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展十个月大时，玲父特地从下放的福建山区坐火车回福州，把琴展接到乡下抚养。鹏和大女儿水莹到火车站送别他们。水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公。外公个子不高，圆圆的秃脑袋，笑咪咪的，很像弥勒佛。在托儿所里，老师嘴里的老地主都是凶神恶煞的，很吓人，外公却长得像菩萨。“原来地主也有长得面善的。”水莹这样想着，生平第一次对自己接受的教育起了小小的怀疑。
琴展走后，水莹和父母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在水莹的印象中，自己的妈妈经常卧在病榻上，痛苦地呻吟。妈妈一犯病，水莹就懂事地坐在床边陪她，给妈妈讲故事。
水莹五岁时，玲的病越来越重，医生怀疑她的癌症有转移迹象。福州各大医院的肿瘤科医生宣布玲的病治不好了，让她在家里等死。
玲不甘心，打算到医疗条件最先进的上海试试运气。琴很支持，从南洋汇了一笔钱给他们治病。这一去要几个月。玲给自己的两个弟弟写了信，两个小弟从乡下赶回来，把水莹也接到外公外婆身边照顾。
临去上海前，玲心潮起伏。福州的医生早就警告过她，即使去了上海，也有死在手术台上的可能性。玲此行注定凶多吉少。
玲给琴写了一封长信，算是了结平生最后一个心愿。玲在信里写到：几天前又是姑妈的生日，阿祖（闽南话，曾祖父母的意思）将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太平面。阿祖说姑妈是在世菩萨，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可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见过姑妈的面。现在我快要死了，只有一个愿望：见姑妈和姑父一面，当面感谢你们的大恩大德。可是山长水远，我的愿望不知今生能否实现。
玲寄出这封信时，仅是想表示感激而已，没有特别的奢望。事实摆在那儿，四少已经74岁了，姑妈六十几岁，当时的交通条件差，耄耋老人从南洋大老远回到福建实属不易。自1951年四少和琴离开厦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琴收到玲的信，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对四少说：“我们回福建一趟吧，已经二十几年没回去了，顺便去看看玲。”
一路辛苦劳顿，琴和四少回到了厦门，住在亲戚家里。南洋富豪回国探亲，在亲戚中间激起千层浪，许多平时不来往的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了，在琴和四少面前叽叽喳喳，抱怨自己生活艰苦，希望琴和四少多多关照。
琴还是当年的直脾气，当着众多亲戚的面说了一句：“这次之所以回来，是被玲的一封信打动了。我们想去福州看看玲。”
琴和四少住在亲戚家，琴一大清早起来梳洗，花了很长的时间。四少急着出去走亲访友，嫌琴动作慢，催促了几句。琴当场沉着脸教训他：“你急什么？老婆化妆要等得，知道吗？”四少登时无语，乖乖地站在一边。这个小插曲在厦门亲戚间传为笑谈。呵呵，六十几岁的琴，仍是那么威风凛凛，说一不二。
他们坐了将近十小时的长途汽车，从厦门到了福州。找到鹏的单位时，同事告诉两个老人：鹏陪着玲去上海治病，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不知何时回来。琴和四少非常失望，在福州呆了一两天后，悻悻地回新加坡去了。两个月后，鹏和玲回福州，从同事的嘴里得知此事。玲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玲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封告别信，会让四少和琴牵肠挂肚，万里迢迢跑回来看她。自八岁时家道中落后，玲就知道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了。她们家的地主身份和复杂的历史问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遇到政治运动，随时可能爆炸。玲十三岁时，土改和三反五反运动刚刚结束不久，余威尚在，不少大地主大资本家在运动中或人头落地，或举家自杀。玲家侥幸躲过一劫，却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天，玲的父亲在家里莫明其妙地被带走，投入大狱。为了营救父亲，玲亲手写了一封封上访信。担心信寄出后石沉大海，玲亲自揣着上访信，专门候在市府和省府大院门口，一看到小轿车开进来，猜到是哪个大领导回来了，玲马上跳了出来，跪在大院门口拦车，嘴里大叫“冤枉，冤枉啊！”那时的共产党干部个个清廉，高风亮节，见到眉清目秀的小女孩跪地拦车，头上顶着上访信，知道冤情不小，赶紧下车将玲扶了起来，认真听她陈情，答应尽快查清玲父的历史问题，还他清白。玲前前后后上访了两年时间。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好女儿不也一样？为了营救深陷囹圄的父亲，玲也顾不得那么多，一见大官就下跪磕头，陈述冤情，涕泣连连，那是她人生最屈辱的两年。玲工作后不久，经同事介绍，认识了鹏。她和鹏是典型的一见钟情。鹏的儒雅，善良和真诚给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交往半年后，玲就将自己的家事向鹏和盘托出。鹏从小品学兼优，学生时代一直担任班长和团支书，工作后，又是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领导已经找他谈心几次，要他向党组织靠拢。显然鹏是经不起考验的，阶级立场不稳，玲的一番叙述，竟然让他对眼前的这位姑娘又敬又爱又怜，以为碰到了再世曹娥和杨三姐。鹏向玲表示会好好爱她一辈子，并和玲一起照顾她的大地主父母和两个小弟。玲从鹏那儿得到了幸福，在别人面前却一直小心翼翼，怕受冷眼和迫害。琴和四少是公认的爱国侨领，红色资本家，又是玲的长辈，玲这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女人，又穷又病家里又受政治迫害，有何德何能，让两个老人家纡尊降贵，亲自跑来看她。玲哭了很久，一边哭一边喊：“姑妈啊，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