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国（1919-1993）时任空4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1971年9月20日，王维国被隔离“审查”。
1978年4月，王维国被开除党籍。
1980年7月28日，王维国被宣布逮捕。
1981年4月4日，经总政保卫部侦查终结，王维国被移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在由总政负责审判的九一三事件中的三个军级干部，胡萍、顾同舟分别被判11年，而王维国因他在法庭上抗辩九个半天，态度不好，被加刑三年。几乎所有同案犯都在宣判后被释放。黄吴李邱虽没有刑满，也都保外就医了。只有王维国结结实实坐满了14年监狱，1985年获释后，还要“享受”三年的被剥夺政治权利。
王维国在“审查”初，曾在逼供信下违心交代：1971年9月8日，于新野从北京到杭州，路过上海，对我说，主席和广州军区的领导同志谈了话，……军委办事组的五位同志挨批，等于批了首长。首长宣传毛泽东思想，革命几十年，现在受欺，谁能服气？我说我也没有想通。于新野说不通有什么用？得叫咱们的飞机说话。我问他那是怎么弄法？于新野讲，北京他们作了研究，首长已有指示。他们在北京搞掉北京那一帮，我到陈励耘那里开会，叫他搞这（指毛泽东像）。搞了以后，首长一掌权，那我们的政治地位就不同了。第二天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说，如陈励耘那里搞不了，回北京时一定路过你这里，你搞。搞后如有困难就暂时到天目山去打游击，准备叫江政委来帮助你们。
1980年总政接手林彪一案后，王维国推翻供词，说于新野根本就没有对他说过谋杀毛泽东，他更没有和于新野密谋。空5军政委陈励耘也同样翻供，推翻了他与于新野密谋杀害毛泽东，被免于起诉。而王维国虽然也成功翻供，但他在法庭上的强硬态度，却使他罪加三年。
王维国在法庭上说：什么我要谋杀毛主席，毛主席还接见我呢！什么政变？我们一开始就是反对张春桥的！那个时候，天天不睡觉，我还以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谁知道成了反革命！你们先说我怎么谋害江青、张春桥，后来又问我怎么同他们勾结，两个鼻孔都叫你们出气！
1982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起诉书[1982]军检诉字第1号，起诉王维国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策动叛乱案。3月3日，公诉人对王维国提起公诉，主要是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上海小组，教导队，向周宇驰报告毛主席离开上海等。最后公诉人说：被告王维国在法庭调查期间，对有些犯罪事实拒不承认。对他的这种态度，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3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82]刑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说王维国已构成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策动叛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扣除判决执行前羁押，至1985年9月19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剥夺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如不服判决，可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王维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王维国的上诉无理，予被驳回，维持原判。
有一点值得说明，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都没有提到王维国谋杀毛泽东，也没有提到王维国知道谋杀毛泽东，这说明王维国的抗辩是部分成功的。
可是，王维国又有哪些“罪行”证明他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策动叛乱呢？
1969年6月下旬，空4军根据叶群、江腾蛟指示，成立“上海小组”，对外叫“专案组”，主要是为林立果找对象。
1970年6月，王维国、江腾蛟陪林立果游长城，并合影、录像。
王维国（1972年3月21）日交代：庐山会议上，晚饭后，吴法宪找我和陈励耘，说你们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以后，林立果打电话给上海组的秘书韩洪奎，叫韩告诉我、陈励耘在会上发言，就说毛主席谦虚而不当国家主席，你们还是说设国家主席好。
王维国（1972年3月11日）交代：1971年春，吴法宪到上海，在回北京之前，吴告诉我，你在庐山的错误给上海市委的两三个负责同志检讨一下，就可以了。
1971年4月9日，空4军成立教导队，抽调106名干部、战士。
1971年8月7日上午，林立果要李伟信给王维国送灵芝草和水果。王维国要李伟信转告林立果：部队形势不错，请副部长放心，准备进行骨干整风。
1971年9月10日下午，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和郑长华（空4军军长）正在开会，王维国来了，说毛主席从杭州到上海，叫他们两个人留一个主持会议，另一个人和他去见毛主席。毛泽东专列停在上海西郊吴家花园的支线上。周建平让郑长华去，他主持继续开会。因为张春桥不在上海，只有王洪文和王维国由汪东兴陪着上了毛泽东专列，毛泽东在会客厅见了他们（如果王维国要谋杀毛泽东，这是最好的机会）。开完会，周建平给郑长华打电话，问需不需要他去。郑长华说，王维国还在毛主席专列上，没有下来。23时，周建平被郑长华叫到虹桥机场休息室，他看见郑长华正在抽烟，问有事吗？郑长华说：毛主席明天要接见上海市和三军负责人，已经派飞机去接许世友了。
9月11日一大早，周建平到机场安排专机。但天气不好，飞机一直不能起飞。郑长华来电话，说如果市委同志来了，请他们回去。过一会儿，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来了，当时张春桥不在上海。他们来接许世友，也准备等毛泽东接见。周建平说：天气不好，许司令可能不来了。但没有想到，许世友不顾天气情况飞来了。汪东兴、王维国、郑长华都来迎接。毛泽东在专列上早等得不耐烦，许世友一下飞机，汪东兴就接他坐车走了。王维国也要上车，汪东兴一挥手，没有让他上。郑长华坐在沙发上抽烟，王维国躺在床上休息。一直等到中午12时，王洪文和许世友来了。毛泽东没有留王洪文、许世友吃饭，许世友说他饿，要赶快吃饭。在上海的地盘上，当然应该由王洪文招待，周建平和郑长华问我们去不去？王洪文说，去吧去吧，这样，大家就都到锦江饭店吃饭去了。在锦江饭店，为等市革委会的人，又等了一两个小时，许世友一个劲嚷嚷肚子饿。吃饭中间，王洪文接了一个电话，说毛泽东乘专列走了。王洪文把许世友叫过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王洪文恐怕是知道点情况的，否则九一三事件前他不会说“他们”要动手了。王洪文本不想让在座的几位空军知道毛泽东专列走了，所以他和许世友“咬耳朵”。可是许世友饭也不吃了，他想再见毛泽东一面，大张旗鼓马上要坐飞机回南京。这样，王维国等人也就知道了毛泽东离开了上海。
此时，王维国大大松了一口气。连续几天没日没夜地“伺候”，他太累了，回到家中倒头就睡。等一觉醒来已经是22时多。快半夜了，他忽然想起于新野说过，毛主席到上海可能有些指示，要他早点给他们打个招呼。王维国就给北京打了个电话，周宇驰接的。王维国告诉他毛主席离开上海了。那个时候长途电话都由总机接转，并且都有话单登记，所以王维国这个电话的拨打时间从总机那里可以查到。如果王维国知道什么阴谋，他应该在第一时间报告北京，决不会过了十个小时才打电话。
仅这个电话，就可以充分证明王维国对“两谋”丝毫不知情。
9月12日7时，王维国把还在睡觉的儿子王大璋（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叫起来，让他到北京去一趟。告诉林立果和周宇驰，关于庐山批评问题，可能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一下。周总理给毛主席有个电报，马上要开三中全会，接着开四届人大。三中全会开成扩大的，每个军都要有代表参加。主席讲：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硬干，没有认真地检讨。黄永胜我以前不认识，是在他当了总长以后才跟他谈过。……这些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检讨一下就可以了，跟陈伯达不一样。王维国说：因为主席说，陈伯达就不让他检讨了，告诉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
这是王维国发自内心的想法。
王维国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派儿子王大璋到北京？这不是阴谋吗？王维国认为既然答应过于新野，总要有个交代。他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王大璋乘民航飞机从上海顺利起飞，15时到达首都机场。李伟信开着嘎斯69来接，16时多到达西郊机场工字房。李伟信把王大璋带到林立果的房间，于新野正在忙着下面条，桌上堆着天府花生之类的零食。16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坐车回来了，于新野、李伟信迎了出去。然后，只有林立果、周宇驰进到房间，听王大璋转述。王大璋最后说：父亲说这是内部矛盾，早点表个态。林立果反应很快，说感谢你们的关心。这说明王政委对我们感情很深。毛还没有看出你父亲跟我们有这个关系。今后要想法跟王洪文搞好关系，少提林副主席，特别不要提我。大约半个小时后，王大璋被李伟信送到东交民巷。……说好如果9月13日早上接到李伟信的电话，就直接到西郊机场。如果没有接到电话，就自己想办法回上海。因为没有接到李伟信的电话，王大璋就坐火车走了，9月14日回到上海。王维国问儿子王大璋，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并反复问：李伟信讲谁要离开北京？王大璋说林立果。他要干什么？避避风。到哪里去？广州。你怎么知道？这是王大璋猜的，他们要路过上海，肯定是去广州。因为王大璋听顾同舟的儿子讲过，广州给林彪盖了一所房子，广州还有个小分队。
9月12日18时多，周宇驰对李伟信说：明日有架大飞机去上海，另外还有两架飞机直飞广州，一架林彪坐，另一架黄吴李邱和其他人坐。你们乘伊尔-18去上海，到了上海再去广州，设法叫飞机上八、九十个穿黄裤子的警卫部队下来，给他们找好住的地方，换上上海小组、教导队去广州。周宇驰要李伟信把依尔-18飞机要去上海的情况，通知上海小组的蒋国璋（空4军军务处长），并要蒋立即报告王维国。周宇驰还补了一句：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9月13日北方（北京、北戴河）发生了什么，南方的王维国一无所知。
9月14日，王维国对刚从北京回来的儿子王大璋说：据他们说，有一架飞机要过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过来。而且讲丢了一架飞机，他们会到哪里去呢？王大璋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王维国打了几个电话，谁都联系不上，怎么全都“蒸发”了？他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于是他叫人带两瓶感冒药坐火车到北京，给江腾蛟送去。他哪里知道，这时江腾蛟已经自首了。
9月15日，江腾蛟老婆李燕平到车站见了来人，叫他赶快回上海。并托他带回一张纸条：周、于已自亡，李被他家接去，家当都卖光了，我们也没办法。
看到纸条，王维国才知道真的出大事了。
但是，王维国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五天后，王维国被捕。他交代：1971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和江腾蛟去看林立果，江腾蛟提出：趁我们都在上海，把周建平、陈励耘都找来谈谈。第二天晚上周建平到上海，林立果和江腾蛟有个计划，先给陈励耘和我谈，再接周建平来，以示区别。（3月31日）晚上10点多钟（在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林立果讲，庐山斗争，吴法宪指挥给搞坏了，首长很生气，以后军队就老受压，抬不起头来，军委办事组现在正在受压，发展下去还不知怎么样，首长很伤心。陈讲，我们要保卫接班人；江讲，谁想抢班也不行，我讲，接班人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形成的……。林立果说：我们得准备我们的力量，要多团结一些人，发展我们的力量。江西的程世清要团结，不然福建、江西、江苏对上海、浙江就形成一个包围圈……。我们部队还得进行点地面作战的训练……。我问陈励耘，我们仿制了一种打五四式手枪子弹的小型冲锋枪，缺少子弹，陈政委能不能给我们搞点铜。陈讲不大好搞。把周建平接来后，周建平也谈谈南京的形势……。林立果讲，在南京支持周副司令，杭州支持陈政委，上海支持王政委。由江政委拉总，咱们得准备力量，不能光等着挨打。
从王维国的交代中，王维国和周建平、陈励耘都不知道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所以也根本听不懂林立果话中话。
总之，王维国对“两谋”一无所知。
1985年，王维国坐穿了牢底，被遣送河北老家。
王维国回到他出生的河北石家庄元氏县万年村。这是元氏县最北边的一个大村庄，现归马村乡所辖。它位于常山郡治（今元氏故城）北6公里，距当时历史名山封龙山10公里，又距古驿道不远，进退自如，刘秀的行营曾设在此。现在东有京广铁路、107国道，西有装院路，四通八达。全村土地肥沃，地势平坦。不仅交通便利，万年村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据清同治《元氏县志》记载：东汉建武4年(公元28年)，渔阳太守彭宠、汤郡太守张丰作乱，光武帝刘秀率军平叛，皇后阴丽华伴驾从征，在此村诞生显宗刘庄（汉明帝）。所以此村始称万岁村，因岁、年同义，以后又改称万年村。东汉永平五年(公元62年)，汉明帝刘庄巡视邺地。在封龙书院收徒讲学的学者李躬建言：“帝生于元氏，可予优抚。”于是，汉明帝降诏免元氏县田租更赋6年。因此东汉初期，万年村就比较繁荣了，亦是规模较大的村庄。
王维国就出生这样一个有辉煌背景的古老村庄中，他的父辈有几百亩良田，土改时被定为地主。也正是如此，他才能毕业于石家庄师范学院元氏分院。
1938年4月，王维国投身抗日，在河北元氏县委机关工作，6月入党。任元氏县独立营指导员、游击大队主任。1940年3月参加八路军，9月任师新编11旅教导队指导员，营教导员。1941年11月任山西昔东独立营副政委，50团副政委兼团长，1946年2月任太行军分区34团政委，1946年10月入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8月任中原野战军9纵队73团团长、政委，豫西军区警卫1团政委，警卫2旅4团政委，河南军区警卫1团政委。1950年12月任河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952年7月任空军陆战第1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4年6月任空军师副政委、政委。1960年6月晋升为大校军衔，1961年2月免职待分配，1962年2月任空4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7年2月任空4军第2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常委，1968年1月兼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临时常委、书记。1969年3月任空4军第1政委，1970年3月兼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兼上海市委常委。
1985年，王维国出狱时，被告之开除了军籍，括弧党籍也开除。王维国骂起来：党章规定，开除党籍要本人参加，支部大会通过，上级党委批准。我什么时候参加过支部大会？上级党委什么时候批准的？文件呢？会议记录呢？我几十年的党龄，你一个括弧就把我括掉啦？算啦，我也不革命了，我革够了。我出来时把军装扔在里头，统统不要了！我现在准备去做一身白西装，戴上一顶绅士帽，再提上一根文明棍，就这样到处逛逛。怕什么，就这120斤！
王维国任空4军第一政委时很胖，而他的晚年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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