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文化这个概念，至今并无定论，对文化的定义可谓千差万别，林林种种。从老子的视角来看，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自身的本然）而言的，文化也就是人为（非自然）。要谈老子的文化观的问题，就是要谈老子对文化的态度，是赞同文化还是反对文化。笔者认为，总体上来说，老子对文化是警惕的，警惕文化对人的异化。由于文化是人为的，人为的必然背离自然，而老子主张自然。具体针对文化的形式，老子的警惕程度又是不一样的。在老子看来，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名，一种是智。对于名，要知止；对于智，要杜绝。
一、名要知止
老子讲的名，其实就是一种规定性，对实的一种规定，这种规定性（名）也是一种文化形式，即借助符号（主要是语言）来规定实。这种名实关系的核心就是名要符实，名副其实，名不要背离实。老子具体有讲了两种名实关系，一种是名与道的关系，一种是名与身的关系。当说人去规定道之实时，似乎先入为主的确定了道是有规定性的，如果道本身没有规定性又如何去展现对道的认识呢？老子恰恰认为，道是没有规定性的，老子说：“未知其名”，之所以“未知其名”是因为道本身无名，老子还说：“道恒无名”。这还不是康德认为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问题（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道本身就是无名的，与认识能力无关。如果道是无名的，道是没有规定性的，人对道的规定就无以实现，所以老子说：“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知“道”的人不言说，言说的人不知“道”。凡是能够展现的，必然有规定性。而道是无规定性的，导致凡是能够展现的，必然不是道本身。这导致人对道的认识，无法展现，只能静默的体悟，老子说：“闭其兑，塞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闭合其感官，堵塞其欲门。和合其光芒，混同其尘世。挫折其锋芒，消解其纷争。这叫做深奥的同一。）尽管人对道的认识无以展现，但还必须展现（那就是老子提出道的概念，是为了给人的安身立命一种根本依据），这种展现只能是勉强借助语言来展现，老子说：“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一个“强”字反映出老子的不想展现又不得不展现的心理。
道是客观的，而人对其规定是主观的，这种客观就是自然（自身的本然），这种主观人为就是文化。一方面客观的道没有规定性，一方面人在赋予道以规定性，即主观的道，这种主观的道总是在不同程度的背离客观的道本身，这是必然的。这就决定着，主观的道要尽可能的顺应客观的道，在客观的道和主观的道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张力，保持一个合适的度。这就是老子提出的“知止”的思想，老子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人类有了语言文字之后就会对道赋予规定性，一旦可以对道赋予规定性，人们就要知道客观的道与主观的道之间的限度，知道了这个限度才不会有危险。“名亦既有”的“既”字，反映了老子不希望名背离道而又不得不背离道的心理，总之老子还是承认这种主观规定性，即承认名这种文化形式的作用，但保持一种警惕的态度，那就是知止，止于道，止于实。难怪《易传·象传》也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老子和《易传》都重视“止”，但具体止于何处两者是有区别的。回到人时，身是人的自然要素，名是文化要素（主观规定），名也要知止，不能妨碍身的自由，所以老子说：“名与身孰亲？……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对身的规定性就涉及到了价值判断，而老子反对虚妄的价值判断：美与恶，善与不善，这些价值判断都是违背自然要素——身的，身本身并无美与恶和善与不善之分，如果过于执着虚妄的价值判断，必然妨碍身的自由。
二、绝智弃辩
老子讲的智，是一种智能，而智能的彰显是违背道之朴的。对于智，老子是坚决反对的，主张予以杜绝。老子说：“绝智弃辩，民利百倍。”如果统治者显现智，并与民斗智，必然导致人民质朴的失去，人民也会多智，这样更加导致社会的混乱，老子说：“人多智而奇物滋起。”
老子警惕名，反对智，而提倡自化，老子说：“道恒无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道恒常无为，侯王如果能坚守它，万物将自己进化。）老子主张自化，自化是符合人民意愿的；老子反对他化，他化是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是对人民的异化。自化就是自己进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人为的过程。老子还说：“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圣人是这样说的：我无分别心则人民自己致富，我顺自然则人民自己进化，我不妄动则人民自己端正，我守朴则人民自己质朴。）
如果认为外在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虚妄价值，那老子有没有一个超价值判断呢？那就是道，道是朴的，老子说：“道恒无名，朴……”。老子主张的超价值就是朴（素朴，质朴），作为统治者也要防止欲望的彰显，回归到朴，老子说：“视素保朴，少私寡欲”。
反观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道文明--德文明--智文明。（这里的德指向善之德，具有社会性，不同于老子说的自然之德，智指智能。）老子提出道的理想社会，即人之朴的社会，存在于人类从自然走向文明的那个交集点，其私有制还没有显性，人的欲望没有完全彰显，如尧舜时代。但它毕竟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从道走向德，从德走向智的过程，这是客观现实，势不可挡，虽是老子不愿意看到的，却又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这就是意志，意志不仅表现为生命的意志，还表现为德的意志和智的意志，而这种德的意志和智的意志都是人为的，正好是背离老子的自然思想的。
在中国的帝制时期和西方的中世纪，其文化表现为德文明，即以善恶为主要价值判断标准，而不是人的朴，这不能说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必然，这种现实就自动冲破了老子的理想。这种以善恶为价值判断标准的文明也有其合理性，那就是道和朴既然已经失去了，那只能靠扬善弘仁来维护基本的秩序，也正如通行本《老子》说的：“失道而后德”。到了现代社会，人类文明以智为主导，只是智不主要表现为善恶标准，而是表现为智能文明。现代文明不再把善恶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而是建立一个基本的规则（在规则面前，只有守规则和不守规则之人，而不是善恶之分），在守护规则的底线下，推崇的是智能，智能就具有主导作用，智能的主流价值大大激发了人的创造力，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智能发挥的推动力是欲，而智能文明承认了人的欲望和合理性，人的理性就表现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老子说的“视素保朴，少私寡欲”。
老子的思想在现代文明面前似乎不堪一击，无能为力，尽管如此，老子从人性的本来状态（原初性）来认识人，来认识文化和文明，都有其合理性、超越性和永恒性的一面。那就是当代文明在彰显智的进程中，人们日趋感受到作为整全之人的一种丧失，智的文化对人自身构成了一种伤害和异化，人的自由似乎被消解，人似乎成为文明的一种工具，人总是外在的生存。一方面承认和面对智，一方面还得适当回到道和朴，这两者之间需要一个调和，而不是执于一端，这是现代文明需要直面的问题。应该说，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思，就是一定程度上对老子思想的回归。自由主义学派深切的感受到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隐藏着一种文明危机，这种危机就是文明对人性自由的压制，因而需要重新回到人自身（当然这种回归基于对现代文明的承认）。比如，老子主张统治者对民不干预、不强制，一切遵循事物内在的规律，反对人为的设计，即执政者的权力无限小，人民的自由无限大。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传播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