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儒者马融说： “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有虞氏”指舜，舜的时代有文字吗？如果有文字皋陶干嘛把“五刑”画在树皮上，而不是“写”在陶片上？舜自己就是制陶大师，想当年在河滨（黄河边）时愣是凭一己之力，把劣质陶器打造成出口部落的优质产品，那时若有文字，舜一定会在壶底印上“姚重华监制”。人家苏美尔人就是把文字写在泥版上流传下来的！我们打小听各类圣人们的道理已经太多了，你们能给我们一个实物证据吗？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五服”搞成之后，华夏的声威传到四海的尽头（“声教讫于四海”），四海其实是虚指，并不是真的有四个海，西边是流沙，肯定没有海，反正总而言之，大功告成，天下太平。天帝再次适时出现，给大禹颁发奖牌：玄圭。这回司马迁没有采用《禹贡》的说法，很明白地说：“于是帝锡禹玄圭”，帝是天帝，就是给禹“赐土姓”的那个大神，不是帝尧也不是帝舜。《竹书》上也说：“禹治水既毕，天锡玄圭，以告成功。”
孔传说帝是指尧，他明显没有时间和逻辑概念，舜登上帝位之后才任命禹为“司空”开始治水，那时尧已经跟天帝在一起了。这也说明了这个孔子的北宋后人没有好好读过《史记》，《夏本纪》明确说明：“尧崩，帝舜问四岳：‘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美尧之功”即为治水。尧去世后，至少历经十三年禹才为大禹，那时候尧倒真的在天上，已经UPGRADE成“天帝尧”了。
司马迁之所以不采用《禹贡》说辞，是因为那个说法实在说不过去。《禹贡》上只有四个字“禹锡玄圭”，禹给自己发奖牌吗，他就那么爱自娱自乐吗？“锡”当然也可以是“被锡”，古文主动、被动词不分，那么谁是颁奖人？如果舜真的禅让与禹，《禹贡》干吗不明明白白、从从容容地说“帝舜锡禹玄圭”呢？说得过去的解释就是要么舜不愿意、要么就是舜正在准备南巡到苍梧的行李，这两个“要么”其实是一个意思，在“中国”或者“华夏”的国里，舜已经是个多余的人，一如他当初在家里一样被追杀一样。大禹不需要一个凡人为他颁奖，他是凡人中的王者、甚至是神。
颁奖人确定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块奖牌玄圭本身。圭是一种玉器，上圆下方，这一点没有疑问，作为重要的礼器之一，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玄”通常是指黑色，于是飞过简狄头顶的玄鸟被“唯物”化成黑色的燕子；郭老进一步“唯物”，就成了一只飞翔的男根。玄圭，还偏偏就不是黑色的玉，而是天色的，想想也是，哪个奖牌是黑咕隆咚的呀？“天色”也符合天帝的身份，至于“天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说不上来，没有雾霾的日子里，“你要好好珍惜你自己”，抬头好好欣赏头顶的蓝天吧，看看后周的最后一位皇帝柴荣是怎么说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柴荣是为“柴窑”定色调，可我们现在谁也看不见柴窑，和柴窑最接近的汝窑都成了稀世珍品，汝窑不是天青色，而是香灰色。玄圭到底是什么颜色，且让我们把它留在想象里。
《夏本纪》哩，大禹完成授勋仪式之后，司马迁突然来了个“镜头闪回”，皋陶、大禹和舜的座谈会内容披露了。场景很是突兀，好像没有彩排好，就把《禹贡》里的台词塞进来。
三方会谈乏善可陈，基本是一些空话、套话、废话，一如现在的大多数大会和小会，但大禹的言辞很犀利。
皋陶一上来就说，我们要以德服人，提出聪明的谋略，为天子分忧（“信道其德，谋明辅和”）。大禹附议，表示皋陶说得很对，问他如何做到，皋陶几乎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一般，说我们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目光要放远些，团结各族人民，提拔一些能干的人，知人善任。
大禹揪住皋陶的最后一句话，把尧舜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翻出来并予以抨击，说知人善任谈何容易，否则何必担心讙兜这样的家伙？又有什么必要放逐三苗？又怎会害怕巧言令色的坏蛋？（“何忧乎讙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大禹没有提自己的父亲鲧，也没有提举荐鲧的四岳，他的做法体现了“以德服人”的风范，因为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尊者讳”。
皋陶再次把道德升级，搞出一个令人头昏眼花的“九德”概念：“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恭），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我懒得翻译了，翻出来也不知所云，因为其中重叠处甚多，比如宽、柔、扰（通柔，不是捣乱的意思）、愿、温、恭、敬几乎就是同义词，还有栗、毅、直、刚等也是，这个莫名其妙的“九德”纯粹就是战国那帮书生硬凑出来的，华而不实，百无一用，难怪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如果你在在电脑里运行这段“程序码”，电脑可能把你当成“来自星星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