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有人在街上看到爱穿旗袍的苏青，也换了人民装，不禁愕然。
呵，苏青穿人民装，也没什么特别吧？当年上海滩头，时髦女子无数，一夜之间，不都换了灰布蓝布，短发齐耳，皮鞋改布鞋。穿起人民装，苏青就仿佛在演一出袖珍戏剧，可戏散了，人还是那个人———“侬吃饭了哇”，生活惰性往往能够拉住理想的腿。
苏青身上，尤其有一种市民阶层妇女的泼辣和变通，她仿佛是张爱玲眼中那生活在蛮荒世界里的女子，在任何时代都能怡然地活下去。
苏青初登文坛，就是家庭主妇形象，她不与命运作对，她要谋生，把劲使到点子上，为日子添砖加瓦。因为对生活有热情，苏青反倒容易随波逐流。这种随波逐流，不是没立场，没主见，而是有点随遇而安的意思———在生命之河顺流而下，走到哪儿，她都想着采一把沿岸的吃食，填补体力，准备继续走下去。
苏青的政治敏感度显然没有张爱玲强，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嫁给胡兰成而为人诟病，张爱玲虽心中不满，却虚晃一枪，只对读者声明，并不强辩。苏青呢？她也在有日伪背景的刊物发文章，又曾在汪伪政府里做过事，她自然也要被骂。听闻风声，苏青毫不含糊对骂过去，一点不避嫌，在那篇《关于我》的散文里给出的理由，未免有点诡辩，可苏青似乎总是相信，她的日常道理在任何时代都是讲得通的吧。
汪伪败退，接着国民党败退，一夜之间，红旗插遍上海，改天换地。可这对于苏青来说，仿佛没分别，日子总还要过，她没有像张爱玲一样出国，仓仓惶惶的，她不是没机会，她本可以去香港，据说她前夫的弟弟也曾邀请她去美国，可她都拒绝了，所谓家累太重，还是因为对未来的生活没有完全丧失信心。
解放后，她依旧过着自己的日子，保持着原有的性情。1949年底，苏青在九三学社吴藻溪的介绍下，加入“妇女生产促进会”，她的目的很简单，依旧为了养家糊口，她仿佛一株带着降落伞的蒲公英，落到哪，就能在哪存活似的。
苏青的坚忍，不是坚贞不屈，大的理想于她仿佛是不相干的，她的“理想”，都有点急迫，是眼前生活生发出来的一点两点必需。在新社会，苏青依旧兴头充足，香港的《上海日报》可以发文章，她便当即写两篇过去，也不问环境允许不允许。
1951年，苏青参加了上海文化居举办的戏曲编导学习班，就此走上编剧道路，《卖油郎》、《屈原》都是极其卖座的作品。1955年胡风事件中，苏青因一封她写给贾植芳的信而获罪，过了一年铁窗生活，再出来时，人事全非，亲友都疏远了她，苏青的生活热情，仿佛是遭遇了瓢泼大雨，从头到脚，渐渐冷了下来，虽然她仍努力工作，编写了《雷锋》、《王杰》、《诗人李白》等戏，可终究因为对于生活的脱离，而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感染力。
文革十年，苏青在世俗里扮演的，不过是个小角色，她的受难，在那个时代，亦没有特殊性。年华老去，健康走低，工资一度停发，苏青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没有任何追求的老太太，看晚期苏青的照片———还是一身人民装，短发朝后梳，仅及颈项，两手交叠着，脸上有种淡淡的谦卑的笑，这哪里还是写《结婚十年》的那个苏青。
褪去繁华与锋芒，苏青已筋疲力尽。那个大谈月事怀孕养孩子离婚的苏青，仿佛天幕间突现的一弯虹彩，耀眼一瞬，又渐渐隐没在白炽的男性天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