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德大咖啡馆的老吃客
早晨7点一刻，南京西路尚未完全苏醒过来，然而靠近成都北路的德大西菜社门口，已经有人等候了。门口那个看上去三十多岁、一头自然卷的男人倒是一脸淡定：“来吃咖啡。”
是的，早晨的德大是一间咖啡馆，当年开在四川路中央商场的时候，与相隔不远的东海咖啡齐名。这里早上的开门时间是7点半。“天气热的辰光，门还没开，已经老多人等在外头了，像排队一样。人家不晓得的，还以为要买紧俏商品唻。”在店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黄建英说。
7点半还没到，已经到岗的店员便把门打开了。来的年头长了，客人都互相认识，所谓以咖啡会友，互称“咖友”。
靠近吧台的方桌上放了十几个保温壶。卷毛拿起两个容量较大的黑色保温壶，走到靠窗的一张桌子旁，一个放在桌上，另一个顺手塞到了桌肚底下。“来得早热水瓶有保障，晚了都拿光了。”他解释说。一楼共有13张四人座的桌子。5张长方形的桌子挨着圆拱形玻璃窗，可以看到街景；中间一排是5张菱形放置的方桌；靠墙还有3张卡座。
卷毛隔壁桌来了位穿蓝大褂的老先生。“某某死脱唻。”卷毛跟他议论起某位咖友。
“冬至前头死的。今年要死脱7个了。”老先生感慨说。他把椅子侧过来放，椅背靠墙，面向整个咖啡厅坐下来，看起了报纸。
喝完咖啡喝茶，保温壶都是要认主人的
靠窗最里桌的沈平原也到了。“黑的呢？”他一来就找起了常用的那个保温壶。
“黑的我这里有。”看他到处找，卷毛只好弯下腰，取出“藏”在桌脚边的那个递给他。
沈平原一头板寸，穿件大红色滑雪衫。他60岁不到，已经开始以老年人自居了。“我就住在附近，走走就过来了。年纪大的睏不着呀。老房子隔音不好，我假使待在家里，要把人家吵醒了。年纪轻的要睏觉，老年人都起来了。有的跑到公园里厢，我欢喜到此地来。”
说话间几乎每张桌上都已有了客人，保温瓶纷纷被领走。此刻才刚刚7点半。
“一只台子，就是一只圈子。”沈平原指点说。“每只圈子大家聊的话题都不一样。有的欢喜聊聊现在的形式、政治；有的欢喜聊聊打牌、搓麻将；阿拉台子上呢，欢喜讲讲咖啡吃好，到啥地方去聚餐，啥地方去旅游旅游。”
他一边说，一边去吧台拿了两个烟灰缸回来。一个放在自己桌上，另一个递给邻桌瘦瘦的爷叔，看来咖友们都是老烟枪。“咖啡馆嘛，就是这种格调呀。”他说。
早晨的咖啡优惠，10块钱一杯。“10点钟前头全部10块，针对阿拉老客人的。”沈平原说。逢年过节，店里还会表示一些小心意。“年初一，阿拉老客人坐好，咖啡端上来，不要钞票。一人送一杯，因为阿拉一年到头天天在此地。中秋节呢，每个台子上摆两只月饼，斩好，一人吃一小块。倒不是要吃他的月饼，就是觉得蛮开心的。伊拉这点做得还是蛮好的。”
这些老客人究竟有多“老”呢？“我18岁出来吃咖啡的，吃到现在四十年了。”
“老早都是这种咖啡馆，南京路一路过来交关（很多）：从上咖，到‘大凯歌’，再到这里对过‘小凯歌’，前面转弯角子图书馆（注：南京西路近黄陂路，原为上海图书馆，后为上海美术馆）旁边海燕——现在变银行了，大光明电影院旁边喜来临，再过去德大、东海。现在都关掉了，只有德大了。”
谈起自己生长的弄堂，朱国权劲头十足
“侬坐一歇呀，8点钟以后人就多了。”坐在靠门口桌子上的朱国权招呼我坐下。他光头发型，两撇蜡笔小新一样浓密的眉毛让人过目不忘。桌上已经围坐了几个爷叔。
咖啡馆里的客人越来越多，讲话分贝也逐渐高起来。手工咖啡烧得慢，客人们却并不着急，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热络地聊着天，氛围和连锁咖啡馆很不一样，倒有几分像是茶馆店。
一个中年男人背着细长的背包走进来，在蓝大褂老先生那桌坐下。打开背包，取出一把二胡拉起来。二胡的乐声缓慢而悠扬，男人神情专注，似乎并不为周围的高声谈笑所扰，而其他人也早已习以为常，都不曾转过头来特意看上两眼。
朱国权这桌爱聊的是“社会行情，做生意的信息，大家谈谈心得体会，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朱国权年轻时在海鸥照相机厂上班，“关脱唻，作孽”；后来自己做点生意，做做股票，“最近股票难弄，邪气（非常）难弄”。
一提到自己生长的那条弄堂的名字，朱国权仿佛声音都高了八度。“我就住在对过静安新邨，老早阿拉弄堂出来就是‘小凯歌’咖啡馆，我12岁就开始吃咖啡了。”
咖友们口中的“大凯歌”、“小凯歌”是凯司令西点的别称。“文化大革命的辰光，凯司令改叫‘凯歌’。静安别墅旁边的是三开间门面，所以叫‘大凯歌’，阿拉弄堂门口是一开间门面，叫‘小凯歌’。凯司令的门头是阿拉宁波人设计的。”
如今朱国权已经搬出了这条弄堂，但每个礼拜还是会来喝一两次咖啡。这天过来，是因为还住在弄堂里的老母亲特意给孙女买了新雅粤菜馆的包子，叫他带回去。“侬叫是来得晚了，早几个月来就好了。有两个吃咖啡的九十几岁了，现在住到医院里了。”他说，“等阿拉这个岁数的人老了，这种咖啡馆就没人来吃了，后头断层了。”环顾整个咖啡馆，像卷毛那么年轻的可以算是特例，55岁的朱国权已经算小的了。
“不是咖啡没人来吃，是‘咖啡茶馆店’没人来了。”旁边的爷叔纠正他。
一杯杯香浓的咖啡已经端上桌了，搭配的是三花淡奶。老咖友们说：“淡奶是德大行（流行）出来的，东海没的。吃咖啡，一定要加淡奶，不然咖啡的味道‘吊’不出来。奶精阿拉不吃的。”他们也知道现在流行的是卡布基诺、拿铁之类的花式咖啡了，所以末了要加一句：“阿拉还是欢喜吃比较老式的咖啡，不欢喜新式的。”
德大的经理劳建荣说，过去一杯咖啡有三种喝法。“咖啡刚刚端上来，有一定的温度和香度。先吃两口，他觉得今朝咖啡吃得相当适意（舒服）。随后稍许摆点糖，尝点甜味的感觉。吃两口，放一歇，再吃两口。这样咖啡只剩三分之二了，再加点奶，吃两口。这口吃好，咖啡基本上只剩三分之一多一点了。摆了嗨，不吃了。”
为什么不吃了呢？“因为这杯咖啡要吃将近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留一点咖啡，大家开始吹牛皮了。其实真正的咖啡，他前头已经吃光了。”他说，“吃咖啡其实就是种感觉。一个清咖，一个糖，一个奶，分成三步去吃，几种味道都尝过了。”
此时店堂里几个爷叔就着咖啡啃起了三明治或是大饼，这一顿早饭吃得是“相当适意”。喝完咖啡，保温壶要派上用场了。“咖啡杯溏一溏，再倒杯白开水。有交关年纪大的，要吃药的。”劳建荣说。
店里还提供玻璃杯，供客人泡茶喝。“茶，阿拉是不卖的。但是可以提供开水跟杯子，侬自己带茶叶来。基本上到此地来吃咖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德大早间咖啡，享受的就是这份闹忙和烟火气
周末十多个咖友们围坐在一起的场景，和劳建荣三十多年前刚进单位时看到的一样。“德大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恢复咖啡的，我1979年进单位的时候人气已经很旺了，圈子基本成型了。”
“吃咖啡是种享受，但是这里的享受，不是享受清静。一清静，他反而觉得没这个氛围了，吃得没劲了。他在这里吃咖啡，就是要香烟嘛吃吃，牛皮嘛吹吹，咖啡嘛再吃吃。人要多，这个台子牛皮吹吹，再到那个台子牛皮吹吹。这是德大老咖友的享受方式，跟现在小青年去的咖啡馆完全两样。”在劳建荣看来，“这才真正体现出上海人吃咖啡的特点”。
当时，德大烧的就是“小壶咖啡”。“它好在哪里？这样一烧，整个店里都有一股咖啡的香味，一下子就散发出来了。”不过，店里只有两个咖啡壶，烧一壶咖啡是2分钟45秒，一壶倒5杯。这样家庭式的操作方式，客流量一大，来不及了怎么办？“来不及就用铜吊（铜制烧水壶）。”劳建荣说。
“上海牌咖啡，250克一个罐头，当时只有食品公司有卖。一罐烧一铜吊，可以倒18杯到20杯。”具体怎么烧法呢？“一铜吊水，烧开以后，咖啡倒下去。用一根专门的木棒头来捣，开小火让它不断‘扑扑扑’在滚，烧三到四分钟的样子。烧好以后先摆着，让咖啡渣沉淀。倒出来的时候要经过一层过滤，再放到咖啡壶里保温。”
德大的小壶咖啡，就是用这个壶烧出来的
与“小壶咖啡”相对应，这样烧出来的咖啡叫“大壶咖啡”。两种方法烧出来的咖啡味道自然有区别，清晰度也不一样。“小壶烧出来的咖啡是透明的，调羹摆在咖啡杯里，有一半看得出。铜吊烧出来的就比较浑浊。但卖的价钿是一样的。”劳建荣说。
那么，这么多客人，谁喝“小壶”，谁喝“大壶”呢？“侬要吃到小壶咖啡，首先要在德大吃上几年，要让大家都认得侬。侬要混进这个圈子，然后才能够吃到。”他说。
许多咖友都还记得德大有位名叫“顾瑞华”的老经理。“他是学生意出身，咖啡烧得特别好。同样是‘大壶咖啡’，阿拉亲眼看他烧，烧好倒出来是清呃，不浑。蛮怪呃。其他随便啥人来烧，烧不出来的。”一位老咖友这样回忆说。
如今，老顾已经西去，咖友们感慨，“阿拉这点人，从德大1角7分一杯咖啡吃到现在，有二三十年了。”
朱行钧老先生75岁了，“咖龄”50年。“一年365天，吃咖啡我不‘脱班’（迟到，缺席）呃。”他说，“一天不吃咖啡，好像一桩事体没做，所以一定要来。吃到我走不动，没办法了，不来了。”他说话的时候语速不急不慢，脸上带着笑。
朱行钧说，自己从出生到现在，在上海的住所“没跑出过静安区”。小时候，家里在愚园路上有幢小洋房，之后搬到大沽路上，后来又动迁到常德路。他喝咖啡，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我祖父是吃洋行饭的，老早是美孚石油公司在上海的买办。阿拉爸爸是小开出身，欢喜吃咖啡。”他记得，小时候家里煮咖啡，买的是听装的巴西咖啡。父亲有时早上一个人喝，有时下午等朋友来了一起喝。“我自己闻到咖啡一股香味道，逐步逐步就开始吃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咖啡一度断了供应，只好吃鹅牌咖啡茶过瘾头。“一块块四四方方的，家里冲了吃。”后来咖啡馆重新恢复，他开始到处跑咖啡馆。“那个辰光我当技工，从单位跑到德大只要10分钟。1角5分钱一杯咖啡，吃好再去上班。”他回忆说，“阿拉爸爸一般在家里吃，我欢喜在外头活跃，交交朋友。刚刚开放的辰光跳交谊舞，我也欢喜的。”
在他看来，现在德大的氛围和他年轻时去的那些咖啡馆差别并不大。“侬去吃咖啡，总归有圈子的，大家瞎聊八聊。那个辰光有老的一批客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蛮多的。”
从德大搬到南京西路的第一天开始，朱行钧就在这里喝咖啡。“吃咖啡等于是一种交流。本来是一个人来吃，吃吃呢，大家聊聊。聊得对头的，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两个人到三个人，就形成圈子了。这几个人坐这个台子，总归是这个台子。假使今朝来的辰光这个台子还没人，其他人也不会去坐。”
一张桌子上的人天天见面，也会相互挂念。“侬几天不来，这里吃咖啡的朋友就要问了：他做啥没来啊？是有事体还是生毛病啦？都会牵记的。有啥消息，大家都晓得了。”朱行钧说。
“阿拉在讲这里一个老咖友。”沈平原说，“他原来住在虹桥，蛮好的。后来搬到石洞口，太远了，没人讲话，不对了。现在他从家里到德大，认得的；从这里回去，不认得了。伊拉屋里厢寻不到他人，就到德大来寻，必在德大。上海其他地方他都不认得了，就认得这里，脑子就到这种程度，侬想想看。”
“阿拉这里这样的人多了。”他说，“还有两个老的脚不好动了，女儿叫司机把他送过来，咖啡吃好再送回去。阿拉讲，这个样子嘛不要来唻。伊拉女儿讲不来事（不行），一天不送过来，他在家里面孔就板了，不讲一句话。来过了，就开心了。这是几十年的习惯。”
自从前年秋天生了场大病，81岁的韦双喜有一年多没来过德大。过去他几乎是天天要来的，每天下午来喝一杯咖啡。——他觉得上午人多，有点杂。
“这腔人稍微好点了。”这天中午，他特意过来吃饭。“吃块牛排，吃一只汤，吃点蒜香面包，拣自己欢喜吃的。实际上，此地牛筋我也来得欢喜。”他说。
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的，他倒是笑起来了：“1956年，算到今年59年了。”其实“咖龄”还可以往前推：“小辰光呢，伯伯一直带我吃咖啡去。他是做生意的，‘老国际’（指在国际饭店喝咖啡）了。”等大学毕业有了工作，韦双喜自己跑咖啡馆了，“拣中了皇后咖啡馆，在汉口路上，和平电影院旁边”。
在咖啡馆里耳濡目染，他对煮咖啡的学问有了一定的了解。“咖啡这样物事（东西），人人会烧，又人人不会烧……所以咖啡火候蛮要紧。更重要的，烧咖啡要有敬业精神。”
除了传说中的老顾，德大过去还有一位咖啡烧得很好的女师傅，名叫“钱宝珍”。“她最早是在中央商场里厢美心咖啡馆做的。”在韦双喜的心目中，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滩上最好的咖啡馆。
“美心门面一点点大，店里没啥豪华装修的，但是弄得清清爽爽。老板烧咖啡注重质量，生意好得不得了。好到啥程度呢？外滩写字间的人来吃，吃到后来，香港明星夏梦、唱京戏的马连良、上海交关名演员都跑到此地来吃，就要吃他一杯咖啡。他啥物事都不卖呃，就卖一点吐司。”他口中的美心咖啡馆，就像是一位大隐于市的武林高手，在当年咖啡馆众多的上海滩上，赢得了自己的口碑。
当时的爱咖啡之人都恪守低调，毫不张扬。“我学校里的老同事朱老师，他也欢喜吃咖啡。但是阿拉两个人在咖啡馆里碰到呢，搭个头，不打招呼，就当没看到。回到学校里也不多讲。文革以前正常生活的辰光，吃咖啡被单位晓得也不大好。这个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个末（那么）自己要注意呀。”
“文革顶乱的辰光，我印象老深的。有趟到小凯歌去，吃咖啡吃到一半，突然之间有人冲进来了。‘立起来，立起来’，矮凳全部收掉，大家立着把这杯咖啡吃完了。”
再到后来，咖啡馆关闭了。为了维持经营，德大卖过生煎馒头，东海卖过春卷跟肉皮汤。“吃咖啡逃难噢！不好吃了哪能办呢？有两个地方好去。作孽了，摊头咖啡。一个是中央商场大堂里厢，搭了个棚，一角一杯，大壶咖啡，吃一杯跑路；还有一个在八仙桥，金陵中路、龙门路上有一爿合作社，卖米的，伊拉也烧咖啡，烧得算还比较可以了。”
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咖友们倒还是经常能够碰到。“这蛮奇怪的。到辰光一传十，十传百，都会来的，总归碰得着的。阿拉圈子里有个吃咖啡的姓魏，旧社会大资本家，有私人飞机的。他讲我最困难的辰光长矮凳当床，面盆当枕头，咖啡要吃的。”
学校里的那位朱老师也割舍不下爱好。“那个辰光拉帮结派蛮结棍的。吃好饭，他人不见了。这里就议论：他到对方那里通风报信去了。其实我晓得的呀，老头子难过死了，跑到八仙桥吃咖啡过瘾头去了。我又不好讲。”
熬到1972年初，韦双喜有天骑脚踏车经过德大，发现广告贴出来了：正月初四开门，恢复小壶咖啡。“当时尼克松要访问上海了，所以上咖、德大都恢复了，红房子倒还没恢复。哦呦，吃咖啡的人眼睛尖的呀，都往里厢钻了，大家像报喜一样。”他说，“我年初四值班。年初五第一桩事体，吃咖啡去了！”
咖友们又天天碰面了。“阿拉吃咖啡关系认得的，发展到现在，私交相当好。几十年当中，风风雨雨交关，还是天天要吃咖啡，天天要聚在一道。”韦双喜说，“这点朋友真的不简单，谁有点不适意，都过来看侬、关心侬；谁屋里厢有事体，都想办法帮忙。”
回忆咖啡往事的时候，韦双喜的目光一直在游移。经理劳建荣穿着一身整洁的厨师工作服经过，两人互相点了个头。看到某位店员过来，他也会跟人家聊两句。“这里的工作人员我基本上都认得。我生毛病，伊拉也来看我。”他说。
“不是，这个反映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实际上外国现在也已经过去了。”王哲民却正色道，“侬现在到美国，根本不要想寻到一爿类似的咖啡馆。我在纽约、洛杉矶寻遍各种地方，没这种咖啡馆了。可能在欧洲某些角落里，还能够寻到。”
他也记得文革时期中央商场里的“棚棚咖啡”。“那个辰光我已经被抄家扫地出门，在学校里关了一年多。后来总算放我回去了，下班辰光又去吃咖啡。中央商场里的咖啡真是乱世当中的一个小天地，其乐无穷。”他说。
这个“其乐无穷”，自然是打引号的。“在邪气无奈的生活当中，一切实际上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人呢，还是向往生活的啰。要不是我女儿只有两岁，当时我肯定自杀了。因为她，我死不下去。所以人始终要往前面跑。大家一道吃吃咖啡，聚一聚，就觉得日脚还可以过了。待在中央商场一爿小饭店里吃一客晚饭，猪油渣炒青菜，一角两分钱，吃得津津有味。比此地吃牛排还要有味道。”
“所以说，悲惨时期的人，并不一定邪气悲惨。现在我也不见得觉得邪气幸福。”他感慨说。
和其他老咖友不同，夫妇俩并不排斥新兴的咖啡连锁店。这可能和他们去美国度假的经历有关。“女儿住在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附近。阿拉每年暑假去住三四个月，逃掉上海的夏天。”王哲民说，“到那边，我们每天都去星巴克，所有的服务员都认得我们。在门廊里拿一杯咖啡，看美国老百姓走进走出，也是一种乐趣。跟他们海阔天空，很有意思，他们也来自世界各地。”(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