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好像很流行互相撕衣，8月3日武汉地铁两女子抢座，一女孩险被扒掉内衣。此舆论尚未平息，5日，又曝北京地铁2女子抢座撕衣走光，无人阻拦。有网友戏称这是为了庆祝扒衣见君节……为何凡事不能有话好好说？一件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我们讲道理的方式却只剩互撕对方的衣服了？张艺谋有部电影叫做《有话好好说》，有人说，这比他后来的《三枪》、《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知好上多少倍。这里无意对此电影再做点评，只是想借用这个片名。“不靠正义靠拳头，不信公理信暴力”，当今社会，无论身处网络和现实，感觉社会和人心在某些方面的燃点和爆点越来越低了，一两句口角，就能在恶语相向中动手甚至行凶，一件小事的冲突，有时甚至能让人恶毒地举起无辜的两岁孩子将她摔死。为了抢个座位，怎么最后发展到两名女子互相撕衣的地步了？为何就不能“有话好好说”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蛮不讲理”，或者“无理取闹”，以“话语暴力”为光荣，以“胡搅蛮缠”为策略。比如广场舞之争、强拆之争、扶老人之争等，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说理最后往往不是形成了有差异的共识，而是撕裂了这个社会共同的底线。为什么对话不成反而走向了对抗呢？这显示出，在当下，说理的能力不够，说理的平台不多，说理的机制不足，以至于有道理的事情有时也变得没有道理，讲道理的事情变成了逾越道德甚至法律的门派“比武”。有人说，中国人不讲道理，大概是我们从小在学校就开始培养的。举个例子，上学时我们经常听：一个巴掌拍不响。凡是学生动手打架，老师一般会这样认定：一个好的也没有。道理是：好人怎会打架呢？这种逻辑无疑是荒唐的，但是中国人害怕麻烦，不愿意调查研究明辨是非，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公正，其实却是混淆是非，是在为不公平保驾护航。
但这种逻辑在当下中国却大有市场，大行其道！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权力部门可以随便为各种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事件，随便找些五花八门的让人看起来很好笑的借口。好在这些总算是有个理由的，还有干脆连理由也不给的。之面曾有媒体报道，有交警拦车罚款，司机若问为什么，交警二话不说：加倍！再问，再加倍！甚至有访民和当地政法书记评理，政法书记说：我上嘴唇是天，下嘴唇是地，我就代表法律。你能说这是一个讲道理的国度？
说到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黑格尔说，逻辑在中国就玩不转了。不要说学生和老师，就算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时也让人感觉既缺乏常识，譬如有人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国家是根据哪条法律禁止外国记者到敏感地区采访。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却说出“别拿法律当挡箭牌”这样的昏话。如此解答记者提问，除了说明其法律意识“单薄”外，确实说明我们还不会讲道理。我们有时候把权力当成道理了。
正如徐贲所言，对许多长期接受“革命”和“战斗”文化影响和思维定型的人们来说，说理就是“论战”，就是“战斗”，必须压倒对方，迫使对方哑口无言，这样才能取得“胜利”。用攻击性的争论来看待说理，这是中国权力话语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话语习惯。这种话语习惯，在我们的课堂、传媒、政治空间、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真理成了赤裸裸的话语暴力”，并且是独占性和排他性的，
除此之外，中国式还有一种“辩证”式的逻辑，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五毛们，一看到有人赞扬美国，或者有人赞成移民到国外，就喊出了他们自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再比如说，专制社会固然是不好的，但是民主社会也不见得都好。既然都有优点都有缺点，那么就没有好坏之分了。这种思维在中国很普遍，但其实是不分轻重不分主次的搅混水。这种人的嘴上经常挂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因而什么都无所谓。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都有点数不过来。
中国人不讲道理，有时还因为无法讲理。文革期间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好在哪里不说，但是，反复地强调就是好，于是就好了，这是多么不讲道理的事情。在中国，知识却被当成了障眼法，当成胡说八道的迷彩服。所以，那些占据话语权制高点的专家，竞相发表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雷语。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贫富差距越大越能刺激经济发展。什么腐败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什么中国通货膨胀主要是输入式的，都是美元贬值的错。
很多人还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而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
更可悲的是，有些人本来讲不清道理，却反而因为这些糊涂话而在电视上大红大紫。例如，当年芮成钢竟然把骆家辉轻车简从坐经济舱到中国赴任，说成：提示美国人欠中国钱。凡是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购买美债是一种投资行为，中国出口换取的大量外汇不能全部躺在银行里睡觉，总得有些投资渠道。如果你针对外汇购买美债不满，你应该向政府外汇管理局进行抗议，而不是向美国驻华大使进行嘲讽。毕竟，不能因为自己购买了国债，就摆出一副黄世仁的模样，对人连讽带刺，既显得没有修养，也显得没有常识。
中国人搞学问，首先问的不是真理，而是问的谁是权威，首先是政治权力的权威，其次是家庭之中亲情的权威，再其次是“文化”的权威。在中国，连法律也未必比权力更大，道理更无法与权力相提并论了。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权力部门便为各种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事件，随便找些五花八门的让人看起来很好笑的借口。什么临时性强奸，什么躲猫猫等等，这些理由一看就破绽百出，但是我们权力部门竟然毫无顾忌，老实说，这绝不是误以为民智低下，而是知道，不管找到什么搪塞的理由，民众也只能无可奈何。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民族。这种错误的逻辑曾把人类带入战争或苦难的深渊，特别是一个国家领袖不讲道的时候。比如，希特勒的讲话中，90%都是论断，但讲理的过程不到10%！十年文革中亦也是如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从来也没人告诉我，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比如，当谈起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一旦有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特别是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
讲理就必须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不能因为利益而改变道理。譬如说，我们不能因为爱国，就认为凡是替国家说话的，就是爱国。否则，即使你说的是事实，但是因为可能对国家声誉造成消极影响，就成了道德的败类。那样的话，雨果先生当年愤怒谴责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行为，甚至痛骂自己的同胞是强盗，岂不成了民族的叛徒？道德就是要求人们说实话，如果因为实话损害了国家声誉，我们就说假话，我们还有资格和理由谴责日本人千方百计掩盖侵略的行为吗？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谁说中国人不会讲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或更早前尧舜时代的公共议事，就说明中国人既具有讲理的传统，更具备讲理的能力和意愿。我们不是不会讲理，而是缺少讲理的规则，以致讲道理的斗不过赌狠、耍流氓的，久而久之形成逆向激励。
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还要主持正义，帮助别人讲理。正如学者茅于轼所说：“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力量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不诉诸武力。这是从讲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得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