀疑中国民主武装革命的另一种观点是中共太强大、推翻不了。世界潮流不利于武装革命。这是一种客观上否认中国民主武装革命的论点。然而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中国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当今世界政局的变化，当然更缺乏对革命哲学的研究。





第一节　武装革命：中国曆史的延续





曆史哲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曆史发展的规律有一定的延续性，国家政治生活进程的模式总是与这个国家长期不断实践的政治发展方式相关联。没有一种政治变化是从天空中突然冒出来而与其文化背景、曆史演变无关的。我们必须从曆史发展中寻找规律。这便是我们其所以尊重曆史哲学的全部意义。



从汤武革命到中共夺取政权，中国几千年的曆史便是以武装革命的形式推翻一个一个皇朝，中国民族有一半时间处在战争状态。然而，这些漫长的战争并没有阻止中华文化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战争促进了曆史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尽管中华民族本性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中国人从来没有害怕战争，无视战争，逃避战争。





第二节　现代科技：并不排除武装革命





一、科技的发展并未阻止战争



下面是从古到今世界曆史武器的演变简史：



公元前



30000年 非洲入发明弓箭。



3000年 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东南部的人首先制造出金属剑和盾(青铜制)首次使用战车。



500年 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使用弹弩和巨大的弩弓作战。



200年 中国人使用手提式弩弓。



公元后



300年 中国人使用马镫。



950年 中国人用火药施放信号和制造烟火。



1250―1300年 中国人可能开始使用青铜炮或铁炮。欧洲人首次用炮是在1326年。



1495年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定制一批前膛装填枪。



1585年 荷兰人围攻安特卫普时使用漂浮水雷。



1650年 法国人在欧洲首先使用刺刀。



1800年 美国发明家富尔敦展示其发明的潜艇“鹦鹉螺”号。



1833年 普鲁士人德雷斯制成后膛装填机柄式步枪。 ‘



1849年 奥地利军队进攻威尼斯，用无人驾驶气球空投炸弹。



1860年 第一艘英国铁甲战舰“战士”号下水。



1862年 美国人加特林发明手摇曲柄多管加特林机枪，1分钟可发射700发子弹。



1867年 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发明烈性炸药。



1875年 诺贝尔又发明胶质炸药。



1884年 美裔英国人马可沁发明全自动机枪。



1906年 第一艘钢甲涡轮机推进的主力舰，英国的“无畏”号在普茨茅斯下水。



1915年 德国人和英国人开始使用木骨架双翼飞机作战、德国人首先用现代喷火器。



1916年 英国人制成第一批坦克，在法国北部桑河之役中使用。



1927年 美国制造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列克星顿号竣工。



1939年 德国试验最早的涡轮喷射式飞机：亨克尔 Hel78型。



1942年 第一架喷射战斗机梅塞希密特 Me262型试飞成功。



1942年 德国发射 V―1型火箭。 、



1944年 德国首次使用 V―2型火箭轰炸巴黎。



1945年 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其爆炸力相当于 2万TNT。



1952年 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次试爆氢弹。该弹的爆炸力为1000万吨级。



1957年 苏联发射第一个洲际弹道导弹SS-6型，射程9600公里。



1969年 英国皇家空军使用第一批垂直升降鹞型喷射机。



1970年 法国研制成舰对舰飞鱼导弹。



1977年 美国研制成只杀伤敌人而不摧毁建筑物的中子弹。



1983年 美国部署首批“三叉戟”导弹。欧洲部署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



1984年 美国发展反卫星导弹。



从上面人们可以看出，人类的武装冲突从最初使用石头、木棍发展倒今天使用飞机、导弹。几千年来武器在不断地发展，人类的武装冲突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当火药、枪炮在战争中广泛使用时，许多人认为战争的杀伤力大增，人类会因此而停止战争。但世界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核武器问世后，一些人认为核武器的产生宣布人类战争的结束。不幸的是，核武器的发展也没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因而，人类曆史证明高科技的发展并不能阻止战争。



二、革命者与当局武器差别不太大



陈胜、吴广等900人在大泽乡起义时，他们的武器只有少量木棒、石头。秦朝军队的武器是战车、刀、枪、弓箭。不久陈胜、吴广的军队也拥有战车及大量刀、枪、弓箭，其军队装备并不比秦军落后太多。其后近二千年中，中国除发明了大炮以外，军事科技并无太大发展，战争处于冷兵器时代，武装起义者与朝廷的军事装备基本上没有太多差别。



太平天国的武器基本上还是刀、枪、弓箭，这些武器可以由民间的工匠制造。韦昌辉家的大院便是金田起义前太平天国军队的武器制造厂。清朝军队的装备也不过如此。直到李鸿章雇佣英国的“洋枪队”和小火轮，清朝才在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但这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自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创立以步枪、大炮装备为主的新军以来，中国军队才慢慢地抛弃冷兵器时代。国民革命创立于广州，其武器装备显然不比任何军阀差。由于苏俄的援助，其装备甚至比一些军阀强。



中共一向自我吹嘘他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但事实上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与国军差别并不大。在美国援建国军，提供美式装备之前，国军的基本装备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许多军队仍使用“汉阳造”步枪。没有装甲车，飞机基本没有战斗作用，最多只是作为交通工具。国军的基本装备是步、机枪、大炮。而共军的装备也是步、机枪和火炮，只不过其数量少一些而已。共军从江西流窜开始所谓“长征”时，携带不少大炮，沿途抛弃了许多，争夺卢定桥时炮手赵成章发炮立功。我不知道共产党是如何欺骗宣传他们只有“小米加步枪”与国军作战的。



抗战结束时，国军组建了装甲部队，空军也得到加强，海军也有一定的发展。武器装备大有提高，但中共的武器装备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他们利用国军远在西南后方的不利情况，大规模接受日本投降，利用日本武器装备自己。同时在苏俄庇护下迅速接管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武器库。且苏俄也直接提供武器给中共。中共的武器装备发展迅速，除没有空海军，其他方面与国军不相上下。然而，海军在内战中作用不大，而国军的空军尚未形成地空配合作战的能力，其作用与现代空军无法相比。林彪在围攻锦州时，用一个纵队的炮兵猛轰锦州，几乎将锦州防御工事夷为平地，中共还胡编什麽“小米加步枪”的神话。



以上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尽管武装革命者的武器一般比同时代的统治当局的武器装备差，但这种差别绝对不是隔时代的差别；武装起义不是完全不对等的武装搏斗。今天的中国革命者不会只有长矛、大刀去对付中共的飞机、坦克，中国民主革命军也能拥有自己的机枪、大炮。因为革命者和统治者处在同一时代，可以借用同一时代的军事科技技术。



三、现代化武器的局限



现代化武器经常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坦克、装甲车、大炮是现代陆军的主要标志。但这些装备必须依赖良好的交通道路。在沼泽、江河湖泊区，森林地区，他们的机动性便大大削弱。而在崇山峻林中，他们几乎完全失去作用。二战中，德国强大的坦克装甲集团军被困在俄国泥泞淤雪道路中动弹不得，完全失去当初闪电式进攻波兰，迅速突入法国的优势。日本的大炮、坦克面对中国西部山区只有望而却步。黄维的美式装甲兵团被江淮地区纵横交错河流而阻，无法解除徐州被围国军，最后自身也无法冲出共军合围。



机械化部队除受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外，还必须保障必需的油料供应。在中国原油贫乏的地区，油料的供应必然使共军的后勤补给线变得格外重要。而中国山区交通的困难，必然使共军机械化部队后勤供应变得极为脆弱。机械化部队的维修是其又一局限，这种局限在中国落后山区将变得更为严重。



自飞机问世以来，其对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但飞机本身同样有其极大的局限性。首先它必然依赖一定质量的机场（直升机除外）。而中国西部山区许多地方是无法修建机场的，“地无三尺平”的地方很多。其次飞机对地面作战的作用基本上是辅助性的，只能在有效的地空协同作战中发挥作用。再次在森林地区，飞机的作用更小，有的地方根本就飞不进去。最多只能起到侦察和轰炸作用。美国空军的现代化程度是世界第一的，但我们发现他们对越南丛林中越共游击队毫无办法。同样，苏军对阿富汗崇山峻林中的游击队也毫无办法。



因此，现代武器的作用在某些地理环境中将大大削弱，有时完全失去作用，而军事战斗更多地表现在常规武器的搏杀中。



四、民主革命军武器装备的优势



由于我们的事业是实现中国民主，这种事业一定会得到西方社会的支持。同时拥有现代化科技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锋。他们的援助可以弥补我们军事装备的不足。最后，成千上万与我们有共同信仰的共军官兵必将倒向民主军阵营，他们自然带来较好的武器装备。





第三节　中共军队





一、军基本现状



1、基本结构



共军总兵力为240万人，武装警察130万人，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其下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国防部并无实权，礼仪摆设机构而已。总参谋部下设作战、情报、通信、训练、军务、动员、兵种、电子对抗、陆航、测绘、机要、外事等部门。总政设有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纪检、文化、联络、群工等部。总后设财务、军需、卫生、军事交通、油料物资、基建营房、生产管理、审计等部。总装备部于1998年成立，其职责专部负责共军先进武器的购买、研制、分配工作。



此外，中共军委属下还有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负责军事工业生产和研究；国防大学，负责训练中高级军官。



2、中共海军



中共海军分北海、东海、南海三个舰队，总兵员约60万人，其中海军航空兵2.5万人，海军岸防部队2.5万人，海军陆战队4万人。中共海军拥有的军舰号称是世界最多的，总共2500多艘大小船艇，但其中绝大多数船艇在海军列强眼中只能算“渔船”，真正有些作战能力的只有：导弹驱逐舰23艘，导弹护卫舰40艘，常规潜艇70艘，大型坦克登陆舰16艘，核潜艇6艘。中国没有现代化海军所必须的航空母舰，也没有巡洋舰。



按国际海军传统排名：



第一级是以大型航空母舰为主，配备大量核潜艇，控制全球制海权：美国



第二级是以大型巡洋舰为主，以及大型航空母舰，辅以大量核潜艇：俄国



第三级是以航空母舰为主，辅以驱逐舰、核潜艇或潜艇：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



第四级是以巡洋舰或大型驱逐舰为核心，配以驱逐舰、潜艇：日本、德国、荷兰



第五级是以驱逐舰为核心，配以大量护卫舰和少量潜艇：中国、台湾



巴西、阿根廷、泰国虽有航空母舰，但并无太大作战能力。



所以综合航空、舰艇数量和质量，世界海军排名是：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中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荷兰、台湾、泰国、巴西、阿根廷。



3。中国空军



中共空军约有4300架飞机，其中3800架左右是1972年前就开始服役的歼六、歼七飞机。这些飞机的性能只相当于苏联米格-19、米格-21作战飞机的性能。亦即苏联50年代的水平。性能稍佳的歼八有220多架。歼十飞机已经研制了二十年，但未来十年恐怕仍不能服役。中共从90年代从俄国进口苏-27作战飞机200多架，但此种飞机飞行1500小时必须进行大修，而中共没有能力自行大修，必须送俄国大修。



中共空军飞行员实际飞行时间有限，每年平均只有25小时，而美国海军飞行员服役前已有250小时飞行时间，入伍后每年有250小时实际飞行训练。



中共空军有五个军，空一军驻长春；空七军驻南宁；空八军在乌鲁木齐；空十军在大同；空十五军是空降军，有43，44，45三个空降师，驻扎在湖北孝感市。但此军一次最多只能空降一个师。



4、中共导弹



中共第二炮兵部队即是导弹部队，根据1999年原子科学家组织的报告，中国核武库大约有400枚核弹头。其中20枚洲际核掸。射程1万3千公里，可以覆盖整个欧洲及美国东南部。中国只有一艘092型夏汉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但有反应堆和噪音问题，其馀都是中远程弹道导弹。



5、中共陆军



中共军队分沉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兰州和成都七大军区和27个军分区，共有24个集团军。其中沉阳军区辖16、23、39、40、64共5个集团军；北京军区统辖24、27、28、38、63、65共6个集团军；济南军区辖20、26、54、67共4个集团军；南京军区辖1、12、31共三个集团军；兰州军区辖21、47共两个集团军；成都军区辖13、14共两个集团军。其中甲种集团军有7个，即27、38、39、54、1、21和13军，每个甲种集团军约7万人，共50万人。其他17个乙种集团军共80万人。地方部队包括各省军区所辖独立师、直辖市警备部队共50万人左右。陆军后勤约30万人。



中共甲乙两种集团军在武器装备、人员数量和素质上有很大差别。中共“王牌军”38军，是甲种集团军中的宠儿，驻扎在河北保定市，共有4个师：摩托化步兵师、混成师、机械化师和坦克师各一个。一个防空旅、一个航空兵大队、一个特种兵大队以及工兵团、防化团、警卫团等共7万5千人，700门各式火炮，1260辆装甲车，800多辆战车、超过整个成都军区战车总和。而有的乙种军只有3万多人。



中共陆军约有1万辆坦克，但绝大多数都是59式（约8000辆），而69式和79式的性能比59式好不了多少。都属于二战时期苏军坦克水平，最新的98式坦克造价约200万美元，中共显然无法大量替换旧式坦克。



6、中共武警



中共武装警察是八十年代从共军中分离而组成，约130万人。每个省、直辖市有一个武警总队，总队司令为副军级或军级，其下为分支队，大队、中队和小队，分别驻扎在各市、县。按其功能划分，武警部队可分为武警内卫部队、边防部队、武装警卫部队、武警机动部队、武警森林部队、武警黄金部队、武警水电部队，武警特种部队等等。武警内卫部队负责中共各级政府机关的保卫，包括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法院、检查院等等；武警边防部队由原来的边防军改建，负责边境巡逻、边境检查、稽私等任务；武警警卫部队负责中共中央或省级官员或外国官员的外围警卫工作；武警森林部队负责森林防火、防盗任务；武警黄金部队负责金矿守卫、金库保卫、黄金押送任务；武警水电部队保护水库和发电厂；武警机动部队负责应付国内突发事件；武警特种部队负责反劫机、反爆炸任务。武警的装备全部都是常规武器。此外，武警有13个师，分布如下：



81师： 天津；



114师：河北保定；



187师：山西榆次；



117师：辽宁盘锦



129师：辽宁兴城；



128师：河南巩义；



181师：江苏无锡；



2师： 江苏宜兴；



93师： 福建莆田；



126师：湖南耒阳



114师：四川南充



63师： 甘肃平凉；



7师： 新疆伊犁



中共还有号称100万民兵组织，但改革开放后，这个组织名存实亡，算不上武装力量。



二、共军的实力



军事专家认为军队的战斗力取决于军队的无形要素和有形要素。无形要素包括军队的指挥控制能力、纪律、训练水平、团结和协同一致精神；有形因素指军队的数量和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



我们首先看看中共的武器数量和质量：



我们从前面看到，中共的核导弹大约400枚，其中只有20枚可打到欧洲和美国东南部。而美俄各自拥有5000至6000枚洲际核导弹。即使中共先发制人发射核弹，美、俄仍有足够能力用核弹毁灭中国。如果美国部署NMD，则中国的核威胁将消失。



中共的海军不仅不能与美、俄相比，也落后于日本、印度。日本海上自卫队尽管只有140艘舰艇，但日本有4支以“金刚”级驱逐舰为主的大型水面舰队，而且有三艘“大隅”级、一艘“下北”号，一艘“国东”号大型远洋运输舰。这些大型运输舰可以迅速改建为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航空母舰。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平均吨位、航龄、整体作战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扫雷能力居世界首位；反潜能力仅次于美国；舰艇总吨位超过德国、意大利。日本的“亲潮”级潜艇是目前世界上最静音、最现代化、最有杀伤力的常规动力潜艇。世界海军专家分析，如中日现在爆发海战，中国海军将在数周内全军覆灭。至于对抗美、俄，那是完全不对称的战斗。



如果中国空军的4千多架六十年代的飞机与美、俄飞机对抗，只能成为美俄空中活动靶子。



同样，拥有世界人数最多的中共陆军，其武器装备无法与美俄抗衡。从合成战力看，中共装备最先进的“王牌”军38集团军不足与美国第一装甲师对抗。中共五、六十年代的坦克和装甲车完全无法与美国M1A1和M1A2型坦克作战。尽管美国陆军只有47.17万人，只是中共陆军210万人的五分之一，但却有7900辆坦克，6710辆步兵战车；15200辆装甲输送车；6074门各类火炮；29000馀枚反坦克导弹；1500架武装直升机。所以这些武器的性能都是共军无法相比的。



除了中共军队武器装备质量远远落后世界先进国家外，最重要的是中共军队的素质更无法与现代化军队相比。



第一是兵员素质极差。自改革开放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仗，“当兵光荣”已成为曆史。一些父母将吃喝嫖赌的儿子送到部队。这些兵员不仅没有献身国防之志，反而军纪涣散，吃喝嫖赌司空见惯。



第二是军队极度腐败。军队的腐败被以军事机密为由掩盖著，但其真实情况比地方更严重。先看看军中寻欢作乐场所，它可分三个等级：特级的，有北京玉泉山总参干休俱乐部，天津团泊洼水库天津警备区招待所，武汉东湖湖北省军区度假村，太湖华庄南京军区修养院，成都狮子山成都军区空军俱乐部等8个；高级的有30多所，各省军区所在地；次高级的有50多个，多在沿海地区和各省风景区。不同等级的人享受不同的档次。这些俱乐部、招待所、度假村内部设施都十分讲究豪华，中西餐厅、酒吧、音乐室、按摩室、休闲室、竞技室、舞厅、游泳池等等都有。仅玉泉山总参干休俱乐部，每月支出近700万。高级军官可以通过其职权获取大量钱财，南海舰队走私汽车就是公开的例子，低级军官也上行下效，通过招兵、入党、请功、转志愿兵等等收礼收钱。我曾亲自访问过一个空军运输连，连长每批一汽车兵开车外出要收30元。原来这些兵将汽车装满油，外出卖掉，回来当然要向连长上贡。



第三是军队人才流失严重。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想办法尽快离开军队，找关系走、装病走，被处分走，偷逃走都有。因为军官转业后很难找到工作，年龄越大越困难。所以都希望趁年轻时早点离开部队。部队中级军官每月才1300元左右，有的驻扎在山沟，连找老婆都困难，两地分居众多。每逢转业时间，有能力的军官拼命要求尽早转业到地方，有的甚至不辞而别。



第四是军队极不公平。有钱士兵在部队是大爷，可以不出操、不干活，排长、连长都宠著，无非是要打点秋风；在机关的入党升官快，在基层干死也是白干；在大城市的军官比在山村小镇的军官工资高出三倍；有后台、关系的军官才能升官，否则毫无希望。



第五是形式主义严重。假数量、假报告应付上级比比皆是。假训练既可省钱，又不出事故。一架苏27摔毁，上级指示少飞或不飞，平时怕摔，战时肯定摔得更惨。



军队的腐败足以让任何一支军队变得不堪一击，那怕其装备优于敌方。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水师实际吨位和装备上都不低与日本，定远、镇远是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军舰。但却疏于训练，指挥混乱，作战效能低下，军官军士“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舰队内部投亲攀权，结党营私，训练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谎报军情，临战先逃，最后集体投降。装备不低与敌方的北洋水师有如此下场，装备不如对方的中共军队在对外战争中必然一败涂地，因为现在的中共军队比清末的军队更腐败。



此外，共军半个多世纪以来，基本上没有实战经验，1979年的中越战争，尽管中共取得了表面胜利，但中共使用的是人海战术，用20万军队对付越军的2万军队，当时越军主力大都在柬埔寨，即便如此，中共的伤亡是越军的三倍多。



三、民主革命军所应对付的共军



中国民主革命军起义后要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什麽样的共军呢？我们仔细分析将发现共军有如下局限性：



1、 爱国主义激情派不上用场。由于共产主义信仰在全军的崩溃，中共只能用爱国主义精神鼓励军队，以维护其对军队的控制。但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目的正是要建立一个强大中国，推翻独裁的如满清一样外强中干的中共，中共军队再也没有对印、对越作战时爱国主义护身符。



2、 共军各种腐败将使其如同满清八旗绿营军那样不堪一击，几千人的太平天国便能迅速壮大发展。



3、 中共海军在民主革命战争中没有作用。



4、 中共核武器、生化武器不能用于国内民主革命战争，因为中共即使不顾及国际国内的舆论，也要考虑到自己也将成为核武器、生化武器的受害者。



5、 飞机、坦克在崇山峻岭中基本失去作用，坦克进不去，飞机下不来，军事战斗更多表现在常规武器的搏杀。



6、 民军首先对付的应是中共武警，但武警虽然数量庞大，但人员分散，装备简单，战斗力有限，集中困难。



综合上述，民军起义后，首先要对付的是中共武警，其次才是中共正规军，而共军腐败和武器的局限性给我们很大的回旋馀地。





第四节　中共腐败：革命的温床





一、武装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腐败



多少年来，中共的欺骗宣传总是不停地鼓吹革命起义的根本原因是贫穷饥饿，老百姓没有饭吃才铤而走险，造反革命。为此中共不断地篡改曆史，将曆史上的起义造反描绘成仅仅是饥饿贫困的产物。然而，革命造反的根本原因是当局的腐败，官逼民反，而贫穷饥饿只是助因之一。梁山泊108将没有一个是吃不饱而聚义梁山的，而都是被宋朝官吏逼上梁山的。太平天国早期五王和洪秀全都不是没有饭吃的穷人。相反，韦昌辉和石达开都是殷实富裕的绅士。金田村团营的上千教徒都不是饥饿之众，而是上帝会之信徒，坚信消灭清妖是上帝的旨意。无论是革命的领导者还是普通参与者，其动机主要是社会的不公平和官僚的逼迫，无奈希望通过革命形式改变利益分配的不公。1959年至1961年，中共的大跃进使至少3千万人饿死，但当时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共起义，相反，今天中国经济有所发展，但到处是反对中共暴政的革命，原因是中共的腐败已病入膏肓。这些腐败造成极端的社会不公正，最终迫使人民起来革命。



二、中共的腐败



我在第一章中已谈过中共各个方面的腐败现象。这里我想著重谈谈中共腐败的深度和广度，为什麽中共的腐败会激发革命，以及产生如此严重的腐败的根源。



1. 中共如今的腐败绝对不是个别人、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问题。绝大多数官员都有腐败现象，只是腐败的方式、程度和手段不同而已。我曾与一位县长谈起这个问题，他说他所在县股长级以上的官员几乎全部盖有小楼房。股长的工资每月500元左右，而一幢小楼则起码价值10万元。这只是公开的财产。一位当了一年派出所所长的警察，月薪不过2000元，就买了价值30万的小洋楼，而让人深思的是他说不贪点钱财在公安局呆不下去。仅中共中央纪委自己的统计，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5年期间，85万共党官员因腐败受处分。中共官员失踪、潜逃、外逃达9440多人，携逃资金4530亿人民币。中共高干交出外国护照7500多本，至于多少中共官员已取得西方国家绿卡，则不得而知。他们淮备外国护照的原因有三：一是害怕被其他官员打击、被作为反腐样板处罚；二是害怕中国政局突变、难以出逃；三是害怕共产党垮台后被清算。



2. 我们已经清楚激发革命的真正原因是当局的腐败。今天中共官员腐败可分为对国家财产的掠夺、对个人财产侵占，以及对个人自由以至生命的迫害。尽管对国家财产的掠夺不是直接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从而激发反抗，但这种腐败却直接造成社会的不公，影响那些没有条件直接窃取国家财产的官员，他们便会利用自己其他的条件去谋取私利，这样任何一件政府官员的正常工作都可以成为牟取私利的条件，腐败因而扩至整个官僚系统。



3. 对民众财产的直接敲诈自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当反抗存在时，腐败官僚便会动用司法力量镇压，进而发展到制造冤狱以获取钱财。人民不仅没有财产保护权，自由乃至生命也难以保障。十人中也许八九个能够忍耐这种迫害，但其中总有勇者起来反抗。韦昌辉参与、领导太平军便是因为他不仅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甚至连自由和生命也受到清廷官吏的威胁。中国曆史上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几乎都是这样一种模式。



4. 当然，民众的反抗不一定是政治性，特别是教育水平不高的人，其最初的反抗性往往是原始的，“刑事犯罪”的。但这种反抗必然发展成政治对抗。在中共统治下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刑事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都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愤恨，表现出“报複社会”的行为，而越来越多的人正将报複的对象直接指向共党官僚。



5. 腐败激发的另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军警中被迫害者的反抗。因为他们手中有武器，他们的反抗总是最直接，也容易造成共产党的迅速垮台。



6. 中共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幻灭。既然中共自己用行动宣布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中共党员自然不可能再相信共产主义，那麽辛苦为官的目的就只能是获取实利，特别是中共不断进行虚假欺骗宣传，让绝大部分中共党员形成逆反心理，捞取个人利益成为真正的为官目的。国家利益和个人荣誉是政府官员的基本素质，特别是高级官员，例如美国副总统切尼，任职前的个人收入是每年数百万美元，而任副总统的年薪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但他有国家利益和个人荣誉，所以不会有贪污的思想基础，而中共官员却缺乏这一点。



其次是社会分配的极端不合理。尽管政府官员的收入总是比不上商人的收入，但在一个社会分配合理的国家，这种差距不会太大。但在中国，省长的月新只有几千元，比不上一个小商人一个月的收入。高级科学家、教授接受教育二十多年，其收入不如街上小贩。这种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的极端不相称必然造成腐败现象蔓延。



再次是中共不可能成功反腐败。世界各国制止官僚腐败的经验证明：反腐成功，一要有言论自由，让腐败现象暴光；二要有多党制，相互监督；三要有完善的法律；最后必须有独立廉洁的司法系统。以上条件，中共一条也不具备。今天中共的反腐早已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只有那些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才会被作为腐败分子踢出来。这种现象只能加剧更进一步的腐败。



三、腐败使中共无法面对革命



前面我们可知中共的腐败给我们制造了无数革命者；另一方面中共的腐败也使中共无法应对革命浪潮，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发展。



1. 报喜不报忧。



以刑事发案数来说，每年100多万起刑事案件只有全国实际发案数的十分之一左右。每年全国公安厅局长去北京开会时都带著三个不同发案数的统计，根据中央的口气上报不同的数字。更多地方的公安是“不破不立”，以保持所谓高“破案率”。一些杀人案都可隐而不报，因为这直接 牵涉当地官员的晋升。中共地方官员更是经常将一些政治性案件污称为“刑事案件”，以表现国家“政治稳定”的骗局。最近中共试图掩盖SARS病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武装起义要充分利用中共的这种腐败，蓄积力量，起义之初尽可能掩饰自己的实力和政治意图。清朝广西官员一再称太平天国是无害的不足为患的教徒，直到金田起义后，仍称其为一般土匪，目的是害怕朝廷撤职查办。中共的独裁政治也已经走进一死胡同，许多案子真相被隐瞒。



2. 相互推诿。



这又是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可以利用的地方。中共官员与同曆史上所有腐败官吏一样，总是相互推卸责任，甚至公开打出“当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旗号，目的仍是保住乌纱帽。无论是刑事或政治案子，只要不在自己地盘，一概不管，如同明末“三总督无人剿匪”一样。



3. 调度不灵。



专制独裁政权总是给人一种强大的假象。但曆史上强大的秦朝却被九百名持木杆石头的农民推垮；强大的清朝被武昌起义的几声枪响所淹没。为什麽？这是因为腐败的独裁政权恰恰是最无法灵活调动的。因为这种政权的发展在各级政权独自形成一块块独立王国，相互不关联。加之官僚腐败，信息反映迟钝，无人敢负责作出决策，力求明哲保身，无需勇与任事，而军事却往往是需要快速作出决断的。



4. 信仰不灵。



大部分参加中共只是为自身利益。面对生死存亡的决战，他们没有必要为这个他们不相信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冒生命危险，自然就会简单应付而已。





第五节　武装革命：世界政治运动的模式之一





不仅中国曆史有一半时期处于战争状况，世界其他地区也长期处于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状况。不仅如此，武装革命现在仍然是世界政治运动的一种主要方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爆发了许多大规模的内外战，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波斯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英阿战争、中印战争、中东战争、中越战争、柬埔寨内战、菲律宾内战、缅甸内战、索马里内战、车臣战争、伊拉克战争……几乎可以说，战争在人类一天都没有消失过。就连世界民主国家的领导者美国也不断卷入大小不同的战争。由此可见，战争仍然是解决冲突的一种常用方式，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我们真不知道那些说“战争已经过时了”的人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充斥全球的战争还给我们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游击战，运动战和不规则战是弱小集团对付强大对手的有效方法。弱小集团可利用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自然环境打败拥有先进武器的强大对手。游击战、运动战和不规则战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发挥巨大的作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便是极好的例子。





第四章　民主的三个阶段：革命、立法和宪政





第一节　革命阶段





一、革命时期的任务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只有一个：夺取政权。所有革命活动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任务而展开。



我们必须认识到推翻中共独裁政权并非意味著消灭中共6千万党员，同时也不是消除“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而已。我们的目的是政治上的多党选举和言论自由；经济上的私有制。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中国共产党也可以作为民主制度的一个政党；反之，无“中国共产党”之名而有中共专制之实的政党都是中国民主政治无法接受的。



二、革命时期的民主问题



革命时期的革命性质及曆史的经验决定：革命时期绝对不能实行自由选举制度。革命时期的任务是以军事力量推翻中共专制政权，而军事力量必须是高度集中，必须组成坚强、钢铁般的政党才能有效地完成革命的任务。革命时期自由选举尝试势必分化、削弱民主革命政党的力量。同样，自由区内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也必须适应战争时期的需要，要将一切力量集中在打击中共、夺取政权这一点上。



曆史的事实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教训：一个松散、软弱的政党是不可以与共党抗衡的。南韩被北韩轻易占领，南越败于北越共党，国民党败于共产党等等都是明显的例子。面对中共这个高度集权的独裁政党，我们必须更有力地集中力量对付之。



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既然革命时期的任务只有一个，夺取政权，而革命的性质和曆史上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集中一切力量打击中共，我们便必须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一个政党就是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具体名称可以仔细确定）；一个主义很明确：民主主义。一个领袖则是在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战争中产生的，而不是也不可能从其他途径制造出来的。一个领袖的原则并不排除一批有民主素质和革命经验的团体作用，而是避免多头领导造成革命不必要的挫折。



事实上，革命实践必然会演变出这样一个领袖。如果革命者事先意识到这种必然的发展，可以使民主革命少走弯路。革命者应该培养这种意识。





第二节　立法阶段





一、立法阶段的必要性



夺取政权后并不能马上施行民主制度。这是因为中国民主政党必须要有一段过渡时期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防止专政独裁複辟。需要一段时间制定国家法律、恢複社会秩序，建立经济体系，筹备民主选取等等。急于展开民主进程必然带来社会混乱。



二、立法阶段的任务



1、 制定宪法和其他法律，建立司法体系



2、 培养司法人员



3、 建立私有制经济体系



4、 实现军队国家化



5、 建立教育体系



6、 筹备选举



三、独裁複辟问题



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止革命后的领袖人物建立新的独裁政治。中国民主政党既要有条不紊地实现民主政治，又要防止社会的混乱。如何防止新的独裁的出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党的领袖中明确规定中共民主革命的革命、立法、宪政三个阶段。实现宪政民主是党的最高目标。



2、 革命胜利后，立即制定宪政民主的时间表。



3、 宪法规定总统任期有限制（如两届）



4、 过渡时期逐步开展言论自由，形成社会压力向宪政过渡。



5、 组党自由。





第三节　宪政阶段





宪政阶段，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必须从思想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国多党政治体制中的一员，能否继续执政必须依赖人民的选票。尽管民主选举制度仍然有一定的缺陷，但她却是人类现阶段能找到的最佳政治体制，这是我们所有奋斗的基本点，必须牢牢把握。





第四节　国民党的经验和教训





一、孙中山之路



国父孙中山既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中国民主主义运动之父。他的一生一直追求中国的民主和富强。他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不仅国民党称之为国父，共产党也不得不尊之为导师、革命先行家。国父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在于既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合理社会政体，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文明，灿烂的文化；既倡导并捍卫民主主义，也强调民族国家主义的重要性，并将之融于“三民主义”中。



然而，国父孙中山的教训为我们今天争取中国民主事业提供了极好的借鉴。首先是他对苏共支持国民革命的真实面目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正是国父的“联俄、联共”的政策使苏俄在中国站稳脚跟，利用国民党的力量左右中国政局，以维护俄国国家利益。同时这一政策不仅导致国民党的四分五裂，而且使中共得以壮大，使共产主义幽灵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蔓延。中共从1927年建党到1925年全部党员只有不足1000人。到1927年4月，共党人数增加到58000人。这是他们寄生在国民党身上得以发展的结果。



国父孙中山的另一教训是始终没有组建一支以三民主义为思想武器的国民革命军队。国父鼓吹革命推翻满清数十年，组织了一些不成功的“暴动”，也利用帮会、土匪的武装力量，最后又依靠各种军阀势力，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直到去世前才认识到组建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中共也尝到没有军队的苦头，因而才有南昌起义）。



二、国民党的军政时期



蒋介石先生牢牢吸取国父几十年的教训，以一个军人特有敏感牢牢抓住军队，并将国民革命军建设、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进而以摧枯拉朽之势北伐，继而统一中国，将大大小小地方军阀扫荡殆尽，并在战乱中迅速发展民族经济，複兴中华文化，开创中国二、三十年代战乱中奇特的繁荣，并收回帝国主义在华殖民地，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尤其是蒋介石先生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不屈不挠，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曆史的伟人！



蒋介石先生不仅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竭力捍卫国家主权，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些丰功伟绩是那个造成中国至少6000万人民死亡的毛泽东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然而，国民党军政时期失去中国大陆却有一些沉痛的教训。这个教训首先是国民党没有深刻认识到军政时期的特点，没有有效利用全国所有资源，高度集中一切力量对付中共。尽管国民党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但整个军政时期却长期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三民主义以外各种思潮泛滥，三民主义多样诠释，甚至包含共产主义。而一个领袖的地位也没有连续形成，蒋介石先生数次下野，数次被挑战，而他本人却显得“专制无量，独裁无胆”。



其次，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不符合军政时期的要求。数千自由的报刊杂志言论混乱并被中共利用；各种组织貌似非共却被中共操纵；捕获的共党分子居然能公然被释放；私有制经济没有政府有效的监督；基层政权建设形同虚设，尤其是乡村政权……这些失误的根本是在不恰当的时机允许了民主政治的实践。而对中共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团体，这样的放松必然导致中共壮大。



三、国民党的训政时期



国民党不仅过早结束军政时期，而且过早结束训政时期。事实上，从北伐到1949年，中国一直没有停止过战争。在战争中开展民主选举，既不能做到完全按民主程序进行，从而满足民主政治的要求；又不能完全废除选举形式，控制言论自由。因而敌对集团则利用这种局面分化政府，而政府只能左右摇摆，内外得咎。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窃取大陆政权的。



撤离大陆后，国民党痛定思痛，不仅大规模改组国民党，真正实现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成功地坚守了中国最后一块自由民主的堡垒，并且全力发展社会经济，适时结束戡乱时期。尽管这个过渡时期有些过长，给台湾自己的民主政治带来一些痛苦，但鉴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特别是海峡对岸中共的虎视眈眈，这个过渡时期是必要的。这个功绩应归功于对共产党有深刻了解的蒋经国先生。



四、台湾的宪政时期



如今，台湾不仅是世界上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是成功实现民主政治的国家。尽管仍有一些问题，但台湾的多党选举制，言论自由已经是台湾政治结构的主流。这种成功地和平地实现政党选举完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开创中华民族曆史上第一次和平完成政权移交的典范，给中国大陆树立了一个样板。台湾之路，是中国大陆未来必经之路。国民党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我们坚信，国民党终能有一天重回大陆，将其宝贵经验用于大陆的民主进程，最后失败的一定是共产党！





第五章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思想理论





第一节　民主主义





一、民主政治的曆史



自古希腊雅典公民以抽签或公推方式产生政府官员以来，民主政治已有几千年曆史。然而这种民主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差太远。即使是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的改革运动，也剥夺了许多公民的选举权。直到1929年，经过公民的选举权才扩及所有成年男子和妇女。现代民主政治的代表美国也直到1920年才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确立妇女选举权。因而，西方曆史虽有民主政治的尝试，但现代民主政治则是近百年形成的。



中国曆史上并无民选官制的出现，但曆代帝王极其注重民意，并有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方式，《国语.恒公问篇》曰：“皇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複，而贤者进也。”



以后曆朝帝王均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民意畅达上听之制度。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无论多麽贫穷低下的民众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为官吏，参与国政。中国实施科举选才制时，欧洲尚处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直到今天，科举考试制度仍然是世界各国公平选才的合理途径。至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民为贵”，“扰民之扰，乐民之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类民本思想和平等观念则充满整个中国曆史。



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始于清末，以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为出发点，结合西方近代宪政民主，于1910年产生中国第一个国会——宪政院，共有议员130人。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称帝，君主宪政失败，而民主宪政全面实践。袁世凯恢複君主宪政失败后，尽管中国经曆北洋军阀混战，但总统和国会仍然由选举形式产生，民众享有一定言论自由，尤其是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给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以很大的限制。



尽管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外部侵略和内部叛乱，国民政府仍然给予民众许多自由，仍实行一定民主政治。数千份报刊、杂志可以批评时政，表达民众之声；结社、游行、示威、迁徒基本不受太多限制；宗教自由则完全为民众享有。



中共夺取政权后，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理论基础，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完全彻底地剥夺民众的民主自由。而这些自由即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国民政府内扰外患时期都是部分存在的。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实践被终止，中共建立比曆代王朝更庞大的独裁政治。



1978年底，中国现代民主政治萌芽，被中共禁锢了三十年的民主自由思想在青年一代中複苏。民主牆运动在北京爆发，各地民间刊物纷纷诞生。但中共很快对民主自由追求者实行镇压。大批民运人士被捕。1983年，旅外中国知识分子发起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并创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1986年，中国掀起以学生为主的民主运动，直到1989年六四运动，中共再次以武力镇压。数百民运人士被迫流亡海外。1998年，中国民主党建立，中共仍然用重刑判处民运人士，大陆民主运动再次受挫。



二、民主的含义



尽管人类曆史几千年来，并没有给“民主”以确切的定义，“民主”的含义也多样解释，甚至曲解、滥用。但现代民主的含义仍然可以概括为政治平等，公民议政参政、多数议定、主权归民、照顾少数、基本人权等内容。



政治平等的基本要求是公民不分种族、国籍、性别、年龄、财富、教育程度、宗教享有同等的权力。公民议政参政权力则表现在公民有投票选举国家官员的权力，也有被选举的权力，并能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国家事物意见的权力。多数决定是国家事物的决定根据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由多数民众决定。主权归民则是确定国家的最后权力在于民众，全民公决决定国家根本大政。照顾少数是避免多数议决制对少数民众利益的损害，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少数者的权利。基本人权即未经司法程序，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不得被剥夺，废除肉刑和非人道惩罚政策。



三、宪法的保障



要确保民主政治，我们必须做到：



1、 以宪法形式确定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2、 宪法必须由公民公决通过、修正。



3、 一切违宪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都应视为无效。



4、 宪法的解释权和违宪司法审理权归属于最高法院。



四、清除伪民主政治



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民主”被曲解、滥用甚至假冒。工业革命以来，民权日益发展，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于是几乎所有的政权都冠以“民主”的称号，各种不同程度的专制政治、独裁政治也打起“民主”的旗号混淆视听。最为可笑的是共产党也采用他们一贯混淆概念、滥用名义的伎俩，居然声称他们的政权是民主的，如中共所谓“新民主主义”，北韩所谓“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越南“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等等。中共对待人权问题也是利用先接受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然后曲解人权的定义，为其违反人权行为而狡辩，说什麽生存权是基本人权，言下之义是为了发展，就无需顾及人权。我们必须清楚中共这一盗用、曲解、诡辩的策略，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





第二节　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曆史



自由主义起源于英国哲学家培根、霍布士和洛克的宗教宽容和学术自由，由穆勒的《自由论》所完善。传播于世界各地。



中国自由主义运动起源清末。邹容在《革命军》中明确指出“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于天赋之权利”，“不得侵入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严複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始祖，他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自由主义著作。其后，梁启超也竭力提倡思想言论自由，他在《新民说》中指出：“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



1912年2月3日，中国第一个自由政党——中华民国自由党在上海成立，许多政坛活跃人士参加。孙中山、黄兴后来被推选为正副主裁。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最初也是主张自由主义者。由于自由主义者多停留在革命口号之中，且有些走入无政府主义，有些关心社会改良，自由主义者后来分化瓦解了。尽管如此，自由运动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的宣传给国人极大的教育，其反抗专制的信念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扎根。



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反对中共的独裁专制始于1942年延安的“百花齐放”运动。1957年的“百家争鸣”再次展开自由主义旗号。但都被中共镇压。中共认为“自由”是“反中共”的西化代名词。



二、自由主义的含义



自由主义有别于无政府主义，其基本含义包括：



1、 凡不侵害国家或社会的行为应视为个人自由；



2、 容忍各种意见和行为，并视之为避免独裁和腐败的保障；



3、 个人创造和努力必须径自由得以保障，以利人类进步；



4、 批评时政是社会逐渐变革的保障；



5、 代议政治；



6、 结社、言论、劳动、贸易、财产自由；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民主自由的核心，即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剥夺、禁止人民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然而这样一个表述仍然是空洞的，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规范言论自由。



1、 政府可以规定言论自由表述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而不能规定其内容。对时间、地点和方式的规定必须坚持合理原则。



2、 政府只有对如下几种内容的言论加以禁止：



1) 淫秽作品



2) 引起立即的危险的煽动违法行为的演说



3) 引起立即的肢体冲突的语言



4) 诽谤语言



5) 儿童色情语言



然而，这样的规定仍然有被政府当局滥用职权间接阻止人民的言论自由。因而美国司法创立了一些更详细的保护措施。首先是涉及联邦宪法的案件由联邦最高法院九名最高法官投票决定，避免下层法官的错误审判。其次，建立合理、一般和严格三个审查标淮。凡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规定，采用合理原则审查，绝大部分政府的规定都可以通过，民众很难在这一点胜诉。但政府对言论自由内容的规定要用严格原则审查，绝大部分涉及言论内容的规定都被裁定违宪。



可笑的是中共也制定宪法，也称其为“国家根本大法”，但其内容相互矛盾，滑稽可笑。宪法毫无尊严。



四、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禁止任何法律支持，倾向某一宗教；禁止任何法律阻止人们信仰宗教。因此，政府不得参与任何宗教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表达宗教倾向，政教必须分离。如果宗教信徒违反世俗法律，只能对违反者按世俗法律审查，而不得涉及宗教教义。在美国，正是这种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者，大家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犹太原始教义信徒仍然保持他们中世纪的生活，拒绝一切现代化生活，包括一切现代教育方式。政府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哪怕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错误的。与言论自由一样，任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必须采用严格的审查原则，绝大部分都被裁定违宪。



中共也标榜“宗教信仰”自由，但可笑的是宪法又规定共产主义为“国教”。这样的宪法能让人民尊重吗？



五、集会、出版、结社、选举、迁徒自由



与言论自由一样，这些都是民主主义的重要内容。以美国为例，即使在冷战时期，共产党在美国仍是合法的。至于其他政党，都可在结社自由下存在。人民迁徒自由受到宪法的绝对保护。反观中共，毫无自由结社的权力。中共更将人民分为城市、乡村两种户口，禁止农民迁徒，既违反迁徒自由，也将人分为不同等级。





第三节　三权分离





一、权力的划分



现代西方民主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类。这种分权方式在人类政体上有著漫长的曆史，雅典时期便创立了三权分离的典范。权力分离制度并非西方文明的专利，中国曆史上长期实行国家权力划分并相互制约的原则。御史有权批评弹核朝廷官员，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大理院负责行使国家司法权力；宰相为国家行政长官；皇帝是国家权力的集合者。尽管这种权力分离制度不尽完善，且皇权过于膨胀，但它却有一定程度上制约滥权现象。中国曆史上有不少皇帝不得不接受言官的进谏而约束自己的言行；大小官员更时刻担心御史的弹核奏章；而大理院也常常能够独立行使司法权力，敢于用法律惩治一切违法皇亲国戚。以清朝为例，一个行省的官员由巡抚、布政使、臬司、藩司、学政担任(后来因战争而加上总督一职)。布政使管民政，臬司管司法、藩司管钱粮，学政管教育，而巡抚总承一切，但臬司常常有独立司法的权力，即使巡抚、总督不喜欢臬司，他也无权撤其职，往往事后想方设法将其调走。学政往往是德高望重、门生遍布的学者，巡抚更对其尊敬有加。这种分权制衡体制客观上阻止了许多滥权渎职现象。



国父孙中山正是吸收了中西方曆史上权力分离制度的优点，创立了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五权分离的政治体制，并在台湾有效地实施。他其所以将监察和考试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是结合中国曆史上有效的督察制度和极其重视教育的传统。当然，这种划分带来五权之间的许多协调问题。



中共总是将中国曆史批判得一无是处，目的是掩饰自己的独裁暴政。事实上，中共的独裁专制是中国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相比的。中共消灭了私有制，利用国家一切资源实行专制，农民连种菜、卖菜的权力都被剥夺，而中国曆史上即是最残暴的皇朝都没有剥夺百姓的私有财产；中共将农民划分为下等公民，禁止他们离开土地，而中国曆史上农民都一直享有流动的自由；中共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要麽选择为共产党歌功颂德，要麽选择进监狱或被处死，而中国曆史上不满朝廷的士大夫可以隐居、著书立说，因而给我们保留了大量丰富灿烂的文化；中共可以在10天内完成“审判制”和枪毙罪犯的司法程序，而中国曆史上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要经过複杂的审核程序，往往是秋后处决。仅仅1983年“严打”，中共通过司法程序处决的罪犯超过乾隆皇帝60年执政内处死罪犯的总和！



中共完全没有权力的分离，相互监督的体制，党权高于一切，而中国曆代皇朝都有御史、大理院的分权制衡体制；毛泽东的暴行是中国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无法相比的。秦始皇处决了460个儒生，烧了几千册竹简，被咒骂了几千年，而毛泽东处决了数百万知识份子，焚烧了无数曆史经典；毛泽东执政时期饿死至少三千万百姓而毫无悔意，而曆史上饿死千百人则为朝廷头等大事了，皇帝沐浴进香、素食节欲，祷告上苍怜爱天下黎民，颁罪已诏忏悔自己的失政；中共毁寺庙，强迫回民食猪肉，迫使基督教为“三自爱国基督教“，而中国曆朝都允许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共招纳大批投机钻营、谋私舞弊、道德败坏之徒为政府官员，而中国曆史上长期以考试为选择官吏的唯一途径，许多高官都是饱学多识、道德高尚之人；中共用坦克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造成数千人死亡的血案，而中国曆代朝廷无不重视士大夫的进言，甚至千方百计鼓励学者上书进言，进议国政……中共的残暴必将永远钉入曆史耻辱册，他们一定将被人民审判！



中共的党权无处不在，凌驾一切。人民代表大会是“橡皮图章”；政治协商会议只是“政治花瓶”，所谓各民主党派从来都是被中共操纵，许多人就是中共秘密党员；司法更无独立，甚至一段时间没有司法机关，人民参政从来都是谎言。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今天中共全国上下官吏普遍腐败的根源正是中共长期一党独裁专制的恶果。



二、立法权



人民参与国政不能徒于形式，但又不可能人人为官，于是议员便是人民政治的代言人，国会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中心。确保人民通过国会行使权力便必须做到：



1、 会议员必须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



2、 国会议员要任期制，选举定期制



3、 一切立法权都属于国会



4、 国会拥有弹核总统的权力。



当然，国会的权力必须通过更详细的法律加以确定。



三、行政权



国家行政权力是指除立法和司法以外国家日常运作的一切权利。它包括国内财产经济对外贸易、教育、外交关系、国家防卫、督察、社会治安等等。



四、司法权



司法权是指涉及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裁决权，司法权属于法院。



五、三权的关系



三权分离政治体系形成的关键不在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划分，而在于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既可互相分离、互相制约，又要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权力也有不可绝对独立的特性。如何掌握国家权力分离又统一的平衡，而不致使国家产生权力混乱，则是民主社会生存的根本点。



首先国家要有一个整体权力的象征性或实质性的代表。目前世界民主国家基本上采取君主立宪制和总统立宪制两种形式。国王和总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英国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的代表。英王和天皇没有实际权力，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法国和美国都是总统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实质性代表。法国吸取二战中民主制度脆弱的缺陷，扩大了总统的权力；美国总统既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也是行政首脑。这种代表主要从心理、文化角度维护国家权力的统一性，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性相当必要。



其次，三权分离制约要以相应法律建立平衡机制，总统由人民选举产生，总统可以任命大法官，总统可以决定国家外交、国防、经济大政；国会可以审议行政政策、批评施政措施、弹核总统、批淮国际条例，拥有宣战权和立法权；大法官任命要由国会通过，大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和国会的干扰……



这里的相互关系的核心是分权和制约。最后，战争时期的行政权必须相应扩大。因为这关系到民主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但一旦战争结束，必须坚决停止战争紧急法，恢複和平时期三权分离制度。





第四节　私有财产制度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目标之一是建立私有财产制，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私有财产制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拥有私有财产是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向。世界共产主义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剥夺人民私有财产不仅带来更恐怖的独裁专政，而且严重地阻碍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共今天实施半私有制而取得一些经济成效恰恰自己证明了公有制的荒谬和私有制的优越。



实施私有财产制度并不排除国家经济所有制的存在。事实上，民主国家在尖端科技、国防、教育、交通等领域仍然保留国家所有制。但国家的经济主体结构是私有制。



解决私有财产存在的贫富差别不是消灭私有制经济制度，建立公有制，而是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权。





第五节　国家主义





一、国家主义的含义



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国家主义是近代的产物。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国家主义有著悠久的曆史。国家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一定区域的人民以国家形式处理对外关系并得以生存，人民的力量集中于国家，以有利于对外的竞争，甚至适当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服从国家间竞争的需要。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的发展便以国家形式出现。一个国家衰败了，另一个国家站起来，接过人类文明的火炬继续前进。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独裁专政国家，还是民主自由国家，国家利益是崇高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标榜世界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为国家利益大打出手；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之间也时常发生冲突；老牌民主国家英国为其利益，不惜为了一个福克兰岛与阿根廷开战；美国为其国家利益不惜与独裁者斯大林合作划分世界势力范围。西方世界不断谴责中共的暴行，但为了其国家利益却不得不与中共往来，他们的国家利益仍然是一切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尽管国际联盟、联合国、欧共体的产生证明人类终将有一天会建立世界国家，但这一天的到来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人类在很长一个阶段必须以国家形式相互竞争和合作。



然而，不幸的是国家主义被曆史上的独裁者所滥用了。许多暴君打著国家主义的招牌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尤其是纳粹党，更是以国家主义的名义束缚人民，唆使、胁迫人民去侵略别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全面消失后，更是用“爱国主义”旗号蛊惑人心，以求继续实施其独裁专政。因而，正确认识国家主义，把握国家主义的确切界限是中国民主革命政党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



二、民主主义与国家主义



我们从西方许多民主国家坚持国家利益中看到，民主主义与国家主义并不矛盾。但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却经常有一种将两者对立的错误思想。其论点便是既然我们追求民主主义，就应该让台湾、西藏、新疆、内蒙、港澳独立，否则便是自相矛盾，而坚持国家主义者认为与其让上述地区独立，不如不去追求民主主义。



中国民主政党必须首先坚持民主主义这一基本原则。既然我们追求民主主义，我们便没有任何权利阻止人民表达不同的政见。我们不能设定言论自由的内容，因为这是我们奋斗的主要目标。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前面所述的国家主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因而，上述地区的独立问题便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的动机是否是害怕中共暴政？是否是争取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2、独立是否符合本地区人民的最大利益？



3、独立是否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4、什麽人可以决定独立？



5、曆史的基本事实是否有利于独立？



6、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关于国家主权取得的规定是什麽？



三、国际法的原则



现代国际法确立取得国家领土主权的方式主要有：继承、购买、割让、占领和征服。在近500年曆史中，世界各国领土主权超过五分之三是通过占领、割让、购买和征服取得，这包括整个南北美洲、大洋洲、西伯利亚和部分非洲。即使是古老的欧亚洲，其国家领土主权也是不断地通过战争变更而形成的，我们无法想象印第安人能收回其北美洲的主权，让各国移民回到欧洲、亚洲或非洲；美国也不可能将用300万美元购买的阿拉斯加还给俄国，即使俄国用一万倍于当初价格购买；美国用武力迫使墨西哥割让的新墨西哥州不可能再还给墨西哥；俄国人不可能放弃侵占的西伯利亚，退回欧洲，哪怕是二战后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也不会还给日本；老牌民主国家英国不会放弃福克兰群岛，甚至不惜与阿根廷大打一仗。



一部几百年世界近代史几乎就是一本国家领土争夺史。尽管现代国际社会越来越不能接受通过征服取得国家领土主权。但成功地征服、有效地占领仍然是取得国家领土主权的方式之一，尤其通过征服已经取得领土主权的国家肯定拥有合法权力行使其国家管理权。



中华民族主要不是通过武力征服、侵占而发展成一个世界大国的。在几千年漫长的中国曆史上，中国更多地是受到外来民族的武力征服。在这种对抗中，外来民族慢慢接纳先进的中国文明，最终成为中国的一份子，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中从黄河流域慢慢地发展成今天一个大国的主要模式。



在西方诸国扩张到全世界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参与这场瓜分世界领土的狂潮之中，尽管满清朝廷的领土比明朝大了近两倍，但清朝增添的土地与中国有著长久的曆史，中国不仅曾经征服过这些领域，而且有过很长时间的有效统治，其曆史远远超过西欧人对美洲的侵占和征服。



既然国家主义和近代世界曆史都表明占领和征服是国家领土主权取得的重要形式之一，那麽今天台湾、西藏、新疆、内蒙的独立问题便成为是否中国对上述地区曾经有效地占领或者正在有效地占领，而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拥有主权，上述地区的文化、人种的现状更证明中国主权是无以动摇的。



四、民主革命政党的原则



革命时期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理论是集合、团结一切力量推翻中共、夺取政权。民主主义的核心让我们必须允许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一切反对中共、争取自由的运动都是我们的自然盟友。同时，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并不矛盾。美国正是维护国家利益并实行民主主义的样板，将民主主义于国家利益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六节　儒家思想





一、中华文明面临的冲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式持续保存并发展的文明。



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不断向四周发展，以及今天惠及韩国、日本、东南亚。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不断经曆外来势力的挑战，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军事上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中国要麽以武力抵抗侵略，消灭敌方；要麽以文化思想融合这些民族，让他们不得不接受先进的中华文明，无数非汉族民族接纳中华文明完成汉化进程，以至今天我们很难找出谁是真正的“炎黄子孙”。这种同化力正是世界其他文明欠缺而致中断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曆史上以单纯文化方式对中华文明冲击有两次。一次是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另一次是隋唐时期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中华文明对佛、伊两种文化经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从拒绝到认识、理解，最后将他们纳入中华文明体系，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佛教不同于其发源地印度的教义，佛教的思维方法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中国的伊斯兰教也大大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带来的文化、艺术、绘画、舞蹈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但在中国，伊斯兰教却没有像许多阿拉伯国家那样成为国教，教权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



十九世纪时，中华文明面临一次新的文明的冲击，这就是工业化的西方文明。与以往中国曆史面临的单纯军事或单纯文化的冲击不同，这次的西方文明不仅有船坚泡利的强大军事力量，而且有从基督教精神演变而来的西方文明。这种冲击是中国曆史上前所未有的。



面对这种文明的挑战，中国再次像曆代那样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有的仍然顽固坚持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欧洲只不过是又一个蛮夷狄戎而已，拒绝任何改革；有的认为欧洲文明只不过胜于淫技，中国只应“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的则认为中华文明是本质上落后的，不可改变的文明，儒家思想是现代文明的桎梏，应“打倒孔家店”，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随著帝国列强瓜分中国活动的愈演愈烈，特别是日本的掘起和对中国的侵略，加之满清的倒台，保守派完全失势，几乎所有社会精英呼吁变革。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和发展，正是完全否定中华文明，全盘接受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共夺取政权后更彻底否认中华文明，但接受的西方思想——共产主义却并非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流。滑稽的是中共为了抵制西方主流文明——民主政治而一再反对“西化”，而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教条正是西方地道的完全的西方文明的怪物。



然而，正当全世界面临西方文明冲击而茫然无措之时，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日本却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化西方文明的转变，并迅速成为世界上唯一非西方文明的强国。日本成功的事实证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并非有不可协调的矛盾。接著，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再次证明儒家思想有著积极的现代意义。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实践又一次证明中华文明的容纳性，并向我们揭示出思考东西文明的正确方向，新儒家思想于是诞生了！



二、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



孔子以前，中国哲学思想百家争鸣，源于多头。孔子之后，中国哲学思想形成主流，这个主流便是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曆史文化的演进风云激荡，外来文明和内在演变交相冲击。但先秦诸子、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都围绕这个主流而发展。尽管儒家思想体系宏大，但按传统方法，儒学可分化内圣之学和外王之学。



所谓“内圣之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即通过自身自觉的认知完成圣德的人格，而生活的基本原则是“仁”，通过“上学上达”，“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途径达到天人一贯。化小我为大我，以与国家、民族、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在西方，这种成圣的德化是通过宗教来实现的。而在中国，儒学却完成了这一人类必不可少的精神生活途径。这种带有现实性的精神生活途径，使宗教的诞生失去了许多根基，因而我们看到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影响世界的宗教。内圣之说所开创的生活原理和生命途径是一个普遍的永恒真理，这个真理能展示的世界仍然是人类所向往的。因而，儒家的内圣之学不仅不是落后的，而且是需要发扬光大的，它的现实性特点弥补了其他宗教文明的盲目狂热的缺陷，因而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世纪基督教的狂热带来的黑暗和今天伊斯兰教的疯狂产生的恐怖。



“外王之学”即是仁政王道，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但儒家的政治学说“有治道而无政道”，它只是被动地依赖圣君贤相给国家带来“仁政”，因而只是“治道”，而没有形成法制化的“政道”。几乎无限制的皇权使仁政经常变得毫无保障。而实现仁政的政道必须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完成。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也是近代的产物，因而不能苛求儒学的“外王之学”。而中国几千年的民本思想为何未能发展成民主思想，则是中国哲学思想家的课题。



外王之学的另一缺陷是利民厚生之学未能发展成现代化的科学。尽管中国古代科技有不少的创举，但未能发展成现代化的科学。因而，儒家思想过重强调德性之学而忽略知性之学，便是科学落后的根源，这种落后则自然不能“利用、厚生”。



三、儒学现代化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便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打倒孔家店”是对儒学认识的过激反叛，事实上，儒学不仅不与民主政治冲突，而且数千年来一直强调“民为邦本”，“民为贵，重民生”以抵制皇权政治，民主政体正是儒家“梦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政体。



清末以来，中国的变革证明中华文明不仅与现代科学不相冲突，而且能掌握科学，甚至在激剧的社会动荡和高压独裁专制中创造科学。而受儒家文明熏陶的海外华人的科学成就更是傲人无比。



然而，民主政治的实践和形成仍然举步维坚。中共一方面批判中国文明，用他们的逻辑曲解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高喊阻止全盘西化，使中共既失去中国文化道统的合理性，又无现代民主思想的根基，从而使其理论思想混乱不堪，矛盾重重，进退无据。



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的实践不仅证明儒家思想内圣之说的真理，而且发展完善了外王之学的民主和科学。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更宏大的目标是完成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之路，发展并建立儒家思想的外王之学——民主政治制度。





第七节　三民主义





一、三民主义的内容



1905年12月，香港的《中国日报》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1906年12月，首次提出五权宪法。以后，国父孙中山通过演讲形式不断系统阐述三民主义，直到去世时才讲完。1924年12月，第一部根据演讲记录整理的《三民主义》一书出版。概而述之，民族主义是指坚持民族独立；民权主义是指政权归所有民众；民生主义是指发展国民经济（吃饭穿衣问题）。



尽管国民党致力强调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却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三民主义”为党的宗旨，“民族主义”有两个含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前者的目的“在使中国独立于世界”，“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后者“承认中国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民权主义”则指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之。”“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複行直接民权，既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兼有创制，複决，罢官诸权也。” 亦即国父孙中山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权主义思想。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国民党一大还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国父去世后，三民主义的诠释立即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国父处于政治策略的考虑，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因而对苏俄的革命有一些认同的讲话，甚至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矛盾。这一方面是出于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苏俄欺骗性政策的产物。但国父在国民党一大后曾作了16次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明确指出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错误。“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 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亦即马克思只看到一些社会问题，但根治的方法是错误的。



其后，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最早认清中共是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中国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思想根本否定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中将三民主义儒家化，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二千多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複活。”



汪精卫、陈公博在《三民主义的理解》中认为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自决”；民权主义则是“实行革命的民权，防止资产阶级操纵政权，扫除土豪劣绅及一切封建势力”，但不提“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否认中国有土地过于集中的问题。



胡汉民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不同于戴季陶，认为如果孙中山只是继承尧舜，複活中华文化，那孙中山便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而是一个普通的伦理道德家、学问家。胡认为三民主义“永远足够应付世界上各民众的需要”，“就是将来世界上任何真正革命的事实，三民主义一定无不为其主宰。”



蒋介石将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四维、八德、五伦联系起来，民族主义在于複兴中华民族道德文化；而民生主义在于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阶级的利益；民权主义则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而丝毫不存偏颇之弊。三民主义不偏向任何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是“完满无缺的革命救国之最高指导原则。”



中共对三民主义从来就有自己的解释，他们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三大政策，而之后的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指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是指维护工人、农民阶级的权利；而“民生主义”则是消灭剥削阶级。这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符合。



随著蒋介石在中国政治领袖地位的建立，他对三民主义的解释逐渐确立，并在台湾实施三民主义，完成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的民主革命，最后建立了五权宪法的民主政体。



二、三民主义与儒学



国父孙中山曾经概括说：“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释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他认为实现民族主义就必须恢複中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包括“固有的道德”和“固有的智能”，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便是儒家的忠孝仁爱、仁义、和平的传统伦理道德。“固有的智能”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而民权主义则是继承儒家民本思想的精华，如孔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生主义则是儒家“大同”思想之发展，其终极境界就是“人人皆为生产分子，则必丰衣足食，家给人足”。因而，国父认为其民生主义包括了共产主义、集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诸多诉求。



由此可以看出国父的三民主义与儒学密切相联，继承且发扬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并试图将中华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创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三、三民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



国父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高度概括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的思想不仅使国民党完成了国民革命民族主权独立、发展民生经济的主要问题，而且为今天的台湾实现民主政治的民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中国曆史上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实现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正是由于三民主义的高度概括性和容纳性，以及国父孙中山崇高的个人威望，中共至今不可能完全否认三民主义。



然而，三民主义从诞生到今天已有百年的曆史。随著时代的演迁和发展，我们今天的民主革命必然面临一些与当时时局不同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民族主义问题基本完成。国民革命的胜利，特别是蒋介石领导国民奋战八年，打败日本，不仅收回了各帝国主义的租界、废除其特权，而且建立了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使之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殖民主义问题已经不複存在。另外，中国境内各民族当前的问题不是争取民族平等的问题，而是各民族（包括汉族）争取民主权利的问题。因而民族主义这个当时中国首要问题已经随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消失和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现状而不複存在。



其次，国父创立五权宪法的出发点是考虑中国曆史长期存在的监察制度和尊重教育的优良传统，以有别于西方三权分离制度。但从权利本质来划分，监察和教育仍属于行政权范围，事实上，国民政权几十年的实践也证明这样区划并没有使这两种权利真正独立于行政权之外，而且会带来法理的迷惑。因而，中国民主革命政体便可吸取这一教训。



再次，我们必须阐明民生主义的部分或完全实现并不能损害和削弱民权主义的追求，亦即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代替民主政治的进程。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揭露中共为发展经济而阻止民主政治演进的借口。尽管发展国民经济是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但追求民主政治是我们的重点。以发展经济与追求民主政治相提并论，或者前者凌驾于后者，或者将两者对立，则正好为中共继续实施独裁专政提供借口。故而，我们必须肯定实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只有实现民权主义，中国才能更有效、更公正地发展民主经济。



再次，不知是国父处于策略考虑还是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认识不足，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国父对民生主义的解释非常模糊。他说：“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竟是什麽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 正是这种解释，加之其后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导致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给中国共产党打著孙中山三民民主的旗号提供依据，至今他们仍然依照他们的解释来纪念三民主义。然而今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正是共产主义给中国大陆带来多麽沉重的创伤！我们的中国民主革命不应该也无必要重新陷入正确理解三民主义的争论中。



最后我们必须了解複古思想在中国曆史上政治意义和实际结果。自孔子提倡複周礼、推崇唐虞三代以来，每逢政治动荡之时，複古思想便油然而生，一则代表人民怀念过去美好时代而要求改变现实的心情；一则因为变革需要从曆史中找到理论依据。然而实际政治演变都没有一个是完全重複过去曆史的。北周、后汉、后唐都希望恢複周、汉、唐的雄风，但都失败。反清複明倡导并实施几百年，最后清朝灭亡，但明朝未複，而是民国诞生。同时，中国国民党似乎逐渐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兴趣，而民进党更只关心台湾事务。蒋介石、蒋经国心中的中国观念，立志複兴中华民族的理念正在消失，而三民主义则是国民党的唯一指导思想，因此，国民党是高举三民主义思想的理想政党。





第六章　政党、宣传和组织





第一节　政党





一、政党的重要性



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独裁国家，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 不同的是民主国家实行自由选举的多党政治体制，而专制独裁国家则是一党独裁。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皇权贵族政治彻底衰败，普通民众参与政治已成为世界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参与政治的方式则是以组建政党的形式表现出来。现在世界上除极少数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存在实质的君主政体以外，所有其他国家都以政党为国家政治的主体。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对国家政局乃至世界局势产生极大的影响。即使是实行实质性君主制的少数国家中，政党政治也逐渐成为其发展方向。



政党政治其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政党的理念涉及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方面，并以此作为维系政党的基础。因而，无政党理念的军事组织便是一个单纯的军阀集团；无政党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便成为一个普通的犯罪集团, 他们都不能完成某一政治目标。因此，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必须以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形式完成。建立中国民主革命政党是必须的。



二、党的绝对领导



坚持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绝对统一领导是能否推翻中共独裁暴政的关键，这一点在第四章中已经讨论过。



三、党的成分



总体而言，中国民主革命政党是代表除中共官僚阶层以外所有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这种利益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有选举、被选举自由；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人权保障；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公平的社会竞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而，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组成便是除中共以外所有的阶层、阶级。即便是中共党员，也可允许其抛弃共产主义思想而成为民主革命政党的一员。



四、党初期发展的对象



尽管党的组成包括所有阶层、阶级，但鉴于革命初期的性质，党应注重发展以下几类成员：



1、 青年知识分子



尽管青年知识分子占中国人口的少数，但中国近代史仍然主要还是青年知识分子驱动的。这是因为青年知识分子有关心国事的的理想，有一定的知识和相应的勇气。这类人包括大、中、小学教师、乡村教师。



2、 农民



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社会阶级，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在中国，任何忽略农民的政治活动必然彻底失败。中国民主革命更应该以农民作为民军的主体，这一点将在后面论述。



3、 退伍军人



首先，中国每年有50万左右退伍转业军人，他们有军事活动的基础，是民军的重要来源。其次军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失落感最强的阶层，他们的地位无法与八十年代前相比。军队入党、提干腐败严重，转业退伍后，又无一技之长，工作生活无著落。因而，退伍转业军人是一个潜在的反共团体。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应大力争取这一阶层的加入。



4、 民工



中国有一亿左右的民工进城工作，他们在城市遭受各种苦难，受歧视、遭排斥，被公安、司法陷害；遭他人盘剥。他们爆发反抗的潜力是巨大的。



5、 刑满释放人员



中国每年有一百多万刑满释放人员。他们之中有许多是遭中共各层官僚诬陷入狱的，每个人都尝尽了中共监狱的残酷迫害，无不对中共痛恨入骨。另外，由于经曆中共牢狱之苦，他们都有相当的社会活动经验，因而是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发展的很好对象。



6、 教友



中国各种宗教信仰者有二亿多，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对中共的憎恨和失望而选择参加宗教的。有的甚至是以宗教为掩护从事反共活动。如能引导这部分人参与民主革命，必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力量源泉。



7、 下岗工人



数千万下岗工人都被中共从“国家主人“的位子上一脚踢开，自谋生计，而且这支失业大军正在不断增加。



8、 失业学生



每年有30万大学生毕业难以找到工作，革命之路必将成为他们的选择。





第二节　宣传的重要性





现代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极其重视宣传的作用。无论是独裁专制政党，还是民主国家政党，无不将宣传作用为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和纳粹党更是将宣传的功能发挥到了极限。他们控制了国家一切传播媒体，永远只发出有利于自己的声音。共产党更是利用消灭了私有制这一特点，让普通团体和个人经济上无能力发出不同声音。中国共产党赤裸裸地宣称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



中国曆史上各皇朝和造反者也都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无论是皇朝平息造反，还是造反者推翻皇朝，双方都要向全国颁布檄文，竭力获取道义上的优势。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流传一千多年，在当时如同一枚重磅炸弹，连武则天本人也倍感其震撼力量。曾国蕃的讨伐太平军檄文不知笼络了多少文人儒士的心，使他们倒向清朝，而不是太平天国。同样，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都是流芳世界的宣传杰作。



为什麽宣传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现代宣传学起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既然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人类本身仍然存留许多动物的本能，其中之一便是人类可以通过不断重複的训导而本能地接受和相信某一事物，即使这些都是荒谬的。共产党和纳粹正是利用人类这一特点，不断重複地宣传某些荒谬的思想，同时控制和打击不同的声音，从而达到其独裁专政的目的。



宣传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唤醒更多的民众起来反抗中共。推翻中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民主革命政党只是这场伟大事业的启蒙者、领导者，必须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参与这场革命。实现这一点，必须要利用宣传的功能。



宣传的另一个重要性是让所有参与民主革命事业的成员从精神上武装起来，为中国民主自由这一伟大信仰而战，只有这样的政党和军队才能克服初期的各种困难。维系一个政党和军队有许多方法，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宣传。



宣传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尽管中共经常一意孤行，继续其独裁暴政，但现在全球愈来愈一体化，现代化的媒体将全世界连为一体，中共不得不考虑其在国际中的压力。通过宣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便是中国民主政党的一大优势。



宣传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分化、瓦解中共的作用上。中共绝大多数党员并不是因为相信共产主义而加入中共，而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加入中共。他们的信仰是空虚的，因而表现在拼命谋取钱财、追求各种享受上。另外，中共严格控制舆论宣传掩盖其许多罪恶，绝大多数中共党员并不知情，民主政党的宣传既要揭露中共的罪恶，又要建立民主自由的信念。这样必将分化、瓦解许多中共党员，使之倒向民主革命阵营。





第三节　宣传的形式





一、电视台



因为电视有图、文、声并有的功能，它是宣传的最好形式。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在控制的自由区内，应立即建立自己的电视台，如没有条件，应将自己的活动录象，送到全世界各电视台，让全球人民知悉我们的武装革命。



二、电台



建立电台的技术要求并不算太高，且电台有聆听方便的有利条件。



三、报刊杂志



报刊杂志的特点是便于保留，能随时阅读，并仔细研究其文章。民主革命政党可以利用报刊杂志详细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能指导政党的活动。



四、网络



网络是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它有传播迅速，储存方便、容量较大的特点。尽管网络在中国乡镇还不普及，但在城市广泛使用，民主革命政党要建立自己的网站，并与中共的网络封锁和侦察展开斗争。



五、书籍



六、演讲团



民主革命政党在自由区应建立公开的演讲团；在共党独裁区应举办小型秘密的演讲会，条件允许时公开演讲。面对面的演讲能起到其他媒介不可替代的作用。



七、演唱会



民主革命政党应利用演唱会灯光音响的强烈感染气氛和流行歌曲的通俗化，将自己民主的思想熔入其中。



八、歌曲



歌曲是宣传的一大武器。所有世界名曲、中国各地通俗民曲、流行曲都可以利用，填入新词。不仅让自由区的男女老少都会唱，在中共独裁区也要唱。这种宣传与精彩的文章一样能起到极好的效果。对某些人来说，他的影响超过其他宣传手段。一个人可能看不懂杂志、报刊，但他能唱出民主革命歌曲。中共几乎将全国各地的地方曲填上宣传词，许多人不自觉地唱起这些歌曲，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



九、标语、传单



标语和传单与广告的效应一样，将民主自由思想简单、深刻地印在民众的内心。一句话、一个图案、一面党徽、一颗军徽都是从不同形式表达民主自由这个主题。



十、公审会



公审中共罪大恶极的贪官不仅是惩戒中共的要求，也是唤醒长期遭受中共淫威民众的反抗意志的要求。



十一、游行集会



游行机会的最大特点是鼓舞民众的士气。一个人往往能从群体集会中获得单独行动无法产生的力量感，并且相互传染激情。



十二、文学艺术



推翻中共的革命时期，所有的文学艺术都应为实现中国民主自由事业服务。文学艺术通俗易懂，形式多样，情感洋溢的特点是宣传的有效途径。中共自始至终都在充分利用文学艺术为其独裁政治服务。



十三、学术研讨



知识分子往往不易满足通俗的思想，而学术研讨则正是在知识分子中传播民主自由的有效途径。



十四、探讨会



在中共独裁暴政下，不知有多少人含冤受曲而无处申诉。民主革命党政党应提供形式大小不一的探讨会，揭露中共的暴行。



十五、学习会



不仅民主革命政党党员要定期学习民主自由的理论，普通民众也应组织起来学习。



十六、儿歌



中国曆史上许多团体都善于用儿歌作宣传，尤其是太平天国，更是将拜上帝会，推翻清妖的内容编成许多儿歌，造成遍地儿歌颂太平的景象。毛泽东欣赏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太平天国的宣传方式。中共也依样编造了许多儿歌。儿歌不仅小孩能颂唱，而且成年人也能唱颂，更重要的是小孩的唱颂不自觉地影响成年人的思想。





第四节　宣传的方法





一、宣传的内容要通俗化



我们必须牢记中国民主革命是一场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所有宣传的最终目的是唤醒普通民众，因而宣传的内容必须让普通群众能够理解、记忆和感受，抽象的哲学理论绝对不是宣传的主要形式。同时，我们应利用中国各地不同的民俗特点制定不同的宣传形式，如湖南花鼓戏、西北的民歌、新疆的舞蹈、北京的相声、江浙的评书等。



二、宣传的内容要实际化



民主自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的人对这个概念有自己的理解。我们应将民主自由的理论思想与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私人企业家、军人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如农民被中共划分为下等公民，无任何社会福利；各种提留摊派多如牛毛；官吏欺榨压迫日盛一日。工人被中共哄骗为革命的先锋队，但如今却普遍下岗，被中共一脚踢开，而国家资产则被中共贪官侵吞。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中共首先打击的对象，中共统治几十年来，每次政治运动都首先拿知识分子开刀，如今更无发表不同观点的自由。军人被中共蒙蔽，用作镇压民众的工具，使共和国的长城变成中共的刽子手；改革过程中，军人地位一落千丈，複员转业而无门路生存。。。。。。这些实际的内容远远胜过空洞的理论说教，足以引起民众的共鸣！



三、抓典型



宣传的一大特征是抓住典型事例，扩大其效应，并且要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正面的典型包括民主革命烈士的事迹；反正后的中共官员变化过程；革命领导的事迹等等。反面的典型包括中共贪官的罪行；中共曆史上的暴政；顽固共产党党员的下场等等。抓典型的效果是使宣传的内容更加清晰化、实际化，而更易记住。如其泛泛宣传一千个人物，不如集中突出一个人物。



四、感官效应



运用各种宣传方式时，除注重内容外，特别要注重宣传的感官效应。科学分析一再证明感觉刺激留给人们的印象要远远大过内容本身，更何况许多人在领悟内容上有许多局限性。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注重宣传的感官效应：报刊杂志要注意图文并茂，标题简洁、醒目；电视台画面要触目惊心，让人过目不忘；电台播音要声情并茂；集会要注意时间地点的选择，会场要布置得庄重、威严而又刺激，参加者应事先组织好带头激情表演等等。我们常听到中共宣传一个战士在观看《白毛女》时，忽然要开枪杀演员黄世仁。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我们可以看出感性宣传的效应。即便这个故事不是真实的，我们也能看出中共的事先策划。中共对这一手段运用得极有体会，以至说：“后方不诉苦，前方没有兵”。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极为注重仪式，布道者的神情一般都很感人，教堂的布置，赞美歌的演唱，入教仪式等无不是用感官效应加深信徒对教会的印象，巩固信徒的宗教信仰，吸引更多信徒。





第五节　组织





一、组织和宣传的关系



组织和宣传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宣传的目的是唤醒更多的民众参加中国民主革命政党，但被唤醒的民众必须有效地组织起来，不能一盘散沙，否则根本无战斗力而言，尤其是在推翻中共的战争时期。同时，组织起来的政党可以更有效地、规模更大、更有系统地进行宣传。因此，民主革命政党应不断地宣传、组织、再宣传、再组织，一步一步壮大革命政党的力量。



二、组织原则



1、 人人都在组织中



民主武装革命斗争的性质决定我们必须是个坚强的、钢铁般的团体，必须尽可能将自由区的每一个人都纳入革命政党的组织体系中。除党的各级组织以外，必须建立由民主政党领导的其他各种组织，如妇女会、少年团、老人会、企业家协会、作家协会、艺术家协会、学生会、工会、宗教协会等。建立这些组织的作用一方面是发挥他们的力量，让他们共同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另一方面，是防止中共的破坏。可想而知，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自由区是很难遭中共打入破坏的。



2、 党的统一领导



武装革命斗争的性质决定了这一原则：党的统一领导权。党内的协商讨论是必要的，但在革命实践中产生领袖人物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决定权。我们绝不能幻想一个绝对自由民主的政党能领导一场推翻中共独裁暴政的革命。



三、组织结构



1、 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现代政党都设定期任职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决定政党一切重大决策。由于中央委员会不是日常执行机构，民主革命政党可在中央委员会中选举产生执行机构：中央决策委员会。负责党的实际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成员应是党各方面组织的负责人。



2、 省、市、县、乡、村各级党组织。选举和任命同时存在，可根据不同的环境决定。



3、 中央各部。依职能可设宣传、组织、情报、外交、独裁区工作等部门。



4、 自由区各级临时政府，负责自由区经济发展和建设。



5、 民军各级党组织。



6、 民主革命政党海外委员会。





第七章　秘密活动





第一节　地下工作的原则





由于中共对任何不受其控制的组织均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武装革命淮备时期和起义后在共党独裁区的活动都必须实施严密的地下活动，遵守严格的地下活动原则。这些原则是数千年古今中外秘密活动规律的总结。



一、单线联系



单线联系的基本含义是一个革命活动家只能与一个上级领导发生联系并避免让其下级之间发生横向相互联系。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防止中共对整个组织系统的侦破。一旦一名地下工作者被侦获或叛变，中共最多只能从中查出一名上级领导。如切断这条联系线，中共便不能再进一步地危害民主革命组织。单线联系的优点是尽可能将暴露后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地步。



但是单线领导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民主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则需要不断的群众集会来鼓舞革命士气，尤其是在革命初创时期。因而，一旦某一地区的武装革命淮备妥当，革命时机成熟，则可适当放宽单线联系原则的限制，而举行适当规模的集会，以鼓舞群众，制造革命气势。但在不淮备起义地区，特别是地下情报活动中，应严格坚守单线联系原则。一个革命领导者应根据实际情况掌握这一原则。



二、审查考核制度



审查考核制度是民主革命政党始终要坚持的原则，特别是初创时期，党的组织部门应将其作为必要工作。在发展一名成员之前，必须将其基本简曆、社会关系、性格特点、家庭状况、邻居关系、技术专长等等摸清楚。一方面可以判断其是否为中共特情，另一方面可推断其参加革命的动机、目的，最后也可以为党组织提供丰富的人事资料，以备做其他目的。



一个新的党员必须要经过一个考核过程。党的组织者可以根据党员的作用制定不同的考核方法。如派人跟踪、调查其日常生活进程，指派其完成简单的任务或者完成早已控制的活动。如果要让新党员参与核心机密或危险活动，还可用更直接的考核方法：让其参与处决共党贪官。



三、保密原则



保密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不泄露已知的机密；二是不打听不知且不应知的机密。曆史上许多机密并非是失密者有意泄露的，而是无意中暴露的。因而革命领导者在指派某人从事机密活动前必须对其人的性格特征有一个充分且直观的了解。对那种喜欢炫耀、高谈阔论、嗜酒而酒后失态、心浮气燥、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要格外慎重。中共早年的顾顺章是地下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极富组织活动能力。但具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喜欢女人和炫耀技能。前者曾造成中共一些损失，但尚非致命，而炫耀技能——在武汉表演魔术却使其被捕，中共被迫离开上海。



除反複强调不该知道不应打听的原则外，领导者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避免让不该知道者获知某些机密。如妥善管理机密文件；避免让不该知者听到机密事情；避免让不该相互见面的人碰面等等。革命领导者应根据实际活动情况制定一套保密守则，做到既有利于发展组织，又避免暴露组织。



四、化名代号



化名代号制是防止中共查出革命者的真实身份。并根据其采取相应的侦破手段。化名是另取一名，代号则用数字代替人名。曆史上许多造反者都有过化名。如李自成：“闯将”；高迎详：“闯王”；张献忠：“八大王”；毛泽东：“李德胜”；周恩来：“伍豪”等等。化名代号应根据情况不断变化，做到无规律可循。





第二节　身份掩护





当今中国的混乱和中共对社会控制的削弱为民主革命家提供了许多掩护身份的途径。几乎现在中国一切存在的职业都可用作革命者的身份掩护。革命者应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自身活动特点选择身份掩护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身份不应过于显眼



过于显眼的身份固然可以吸引普通群众得关注，但也易引起中共侦察机关的注意。而中共的过于注意则不利于展开地下工作。



同一身份在不同地区将引起不同程度的关注。以海外归国学者，商人的身份在一内地乡镇必然引起整个地区的好奇，而在上海、北京、广州可能不太引人注意。同样，一个富有的商人身份在乡镇和大都市引起的关注就完全不一样。在乡镇，应多以小商小贩、私人教师、传教士、流动民工、农民、退伍转业军人、乡村教师等职业为掩护；而在大城市则以个体户、艺术家、学者、学生、机关公务员、工人等不同身份活动。



二、掩护身份应利于活动



选择职业掩护自己是手段，目的是便于开展地下活动。如果某一掩护职业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则本末倒置。因此，革命家不应选择那种没有个人活动自由而须长时间工作的职业。



三、适应所选职业



民主革命者首先要了解所选掩护职业的基本知识，而不至于完全陌生，从而易于暴露。其次要在穿著打扮、言谈举止、活动规律上尽可能与所选职业相符合。为达此目的，革命者应尽可能选择与自己履曆相应的职业身份为掩护，并学会扮演术。



四、不断变换身份



面对不同发展对象、不同地区环境，革命者应不断变换掩护身份，以便既能掩护自己，又能有效地发展对象。工人与工人、农民与农民、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的沟通便要顺利得多。





第三节　中共侦察机构





民主武装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避免地下组织在淮备发展过程中遭中共侦察。数十年来，无数革命组织在淮备过程中遭中共侦破，革命者遭中共关押、屠杀。因此，地下革命者只有悉知中共侦察的一般常识，才能取得革命成功。



中共的直接专制机关分军队和司法两大系统，包括总政、总参、武警、安全、公安、司法、监察、法院、纪检部门。



司法部无侦察权，只有对监狱内部有侦察管理权；法院也无侦察权，只管审判；监察部负责政府官员违法犯罪的侦察；检察院只对贪污受贿案有侦察权；中纪委针对中共内部党员。所以，民主革命革命家要真正对付的是公安部、安全部、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武警总部。



一、总参二部



总参二部是国内外熟悉的共军情报部门，其任务主要是收集外国军事情报。目前总参二部的职能可分为三大类：分析军事情报、派遣军事特务以及派出世界各地使馆武官。世界各国使馆武官是公开的军事情报官，中共也不例外，总参二部指派武官后，以外交部名义派出。总参二部的武官是个优缺，既可享受较高级别的待遇（如中国驻美武官一般都是少将衔），又可有外交官特权，没有任何风险，所以总是争这些位子，特别是驻美、英、法、德、日这些国家的武官。



总参二部派遣局专门负责外派军事特务。大部分外派特务都是完成某一固定任务即返回。这类工作是真正的所谓“间谍”活动，但不是二部的主要工作。



总参二部的主要工作是军事情报分析。情报分析人员都精通外语，从公开的资料、秘密获取的资料、以及通过科技获取的资料分析。



总参二部下设十一个局。第一局（台湾工作局），专门收集台湾的军事情报，共军一直将台湾列为最重要的敌对武装集团，所以放在第一局。



第二局（军事侦察局），收集各国军队的数量、装备、位置、能力；国家地形特征，军事学说战争策略；军事经济和科技水平；战略储备能力及战争动员能力；军官个人情报；核武器情报等等。



第三局（驻外武官局）



第四局（共产国际局），专门收集国际共产党国家军事情报。



第五局（欧美局），收集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军事情报。



第六局（亚洲局），主要是几个热门地区和重要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印尼、中东地区和中南半岛。



第七局（科技局），负责情报设备的研究、设计和开发。此外还有档案局，收集世界各地公开出版的军事刊物，储存军事情报档案；机要局，处理、传达上送机密文件；综合局，后勤服务； 警卫局，负责军委委员和高级军队将领的人身安全。



除北京的总部外，总参二部还下设五个分局：北京局、广州局、天津局、上海局、沉阳局，都以市政府第几办公室名称对外公开出现，实际上政府无权插手其工作。



此外，七大军区也有自己的情报部，但业务范围有局限。



二、总参三部



总参三部的职能是监听截获各种电讯情报。三部在全国边境都有电讯监测粘，负责截获邻国电讯，同时也试图利用卫星截获世界各国电讯，其技术显然无法达到这一水平。国际电话、电传、电子网络都在侦听之中。美国可以将全球任何电讯截获，但中共尚无此能力，不过国内的电讯基本可以侦听。



民主革命政党不必过于担心中共的电子侦听。因为每天数百万个电讯是不可能全部用人监听的。总参三部的电子过滤系统只能针对特定的语言录音监听。



三、总政联络部



总政联络部是针对台湾军事谍报机构，由原来的“敌工部”改名而成，其职责是策反台湾军官和反台湾策反共军。



四、总政保卫部



总政保卫部是民主革命政党要重点防范的机构，他们的任务是针对国内一切“军事犯罪”活动，包括刑事的和政治的，如同地方的公安部。共军的保卫部门下设到团级、层层有保卫军官。民主革命政党在策反共军时应特别注意这点。共军保卫部门的侦察手段与公安、安全差不多。



五、武警保卫部



武警也有保卫部，其职能与结构与总政保卫部一样。



六、安全部



中国国安部于1983年成立，由公安部反间局、过去中调部的机构、中联部一部分等组合而成。除办公厅外、下设十几个局，包括机要局、国际情报局、政经情报局、反间谍侦察局、台港澳局、社会调查局、对外保防侦察局、综合情报分析局、技术侦察局等等。由于安全部只有部分省市有下设安全厅、局，而地、县则没有下设机构，安全部门在国内活动范围和能力有限，许多基础活动只能依赖公安机关的政保部门。



七、公安部



民主革命者真正要认真对付的是公安机关，尽管公安部将涉外政治案子的侦破权限移交给安全部门，但公安部一局仍然负责对国内政治案子的侦察。公安部一局为政治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下设政治处；各地、市公安处、局下设政侦处（科）；各县、市公安局有政治科，都为公安机关第一部门。此外，公安机关下设刑侦、治安、内保、经保、反恐等部门。



各地派出所则并无明确分工，其职责是掌握所在地区的社会情况，以备各机关所用。





第四节　反中共侦察





一、公安机关的侦察手段



尽管中共公安机关对普通民众有些神秘，但其破案手段则只有如下几个途径：



1、技术侦察；中共各级公安机关都有技术局、处、科、队。中共的技术侦察自然随国家科技的发展和作案手段的变化而不断改进。总体而言，已侦破案件中大约30%是通过技术侦察破案的。文革前和文革期间，中共侦破“反革命”案件的技术侦察手段主要是靠邮件检查，几乎每一封与海外的通信都被拆开，複印或抄录后再封好退还邮局。文革后，海外通信暴憎，邮检工作繁重，各种外语的交流增加，公安和安全部门无法检查每一封涉外信件，只有采用重点检查和一般抽查。凡“反革命”嫌疑人及其家属、朋友、亲戚的信件都检查，另从其他海外邮件中抽查一部分。对国内邮件则无从抽查。



监听是技术侦察的又一方法，其规则与邮检相似。不同的是现代电脑理论上可以截获所有电讯，并可储存。美国反恐监听截获系统正是采用这一先进科技。



物证化验是对各种现场遗留物进行分析化验，从中推断出作案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



此外技术侦察还包括笔迹鉴定、尸体解剖、声音辨识、心理分析、指纹比对等等。



2、特情侦察。特情是特别情报员的简称，因公安部三局（老的刑侦局）二处一科专门研究特情，故取代号“321”。特情又名“耳目”、“线人”、“眼线”、“探子”。特情并非公安机关编制人员，没有固定工资或级别。特情侦察是公安机关侦察破案极为重要的手段，其重要性不但在于可以有效而淮确地侦破案子，而且能够给敌对组织造成巨大的精神打击，让其互相怀疑而不能相互信任，不能形成更大的组织。目前公安机关已破案件中约40%是经特情侦察手段破获的。民主革命者必须了解中共公安系统特情侦察的规律。



特情分政侦特情和刑侦特情，两者在选择、使用、考核、管理方面没有太大差别，事实上刑侦特情是由政侦特情演变而来的，许多刑侦特情也兼做政侦特情。



特情的选择有两种方式：“打进去”和“拉出来”。“打进去”是派人渗透某一组织，掌握该组织情况；“拉出来”是从某一组织中选某一成员突然秘密逮捕，逼其为特情，然后放回该组织。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打进去”者不易获得该组织其他成员的信任，但易于被公安控制；“拉出来”则正好相反。所以，中共经常交替或者同时使用两种方法。



特情可分“红色特情”和“灰色特情”，所谓“红色特情”是指公安机关信任的无犯罪前科的人，“红色特情”当然是指信仰共产党，热爱中共者。虽然这种特情很少，且作用不大。我曾在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五队（专门经营刑事特情的队）工作大半年，四十多名特情中，只有一名所谓“红色特情”。“灰色特情”是指曾经“犯罪”、或正在“犯罪”、或正在服刑的人充当卧底，这种人能量大，不易识别。



中共公安机关还有一种狱中特情。当公安的攻心和拷打都无法取得必要的证据时，公安预审部门往往使用最后一招：狱中特情，即选择某一特情与人犯关押在一起，或将人犯调到另一特情的监牢。狱中特情往往从各方面关心人犯，甚至不惜被看守“毒打”，目的只有一个：套出人犯的证据和线索。



一个县或县级市政侦和刑侦部门都有十来名左右特情。大城市要多一些。公安机关有特情的真实档案：真实姓名、年龄、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个人经曆、当然还有照片。



为方便与特情联系，各政侦和刑侦部门都设有固定的“秘密据点”，一般以服务场所为掩护，公安机关基本上在那里与特情见面。



3、调查访问。调查访问实际上是所谓“群众路线”。从八十年代前，约80%的已破案件是通过群众路线破获的。那时中共尚未开放，街道委员会、乡村治保会、各机关单位保卫处科和各级党组织在中国形成一个严密的网络，几乎所有陌生的人，奇怪的事、不寻常的线索都会通过这张网反映到公安局，加上社会关系单纯、人员流动少，所以公安局往往能靠群众路线，调查访问便能破案。但改革开放后，共产主义美丽光环逐渐消逝，社会关系日渐複杂，共党基层组织几乎瘫痪，普通民众不仅不再主动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甚至不惜受牵连而掩护反共组织或个人。因此，尽管调查访问仍是公安机关侦察手段之一，但其作用已经很小。



4、审讯挖案。公安审讯人犯时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尽可能挤挖其他案件。一方面逼讯人犯交代自己的其他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要其交代他人犯罪行为。绝大部分情况下，公安并未掌握这些行为，纯属无目的的旁敲侧击。不少无经验者被公安欺骗，公安无意中又破获一些案件。



5、其他手段。其他手段包括巡逻中遭遇正在进行的“犯罪”；在一般例行检查（如查户口、路检等）中查出嫌疑人；在调查某一案件时查处另一案件的线索等。总之，这类破案都是公安的意外收获，偶然破案。



二、公安侦破案件的一般程序



公安破案大部分是从现场勘察著手。绝大部分刑事犯罪案件都有一个犯罪现场。通过现场勘察，可以收集一些物证，如指纹、脚印、毛发、血迹、精液、尸体、刀枪、弹洞弹壳、作案工具等。在现场勘察的同时，公安开始调查访问，首先是从现场周围开始，最后是当事人的亲朋好友。现场勘察后，公安将收集到的物证化验分析，综合现场调查访问的线索，试图给罪犯勾画出一个轮廓，作出初步判断。如盗窃是内盗还是外盗？亦或是内外勾结；杀人是仇杀、情杀、财杀或其他；爆炸是固定目标还是无固定目标等等。



如果现场勘察物证分析和调查访问并不能查出嫌疑人，公安局便发动特情人员收集案件情况。一般来说，一件案子三个月内破不了，这个案子就不易破了。案子便成悬案，直到有一天碰巧破了案。



如果嫌疑人逃走，公安的第一步是围堵，围堵主要是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持被通缉人的照片检查过往人，同时在一些公路上设点盘查嫌疑人。围堵失败后便是监控嫌疑人所有的亲朋好友。同样，如果半年监控失败，嫌疑人便轻松得多。所以，躲过公安半年的侦察风头很重要，因为新的“大要案”又来了，公安不得不穷于应付。



我们经常看到中共中央领导人下令“限期破案”，他们象打仗下令限期攻克某地一样。尽管这种命令对公安有一定压力，促使他们工作，但这种“限期破案”的命令祸患无穷，直接导致公安弄虚作假，寻找“替罪羊”。公安往往“如期破案”，既显示公安的“能力”，又保全了“领导”的“面子”，同时给社会造成公安强大的假象。那些“替罪羊”往往是农民，无任何证件的流浪者，或者是被长期关押的无名无姓者。公安有时与某一罪犯达成“协议”，弄虚作假破了案。



三、安全部门的破案特点



与中共公安机关相比，中共安全部门侦察破案，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1、大部分案件的立案是从线索开始。在中国，尽管目前刑事案件和政治案件的界限日益模糊，相互交叉。但刑事案件仍然大部分有一个发案现场，而政治案件总是从获知的情报线索入手，因为政治案件一般没有特定的“犯罪现场”。



那麽安全部门的线索从何而来？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线人。与公安机关一样，安全部门有一些线人。由于安全部门的案件是涉外的，所有这些线人大多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接触国外的条件。他们遍布中国和世界各地，如可以接触外国学者和学生的大学教师、学生和职工；外企的中国雇员；高级宾馆的工作人员；海外敌对势力人员（包括台湾、民运、法轮功、中功、藏独、疆独、蒙独等）在大陆的亲朋好友；牧师、佛徒、阿訇等宗教人事；有海外关系的人员；外资企业人员；外国留学生、学者；外派国外的访问学者、留学生；外派公司雇员；外国政府官员等等。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线人为何要为中共服务。首先是出于“爱国主义”。思想主导永远是中共使用线人的主要方法。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优越性”之类的东西连安全官员自己也不相信，于是利用国家利益这类的思想训导，而一些线人往往不去理解“中共”与“中国”的区别，将“拥护中共”和“热爱中国”混为一谈，以这种思想基础为中共服务。其次是利益交换，这些利益包括商业照顾；出国访问、留学以及直接金钱援助等。最后是威胁。安全部门可以利用中共一切专制手段威胁线人为其工作，包括拒绝入境；驱逐出境以至拘留、判刑。



2、安全部门的第二个特点是所属案件的都是涉外的。安全部门与公安政侦部门职责的划分是前者处理涉及海外的“政治案件”，而后者负责国内的。如果一个“政治案件”涉及国内外，则两家要配合，或者由安全部门独立完成。港澳台算涉外案件。



3、第三个特点是长期布线。公安机关侦破案子往往时间较短，而安全部门则较长，往往花数年布置线人，收集情报，做到“永远敌中有我”。



四、如何反中共侦察



一旦我们弄清中共破案的手段和程序，我们便能找出对付中共侦察的办法。



1、不在现场留下痕迹。



戴手套不留指纹；蒙面不留人像（有的地方隐藏摄象机）；不留烟蒂（因唾液可分析血型）；不留作案工具；不相互呼叫姓名、外号等等。总之尽可能不在现场留下痕迹。如不可避免，则事后采取措施毁灭痕迹。



2、反跟踪。



公安、安全部门跟踪的目的是了解被跟踪人接触的人、去过的地方以及做过的事情，有时是防止被跟踪者逃跑。反跟踪首先要判断是否被跟踪。由于跟踪的目的不是逮捕被跟踪者，被跟踪者可以采取许多直接的措施判断是否被跟踪，包括突然直接地与跟踪者照面、讲话等等。跟踪者现在都有对讲机或电话，对带耳机者尤其要注意。其次，要了解跟踪者往往不止一个，大部分是采取前后跟踪、三角跟踪、人车结合式跟踪。因此甩脱一个跟踪者后应注意接上的其他跟踪者。最后，万一不能甩脱跟踪，停止要去的目标、要见的人或要做的事情。



3、反监听监视。



尽可能不用自己家中的电话；手机号码经常变换；电话和EMAIL一定用暗语；严防公安、国安部门在家中、办公室、汽车乃至身上安装窃听器或摄象机。



4、反特情侦察。



除了在发展地下组织中建立核审、考查制度外，民主革命家应尽可能事先掌握自己活动地区的中共政侦特情和刑侦特情的名单，他们的档案在公安政侦和刑侦处、科中，使中共失去耳目，变成聋子、瞎子。同时，要尽可能在中共公安、安全系统安插自己的耳目或控制一些公安、安全人员，使其成为我们的耳目，以便掌握他们的动向。一旦判断某人为特情，首先要切断此人与其他同志的联络，撤离其熟悉的人，撤消其知道的秘密地点；然后或提供假线索给特情，或采取措施除掉特情。



5、反追捕。



一个民主革命者必然会经常面对被追捕的情境。如何逃避追捕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必然要依据当时的环境特点作出正确的选择，尽管如此，以下的经验仍然值得借鉴。



一是利用夜晚逃脱。同弱势军队喜欢夜战一样，被追捕者处在弱势地位，所以也要利用夜幕的掩护逃亡。白天光线充分，公安、安全比较容易识别被追捕者，而夜晚则刚好相反。



二是利用原始的方法。最原始的方法往往是最安全的。当公安在各个交通要道设卡盘查时，被追捕者乘飞机、车、船往往比较危险，而步行、游泳则反而更安全。因为公安、安全不可能在所有偏僻的山道、山林、河流围捕。



三是躲过中共公安、安全部门的“追捕热期”。追捕行动必须要24小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共不可能长期这样工作，加之其官僚习气和腐败作风，他们往往只有几天时间处在“追捕热期”，被追捕者可藏匿于某处按兵不动，待其“追捕热期”过后，再采取行动。



四是化妆。公安、安全机关认识被追捕者数量有限，大面积围捕只能依靠被追捕者的照片以及体貌特征、口音和出逃时的衣著。被追捕者首先要尽可能想办法变换自己的衣著；改变自己的外貌特征，这往往只需要将现在的自我变成与原来完全不一样就可以，如原来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现在可以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



五是冲出包围圈。围捕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被围捕者只要冲出这个包围圈，则基本没有太大危险。



六是绝对不与公安、安全已知晓的亲朋好友联络或躲藏在他们家。中共公安、安全部门除在各交通要道上盘查外，另外一招便是在被追捕者的亲友住家、工作地点暗中监视，“守株待兔”。所以被追捕者不可自投罗网。如果万不得以必须要与他们联系，则必须在出逃伊始而中共公安、安全部门尚未开展“守株待兔”行动时进行；而且必须迅速离开；同时事先在联系人周围侦察一番，看是否有可疑情况，或利用他人将联络人约出来见面等等。



在反中共侦察时，我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世界上没有永远不暴露的地下活动。而一个成功的地下革命家要做到的是如何让秘密活动尽可能长期化；更重要的是一旦暴露，应有事先措施防止暴露扩大化，有事后的应急措施。总的原则是，一旦确定被跟踪、有特情、被监听监视，应立即转移，重新以新的身份活动在另一地区。另一方面，应时刻牢记中共的腐败弱化了中共的职能，绝不要被上面提及的中共侦察手段所迷惑、吓倒。





第八章　发动农民群众





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发动农民群众。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民是共产党残酷统治下受迫害最悲惨的群体。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曆史上中国农民从来就是武装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如何发动农民群众便是中国民主武装革命的关键。





第一节　农民受迫害的主要问题





一、罪恶的户口等级制



中共对中国农民迫害最广泛、最令农民深恶痛绝的莫过于将农民划分为下等阶层的户口制。如同其他许多“条例”、“法规”违反宪法一样，1957年中央的《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剥夺了人民的居住和迁徒的自由，从此中国农民不但被剥夺在城市居住的权力，而且连外出都需要政府官员的批淮证明。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待遇天差地别。农民没有住房、医疗、养老保险、退休金、休假、工伤待遇、福利设施、培训等一切福利。农村的一切生活设施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小学义务教育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除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财政支付外，其他费用均由农民承担。农民希望转成城市户口比登天还难。1959年、1960年饿死的3000多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城镇则有粮食供应保障。



仅仅从户口登记制，我们便可以说中共是中国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尽管中共一再宣传曆代封建王朝对农民的压迫，但中国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王朝将农民划为下等公民，禁止他们在城市居住。相反，中国曆史上乡村的绅士和农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城市或乡村居住；即便是贫穷的农家子女也可以通过科举做官，更可自由地在城市做工、居住。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邪恶的户籍制不仅没有消除，而且随著腐败而越来越厉害，农民外出工作，必须要办理各种居住证，并且是“暂时”的。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比种族歧视还严重。1998年，北京市居然明文规定农民不得涉足金融、保险、邮政、管理、营销员、会计、出纳、调度员、核价员、商场、营业员、出租车司机、各类售票员、检票员、保育员、电梯工、电子计算计录入人员、民航乘务员、打字员、各类抄表工、检验工、计量工、调控工、描绘图工、库工、星级宾馆服务员以及办公人员。而美国，即使是对非美国公民，也没有限制他们在这些领域工作。同时还自豪地对外地人发放所谓“北京绿卡”。一个公民在自几的国家还要所谓“绿卡”，真是旷古未有！九十四年前，湖南韶山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大概从来没有在北京办理什麽“暂住证”、“北京绿卡”之类的东西。他全国到处跑，从没有听说有人查他的证件，更没有因他“盲流”而逮捕。而现在中国农民一方面要忍受在城市打工的艰苦，更害怕随时被当成“盲流”而收容、罚款、殴打、遣送。



中共的户籍制不仅造成对农民的残酷迫害，现在已经发展各地对“外来”人口的迫害。全国各地大中城市齐心合力地紧闭“城门”，对“外来”人口通过所谓户口、“暂住证”大肆盘剥、随意拘捕、殴打没有“暂住证”的“外来”人，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最近武汉市的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毒打致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人在外国尚可通过工作、婚姻而取得永久居留权，而在自己的国家却很难拿到一个“暂住证”，这样的政府怎能不让人憎恶呢？



二、沉重的经济负担



如果说户籍制是中国9亿农民最憎恶的制度，那麽中国农民面临中共的经济剥削则是农民最直接的沉重压力。1992年，我逃亡到中国中部农村时，我常常和农民聊天，他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为什麽他们一年辛苦劳动，总是连饭都吃不饱。一位善良的农民掩藏我，收留我在他家住了半个月。第一天招待我的是一碗白饭，炒青菜，还有几片腊肉。第二天没有肉了，白饭和土豆蒸在一起，以后土豆中的米越来越少。那位青年农民的妻子从不和我们一起吃饭，原来她吃的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玉米加土豆。附近的农民翻山越岭听我聊天。我告诉他们农民贫穷的根源在于政府将农民生产的农作物按他们规定的低价收购；而又将农民需要的产品高价卖给农民。据统计，从1952年至1986年，中共通过这种“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无偿夺走6868.12亿元！



除了“剪刀差”盘剥农民外，可怕的税收政策则是古今中外所未有。1961年全国农业“正税”平均为年产量的11%。在1985年以前，农民正税税额每年在20亿至30亿之间。但到1998年，全国耕地比1984年减少5000万亩，而农业“正税”总额高达176.09亿元。14年间激增约4倍！除农业“正税”，中共于1987年又发明耕地占用税，农林特产税和契税，所谓“新三税”，合计总额达227.7亿元。不算“剪刀差”，仅税收这项，农民一年的收入至少有30%要交税。2000年全国农民平均年收入最多不会超过800元，其中的30%多要交税。西方的累进税也有高达40%-50%，但这种高税收只是针对少部分收入极高者。普通收入者的税收是很低的，而低收入者不但不交税，反而能退回不少税，而且税收的大部分都用于普通民众的福利。西方民主国家正是通过累进税收制度缩小贫富差别。而中共恰好相反，拼命盘剥收入最低的农民的劳动成果，而上层高收入者则有多种手段逃税。前面我们看到，从农民中盘剥的税收几乎没有用于农民的福利和乡村的建设中。



然而，高额的不公平税收还不是农民最大的经济负担。最让农民“透不过气”来的负担是所谓的“三提”、“五统”之类的收费。“三提”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是乡村办学、优抚、计划生育、民兵训练和其他开支。这些收费早已超过农业税的数倍，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等等。如果说税收是全国所共有的，那麽这些乱七八糟的收费则只是农民特有的，农民这个“下等公民”还要交这“农民身份税”！许多农民都愤怒，优抚、民兵训练属国防经费、办学属教育经费，计划生育是公共卫生经费，为什麽还要再搜刮农民的血汗钱！



沉重的负担使农民发觉“种田不如当囚徒”。1996年，湖北稀水县散花镇鲁尾村农民、前劳教释放犯沉清海写给县长一封信中说：“我今年不算家庭人口，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三口人。一家三口、三亩地，上缴费共计1080元。这三亩地一年之内能出多少钱？除去上缴能落多少？能否维持生活？能否稳定种田人的积极性？赌（斗）胆地在县长目（面）前说句直话，三亩地除去上缴剩下的还不如一个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医药费报销，水电厂（敞）开供应，不端（担）心什麽”。经记者调查，发现该村1995年人均上缴费用326.55元。1997年5月，四川遂宁市2164户农民控告县政府。该镇1996年农民年收入只有1023元，农药、化肥、种子、水电等生产性开支花去665元，上缴款300元，最后剩下58元。这58元要支付一个农民一年的生活开支、医疗费用、孩子书杂费，还要交县、镇各种集资、入股、摊派。河南开封农民统计，1990年，他们要交费的项达97个！



三、可恶的计划生育政策



其次让农民痛恨的是残酷的计划生育。1991年底，川东一位七十多岁老农对我说：“曆朝曆代从没有禁止人民生娃娃的，我家在这里已经快三百年，我不能让我孙子绝后。谁拉我孙媳妇结扎，我就和谁拼命！”。这位老头说到做到，整天拿著一把猎枪，坐在屋外头，看护著肚子大起来的孙媳。他孙媳妇生了一个女孩，又怀孕，他们三代独传，要一个男孩。以后我不知道这老汉是否成功守护了他的孙媳。



中国农民对中共计划生育政策愤怒的原因主要是：最先中共拼命鼓励大家多生孩子，“人多好办事”，接著又自己打自己耳光，强迫人民只生一个孩子。在农村传宗接代传统习俗中，只生一个女孩的人被人咒为“绝户头”，是比“绿帽子”更耻辱的事情。其次是计划生育干部的残酷节育手段，他们满村抓人，将抓到的人绑在车上、自制担架上抬到医院强行流产、结扎、上环，弄得大人小孩哭声遍野，其情惨不忍睹。再次是医院设备简陋，医护人员不负责任，流产、结扎、上环者留下许多后遗症，有的因此丧失劳动力，有的甚至死亡。还有是不公平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权有势的人可以生二胎、三胎，甚至四胎，而无权无势的则不行。最后是超生者罚款制，有钱不怕罚，没钱的家中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甚至连房子也扒掉。中国农民又有计划生育这种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迫害。



四、残酷的暴力压迫



如果说前面所述中共对农民迫害还不是农民武装革命的直接原因，那麽中共乡镇干部的暴行至人伤亡则是逼使农民武装革命最直接的原因。1990年我在北京工作时，我的一位老乡来见我，这位腿有些残疾的19岁大学生满脸悲哀地告诉我，他在乡村的父亲被乡干部捆走，吊在乡政府大院内，因为交不起提留摊派费。可怜的农民要抚养一个大学生，哪能再交得起那些沉重的名目繁多的收费呢？我除了悲哀、愤怒外，只能试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为他父亲求情。



中共乡村干部滥用暴力已经是普遍的情况，那些交不起提留摊派、反抗计划生育或得罪地方官员的人都会面临暴力惩罚。至于假治安违法而迫害农民的则更普遍。1999年，湖南中部某县干部强行抢走交不起提留费农民家中东西，并打伤农民，致使这个农民自杀。这类事件普遍存在，而中共当局为保自身官位则层层扣押消息。



1998年，广西来宾县石牙乡工作队将交不起提留费的馀祖斗、叶金困、馀荣让等村民房子烧掉，并将馀祖斗的大儿子关进拘留所。湖南柳州计划生育队将超生的弟弟和哥哥连同他们合居的房子一起烧掉，并在附近牆上写著“谁破坏计划生育叫谁倾家荡产！”。湖北随州市万和镇沙河办事处主任馀万新组织一个13至20人的“清收工作队”，带著三轮车、麻袋、绳子、铐子，挨村挨户搜抢，搬粮食、牵猪、赶牛、抬电视、捆人铐人。农民一见他们便大喊“鬼子进村了，赶紧回家挖地洞”。冷岗村农民蔡守国被“清收队”逼得服毒自杀。湖北潜江市鱼洋镇委书记袁作振带队将三户欠款农民的房屋内牆拆掉，将农民煮饭的铁锅砸烂，然后警告村民说，谁要作欠款典型户，就要这样被整治。正如《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伍浩芳所报导的“农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饥饿的折磨，或者居住在漆黑的陋室里，真正痛苦的折磨是骑著发亮摩托的征税队的到来。”1999年6月13日，甘肃省庄阳地区宁县良平乡农民雷进元因欠款被逼喝农药自杀。1992年，四川某县有17个农民因欠款被逼自杀或毒打致死，16人重伤。仅1994年底至1995年，公开暴光的枪杀农民、逼死农民的血案就有13起。。。。。。



中共在乡村实施这些暴行时似乎忘了中国曆史上貌似强大的王朝都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覆灭，难道他们认为农民真的只是任人宰割吗？



五、腐败的乡镇干部



除以上所述外，农民对乡镇干部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大吃大喝、假公济私等等行为也深恶痛绝。陕西省某乡每年财政收入不足30万，而1999年该乡的招待费高达10万元。30%多的财政收入被他们和上边来的干部吃掉了。河南扶沟县小陈庄村的干部从不付电费，“电到村头五毛二，农民用时一块三“。1996年，安徽省合肥市郊区在清理农村财产时，从2000多个行政村查出1000多人贪污挪用公款的干部，总金额达32亿元。





第二节　发动农民的方法





一、从农民憎恨的事件入手



中国农民生动地将中央地方官员形容为“要钱（三提留、五统筹款等）、要命（计划生育、捆绑吊打）、不要脸（敲诈勒索、吃喝嫖赌）”。中国民主革命家应该紧紧围绕农民所憎恨的事件，将民主革命政党的思想与农民息息相关的问题结合起来，将矛头针对共产党政权。知识分子革命家要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以至农民不理解、无共鸣；没有很好教育的革命家则相反，要认识到造成农民苦难的根源是共产党制度。



二、利用半合法形式组织农民



1998年湖南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彭荣俊发起该镇18个村农民召开要求“减负”的会议，他们不成立组织，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不设负责人，只称“减负代表”。会后，他们整理有关农民负担的材料，联名上访。同年底，乡干部到农民家收提留款与农民争吵，彭和其他“减负代表”据理力争，政府派警察镇压，但数万名农民闻讯赶来包围警察，将干部所乘两辆汽车掀翻。



中国民主革命家应从彭某的活动中吸取经验。由于中共实质上禁止任何社团存在，公开名称的组织是不可以的。而组织农民反抗沉重的负担则是所有农民衷心拥护的。中共警察则找不到借口镇压组织者。而且这些“减负代表”受到群众的普遍尊敬，被农民称为英雄，同时也得到农民的保护。1998年，湖南省桃源县组织由警察、税务人员和乡干部组成的30多人的行动队，深夜到芦花乡观音岩村拘留“率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明达，数百名村民为救出这位农民英雄而与行动队发生武力冲突，打伤15名行动队队员，另外10名被农民抓住，脱衣承认错误。政府只好将毛某放出，农民才将关押了15个小时的行动队员放出，有趣的是毛还是中共党员。



县政府为什麽要放掉“减负代表”呢？因为只要事情没有引起更高一级的注意，他们总是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不希望事态扩大。轻则丢官去职，重则撤职查办。因为他们有太多腐败行经不敢暴光，而且县级以上政府都采取同一办法，最怕这类事情“通天”。



三、组织进城打工农民



中国目前至少有一亿农民进城打工。春节过后，农村青壮年几乎走光了，而春节前一个月左右又大部返乡过春节。中国民主革命家必须掌握这一规律，注意在进城打工农民中活动，组织农民。



首先将同一县的外出打工的农民按所去城市以公司组织起来。如“XX县农工公司”，“XX县农工队”等等。农民在城市打工会遇到许多艰辛或种种迫害，往往无人相救，而农工组织则可用合法形式争取，保护农工的利益。诸如被老板克扣工资、超时劳动、劳动环境恶劣、工伤后无赔偿、被当“盲流”收容、拷打、罚款等。可以让入公司的农工交少量费用，使有能力的农工专职为农工服务。我于1992年曾在某城市试过这种方式，农工非常欢迎，常常聚在我周围，听我“摆龙门阵”。我帮他们与老板算工钱，要加班费。尽管他们没有交钱养活我，作为“专职”代表，但他们时常帮我干活。后来猜到我被中共通缉的身份后，几乎每个人都邀我去他家乡住。我从中得到极大的鼓舞，看到了武装革命的基础。



四、在半合法斗争中发展秘密党员



中国民主革命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半合法斗争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农民与中共进行半合法的斗争，激发农民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气，并在斗争中发展骨干成员。因此，我们要将那些有领导能力，有影响的“减负代表”、“民工办事员”、发展成党的秘密成员，以备武装革命之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进城的农工中，中共的控制是最薄弱的，也是中共最不认为有政治意图的地方，而这正是我们要大力活动的地方。我在被中共九次全国通缉追捕一年多中，正是在这些地方安然度过的。



五、注意发动较富裕的农民



我曾在第三章中论述革命起义的主要原因不是贫穷，而是政府当局的腐败导致官逼民反。因而乡村中较富裕的农民也是民主革命政党要大力发展的力量。乡村中的富裕农民大都是勤劳能干的人，并有一定的号召组织能力。他们的致富与那里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是绝对不同的，他们往往成为中共官僚敲诈勒索的主要对象。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在发展乡村较富农民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选择受过中共贪官盘剥或司法迫害的富裕农民。富裕农民参与反抗中共政权本能有一些惰性。但当他们的财富被中共官吏豪夺或者蒙冤入狱后，他们才会起而反抗。韦昌辉就是典型例子，他是富裕的乡绅，最初他对“拜上帝会”并无兴趣，直到他本人因被诬陷入狱，毒打和罚款后，他才加入“拜上帝会”。



2、 较富裕的农民有一定的能力，并且能带领一些人参与民主革命。因而他们往往能成为民主革命政党的基础领导人。



3、 较富裕的农民大多有较多的社会关系，应充分发挥这一特点，扩展民主革命政党组织。



4、 较富裕的农民自然能提供一定的资金并有时间开展活动。



5、 注意防止“奸商”之类的富裕农民的背叛。这类人失去了基本的正义感，惟利是图。



六、利用乡村宗族关系



宗族势力在中国乡村有著悠久的曆史。随著中共政权在乡村的削弱，族长的势力正在不断地扩大，有的乡村村民都是一个姓，而族长往往是辈分很高，能决定村民的许多事情。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发动一个村的族长，往往能带领一村大部分村民。中共目前也在不断争取这些族长，往往让他们当村长，村支部书记。只要我们为农民争取权利，即使他们是共产党的村长、书记，他们也会成为民主革命政党的有生力量。



七、注意利用乡村现有的组织



由于中共在乡村的暴政，中国乡村社会治安混乱，农民生活贫困，加上文化生活匮乏，农村出现了大批自发的秘密组织。如“兄弟会”、“减税救国会”、“反腐会”、“农民减负志愿者”、“减负代表”、“农民自卫会”等等。湖南省的农民自发组织开始横向联合，他们称之为“联网”。这些组织基本上是对中共暴政的自然反抗，中国民主革命应积极联合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武装革命的道路。



八、重点发展退伍转业军人和乡村教师



勇气、能力和见识是农民运动组织者的必备条件。在最近几年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中，组织者大都是退伍转业军人和乡村教师这类人。



中国农民的反抗已经逐步朝武装起义的形式发展。九十年代以前，农民反抗的形式主要是上访，但中共虚假的上访申诉已经彻底为农民所识破。中共对农民的暴政越来越残酷，而农民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1997年湖南湘阴县樟树镇农民代言人张新甫被公安传讯，数百农民围攻樟树镇政府，打伤多名中共党员，并将中共镇党委书记杨冬云扣留起来作人质，以交换张。同年，湖南宜章县公安到栗源镇拘捕农民减负领导周炳辉，当地农民发觉后立即吹哨子，打铜锣，迅速聚集了2000多人，将100名公安包围，上千人还追到镇政府大院，砸了办公室和干部住宅。湖南宁乡县道林镇农民在镇政府机关大院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万人减负反贫大会”，中共派一千多名警察前往镇压，而农民奋力反抗，导致多人伤亡。湖南涟源市三甲乡数千农民在“农民利益代言人”黄国卿领导下，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围堵涟源市政府大门，抄了市委书记的家，扣押了三甲派出所警察和副乡长，而相邻的白马镇农民起而响应，将镇党委、政府、人大、纪委的四块牌子扛走，殴打镇党委书记，并剥光其衣服示众。湖南河洲县数万农民暴动，五个乡镇的共党机关被围。湖北、江西也有十多县几十万农民不断暴动。。。。。。



尽管农民的反抗是自发的、本能的，尚未发展到推翻中共暴政、夺取政权的目的上来，但农民已经觉醒了，武装起义的基础已经成熟了。中国民主革命者应立即深入农民中去，从思想上武装农民；从组织上联络农民；从军事上训导农民。中共靠农民起家，中共必然也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消亡！





第九章　民主革命经费来源





尽管经费并不是民主革命最重要的问题，但一定的活动经费是革命家活动的基本保障，尤其重要的是革命者必须确立并从思想上认知经费来源的基本原则。另外，武装起义后的经费来源与民主革命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因而，革命者在起义前确立自由区军政时期的经济政策就显得非常必要。最后，革命者必须认识到任何革命实质上都是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认识到这点，对用何种方式筹集经费极为重要。





第一节　国内捐款





捐款是一种和平的筹集资金方式，亦即捐款人都是在自愿自觉的情况下支援民主革命。



一、党费。



党费从来都不是一个革命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在武装革命时期，每一个政党其所以要求每位党员交纳党费，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强党员的政党意识，使他们从精神和物质上都维系在革命集团之中。通过交纳党费，党员实际上在体验党的组织活动，而并不在乎党费的多少。



党费的多少应根据所在地区的生活水平确定。原则上不应超过党员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二、党员捐款。



自古以来，不少富有者抛家弃子、卖田卖屋而投身革命。韦昌辉、石达开均为富裕的太平天国信徒。他们变卖家财，投身革命，对拜上帝会起义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的民主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制度，因而我们一定会获得许多遭中共腐败官僚盘剥的私营业者的支持。



三、党外捐款。



党外捐款应始终坚持一种原则：起义前绝对不向党外捐款人透露革命的目的。因此，这种方式的捐款应主要依赖党员的社会关系筹措。





第二节　海外捐款





海外有无数厌恶、反对中共的国家、组织和个人。他们对我们追求民主自由之中国无不欢欣，一定会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支持。六四大屠杀后，世界各地齐声讨伐中共，谴责中共暴行，纷纷游行、示威、捐款。尤其是海外华侨，身处异乡，心系祖国，曆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摇篮。他们的支持是中国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然而，海外背景複杂，无论是反共的民运组织，还是一般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华人，并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西方国家往往不得不优先考虑自己国家利益，而中共充分利用西方国家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进行欺骗宣传，收买个人或团体为其服务。因而接纳和筹集海外捐款是一项複杂的工作，特别是在革命淮备阶段，海外筹款应高度警惕。





第三节　党营事业





民主革命淮备阶段，党营事业所得只能成为党的经费辅助来源，而不应将有限的精力投入经营。党营事业主要是在配合地下活动的同时，给革命政党提供一些经费和援助，并相机取得解决食宿、交通、通讯、掩护等功能。





第四节　国内行动筹款





民主革命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应自始至终立足国内行动，其他来源应作为辅助手段。一个革命政党的经费需求将随其活动的展开而日益增大，任何外来援助都不能完全解决这种需求。同时，民主革命者必须永远牢记革命的实质和基本核心是权力和财产的重新分配。我们其所以要推翻中共，正是中共没有也不可能实施公平的权力和财产分配。因而，在革命淮备阶段和进行阶段用革命手段实施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不仅是革命资金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革命的目的之一。



采取革命行动筹集资金时，必须始终将行动的矛头对淮共党贪官污吏，尤其是那些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相反，靠自己勤劳致富者不仅不是我们行动的目标，而且是民主革命应当保护的对象。共党贪官动辄贪污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其中牵涉不少人命和血债。因而，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既筹集了资金，又鼓舞了普通民众反对共党的信心。



我们必须具体谈谈绑架中共贪官的国内行动筹款。1987年，甘肃一副省长家中被盗70多万元现金。这位省长不但没有报案，而且行窃者被抓认罪后，此省长仍不承认被盗，因为他害怕交代那些贪污所得资金的来源。最近一个广东人冒充三陪女给全国各地官员写信敲诈，绝大部分官员都老实汇钱到他指定的账户。有些人不明白为什麽中国现在“黑社会”那麽猖狂，一些中共官员完全被控制。真正的原因是这类贪官的罪恶被那些江湖老大所掌握。我曾见过湖南一位“大老”当众羞辱一位公安局长，说“以前白天他是局长，晚上我是。现在白天黑夜我都是公安局长，他是狗屎！”。因而，绑架中共贪官，首先肯定能获得一笔资金；其次被绑的贪官绝大部分不敢声张，因为一则他怕丢官、判刑甚至枪毙，二则害怕报複；最后被绑贪官将为我所用，真所谓一举多得。



民主革命者事先应对被绑贪官作些基本调查，尽管绝大部分中共官员都不同程度地贪污受贿，但有的放矢仍然是必要的。



另外必须作好善后淮备工作，一旦被绑贪官事后报案，或私下报複，革命者应有能力对其处置。



其次的目标是国有财产。国有财产本是广大民众的共同财富，而今天正一步一步流入共党官僚的私人口袋。革命者有义务有责任将其夺回，用于民主革命和分配给广大贫苦民众。





第五节　革命起义后的经费来源





一、没收共党官僚资本



民主武装革命起义后，民主政党必须没收自由区内所有官僚资本，这既是党的经费来源，也是革命目的之一。



二、接收国有资产



国有资产包括银行、商店、共党党政军警司法系统以及其他一切所谓国家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



三、税收



革命政党应在自由区建立公正的税收制度，作为革命经费的长期来源之一。税收政策首先要坚持公平的法则。同时最重要的是必须时刻服务于推翻中共、夺取政权这个大目标。



四、党营资产



民主革命应在自由区建立自己的党营资产，一方面提供党的经费，另一方面为推翻中共而服务。经营党产时应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能让经营冲淡革命的目的，始终要围绕民主革命这个大目标；二是防止经营者脱离、甚至叛逃，尤其是掌管数量较大的资产者。因此，必须建立必要的监督政策。





第十章　组建民军





民主革命军是民主革命政党的支柱，组建发展一支属于民主革命政党的军队既是推翻中共暴政的必要条件，又是实现民主中国，保障民主自由政权的基本要求。完全依赖其他武装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国父孙中山首先是在海外倡导革命，其后又将帮会、土匪作为推翻满清的武装力量，最后又依赖军阀武装。革命实践二十多年后才彻底认识到必须组建以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属于国民党的军队。结果，从创立黄埔军校到北阀胜利，只用短短几年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民主革命必须牢牢记住国父孙中山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最高原则：党领导军队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还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都精辟地论述过军事斗争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换言之，军事斗争必须永远服从政治目的这个大目标，否则一支军队便是地地道道的军阀、雇佣军、土匪。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中共能派遣一些既无军方经验，又无军队人脉关系的年青知识分子去全国各地夺取各根据地军权，捕杀一切敢于反抗的军官甚至最高军官，完全是由于中共一贯宣传并实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湘鄂西的贺龙面对夏曦的大规模屠杀只能胆战心惊；鄂豫皖的曾中生、邝继勳只能任凭张国焘撤职、处死；毛泽东也一次又一次被项英、任弼时、周恩来夺权；张国焘以其十倍于一方面的军事实力争夺中共的统治权，最后失败逃亡，固然有策略方法的失误，但共军党对军队的领导限制了他以强大军力要挟的作用应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然而，孙中山面对陈炯明的反抗，只能仓皇出逃；面对各军阀的不断反叛，蒋介石只能不断地平叛、收买而没能有效地控制、改造旧军队。



一个民主革命政党如何实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呢？



一、政治督察制。从连队到最高司令部必须设立政治督察制。政治督察员是该级党的最高负责人，其权限包括重大战略决策，人事任免，组织结构等等几乎所有的权利，同时让同级最高军事领导者作该级党的第二负责人，从形式上完成党领导军队的政策。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党的政治督察完全取代了同级军事人员的作用，特别是当政治督察人员毫无作战和管理军队经验时，切不可将一切权利集中在无战争经验的政治督察手中，否则战争的失败不可避免。



二、政治侦察制。民队必须设置由党领导的军中政治侦察制，专门负责侦察处置军中间谍、反叛活动。



三、思想汇报制。每个军官和士兵应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这样，不但可以让党督察了解军队思想动态，而且通过这种形式逐步让军队认同并服从党的领导。



四、宣传制。不断地、反複地、多种形式地宣传是党控制、领导军队的主要方法。不仅宣传的内容要通俗易懂，让普通士兵能够理解且容易记牢，而且宣传的形式要地方化、多样化，使之融于民众的生活之中。



五、秘密党员制。每个连队至少应有一名秘密党员，直属党督察领导，以获得公开党员不能获取的军队情报。





第二节　思想控制原则





一、中国古代的方法中国古代对军队思想控制的方法曆来都是“忠君报国”。然而，随著军官与下属相处日久，加之战争中生死相依的情感，军人越来越直接服从其上司而置皇权于不顾。特别是战乱时，军官独立或反叛更是普遍。除“忠君报国”思想控制方法外，皇帝还通常用其他各种手段掌握军队，如笼络军官：唐玄宗的爱妾杨贵妃认安绿山为干儿子；监督军官：明崇祯皇帝派太监至各地作监军；撤军职：清雍正皇帝撤手握军机的年羹尧。。。。。。



二、现代西方的方法在现代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我们几乎看不到手握军队的军人拥军自重，反叛造反，因为军队的思想控制源于由普通民众选举国家领导的公平法则。民选总统为当然的最高军事统帅，军人忠于国家和国家的最高代表总统的思想根植于社会行为规范之中，非一般军人所能改变，即使是拥有赫赫战功和崇高声誉的军官也不能改变这种原则，麦克阿瑟被撤职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无法想象一位军官能在现代民主制度的美国起义造反成功。



三、国共控制军队的对比国共两党控制军队的方法有很大不同。国军总是注意军人表面是否服从党国，因而特别训练军人的仪表，见到上级必须立正敬礼，听见“委员长”一词也要起立。此外，蒋介石特别注重军官对他的个人服从和依赖，他尤其注重对军官的感情投资，每逢军官本人以及其父母的生日，他都要送礼祝贺。他的崇高人格感化了一大批军官，甚至他的那些“敌人”，如张学良、冯玉详、阎锡山、李宗仁等。但是，这种控制方法显然忽略了“攻心为上”的思想控制方法，许多军官和士兵外表上服从党国和“委员长”，但内心如何，国民党却关心甚少。同时，个人情感笼络虽有一定效果，但思想统一却更重要，而且个人情感控制原则有时靠不住的。“西安事变”便是蒋介石过于相信他和张学良的个人感情而忽略张思想根源的结果。



中共与国军恰恰相反，不太注重外面是否服从，而对军人的思想控制却极为严厉，动辄扣上各种“主义”，加以批判。如“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中共注重思想控制，让军队服从党，后期服务“党主席”毛泽东，这种方式显然优于个人情感和外在服从的方式。



四、民军的方法正如前面所述，既然现代政治必然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原则，民主革命政党对民军的控制就必须以服从民主革命政党的思想控制原则为主，同时采用中国曆史上行之有效的个人情感联络、外在形式服从等原则。在过渡时期，要逐步引导军队服从宪法，忠于国家而不是一个政党，实现军队国家化原则。





第三节　组建民军军校





组建民军军校的目的是培养民主革命军自己的军官。由于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一个合格的军官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方能适应现代战争的的需要。



一、培训期。军官培训时间并不需要几年，几个月或半年即可，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转业退伍军队中物色学员，他们已经受过基本军事训练，有的甚至在共军中担任一定级别的军官，有一定指挥管理军队的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民主革命战争初期主要是游击战、运动战，这些知识和能力，必须通过实践而获。因而这些军官的训练则侧重于民主革命理论等方面。



二、掩护。军校可以用公司，各种训练班、私人学校等公开身份掩护。



三、规模。初期规模不拟过大，以一百人左右为好。一则便于管理和保密，二则有利积累经验，以后可陆续增加数量。



四、时机。民军军校宜在革命起义前一年左右创办为宜。过早不利于保密，过晚不利于发挥政训军官的能力。



五、训练内容。训练内容包括政治和军事两大类，侧重于政治。坚定的民主自由思想比军事知识更重要，尤其是民主革命初期。



政治训练的内容包括：



民主自由的基本理论；



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



中国社会现状分析；



宣传的方法、策略、形式；



发动群众的基本方法；



自由区经济政策；



共党腐败的状况和根源；



地下工作方法；



情报工作常识；



西方民主国家体制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



军训内容包括：



军队基本操典和训练；



各类常规武器的作用；



徒手格斗；



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原理；



军事通讯、联络和干扰；



中共军事力量简介；



军事参谋原理；



后勤供给；



军事情报；



现代战争简介；



古今著名战例分析；



工兵学；



化学武器、核武器简介；



炮兵学原则；



装甲兵原理；



空降兵原理；



战地急救；



合成军指挥学。



当然，学生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中精通现代战争的各门学科，有些课程并不是急需的，而且没有条件开设，革命军应在以后根据自身条件陆续开办不同专业班。



六、教官。政治教官应由长期从事中国民主事业，有一定国际、国内知识和活动经验的同志担任，军事教官由有共军军官经曆的民主革命政党党员担任，条件许可时，可聘外国军官担任。





第四节　民军武器来源





一、夺取共军军械库民主革命军初期的武器来源应主要著眼于夺取共军军械库。这是因为民军初期并没有大规模的制造能力，又没有大量资金购买武器，而共军有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库，有的可以武装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各县、地武装部门也有一些过时的武器弹药，这些武器应成为革命军最初武器来源。



一个武器库被夺必将成为共军特大案件，中共各地必将全力侦破，因此，选择夺取共军军械库应在起义爆发之前夕或之后不久。



二、制造普通常规武器弹药的生产技术并不複杂，一支枪才只有十几个部件，一般车、钳工都能制作。目前中国不知有多少以赢利为目的的地下兵工厂。民军应创立地下兵工厂，维修、制作普通武器弹药。



三、购买国际军火买卖是一个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大而活跃的贸易。民军初期既无经济实力，又无保密能力，所以不应考虑这条来源。但毗邻中国的周围国家和地区与国内的小型军火买卖二十多年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活跃，如越、缅、泰、台、港、澳、俄、哈、巴、印等国家和地区，不断有武器卖给中国。民军在考虑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购买武器弹药时，应著重哪些尖端而奇缺的武器。应清楚此一途径不是装备民军的主要来源。



购买的另一途径是国内黑市。自越战以来，共军一直扮演贩卖武器的脚色，尤其是军火库管理人员，将登记管理混乱的军火私自卖出屡见不鲜，最后不惜一把火烧掉军火库。兰州共军一军火库燃烧爆炸七天七夜，起因是军官贩卖军火。至于共军用手榴弹和老百姓换香烟、啤酒则司空见惯。与其他方面一样，共军的腐败是民主革命能够实施并成功的主要原因，共军贩卖军火则是靠山吃山、靠枪吃枪的又一腐败特征，民军应充分利用共军这一特点。



购买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国内军工厂。目前中共军工厂普遍不景气，其厂主想方设法谋利，加上腐败，受贿盛行，从军工厂购买武器是很好的一个途径。湖南张君集团曾经试图从军工厂购买军火，但因价格谈不好而作罢。



根据公安部保守估计，目前中国国内黑枪在三百万枝左右！这个数字与现代共军人数相等。我曾亲自从云南平远镇购得一支五四手枪，哪里九千多回民平均一人一支枪！枪贩储存枪支的数量、种类和质量让我吃惊。



四。外国军援外国军援曾经是国共两党武器的重要来源。但中国民主革命政党革命爆动之前一段时期，不应考虑这一途径。我将在第十五章中讨论。





第五节　民军组成





曾国蕃组成湘军时对选择军人和军官有详细的分析，并且在实战中不断总结其经验。概括而言即以纯朴健壮的农民为士兵，以正直勇敢的儒士为军官。中国民主革命军亦应基本遵循这一组织原则建民军。



为什麽必须以农民为主组建民军呢？



首先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中国现阶段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一切革命运动势必要涉及全国大多数农民的民运。这是中国不可逃避的现实。



其次，农民是民主革命最合适的主体。农民在中共统治下生活最贫穷，所受迫害最深，一直被当作低等公民对待，因而革命造反最有条件。此外，农民最能吃苦，能够接受革命战争的一切困苦。再次，农民多生活在崇山峻岭、江河湖泊地区，最熟悉当地地形，最能适应其生活，是游击战、运动战的天然行家。





第十一章　策反中共





第一节　情报工作





一、用间：古老的篇章



《孙子兵法?用间篇》明确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在于众者，先知也。先明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又曰，“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几千年来中国曆史上用间策反成为敌对集团之间不可缺少的斗争方式，以致达到高度的艺术境界，成功的用间策反例子遍布于中国浩瀚的曆史中。《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用间策反表现得淋漓尽致。世界各国均极为重视间谍情报工作，神秘而精彩的间谍故事是现代国际政治斗争必不可少的篇章。



用间策反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掌握对方的敌情，让对方倒戈，更重要的是引起对方相互防范、互不信任，人人自危、枉陷朋党，自我相残，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民党炮制“AB团”，引起中共互相残杀，数万人被处死，此为用间成功之例。



中共号称世界上最大政党，但却是信仰崩溃，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各自为私利奔逐。民主革命政党应大力从事策反中共的活动，用中共自己的“法宝”：“统一战线”来反制中共。这条看不见战线的战争是民主革命政党成功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二、情报组织



组建中国民主革命政党情报机构是与政党成立同时并进的工作。无情报机构的地下活动是无法存在的。情报机构包括情报收集、情报分析、情报处理、打入行动和特别行动五大部分。



情报收集大部分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取得，一部分依靠党的情报员从中共内部获取。另一部分通过中共外围成员获取。此外，西方民主国家，台湾及其他反共组织也是我们的情报来源之一。



情报分析是一项科学，并不神秘。例如中共当年视大庆油田为国家机密，拒不透露其地址和产量，但日本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照片和中国资源等资料淮确判断大庆油田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中共再也不可保密了。中共公布了一些军事、外交、科技的讯息，这些讯息经过积累、整理、归类分析都能获取比较完整的情报。我曾经将三年《解放军报》分析整理，结果可以掌握共军全国主要军官的人事档案和军中主要问题。



情报处理是将各种不同的情报送给民主政党各个不同部门，以便了解中共的动态，制定相应对策。



打入行动是指派遣民主政党的特别情报人员打入中共核心部门，收集公开途径无法获取的情报，这些核心部门包括军队、党委、安全、公安等。派遣情报人员这方面的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如果没有钱壮飞打入国民党中统，周恩来早已被捕处死。



特别行动是指由情报部门掌握的小股武装活动。目的是清除党内叛徒、保护地下党组织、获取特别情报和处决危险的敌人。这种特别行动主要是围绕情报工作展开，与地下武装工作队有区别。



三、现代科技



现代科技给我们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情报器材。随著国际交流的日益扩大，许多尖端的情报器材不再为国家独有，中国民主革命政党比较容易便能获得这些器材。如针孔摄录机、照相手机，各种极微型窃听器等，各种类型的武器和通讯工具。情报部门应设专门组织收集这些尖端而适用的器材。



四、间谍学校



一个成功的谍报人才必须通过有效的训练，有的训练甚至需要好多年。中国民主政党必须成立训练自己情报人员的专门学校。训练的内容包括以下：



1、 民主自由理论。永远牢记思想训练是最重要的，不仅要有民主主义武装的“主义兵”，也要有民主思想武装的“主义情报员”。



2、 业务训练。包括情报收集、反侦察、反跟踪、反审讯、情报传递、身份掩护、化妆术、假情报学、异性关系学，情报分类和分析。



3、 技能训练。包括驾驶、射击、摄影、格斗、电脑操作等。



4、 语言文化训练。包括曆史、艺术、国际关系、外语、方言等等。



5、 性格训练。包括保密、冷静、表述等等。



训练时间取决政党的形势和需要。





第二节　策反的对象和方法





按中共党员职能区别，民主革命政党策反的对象包括中共党、政、军、警、司法人员；按中共官员的特性区别，策反对象包括中共信仰崩溃者、追求功名者、贪财好色者。针对不同的对象，应采取不同的策反方法。



一、信仰崩溃者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中共党员再也不相信共产主义，更不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这种状况既是中共几十年倒行逆施的结果，也是世界共产党崩溃的结果，更是因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反动和虚幻的必然结果。对信仰崩溃的中共官员的策反，我们应采取晓之以理的策略。这个道理便是民主自由思想，让其建立新的信仰。《圣经》言人因信仰而得救，指出人的信仰是多麽重要。无信仰，人将成为行尸走肉。因此，策反工作应运用中国曆史、中共的曆史、世界潮流和局势策反这些迷途的中共官员。



二、追求功名者



有一类中共官员并不信仰什麽主义，包括共产主义，而只认为追逐功名便是其人生目标。他们不管什麽主义，什麽政党，只要自己留名青史便认为人生没有白活。对这类官员，要首先让其认识到与中共为伍，只能留下曆史的臭名、恶名。同时，要利用其功名心，鼓励其为民主事业而留名史册。



三、贪财好色者



因无信仰，所以相当部分共产党官员沉溺于财色，为了钱财和女色，不惜一切。为官的所有目的只是拼命捞钱、玩命猎色。对这类官员，首先要花一定精力掌握其贪污和淫乱的罪证，然后以其为把柄逼其为我服务。必须注意的是，这类官员往往贪生怕死且不断衡量厉害得失，因而开始策反时不宜暴露民主革命的目的意图，而应以黑道聚财的目的出现。待其就范合作并心境平静后，再亮出民主革命政党的旗号，让其为我党做一些小的工作，逐步对其加以控制，否则被策反者可能告密、自杀、逃跑。



上到中共政治局，下到科、股长，中共官员沉溺于包二奶、三奶、四奶的糜烂气息中。中共披露被查处的腐败官员几乎都与色情有关。不知有多少中共官员被人用女色套住。民主革命运动自然不放弃这一有效的方法策反中共。



三种方法只是一种大致的区分，大部分情况下，应同时运用三种方法。



最后要指出，对于那些无明显弱点，又能为我所用的中共官员，应“设计”策反，卢俊义上梁山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三节　对被策反者的态度





同样，对不同的对象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对那些转变思想而坚信民主自由、或一直在内心追求民主自由社会的中共官员，策反后如能让其秘密为我工作，则应视为我党地下工作者。对暴露者迅速采取保护措施。这类中共官员将是民主革命政党的一大来源。正如梁山泊108将中大多数是宋朝前官员一样。



对于追求功名而被策反者，民主革命政党应充分利用其功名心，而不应助长其个人野心，将其规范于民主革命这个功名中。



对于无信仰而贪恋财色者，策反后能用只能用于一时，这些人不能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除非他们改变人生观。





第四节　策反的途径





一、“交朋友”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应利用自己的所有社会关系与中共官员及其家属发生联系。“交朋友”包括自己的同学、亲戚、朋友、生意人、老师、邻居、同事等等，利用这些关系逐步靠拢策反的对象。



二、建立人事资料库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组织、情报部门一方面从自己党员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寻找可以策反的中共官员，另一方面要建立中共、党政军警人员个人资料库，将其简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官场经曆和现状、品性特点收集起来，从而研究出策反的最佳方案。



三、“布长线”



策反工作最忌急躁、简单，要学会“布长线”、“外围战线”。避免急躁简单的方法首先是在没有条件情况下，先从被策反中共官员的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入手，逐步到被策反者，其次是不能过早暴露政治意图，先用刑事方面的东西套住被策反对象，然后让其涉及轻微的政治问题，最后牢牢套住。“布长线”最后要注意的是永远尽可能长期使用被策反者，甚至在中共政权被推翻以后，我们仍需要这样的“内线”。



四、策反中共官员的子女



在对待中共问题上，民主革命政党应坚决避免狭隘的複仇情绪和片面的阶级分类逻辑，将所有中共党员及其子女推到我们的对立面。事实上，不少中共官员及其子女不仅不信仰共产主义，而且淮备、或正在从另一途径从事中国民主事业，特别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或有西方生活经曆，且关心中国命运的中共干部子女，他们将是我们民主革命的不可忽略的力量。我们在策反中共官员子女时，首先要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目的是推翻中共的制度，而不是单纯惩罚中共官员个人及其子女；其次表明我们的原则是保护一切合法所得的私人财产，打击的只是有血债的贪官污吏，哪些通过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勤奋而至富的中共干部子女仍然是我们保护的对象。



由于中共子女的特殊生活环境，他们比一般公民更了解中共的黑暗，也由于生活环境的耳渲目染，他们有许多从政的有利条件。多年来我不断获知中共高干子女要刺杀邓小平、搞上层军事政变的案子。我相信至今仍然有这样组织在暗中活动。



中共子女参与民主革命活动，首先应注意的是，大部分有志的高干子女总是忽略、蔑视甚至害怕民众的力量，因而总将中国民主的希望放在上层的转变，其次是自然而本能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我们在发展策反中共子女时要注意以上特点，只有象李鹏那样的太子党才是中共民主革命的死敌。



五、震撼策反



震撼策反是突然抓住中共官员，让其在生存和为我们工作两者中选择。几乎所有中共官员都贪生怕死，他们自然会选择与我合作。然而，采用这样手段时应注意被策反的中共反水，因而要做到如下几点：



1、 保持对反水中共官员及其家属的控制，使其不敢反水。



2、 掌握其罪过，特别是让其吐露一些机密，让其不能反水，否则中共必然惩治他。



3、 为其保密，必要时助其升官，助其除掉政敌。



4、 为其安排好退路，包括送往海外。



5、 防其承受不了精神压力，应逐步亮出底牌。





第十二章　武装起义





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中共的规模大小不一的武装起义从来没有间断。由于中共的舆论封锁和虚假欺骗宣传，国内普通民众和外界并不知这种反抗斗争已达到大规模爆发程度，反倒是中共高层自己承认已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胡景涛语）。举一例言，1986年，广西田林县爆发一场反共武装暴动，四百多人占领田林县城三天，领导者是湖北陨西县26岁的老师谢XX。谢冒充华国锋的儿子，取名“华童”，以推翻中共暴政为号召。起义失败，但谢却逃脱，一直未被中共捕获。（中国公安部1986年《政工简报》上报此案）。我曾于1991年夏亲自走访田林县，仍然有人记得那次暴动，因为后来中央杀了几十人。类似这类的暴动，最近几年更多了。1997年5月14日至19日，湖北荆州地区京山、天门、潜江、仙桃六十多个乡，12万农民暴动，仅天门县就有100多名伤亡；湖南益阳，宁乡等地农民20万人进城，烧毁政府和公安数十辆汽车，农民3人死亡，57人重伤；江西宣丰800农民冲击公安局，与军队对峙达70多个小时，最后有130多农民被捕；1998年5月底，湖北江陵县三万农民占领乡政府三天，农民撤消乡政府，拘押县委书记、副县长，250多名农民伤亡，军警有数十人死伤；同年5月19日，湖南江寿县二千农民冲击县公安局，要局长下台，遭公安武警开枪镇压，农民死伤150多人，农民用土枪、炸药也打死、打伤80多名军警。通过分析这些暴动失败的教训，结合中国曆史上成功暴动的经验，我们应著重研究民主革命起义的地点，时机，起义前的淮备和起义后的措施。





第一节　武装起义的地点





武装革命起义最合适的地点是：多省相交的山区县城。这首先是因为山区的地形是民军游击、运动的天然屏障。正如我在前面《武装革命可行性》一章中指出的那样，山地大大削弱了共军现代化武器的优势，甚至使许多现代化武器变得毫无作用，而以当地农民为主的民军则熟悉地形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民军正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其次，选择中小城市作为暴动点，一则革命初期，干部奇缺，大城市不易管理；二则中共在大中城市有相对较多武装，不易控制。选择乡镇则不足以打击共党。再次，全国绝大多数山区县城都无中共野战军，在一个普通山区县城，中共的基本武装力量有如下：



1、 武警小队或中队。人数一般只有50人左右。除一部分守卫县委、县政府、法院、检察院（都是站岗之类），大部在公安局看守所。这股力量算是中共在一个县城最有战斗力的武装，但他们也只是拥有普通常规武器而已。



2、 公安局。公安局有几十支手枪，但公安人员战斗力差，一些警察一辈子都没有开过枪，有的甚至不会用枪，加上人员分散，不足称为武装力量。



3、 武装部。武装部早已名存实亡。每个县武装部储备一些陈旧的武器，且整个武装部只有几个人，一些人根本不会用枪。



4、 其他。法院、检察院、县委、县政府有一些手枪，多为共官自卫武装，谈不上战斗力。



所以，一般县城中共最多只有百来人分散的武装。民主革命是很容易消灭这些力量的。



选择多省结合部是中国曆史的经验和现实中国现状决定的。曆史上各省官僚为保乌纱帽多将“乱匪”赶出本辖区为上策而不愿冒生命和罢官的危险与起义军硬拼，这样，起义军便可利用官吏的相互推诿，明哲保身的态度周旋于省际之间。中共当年能从粤北成功“长征”，正是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这种自保心理。李自成、张献忠也多次利用明朝各省督抚“赶贼出境”的心理游走于晋、陕、川、鄂、豫之间。



现实中共的腐败已远远超过相互推委责任的地步，所谓“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仅举一例可看中共官员的腐败：在1983年轰动全国“二王”案件中，各地公安武警的首要原则是祈求“二王”不要到其辖区，因而尽量大张旗鼓，企图阻止“二王”进到辖区。另一方面一听“二王”便胆战心惊。武汉一位警察一听到“二王”到其辖区，吓得称病不敢出门，另一警察一听到“二王”则瘫倒在地，跑都跑不动。没有几个警察再愿冒死为共产党效命。“二王”最后其所以被击毙而没有活捉，是公安部害怕他们被活捉后暴露全国各地公安的无能和失误。



选择多省结合部的另一理由是那里共产党统治最为薄弱。乡镇以下的政权完全瘫痪，我曾经去过鄂、陕交界山区，五年中从没有县府官员到他们山村！如今这种状况只会更加恶化。



选择山区还有其他好处：越是贫困地区，中共官员越腐败，农民反抗情绪越大；山区的活动费用小；此外，中国安全和军事系统基本忽略山区；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山区官员忧患意识薄弱“。



选择何处多省结合部县市作为起义地点？



我们必须分析共军的分布情况。中共陆军的24个集团军绝大多数布署在华北，中原和边境，而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和湖北广大地区只有3个集团军，即重庆的13军(37摩步师在江津，149摩步师和炮兵旅在乐山，装甲旅在丰都，防空旅在内江，警备司令部在重庆) ；昆明的14军(31摩步师在大理，40摩步师在开远，炮4师在昆明) ；柳州的41军(121摩步师在柳州，123师在贵港，装甲旅在桂林，炮兵旅在柳州) 。此外有空15军(湖北孝感) ，以及武警126师(湖南耒阳) 和114师(四川南充) 。上述地区山岳纵横，江河交错，当然是起义的理想地点。



关于在边境地区起义。



有人主张效仿国父孙中山，在中国边境地区武装起义，其理由一是便于撤退；二是便于取得国际援助；三是扩大国际影响。我不赞成的理由如下：



1、这种观点的基楚是消极的。一个革命家当然要考虑到失败，但如果认为失败是唯一的结果，这种起义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2、坐等国际援助是被动的，也是不现实的。我将在第十五章中讨论为什麽革命初期不可能得到公开的大规模的国际援助。同样，仅仅国际影响不可能使中共垮台。六四后的国际影响不可谓不大，然中共仍在，因为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外在影响都不能成为革命的主要作用。



3、边境地区的中共武装相对较强。



4、最后让我们具体分析何处边境可施行武装起义。



北韩会支援我们吗？当然不。



中俄有漫长的边境。让现在的俄国支援中国的民主革命肯定不现实，我们更不可能起义失败撤退到俄国。



蒙古即使有心，也无力支援我们。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不可能作为我们起义初期依靠的国家。



印度即使愿意，我们也无法想象民军越过喜马拉雅山，进而影响中国内地的革命。



越南尽管和中共打过仗，但希望它支持或庇护反共的民军，显然是天方夜谭。



唯一看来可行的边境地区是中缅边境。但这一地区的情况更不利于我们发动边境地区起义。首先，中共几乎是缅甸军政府依靠的唯一外国政府，缅甸不会也不敢得罪中共；其次，缅北局势複杂，反政府武装，民族独立武装和贩毒力量交织一起，任何一方都不会坐视外来力量的侵入。



国父孙中山多次在边境地区起义失败的教训也证明边境地区不是起义的最佳地点。





第二节　起义的时机





民主革命起义最佳时机当然是当又一次类似“六四”民主运动到来之时。此时，中共从上至下的官员都处于茫然无措的状态之中，普通民众反共情绪高涨，极利于揭竿而起。



起义的另一最佳时机是中共爆发内战。随著共党内部权力斗争日趋激烈，斗争将不择手段，而动用军队则是中共内斗的最高表现。



另一个起义时机是中共对外发动战争时期，尤其是中共发动对台战争。民军乘机革命起义，必能与国军携手推翻中共暴政。



上述三个时机的到来并不是民主革命起义的必要条件。中国曆史上革命起义既有在国内基本和平时期，如陈胜、吴广的起义，黄巾军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也有在国内大乱，战火四起时的起义，如汉高祖起义、李自成起义、国民军北伐革命、中共武装割据。。。。。。



起义的时间以春节前后为最佳，因为首先此时全国放假，中共官员终日豪宴、醉生梦死，无人理政；其次大量民工回乡，给民军增添许多生力军；再次春节正值农闲时期，农民有充分时间淮备起义。





第三节　起义前的淮备





起义前的淮备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此处的淮备只是指民军起义前夕必须淮备好的几项措施。



1、 摸清起义地中共武装情况。这包括武警的人数、配置的地点、值班规律；公安局、派出所、武装部的地点和环境情况；其他零散武装情况。



2、 组建至少一千人左右的民军。以一、二期民军军校学员为骨干的民军应至少发展到拥有一千人的队伍，并且这支队伍应有过实弹演戏的经验。有这样一支队伍才能保证起义后能在县城站稳脚跟。



3、 储备至少可装备另一千名军的武器，以备迅速扩大民军。



4、 至少策反一支共军。



5、 在起义地周围城市建立地下情报站，以掌握中共镇压民军的情报。



这几项措施只是民军起义前夕的必备条件，大量细致的工作应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而定。





第四节　起义后的措施





民主革命起义后能否站稳脚跟，或者保持民主主力与共军周旋是民主革命成功的关键。只要占领或者保持民军武装力量半年至一年，中国局面将大变，中共垮台将是必然的结果。我们说占领，是指守住一地不放弃；而言保持民军主力，则指让出城市与共军在山区游击。两者的功能均能取得鼓舞全国人民反共的信心和分化中共的作用，国际舆论也将随之而来。



一、消灭中共的武装力量。



民军起义后的首先任务当然是将所在地中共带枪的武装力量消灭掉。正如前面指出，这包括武警、公安、法院、检察院、县委、县政府和武装部。凡反抗者格杀勿论，反之放下武器者应一律不杀。



二、摧毁中共的政权，逮捕中共官员。



这些官员包括“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其他县委委员；公安局正副局长、公安局各科长、主任、队长；法院正副院长、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司法局正副局长；政法委正副书记；各乡镇正副书记、正副乡镇长；武装部部长；看守所所长等等。



三、控制要害单位。



电台、电视台、报社、邮电局、银行、储蓄所、粮店和其他国营公司、商店。尤其要切断起义区与外部的所有联系，让中共不知起义的真正情况，以赢得宝贵时间组织民军。



四、组织大规模的宣传。



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纸宣传；组织中小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标语、传单、演唱会等形式多样化的宣传。



五、释放一切在押犯。



无论何种罪犯，都是共党制度下的受害者，都应释放。愿意革命者，应热情接纳。



六、游斗。



游斗共党贪官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让那些欺压百姓的共党官员威信扫地，斯文全无；另一方面激发民众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被中共多年高压统治所压抑，必须要过正才能矫枉。



七、扩展民军。



扩军方法必须正反两用。所谓正面方法是组织宣传，用物质和精神方面奖励参加民军的官员和其家属；反的方面是抓出典型以反对民军为名处死，打击反抗者。



八、审讯、处决共党贪官。



当民军控制了起义地区后，应迅速组织人民革命法庭，选择德高望重、正直诚实人士成立人民陪审团，参与审判共党贪官，并将所捕共党官员中罪恶滔天、民愤极大者处决。查处共党贪官的原则是教育为主、处决为辅，大部不杀，区别对待。同时选用民愤不大、罪行不重而又诚心悔过、愿意参与民主革命的共党官员。



九、淮备反击中共围剿



民军不仅要在起义前制定反击中共围剿的军事路线，而且要在起义后，利用中共尚未来得及反应的宝贵时间，迅速布置军事方案，争取以优势兵力打赢首次反围剿战，以鼓励革命士气，形成能战之民军。



十、筹建自由区民主革命政党组织。



包括县、区、镇、乡、村各级组织，实现党对自由区的绝对领导。





第五节　其他形式武装起义





一、政变式的革命武装起义



政变式的革命武装起义是以突然方式用现有中共军队将中共上层主要人物控制，同时占领新闻媒体，向全国宣布中共已经被推翻。这种革命方式的优点是可能避免长期战争带来的社会震荡。要实现宫廷政变式的武装起义，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 掌握一支数量可观的中共军队，特别是北京中共的卫戍部队。



2、 有一位声望实力相当的中共官员参与。



3、 有一位有声望、能驾御全国共军的中共军队领导参与，以便起义后能控制中共全国军队。



完成“宫廷政变”革命的地点当然是北京，时机选择中共召开中共全会、人大会议最合适。



我们可以看到要完成这种方式的革命有许多困难。首先是难以找到一个有民主思想而有军队声望和实权的中共高级军官领导或参与这种革命。其次是中共北京卫戍部队是中共军中嫡系中的嫡系，其军官多由中共头领的心腹担任，动员很有困难；再次是在中共心葬北京的地下活动很难长期保密；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使能成功将中共高级官员，包括共军高级军官大部分控制，如何能保证全国各地的共军和官员联合起来反攻北京，同时我们也不能保障全国各地民众自发反对中共的起义得以有效地控制。于是，我们不但不能希望避免全国内战，而且这种混战将会加长、加剧。更有一些人打著“民主”的旗帜抢夺政权。因而，“宫廷政变”式的革命看似省事，实则适得其反。



二、连锁式武装起义



连锁式武装起义是民主革命政党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组织分队，同时发动暴动。这种方式首先要秘密培训组建一批武装骨干，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其次要发动城市一切可能的力量；最后必须寄希望改革派共军或中共高级干部趁机夺权，实现全国民主转变。



三、城市暴动



城市暴动式的武装革命是选择大中等城市，以民主革命武装骨干分子为主，结合城市工人、学生力量占领城市。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不作较长战争淮备，它必须依赖中共、特别是共军不采取镇压措施；也希望全国各地自发响应。如共军镇压，以仓促起义的民军是无法守卫这些城市的。



我其所以不考虑以上三个方式的武装革命是因为上述方式的根本出发点是轻率的，依赖性的、理想性的、急躁性的革命方式。这些方式忽略了对中共的本质认识和对中国曆史演变的了解。当然，我不排除这些方式作为山区县市武装革命起义后的辅助形式，尤其我不排除中共上层民主的信仰者发动“宫廷政变”，如能成功，那将是中国之幸，世界之福。





第六节　“民间教团”起义





最后我们必须单独谈谈“民间教团”起义。



一、曆史来源



所谓“民间教团”即是非官方认可、信徒多为下层民众、带著神秘色彩的宗教性群体。“民间教团”的教义往往经不住严肃思想的考查，有的甚至是明显的浅薄、公开的虚幻，但“民间教团”形式上的作用却在中国曆史武装起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相当一部份起义是以“民间教团” 形式组织和发动的。民主革命家不得不探讨“民间教团”式武装起义。



中国曆史上以“民间教团”聚众起义者首创于东汉末年的张角。《后汉书》曰：张角创“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曰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或其不愈，则为不信道。”张角率弟子八人传道，十馀年间得信徒十万，然后置三十六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最后公开武装起义，导致东汉皇朝覆灭。



东晋时期的孙恩创立“五斗米道”，聚集信徒数十万，武装起义持续十多年。



隋末宋子贤创“弥勒教”，自称“弥勒佛”转世，后率众起义，其后向海明聚众数万，公然称帝。



北宋的方腊“托左道以惑众”，他的“左道”叫“吃菜事魔”，流行于江南民间，后聚众数万人对抗北宋王朝。



元末的白莲教则是曆史上最著名的“民间教团”之一。刘福通、韩山童等倡导弥勒佛下凡，天下大乱，以红巾为号起义造反。南方的彭莹玉、徐寿辉公开称帝。最后，朱元璋的红巾军获胜，建立了明朝。



有趣的是，以白莲教起义成功的明朝面临著白莲教不断起义的威胁。明、清两朝，“民间教团”式的武装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明朝嘉靖近五十年间，几乎都在平息全国各地的白莲教起义。特别是后来的“大乘教”信徒达二百万人，朝廷称之为“二百六十年未有之大变。“



清朝嘉庆年间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的白莲教起义曆经九年，武装信徒数十万。



太平天国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次“民间教团”式的武装起义，拜上帝会的信众达数百万人，席卷大半个中国，持续十四年。



二、“民间教团”起义的优点



1、便于隐藏。



中国曆史上绝大多数“民间教团”式的武装起义最初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背景，更没有武装起义的言行。因而最初当局总是没有给予太多重视，而且事实上一些民间教团本来就没有政治目的，后来在当局诬陷和镇压下才被迫武装起义。这种隐蔽性特点使许多教团能发展壮大。



2、根植于民间。



教团其所以能扎根于民间，特别是下层民众之中，首先是充分利用中国民间已有的宗教。例如，白莲教与佛教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拜上帝会”则是流传于广西地区的天主教的变种。其次，民间教团也充分利用中国民间广泛存在的神鬼迷信。如韩山童凿石人，只开一眼，曰：“其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太平天国的“天父附身”更是中国民间信奉的鬼神附体的翻版。



3、施实利与民。



民间教团其所以呼啸聚集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之众，除了提出一个美好的天堂满足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外，还能给民众一些实际的利益，让入教的民众能看到实在的好处。例如，方腊的“吃菜事魔”教，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张角则能为“太平道”信徒治病；白莲教为教徒抗争官府追纳所欠的粮饷。这种为教民争实利的措施与满足教民精神信仰的需求相辅相成，成为凝结教民之心的有力因素。今天的法轮功，其所以能吸引数千万人，除了它提出“真、善、忍”的教义满足了国人因厌恶共产主义而存在的信仰真空之外，它的气功式练功法对人的健康有益；中功利用现代企业为信徒创立就业机会；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三、“民间教团”式起义的局限



纵观中国曆史上数百次“民间教团”式武装起义，我们发现此类起义起时如暴风骤雨，但绝大多数都风平浪尽以失败告终，唯一“民间教团”武装起义成功的是朱元璋的明朝，但是这个以白莲教继承者自居的朱元璋其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其驱逐元虏，而不是所谓弥勒佛转世吸引了民众。为什麽“民间教团”式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呢？仔细研究后，我们发现失败的最终根源正是他们的教义。



太平天国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出太平天国失败的许多原因，但归根结底，它的失败是其“拜上帝”的教义。这个教义的基本核心是普天之众都是平等的兄弟姐妹，上帝天父派他的儿子治理人间，并不时附身下凡，一切与此相反的思想，当然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儒家学说都在打倒之列。这个教义与其他曆史上民间教团的教义一样，看起来很美好，但平等很快证明是谎言。数百万信徒连男女结婚同居的权利都没有，而洪秀全却有无数妻子和宫女。天父下凡引起极大的混乱，以至最后终于大规模自相残杀。“拜上帝会”的教义使洪秀全教主地位不可改变，而他又不是一个有能力开创王朝的人，因而太平天国就不能自然淘汰其无能的领袖而产生新的领袖。而最束缚太平天国发展而建立新王朝的是其排除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教义。太平天国曆时十四年，纵横了半个中国，但始终得不到儒士的支持，反而为曾国藩这些知识分子所痛恶。太平天国成也其教义，败也其教义。这是所有“民间教团”式武装起义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因鼓动下层民众所需，不得不借助已存的宗教、迷信；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又反过来束缚其发展，结果便是风起云涌而动；风平浪静而散。



四、民主革命政党的观点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是否采取“民间教团”式武装革命，必须要研究现在中国产生“民间教团”的社会基础，结合民主革命政党的思想理论找出一条实际有效的途径。



1、产生“民间教团”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



“民间教团”的产生首先是普通民众对当局的绝望，而当局的腐败是造成这种绝望的最主要原因。今天中共的腐败已渗入各个角落，绝望的人民嫌恶中共，希望一个新的信仰诞生。其次是普通民众易于接受“民间教团”。中国有三亿多文盲，至少70%的人只受过初中以下的教育。这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几千年来盛行于民间的各种通俗学说或迷信。再次是中国大部人处在贫穷状态，至少1亿人连吃饭都不能保证，这种物质贫乏自然能在普通民众中产生求变的思想。



正是因为中国仍然存在产生“民间教团”的社会基础，所以法轮功、中功这样的组织能够产生、发展。



2、“民间教团”与武装革命。



当政府镇压“民间教团”时，武装革命应运而生。这些教团的创始人或事先已有起义的思想淮备；或因面对镇压不得不奋起反抗。当然也有许多教团没有武装起义，失去了政治斗争的良机。法轮功、中功正是这样慢慢丧失了他们的极好的时机。



3、克服“民间教团”式革命的局限。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目标是实现民主政治，弘扬新儒学。因而革命的理论自然不能是假“上帝”或“鬼神”之类的教义。然而，一个不能被大多数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的主义是毫无意义的。既然中国仍然有产生“民间教团”式革命的土壤，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就不应让这片土壤荒芜；既然“民间教团”能迅速传播教义，广邀天下民众，我们就不能排除这种方式。



所以，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必须始终坚持我们的理论基础，充分利用“民间教团”展开武装斗争。





第七节　近期农民暴动的经验和教训





一　经验



1、 以农民普遍关心的“减负”为号召，鼓动农民。湘、鄂、赣、川、桂农民起义其所以能聚众数千、数万，均因中共沉重的经济压榨，而起义的领导者提出“减负”深得农民响应，所以能一呼而众方响应。



2、 采取“有理”斗争手段。许多起义领导抓住中共中央与地方当局对农民政策的矛盾，与地方官员进行“有理”的抗争，使中共的镇压师出无名。



3、 保护起义者。起义的农民领袖全部得到农民的保护，不让中共逮捕他们，有些甚至冲进公安局救人；有的扣留中共官员作人质；有的当场与公安搏斗。这些保护措施使农民暴动有领头羊。



4、 充分利用中共乡镇政权薄弱、麻痹的特点。有的暴动领袖本身是中共党员、村长，但却能舍弃自身利益，为农民作主。



二　教训



1、 缺乏夺取政权的意识。尽管有的农民领袖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且有的占领中共地方政府机关，但目前的农民暴动尚未意识到夺取中共政权的重要性，反抗的动机还停留在争取“减负”的经济利益上。



2、缺乏一个有力的政党组织。这个政党有能力提出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方针、策略。



3、缺乏一支民主革命军队。这支军队必须事前经过秘密培训，以形成战斗力。中共在镇压这些农民暴动时往往派出数百名甚至上千名武警、公安，农民则赤手空拳与之搏斗，如有一支民军，这些武警和公安是不能对付的。





第十三章　民军军事策略





军事是一门实用科学，因而任何一门教科书都不能完全解决军事实践中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具体的战斗、战术，必须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然而，军事又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几乎可以说人类曆史是在不断战争中演变而成的。中国几千年曆史中，战争时期几乎占了漫长曆史的一半，所以几乎没有什么科学象军事科学那样与人类息息相关。中国曆史上出现了许多军事学家和军事家，他们将军事变成了一部艺术。因而，立志从事民主武装革命者必须从人类曆史，尤其是中国曆史中寻找军事知识。而且，凡不熟通中国曆史的人，肯定不可能成为中国曆史舞台上的英雄。同时必须要了解和掌握现代化战争的特点。此章只是指出民主革命军在武装起义中可以掌握的几个基本策略。



然而，我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勇气，正如太公兵法所言“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万人弗能待也，万人必死，横行于天下” 。勇气是革命家的第一要素，也是军事活动的基本要求。





第一节　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正规战





一、基本定义



游击战是在明显的敌强我弱情况下的战争形式，确切说它不能完全称之为战争，它是在移动中发动群众，保存自我的方式。它所“击”的往往不是敌方的军队，或者至少不是敌方的正规军、主力军，而往往是敌方的后勤、交通、重要设施或非武装人员。



运动战是军队在不断移动中寻找战机，并捕捉战机，以相对集中且占优势的兵力、有利的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消灭敌人。运动战的最大特点不是机械地坚持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坚持以消灭敌方军队为主要任务。



运动战是民军有一定基础后应该采取的军事策略，这种基础主要指有一片被民主革命政党控制的自由区根据地和一支能战斗的、有一定数量的民军。



民军可利用自由区人民对中共的愤怒，选择有利的地形、结合游击战歼灭共军。



大规模的阵地战和正规战是民军中后期的战斗形式，民军军事家应根据实际战况而制定。



阵地战是指为必需的目的坚守某一特定的地点，即使这场战斗不但不能消灭敌人，而且会造成自己的很大的伤亡。



正规战是指双方战略大决战，它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于一体，达到大量消灭敌方的目的。



必须指出，以上几种战争形势并不是绝对分离，互不相干的，往往相互交叉使用，相互弥补其不足，或者相互转变。如果一场游击战发展有利，可以变成运动战，更多消灭敌人，而运动战中经常会有小的阵地战，正规战中也经常运用游击战手段实现战略目标。



二、民军的策略



游击战显然是民军起义初期的主要作战形式，这是因为：



1、 为了保存民主革命政党和民军。起义初期民军数量不大，又缺乏充分的时间组织训练军队，更重要的是民军没有经曆实际战争，需要在游动中弥补以上缺陷。



2、 为了发动群众。游击队实质上是一支武装工作队，用于打击中共地方政权和小型武装，然后才能放手发动群众。革命初期，武装工作队是扩大民军的必然手段。



3、 为了有效地歼灭中共非武装人员或非正规武装，破坏中共的交通、重要设施及共军的后勤系统。中共非武装人员包括中共党、政、司法等部门，非正规武装包括武警、警察、武装部。



最后我必须指出，游击战是弱小团体武装反抗的最重要的形式。仅1945年到1975年，全球以游击战为主的大型国内战争或殖民地战争有45起，约800万人死亡，大部分团体通过游击战发展成运动战，正规战而走向胜利，而正规战只有17起，290万人死亡。





第二节　根据地与流动战





一、基本含义



根据地式的革命是指武装起义从起义开始便坚守这块根据地，并不断扩大，最后占领全国。流动战即是曆史上的“流寇”，从不局限于一地，不断冲破敌方的围追堵截。



二、中国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曆史上的武装起义既有根据地式的革命，也有流动式的战争，还有两种相结合的革命形式。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向西击败陈友谅，占领江西、湖南、湖北；向东击败张士诚，从而占领江浙；向北击败元军，收複华北；再平定西南、东南和西北。这是一条以金陵为根据地而不断向四周扩大，最后取得胜利的典型例子。李自成、张献忠则是典型的“流寇”主义者，十几年间，他们不断转战在陕、甘、豫、晋、鄂、皖之间，从没有在一处连续过两个春节，最后李、张分别在河南和四川建立根据地，再称帝。尽管李自成后期开始注重建立根据地，从而一举攻占北京，但他的根据地基础非常不牢，一遇挫折，根据地纷纷消失，其官员相继叛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当然是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是根据地和流动战相结合的起义实践者。它成功的经验是起义初期充分利用流动战的优势。出金田、攻桂林不克，转而冲出广西清军的包围圈，而进入清军毫无防范的湖南，大量吸收能征善战的两湖子弟，克岳阳、下武昌，从而发展成上百万人的军队，后席卷长江中下游，建立南京根据地。但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之一是，只知固守南京周围的根据地，没有全力向外发展，尤其是北伐清军。



国民革命军与朱元璋红巾军一样，是以根据地为基础向外出击而成功的典范。不同的是，国民革命军以广州为基地，一路向北，统一中国。



中共一向注重根据地的重要性，在许多地方建立一块一块根据地，但被国军成功击破，迫使其四处流窜，最后残部汇集在陕北一隅，毛泽东作好再次流窜的思想淮备，但中共适时利用张学良的幼稚冲动和日本侵华的契机，又在西北建立根据地，从而成功夺取政权。



三、两者的关系



1、根据地是必须的。



中国有句古话：“野鸡有个山头，凤凰有个枝头”。一个无根据地的军队必然是到处流窜，四处挨打，而不能取得必须的休养和供给，而且流动中必然要抛弃伤病员、家属和必需的设施。流动战中的军队往往被敌方打败，但更多的是被无止尽的流动而拖垮。因而，只要条件许可，一个军队应该建立根据地。



2、不能机械地死守根据地。



另方面，起义武装决不能一味机械地死守根据地。强行建立根据地的结果往往是被敌方彻底包围歼灭，特别是起义之初，武装力量不太强大的时候。



3、两者交叉使用。



曆史经验和教训给我们的结论便是：尽可能建立根据地，如条件允许，则采取流动战，在流动中壮大自己，两者交叉使用。



四、民军的策略。



中国曆史提供我们一个经验：在国家战乱时，起义者应以根据地为主，不断向外扩张；在国家无战乱时，应以突然暴动并迅速流动战为主，待发展到一定力量时，再建立根据地。朱元璋、国民革命军、中共都是在全国到处是战争环境下以根据地为基础而成功的；李自成、太平天国则是在国内并无战争情况下发动起义，而他们都采取流动战，并在流动战中发展壮大。他们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军事策略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样一个原则？这是因为在国家战乱时期，各种力量无暇顾及小股武装力量，而这小股武装力量便可利用各大武装集团之间的争斗而占领一处根据地，并不断扩大。朱元璋在豪州从郭子兴军中独立时，并没有人认为他将成为皇位的争夺者，直到他立足南京与陈友谅、张士诚三足鼎立为止，此时要消灭朱元璋也不容易了。国民革命军利用北洋军阀的混战，在广州站稳脚跟，组建了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指南的新型军队。中共同样利用国民军全力统一中国的时机在全国各地建立根据地。相反，如果全国并无战乱，当局便可利用全国武装力量对起义围剿，此时起义者一则要突然起义，二则要迅速冲出包围圈，在以后发展中再建立根据地。如李自成、张献忠在崇祯初期不可能建立根据地，不知多少次冲破明军的包围，而存活壮大起来。而清朝在广西的包围圈一次被太平军冲破后，再也围不住太平军，后来是太平军自愿地被动地被围剿。



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军的策略应该很清楚：如果中国没有内乱，则采取突然暴动，迅速流动战、将战火燃遍全中国，在流动中寻找时机，发展壮大。而且在流动战中避开与民军有作战经验的共军，集中打击那些未经战争的共军。曆史证明，这类军队更易击败。李自成、张献忠与洪承畴的西北军作战时，经常失败，而在湖广、四川、河南、安徽却如入无人之境；太平军打湘军很困难，但却将绿营、八旗军打得一败涂地。如果中共爆发内战，则采取建立根据地，稳打稳扎的战策。





第三节　和平谈判与军事斗争





一、两者的关系



军事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政权，因而军事斗争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之一，它是在中共拒绝任何实质变革下的不得以的选择。如果中共愿意和平谈判，而中国民主革命政党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达到我们的政治目的，我们不应该拒绝任何谈判。



另一方面，和平谈判从来就是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常常成为军事斗争的策略。中国曆史上不知有多少通过和谈来挽救失败的起义者。崇祯七年，李自成四、五万人马被明军牢牢围困在陕南的“东厢峡”，毫无退路。顾恩君献计“诈降”，从而挽救农民军。中共更是使用这种“诈降”法的老手。没有1936年中共诈降国军，不可能有中共迅速发展的机会；中共充分利用1945年至1946年与国民党的和谈，赢得淮备全面内战的时机。



二、民军的策略



1、 主动采取和谈策略。一方面这样可以争取国际间的舆论；另一方面分化中共，通过和谈实现我们的政治目的。



2、 保持清醒头脑。因为一方面认清中共是以暴力夺取政权、以残酷屠杀维持政权的邪恶组织，如今更是以政权维护部分集团的既得利益，让他们和平放弃政权必然不易。另一方面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保卫民主政权，建立中国的国际地位。



3、 运用和平作为军事斗争的策略。当中共并无和谈诚意时，我们应根据需要采取和谈手段，以保持发展民主革命力量为目标从事和谈。



三、和谈的目标



1、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实施全国大赦。



2、开放言论自由。



3、实行多党制，选举制。



4、全国军队国家化，撤除军队共党组织。



这些只是一些基本的条件，有这些条件，和谈便成为我们的政治目的，而策略性的和谈则与上述目标毫无相干。另外，和谈的条件应与双方力量对比相联系。同时，和谈的时机应根据国际国内局势而定。最后，和平谈判要尽可能纳入其他的力量，特别是台湾、港、澳，争取在大格局中解决中国问题。





第四节　超限战





一、基本含义



“超限战”是一个新名词，但事实上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为赢得战争胜利而不择一切手段，亦即没有任何限制地使用一切手段以达到目的。我们言之为古老的命题，是因为中外许多政治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并采取过不同的态度对待这些“界限”。然而困难的问题在于如何认清这些“界限”。人类战争的“界限”是不断演变而成的，如不杀俘虏、不斩使节、宣战、允许红十字会求援伤员、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等等。可是“超限战”者认为既然战争的目的是胜利，战争是一场生死搏杀，因而没有理由遵守那些“界限”，尤其是弱者，没有必要遵守强者认同的战争方式和游戏规则；美国可以投原子弹，大量杀伤平民，那么恐怖分子便可以如法炮制。



二、民主革命军的观点



中国民主革命军的目的是用一切手段推翻中共，因而必须尽量使用各种手段，但我们必须坚持一条“界限”：即如果使用的手段破坏了我们的目的，或者达到相反的目的，我们决不可使用这些手段。具体而言，如果民军拥有核武器，我们的“界限”是不在革命中使用核武器，因为这种手段严重破坏了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目的；同样生化武器的使用也属于这个“界限”，至于其他手段，则应具体对待，总的原则是既不能“理想”化民主革命战争；又不能破坏我们的目的，应从中找出一些平衡点。





第十四章　和平手段





第一节　和平手段与民主革命的关系





中国民主革命从来不排除，而且也不应该排除和平斗争手段。这是因为武装革命只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它是在和平手段已经不能发挥主要功能情况下的不得以的选择。如果和平的手段仍然能发挥重大作用，中国民主革命政党不应该拒绝实施这一手段。此外，即使军事革命已成为民主政党的主要活动领域，其他和平的方法仍然能对中国民主自由事业的进程发挥辅助作用。最后要理解的是，许多革命家都是首先采用和平手段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当和平的幻想破灭后才逐步走上革命之路。因而和平手段是革命者必经之路，是培养革命者的有效途径。通过和平手段，一方面向全世界证明中共的残暴，另一方面为中国民主革命输送大批的骨干。“六四”的枪声不知让多少人猛然醒悟只有武装推翻中共，别无他路。





第二节　学生运动





青年学生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古今中外，青年学生总是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他们对国家事务有一种本能责任感，对社会问题极为关注，对民众疾苦负有同情心。自孔圣人创私学，授教于普通百姓以来，中国青年儒士便成为国家的根基，社会进步的主流。几千年来，他们创造了无数流芳青史的壮举，其中最悲壮的是戊戌变法的仁人志士和六四运动的青年精英。



一、六四学生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六四学生运动是人类和平、理性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壮举。这一壮举不仅仅因为其规模巨大而载入史册，更因中共的残酷镇压而震撼全世界。与因袁世凯晚年短暂称帝而将其数十年维新变法、振兴中国的功绩一笔抹杀一样，邓小平镇压六四，数千热血青年躺倒在北京街头，也使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希望化为泡沫，邓本人也永远逃不脱曆史的审判。



六四学生运动最成功的经验是青年学生唤醒了全国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1978年，一批民主斗士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主自由运动，但其规模和影响力远远没有六四学生运动这麽巨大。六四学生运动公开的诉求是言论自由、多党执政、反对腐败。尽管中共用军队镇压了这次学生运动，但六四学运的政治要求却深深印入全国人民内心，六四学运的壮举鼓舞了许多志士继续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



六四学运运作过程中的经验首先是抓住胡耀邦去世这一事件，并以这一事件为起点，逐步将学生运动推向高潮，尤其是绝食活动，一个多星期中，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北京青年学生的命运。其次是利用中共上层的政治观点分歧，将矛头指向中共的顽固保守派，客观上加剧了中共的分裂。



六四学运的另一个经验是抓住全国所有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共的腐败。反腐败的口号深得民心，甚至在中共内部也引起强烈的反响，这种将民主自由思想与中国现时实际问题紧密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必须牢牢掌握的。



六四学运最大的教训是没有一个坚定的、有广泛视野的领导集团，这种领导集团的欠缺导致学生运动失去控制而不知最后的目标。这方面，知识分子应该吸取血的教训，知识分子作为青年年学生的导师，既没有在学运爆发之前确立学运的目标，也没能在学运开展之后引导学生运动的发展。知识分子大部分缺乏实际政治操作的经验，没有能形成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领导集团，而是让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驾驭学运的航船。



另一个教训是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够，许多人对中共还抱有幻想，因而总不相信中共会真的开枪镇压学生，以致造成流血牺牲。



二、学生运动的实施



1、学生运动必须在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秘密领导下进行，没有民主政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是盲目无序的，既不能有效地组织，也不知运动的目的。



2、抓住学校现实问题作为起点，然后逐步扩大反腐败，如学生伙食、住宿、校园治安、学费等等问题。运动之初不宜直接涉及政治问题。



3、孤立分化打击中共在学校公开的组织：如学生会、团委、党委。首先要利用选举程序控制学生会。



4、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将学生运动的情况随时通告全世界。特别注意利用网络传递信息。



5、掌握中共布置在各大学的特情。这些人佯装积极，甚至混入领导层，向中共提供学运的情报，暗中破坏学运。



6、保持学校与学校、学校与其他团体的联络，以便一校发起，数校响应，社会各界呼应的局面。



7、保卫学生运动骨干。凡暴露且有被捕危险的学生领袖应转移到自由区或其他城市。如果学运正处高潮，需要这些骨干，应派人公开或秘密保护。对逮捕的学生骨干，应积极设法营救，并给家庭以各种援助。



8、学生运动的目的应与民主政党在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定，并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做到能发动学运，也能有效地控制，避免失控后带来不利后果。





第三节　工人运动





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曆史



中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出现是随著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中国共产党标榜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企图模仿苏俄以工人运动作为掘起的起点。但当时中国5亿人口中，工人阶级占极少数，即便将传统手工业工人、农村雇佣工人等加在一起，只有2,750万人，只占全国人口的4%。中共建党之初，其成分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工人的了解极其有限。工人屈指可数。工人运动更毫无影响。



中国工人运动在1925年前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中共利用工人阶级的疾苦和普通工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发动了许多大罢工，工人党员人数也大大增加。



中共也尝试俄国式的城市工人武装，但这些企图在1927年蒋介石进驻上海以后彻底失败。从此中国工人运动烟消云散，连工人出身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顾顺章都相继投靠国民党。以后中共在农村以农民武装革命为主，在城市以学生运动为主，放弃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理论。在中共长达20年的叛乱中，工人运动几乎没有起多大作用。



中共夺取政权后，重新捡起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旗帜，利用工人阶级打垮了资本家，但中共自认为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只不过是欺骗宣传手段，工人被中共的工会牢牢控制，中共集团取代资本家，成为剥削工人的新“资本家”。工人阶级成为中共内部权利斗争的工具，独立的工人运动完全消失。



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彻底抛弃了理论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欺骗宣传，大批工人不断被中国国营企业抛弃，生活毫无著落，沦为社会最贫困的阶级之一，而工人赖以生存的国家企业则不断被中共官僚集团侵吞。中共将过去他们一再批判、消灭的资本家引进党内，自己宣告共产主义理论的彻底破灭。



最近几年，沉寂了数十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又慢慢恢複其本来意义。工人阶级逐渐觉醒并认清他们早已不是什麽“主人翁”的骗局，不断展开一些自发的以经济利益为直接目标的罢工、示威。



二、工人运动的方法



1、 以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问题为突破口，失业、缺乏社会保障、劳动时间长，安全无保障、无社会福利、拖欠工资等。



2、 以老、弱、病、残、女为游行示威活动的先锋，让中共的镇压面对更大的舆论压力。



3、 利用工人既有的组织，力争其领袖的同情和合作。尽管中共对任何公开的组织采取严密的控制，但随著社会活动的日益多样化、複杂化，工人中仍有一些既有的非政治性的组织，如各种体育、娱乐俱乐部。民主政党应深入这些组织中，利用这些组织的人脉关系。



4、 组建各种为工人谋福利的非政治性组织。如文化补习班、英文补习班、各种工作技能培训班、就业公司等等。一方面广泛争取工人，另一方面，从中物色秘密党员骨干。



5、 始终将工人运动作为民主政党公开合作的一部分，密切与其他运动配合。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一样，都是民主革命政党的全局策略的一部分，我们应根据党的策略，中外局势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应发动单独立工人运动或联合民主运动。



6、 与学生运动一样。将工人运动中涌现的骨干分子发展成职业革命家，调往外地和自由区工作。



三、关于工人武装暴动问题



国民党和中共都曾尝试过组织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三次工人起义中，国民党人纽永键于1926年10月组织工人暴动，但因联络失败而没有展开；1927年2月，中共发动第二次暴动，遭北洋军阀镇压；1927年3月，中共顾顺章指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但却被国民党北伐军解除武装。1976年，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人想利用上海、北京的工人武装对抗党内军队实力派，也以失败告终。



为什麽在中国不能进行成功的城市工人武装暴动？



首先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控制大规模的工人武装非常困难。城市社会关系複杂，工人来自社会的各个角度，在当地有各种亲朋好友，很难将大批工人集结成军队式的武装力量，即使能够集结，也很难与军队一样有效地控制，必要时撤离城市。一旦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割开，工人武装便没有战斗力，形成一哄而起，一击而散的局面。



其次，作为一个武装力量，必须有一定时期的训练才能具有战斗力，而城市工人武装力量必然是在秘密活动中组建的，这就客观上造成无法集中训练的情况。



再次，当局对大城市的控制总是比对乡镇控制严密得多，大规模的城市地下活动不易有效地展开，很可能造成夭折。



最后，即使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一时成功，如果不能造成中共倒台的多米诺效应，工人武装也难以在城市立足，最后的结果是如1927年3月中共发动的上海工人暴动一样，被缴械镇压。



综上所述，中国民主革命政党要极为慎重地发动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一般应组建小规模的城市地下工人武装，其任务是执行党一些武装活动，如处决叛徒；惩治中共贪官暴吏；营救同志；保护党组织等等。只有在一种情况应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工人武装暴动，这就是配合民军进攻，占领城市。





第四节　知识分子运动





我们这里指的知识分子还包括文化、艺术界人士。因为民主革命政党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大致相同的。知识分子运动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方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其独特的地方。



一、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



从事实际行动工作的人往往容易忽略文学、艺术、理论思想的深远影响。文学、艺术往往最先领导时代发展的方向。其表现形式能无声无息地渗入普通民众的内心深处。一曲邓丽君的歌曲不知温暖了多少中国大陆民众的心灵，使他们本能地厌恶中共残酷的阶级斗争，让千万个共党官员的政治说教变成讨厌的废话。一篇公、私有制关系的论文能将共产主义荒谬的思想彻底摧毁，使中共不得不“摸著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同样，小说、电影、诗歌、绘画等艺术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而且是在无声处摧毁中共的欺骗说教。中共其所以拼命抓住这方面的宣传，目的是意识到其对社会影响的深刻。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必须认识到这些无声的炮弹。



二、知识分子容易接受民主自由思想。



由于知识分子的教育程度和工作性质，他们更容易从理论上接受民主自由思想。因而从事知识分子运动的朋友必须能与他们真正沟通。另一方面要注意到，正是知识分子有独立思考的特点，他们一定有与民主革命政党不同的思想。如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革命与改良等等。民主革命政党一方面要从事理论说服工作，另一方面要避免这些理论争论，求同存异，“同”的方面是中国必须实现言论自由，必须实行多党制。



三、让知识分子做其力所能及的工作。



发挥其专长，不应让他们做更多地下的、行动性的工作，尤其是最初活动期间和对年龄较大、名气较大的知识分子。





第五节　经济战





一、经济战的重要性



首先，经济战直接影响到所有中国百姓，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否关心国家政治、所有民众不得不关心自己的生活生存问题。然而，民主革命政党必须通过经济领域内的运动影响中国民众，从而影响中国政治，达到摧垮中共经济体系，尽早推翻中共实现民主中国的目的。



其次，经济战可以削弱中共的经济力量。尽管民主革命政党的经济实力无法与中共相比，尤其是革命初期，但中共的经济需要维持其庞大的官僚系统，应付多方面的开支。削弱其经济实力，仍然能加速中共政权的崩溃。



最后，经济战可以扩大民主革命政党。尽管贫困曆来只是人民革命造反的原因之一，但我们的经济战仍能导致贫困民众走向民主革命的阵营。



二、经济战的途径



1、削弱或限制中共外贸。



游说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以中共长期、持续违反基本人权、大量出口劳改产品等等为突破口，争取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减少、限制甚至完全封锁中共外贸出口。



2、限制或阻止外国企业在华投资。



一方面通过境外民运组织大力宣传中共贪官对外来投资的盘剥、敲诈；另一方面对已在中国投资的外商游说，同时抓住典型例子，证明在中国投资的风险。



3、利用中共金融危机。



中国国家银行盲目贷款、牟私贷款严重；银行呆帐、死帐数量宏大；金融黑洞既深又大；资产非法外流无法阻止；银行信用危机、地下钱庄非法洗钱应运而生；人民币在自由兑换下遭强烈排斥；金融机构则进行非法金融投资等等，都是中共存在的严重危机。民主革命政党应利用这些危机，引发、制造危机。



4、在自由区废除人民币，发行新货币。



这一方面是建立新政权的需要，一方面可以收集人民币用于独裁区，引起更大的通货膨胀。



5、行动式的经济战。



用中共之道还治中共本身，如制造假人民币；发动储户挤兑；夺取大量资金等等。





第十五章　武装革命中的对外关系





尽管实现中国民主自由主要取决于中国国内民众的奋斗，但外部的援助却是不可缺乏的部分，尤其是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信息网络形成全球系统的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民主革命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世界各国、各组织必然密切关注并且介入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因而，民主革命领导人必须具备现代国际关系的知识、视野，正确地处理国际关系。





第一节　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





一、武装起义前的援助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主革命武装起义前不可能取得西方民主国家的大力援助。这是因为首先西方民主国家不至于象苏共输出共产革命那样支援民主革命。二十世纪下半世纪，东西方冷战时期，共产主义集团处处挑衅，民主阵营则依仗雄厚的资源与之周旋，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有效的战略。另外，民主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决定其不可能采取大规模民主革命输出的政策。法国、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实践证明，西方国家人民对卷入战争的态度是消极的，与其说法美对越战争失败，不如说是两国人民倦战的结果。



其次，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指出，国家主义仍然并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继续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西方国家在与中共关系中，最优先考虑的仍然是其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经常从无数西方国家领导人演说中听到一个稳定的中国符合西方国家利益，这个利益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尤其是他们与中国贸易的利益。



再次，西方国家对中国曆史演变的法则仍然没有完全了解。无数政要和学者都无法理解为什麽共产主义的始祖苏共垮台十几年，中国又实行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且共产党普遍腐烂，而中共却还没有垮台。殊不知中国文化中从来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注重原则，而总是抓住现实利益紧紧不放，因而，西方国家总等待一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出现。但这种人物是很难出现的，即便出现，也起不了戈、叶那样的作用。中国政治舞台从来是以实力为依据的，西方国家的这种思维逻辑也决定他们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态度。



二、武装革命起义后的援助



尽管西方国家从国家利益原则出发，在中国民主革命武装起义前不太可能支持民主革命，或者肯定不会公开明确支持，但这绝对不等于他们不会支持已经起义并站稳脚根的中国民主政党的革命。因为推翻中共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从最根本的目标仍然符合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又有利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人民的民主传统舆论的压力下，西方国家自然会本能地倾向中国民主政党。因此，民主革命政党在武装起义后应开展对西方国家的交往，争取他们的援助，而决不能象太平天国那样闭目塞听，孤军奋战。



另一方面，我们仍要认识到即使武装起义相当一段时期之后，我们也不能奢望获得西方国家明确公开的支持。因为西方国家必须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西方国家的支持必然要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进程而定。民主革命越发展，西方的支持越明确、越公开。



三、西方国家援助的内容



1、 情报。



淮确及时的情报对民主政党是极为重要的。西方国家拥有先进有效的情报系统。卫星监视地球每个角度；电子侦测可以截获全球所有的信息。这种情报对于处在游击战、运动战时期的民军相当重要。另一类情报是国际关系，中共的动向，这对中国民主政党制定大方针很有帮助。



2、 国际压力。



西方国家能够公开且名正言顺地实施的政策是呼吁中共停止内战，实施多党民主政治，开放言论自由，这些正是中国民主政党的奋斗目的。



3、 资金、技术和武器。



这种支持肯定是秘密的。



4、 人力支持。



这包括华裔在西方的中国人及西方的志愿人员。民主革命政党急需大批有西方民主生活体验的干部。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这种活动难以展开。



总之，西方国家的支持是广泛的、形式多样的。民主政党武装起义后，应著手与西方国家建立秘密联系。交往中认清一个基本原则：无论从道义、理论、国情、最终利益出发，西方国家一定是中国民主运动坚强后盾，同时考虑到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和现实国际关系。





第二节　海外华侨的支持





一、华侨的概况



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有将近四千万海外华侨，这些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尽管许多人已加入所在国国籍，有的居住数百年，但大部分华侨仍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会说中国话，并对中国的命运极为关心。1989年“六四”运动时，海外华侨的支持让全世界为之感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源于华侨，成长于华侨，几乎可以说没有海外华侨的支持，就没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自中共夺取政权以后，海外华侨经曆了许多痛苦的精神折磨。一方面为西方殖民帝国离开中国而高兴，希望中国繁荣强大；另一方面又无法认同共产主义理论，憎恨中国共产党的暴行。海外华侨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大多为当地富裕之家，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侨，大都可以左右所在国的经济命脉。而共产党的革命首先要打倒富人，海外华侨就在这种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困扰中挣扎，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共的共产主义教条，这便是中共在东南亚共产革命失败的根源。



中共开放以后，不再输出共产革命，不再打倒资本家，海外华侨的敌对情绪消失了许多，加之中共广泛招揽、笼络华侨，不少华侨回中国投资，中国经济发展与华侨的个人利益又息息相关。但中共的腐败却越来越使海外华憎恶，不少华侨逐渐认识到没有民主制度就无法保障资本主义。



二、如何争取华侨支持



1、建立民主革命政党海外组织。



2、宣传民主自由思想。这种宣传应特别注意说明中共不等于中国，反中共不等于反中国。中国的强大只能在推翻中共后才能实现。不少华侨为中共所用，除一些人与中国有生意往来而顾及自己利益以外，许多人是被中共虚伪的爱国主义所迷惑。



3、利用华侨与中共的联系，发展地下活动。许多华侨在中国投资，他们与中共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与中共高层官员关系密切，有一些有利条件收集情报。民主政党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4、争取人力和资金援助。华侨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能拥护西方民主制度。又有民主生活的经曆，应当是民主政党的干部来源之一，尤其是经济、外交人才。另外，华侨也能提供相当的资金援助。





第三节　海外民运的作用





一、海外民运简介



自1983年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在美国成立以来，中国民主运动持续在海外活动了二十年，成功地高举中国民主运动的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国内民主斗士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并团结了一批立志中国民主事业的骨干分子。



海外民运主要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1983年到1989年，主要成员是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第二个时期是1989年到1998年，这个时期主要是六四流亡人物，有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及前中共官员；第三个时期是1998年中国民主党建立到现在，主要人物是六四后坚持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而被中共流放者。海外民运的组成主要还是以知识分子为主。



海外民运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最重要的是长期生存在西方国家、远离中国大陆、缺乏基本的群众基础，形成有政党无活动、有组织无纪律、有领袖无成员的局面。另外各种势力介入民运组织之中，培养、支持自己的力量也是民运分裂的主要原因。此外，民运人士的思想除实现中国民主自由外，许多理论思想不能统一，因而形成不了一致的观念，以至于无法达成统一行动。最后民运人士本身也在积累政治活动经验，完善自身素质。



西方各国对海外民运的态度也是根据国际环境变化的。总体来讲，西方国家是支持民主事业的，特别是中国的基本人权。六四时期，西方政府和民众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支持达到高潮，但因无法推翻中共，这种支持逐渐冷却。



海外民运有一些有限的资金，只能让少部分人士不打工而从事专职民运活动。这些资金来源包括西方国家政府的民运活动基金；民间社会的赞助；华侨组织和个人的赞助；台湾政府和民间的支援；香港和澳门组织和个人的支援。这些援助既有限，也没有保障，而且有一定局限性。



二、民主革命与海外民运的关系



海外民运一些组织和个人或出于自身经曆观点、或出于背后援助组织的压力，不支持以革命方式推翻中共，甚至坚决反对这一途径。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一切政治运动总有左、中、右派，而这些组织和个人会随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思想。因而中国民主革命要紧紧依靠海外民运中的革命派，让中国民主革命国际化。



必须确定，海外民运只是中国民运的一部分，中国民运的主体和领导层应始终在中国国内，任何遥控指挥式领导一定会失败。革命领袖必须而且只能是在中国国内斗争中产生。海外民运人士只能回到中国，参与中国民主革命，才能逐步驾驭中国民主革命的洪流。自封式的领袖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幻想。



三、海外民运的作用



1、 联络西方政府和民间组织，争取他们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支持。



2、 宣传中国民主革命，以争取西方政府、组织、个人和海外华侨的认同。



3、 向国内输送民主革命骨干力量，尤其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



4、 收集情报信息。



5、 建立海外民主革命联络点。



6、 筹集资金。



7、 建立进入中国秘密通道。





第四节　台、港、澳：中国民主的基地





一、台湾：中国民主的榜样



台湾是中国人独立建立的第一个民主政治实体。自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主张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民主进程以来，国民党在台湾既成功地继承、保留、发展了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又成功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在中共威胁、封锁下不但发展了现代化经济，而且逐步实现多党政治、言论自由的政治格局。在中共独裁暴政的几十年中，台湾始终犹如黑夜茫茫大海中的灯塔，照亮了中国人的航程，鼓舞著中国人民反抗中共的残暴专政。中共曆来吹嘘他们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但我们认为中共只不过暂时在大陆成功地篡夺了政权，而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的种子必将穿越台湾海峡，在大陆生根开花，繁荣茂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再次国民革命。无论从何角度来看，台湾应始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后盾，甚至可以成为有力的领导者。



然而，台湾的现实政治对台湾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有著相当的局限性。民进党倡导的台独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台湾对大陆的影响，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大陆人民对中共暴政不满的注意力，而成功地以爱国主义大旗鼓动大陆人民反对台湾，如同斯大林利用纳粹的侵略加紧对内的镇压一样，中共也在利用“分裂势力”维系其日益衰落的统治。国民党逐渐失去了当年蒋介石先生、蒋经国先生反攻大陆的信心，只是为争取在台湾重新执政而挣扎。亲民党的注意力当然只是台湾。因而，台湾执政、在野政党似乎都缺乏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政治的思想基础和信心，而一味只关心台湾自己的事务，而忽略一个基本的现实：台湾不可能孤立于大陆事务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主革命要取得台湾的支持便有一些困难和局限性。尤其是革命前期，因而民主革命政党应积极争取改变台湾执政、在野政党的态度。



首先是认清中共表面强大的虚假性，中国曆史上的皇朝和东欧、苏共独裁暴政都是在虚假强大下被推翻的，其次是将政党和个人的视野扩展在十三亿人口，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抛开偏安东南孤岛的狭隘政治心态。我们相信台湾仍有许多这种抱负的组织和个人。如台湾能积极而勇敢地参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台湾将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其次的希望当是争取台湾的支援，无论台湾执政、在野政党的政治诉求如何，推翻中共独裁暴政应该是所有组织和个人的愿望，中共一日不被推翻，台湾一日不得安宁。中国民主政党自始至终应把获得台湾官方、民间的支持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台湾的各政党肯定是中国民主化后多党政体中的重要成员，台湾的多党制，尤其是从训政到宪政的转变过程，将是中国民主的宝贵经验。



二、港、澳的地位



尽管中共已收回港、澳法律上的主权，并逐步加紧对港、澳的控制，但中共不可能象49年控制上海、广州那样将民主社会的精华消灭殆尽。港、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由此而生的民主社会结构存在了近百年，自由民主的生活已深入每个市民的生活之中。



中共承诺香港社会制度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真的部分是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不会变，事实上中共试图改变自己的经济体制而与香港靠拢；假的部分是中共不会让香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长久存在，而是逐步钳制香港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将香港纳入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系。中共一天也没有停止加紧这种控制。最近的23条便是这种企图的集中表现，一旦反对之声慢慢平静，中共会采取下一个更严厉的措施，直到完成其一党独裁，听不到任何反对声为止。港、澳民众应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决不会让港、澳民主自由社会制度存在，进而影响大陆，成为中国民主的桥头堡。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应针锋相对，充分利用港、澳目前的社会环境，使之成为未来中国民主事业的基地。首先要利用港、澳目前的言论自由和国际社会的舆论，让所有港、澳民众认清中共独裁政权的本质，理解中共政权与港、澳社会生活是根本无法长期并存，不是中共独裁政权的垮台，便是中共在港、澳实现彻底独裁化。其次要让民众屏弃逃避、侥幸的心理，只管自己的经营，不问政治前途，认识到在腐败、独裁中共的控制下，港、澳大大小小的资本家是没有保障的，大陆内部的个体资本家的遭遇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从这点看，台湾拒绝中共的所谓“一国两制”是正确的，这是国民党与中共几十年斗争的经验。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应在港、澳建立自己的秘密活动的根基。尽管中共几十年不断在香港进行渗透，尤其在97以后，但香港的社会活动空间仍然存在。民主革命政党首先应与坚持香港民主政体的民主党保持联系，充分发挥他们的合法性作用；其次利用港、澳与大陆的联系，建立秘密通道，策反中共各类官员，收集各种情报，与外界保持联系，筹集资金、武器。总之，港、澳虽不是军事战场，但却是与外界联系的中心，地下活动的焦点。





第五节　与其他反共组织的关系





除中国民主革命政党以外，国内外还有许多其他反对中共或中共视其为敌对组织的团体。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应当是民主革命政党的任务之一。一个总的原则便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推翻中共。因此，所有反对中共的、或中共视为敌对的组织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朋友，至少不是敌人。我们不但要努力获得这些朋友的支持，消除彼此之间目标不同的误解，更重要的是防范中共的分化瓦解、挑拨离间，自始至终将革命的矛头对淮中共。



一、宗教团体



中国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团体。他们的目标是宗教信仰自由，这正是我们推翻中共实现中国民主的目的之一。中共几十年来不断残酷镇压各种宗教信仰者，成千上万信徒为他们的信仰自由而殉道。单中共仅在镇压宗教信徒上的罪行便罄竹难书。中国各类信徒有数亿人，因而，宗教团体是我们坚决的盟友。



但是，中国各种宗教信徒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平地、或者消极地反抗中共，极少主张武装革命，一方面这是由于信仰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缺乏武装推翻中共的勇气和信心。因而，民主革命政党在处理宗教团体关系上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 宗教团体是我们的坚决的盟友。



2、 鼓动所有信徒武装反对中共。



3、 不幻想所有信徒参与或支持武装革命。



必须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大多宗教团体采取和平、消极的方法追求自由的信仰，但古今中外仍有不少宗教团体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信仰。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的圣战都是突出的例子。中国民主革命政党必须容纳以武装革命反对中共的宗教团体。



二、黑社会组织



黑社会组织是以暴力为手段，以金钱为目的半公开的集团。中国目前大大小小的黑社会多如牛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正确认识黑社会组织的性质，妥善处理与黑社会组织的关系是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一大重要任务。

首先必须认清黑社会的形式和发展是政治腐败、道德沦丧、法制崩溃的产物。黑社会组织与普通刑事犯罪的最大区别不是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是黑社会组织获得政府官员的庇护甚至参与，半公开、半合法地较长时间地存在。中共的普遍腐败，法律形同虚设为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可以肯定，黑社会组织将会不断发展壮大。

其次，要了解黑社会组织是对中共腐败政权本能的反抗和对自我的自然保护。中国大小官僚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榨取各种利益，渔肉百姓，而普通百姓既无生活保障，又无公平司法保护，于是一些聪明而勇敢者便集成一团，联络官员，坐大一方，既可获得经济利益，又能显示自己的威力。因为中共毫无公平司法体系，一些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家无法从官方获得公正的司法保护，而且经常受工商、税务、市容、公、检、法等官员的敲诈，不得不寻求黑社会组织的保护，或者参加黑社会。一些政府官员指示自己的黑社会组织敲诈私人企业家，甚至打击、暗杀自己的政敌。参与黑社会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遭遇到中共不公正的司法迫害，有的沉冤多年而无处昭雪，有的在狱中受尽欺凌，因此转而组织、参与自己的组织，既保护自己，又发泄内心的愤怒。

最后，我们应认清黑社会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的的特性。这种特性使他们经常与中共官僚一起欺压普通百姓，敲诈弱小百姓，甚至迫害、残杀无辜百姓。

了解了黑社会组织的形成、性质后，我们在对黑社会组织问题上应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 争取黑社会组织参与中国民主革命。由于黑社会组织是本能反抗中共的集团，这种团体自然是中国民主革命联合的对象。事实上，中国曆史上革命造反者与黑社会组织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造反者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成员。而且，一些无政治目标的黑社会反抗组织最后总是慢慢发展成政治集团。李自成、张献忠最初纯粹是打家劫舍的团伙，最后逐步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因而，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绝不可机械地、抽象地、片面地看待黑社会组织，应主动引导他们走上反抗中共的道路，一旦成功，黑社会组织的功能便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2、 中策是与黑社会组织合作。这种合作当然不是参与其以经济为目的的暴力活动，而是通过其集团的力量，实现我们的政治目的。例如，控制某中共官员，建立地下活动据点，收集各种情报等等。

3、 劝阻谴责黑社会组织针对普通百姓的暴力活动。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给普通百姓一个公正、健全、合理的社会制度。任何对普通百姓的暴力必然与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因而必须坚决制止，尤其是在革命政党控制的自由区。

三、法轮功、中功

法轮功、中功等组织既不象传统的宗教组织，有悠久的曆史、广泛的经典、系统的组织，当然更不象黑社会组织那样以暴力为其活动的基础。不管这些集团的信仰本身是否经得起严肃的哲学、曆史考证，也不管其是否有利于中国民主事业，但他们的信仰自由本身却是中国民主革命政党要追求的目标之一，仅仅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支持法轮功、中功的诉求。



法轮功、中功的纯粹的信仰追求使之吸引了不少信徒，参与经济也使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中共对他们迫害，使他们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反而促进他们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团体的局限性。他们一直游离在宗教和政治团体之间，既不承认自己是政治团体，又不认为自己是宗教团体，这对他们的发展是不利的。无论是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我们必须让其明确中共是决不会让他们有信仰自由的，必然倾全力打击、迫害，事实上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信徒被中共逮捕、关押、拷打、判刑，有的被折磨致死，而且海外的法轮功信徒无数次抗议中共的暴政，从而法轮功实际上在与我们从事一个共同的事业：为信仰自由而奋斗。

法轮功、中功等团体可能不会支持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武装革命，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我们的盟友，实现中国民主事业需要各种不同形式、不同渠道的努力。



结语

这不是一本理论书，因而没有按学术的要求指出研究的资料，考证出处，在此，我对所引资料的作者表示感谢。书中的内容是本人的经曆和二十多年思考、研究的产物。我希望首先让人们认清推翻中共的必要性；其次是建立人们推翻中共的信念，不可被中共这个纸老虎所吓倒；然后，论述为什麽和平改良行不通；最后是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必须指出的有三点：

尽管我强调中国民主革命武装起义是我们的重点，但我们绝对不排除、不拒绝中国的和平变革，而且当这种变革来临时，应竭力抓住时机，促使中国的和平转变，即便是在革命过程中，也不能放弃促成这种和平转变。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武装起义是一门实践科学，本小册只是论述一些基本的问题，大量的实践必须由民主革命者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策略。革命者必须牢牢记住：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功，必须通晓中国曆史；若希望成为现代中国领导，必须要有国际视野。

最后我坚信时代在呼唤英雄，正所谓“江山待招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时代出英雄，这个时代正等待许多英雄人物的出现，他们必将乘民主自由之风浪冲垮中共暴政，并重振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