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峰，河北海兴人，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以64军政委身份晋升少将。文革中，受到康生赏识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上任时康生就曾当着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1975年正式担任中组部部长，1977年因文革中所犯的错误而被撤职，后被审查并开除党籍。在2010年由郭玉峰夫人闫晶明所著的《我的丈夫郭玉峰》一书中，专列一章记述了郭玉峰在中组部的十年，称是被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骗进了秦城监狱。在文章的末尾，郭玉峰以个人声明的方式为自己的中组部长生涯辩护，“所谓永不翻案，事实证明是彻底的翻案。一旦掌了权也就不顾起码的人格了，起码的信誉了。所谓大人物也不过如此啊。”
1980年5月14日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下午，也是我一生中最无法理解的一个下午。这天中午，中组部张志杰电话通知我说：今天下午首长找你谈话，你不要出去。并说他来接我。放下电话后，我即预感到这次谈话凶多吉少，因为以前找我谈话、批判过多次，从未说过他来接我。下午2点，张志杰又来电话，说不接我了。下午3点，我刚到中组部门口，张志杰就把我领到五间房西边会议室。宋任穷部长、陈野苹、曾志副部长在会议室等着，我刚坐下，陈野苹副部长便说：你免职几年了，在家中也不检举、不揭发问题，让你离开家，换个地方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好好揭发问题、交待问题……。宋任穷接着说：老郭，你要好好揭发、交待问题……。他讲完后，我问他：“我写了那么多检讨材料，你都看了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张志杰站起来，以命令式的口气对我说：走吧！把我推出五间房会议室，走着走着，我发现有两个穿警服的人一前一后跟着我，接着就将我推上车。上车后我发现是警车，这不是“离开家，换个地方”进行隔离审查，而是送去公安局拘留，可上车时警察又没出示逮捕证。没有任何手续。车继续往北开，出了德胜门，过了沙河，啊！明白了，宋任穷他们把我骗进秦城监狱来了。进了监狱，监狱长徐志义同志对我说：你与别人不一样，牢房里给一个小桌子写东西，给你钢笔，可以要纸写东西；给你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每月吃饭30元，吸烟、吃水果找看管帮助买；你在这里的花费自己出；另外，每天可以到房外散步（放风）一个小时。这天夜里，我彻夜未眠，望着铁窗、铁门，百思不解，在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国家里，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不办任何法律手续，即把一个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党中央批准的国家省部级干部送进了监狱。共产党的监狱居然关起共产党员来了，可笑、可悲！
5月17日下午，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副部长凌云、局长姚伦，浙江省委书记王芳来监狱找我谈话。刘复之说：中央派我来给你谈一谈，对你是隔离，党内隔离审查。（编者：既然是隔离审查，法律上尚未进入结案、起诉、宣判程序，怎能把人家送进监狱呢？）对你的问题按党的问题处理，有的问题你可能记不得了，大问题不会忘，如“九大”问题。希望你不要把矛盾激化（编者：既然是党内问题，而且尚未结案，即把人家送进了监狱，我党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政策吗？）。我说：实事求是吧！凌云说：对啊！不能把十个说成九个，也不能把九个说成十个。我说：叫我胡说八道我不干。刘复之又说：你在这里由王芳同志负责，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他有什么要问的可来找你。
两天后，王芳同志和他的秘书来监狱找我，他说：你谈谈“九大”问题，还有组阁问题。我说：“九大”谈什么问题，组阁我不清楚。王说：省的班子配备也是组阁嘛。上述两个问题你可以写一写。王芳走后，我在牢房里整天想着写材料，把在中组部工作时办的事，一五一十、实事求是地写得清清楚楚。交上去后，9月20日，王芳派他的秘书来监狱对我说：王芳同志和中组部领导同志叫我来给你说清楚，对你写的材料是肯定的，肯定你的问题是党内问题，不过对有的问题认为在认识上还不够深刻，你要相信党的政策。你这样老的同志，党中央对你是会实事求是处理的，你不要着急。
在我坐牢期间，他们让家属来看过我两次。第一次是七月初，我爱人（闫晶明）带孙女小贝贝来看我。晶明说：“你那天走后，张志杰和一个女的来家告诉我说，老郭免职三年了，没有交待、揭发问题，离开家换个地方集中精力和时间交待、揭发问题。这是宋任穷部长、陈野苹、曾志副部长三个人当面给老郭谈的。我们也给你这么说。”第二次是七月下旬，爱人闫晶明、大女儿渭岭、小儿子冀江三个人一块来的。来前，张志杰找她（他）们谈话，让她们给我作工作，不然就不让来。以后就再也没来过了。我很着急，问看守，我家属为什么不来看我了？看守回答说：九月初一定会来看你。到九月份仍然未来。我再次问看守。看守说：现在部里很忙，正在开人大、政协两个大会，负责安全保障。我说：这不是理由，家属探监根本用不着部长、副部长劳神。看守说：家属不来是有其它原因，这一段时间我们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家属都不叫来。看守还说：你的材料我看了，与林彪，四人帮无关系，与康生的关系也是个执行问题，那时他是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你不执行，行吗？
1980年过去了，看守对我说：我原本认为阳历年该让你回去了，可是没让回去，春节可能让回去吧！我说：中央是实事求是的。看守说：实事求是是个橡皮。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绝论，也算上了一课，我一贯听党的话，还不及一个年青人看问题尖锐。不过我还是坚信党及中央领导和中央派的代表（刘复之、凌云、姚伦、王芳）讲的话。“郭玉峰的问题，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你的问题是党内问题，党内问题按党内问题处理。”“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个执行问题。”“你作个检讨，还要工作吗！中央还要安排你工作。”等等。总之，我相信中央说话是算数的。
1981年2月25日，中组部张志杰和公安部姚伦同志在监狱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与我一见面，姚伦同志便说：老郭，我给你贺喜，今天我们来接你回去。从1980年5月14日被骗进监狱至1981年2月25日出狱，历时九个月，28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我参加革命40多年来最委屈、最难忘、最不能容忍的一段人生。
回到家里以后方知，他们所以接我出狱，是我爱人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信，胡指示中组部宋任穷要把我送回家来。宋才无奈地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把我放出来的问题，说如果不放就更被动了。
我在西单的住房，在我隔离审查后被收走。中组部在劲松小区给我爱人两小套共50（左右）平米的房子。为此，闫晶明去找过陈野苹。陈野苹说，闫晶明，这房子是给你的，郭玉峰回来该住什么房再说。就这样我就成了无房户，只能住在我爱人家中。
1982年12月6日张志杰拿着中组部《关于郭玉峰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给我看。处理意见是“开除党籍，发生活费150元，免于起诉”等。鉴于《审查报告》中列举的一系列问题大多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不少断章取义，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真相的事，我当时有病未做答复。直到年底我给宋任穷、陈野苹写了我对审查结论及处理意见的意见。他们看了我的意见后又找我谈，说内容做了些修改，但处理意见不变。张志杰一再说，中央领导讲了两条路你选择，一是起诉，一是就按现在稿子。你自己考虑。我反复想中央领导叫我在这两条路中选择而不给申诉的余地。所谓起诉就是抓人。如硬不签字，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结果必然就是被抓起来。那时就更无申诉的余地。苗风林同志在中组部休息室也给闫晶明同志讲不要再坚持提意见了，事情总会搞清楚的。我想再坚持也不会有好结果。于是我在审查报告上写了个模棱两可的意见——不再提意见了。就是说，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有意见不提了。1983年7月我给邓小平、胡耀邦又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8月初中组部秘书刘某和张志杰、闫文忠又传达胡耀邦在我给他的信上的批语，说什么“此人态度不好，再教育一次，帮助一次，下放河北省的一个中小城市”。
在下放到何地的问题上，张志杰与闫晶明有一次谈话。张志杰说：“在选择他去的地方，选了好多地方，他都不能去。首先东北不能去，他是那个部队的不能去；石家庄大城市也不能去；保定离北京太近有干休所也不能去。邢台，他去最合适！邢台就是前几年大地震的邢台，郭玉峰去最合适。”9月23日我离开北京到了邢台。第二天中组部送我的干部与邢台市委老干部局交接后返回。我就在邢台安顿下来。虽然管理不是很严。但也不准我回北京。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的户口没有转过去。当我把户口落到邢台后，才同意我回北京看看，并一再催我快回邢台。84年闫晶明做手术，我回京看望。邢台的人怕我住的时间太长，中组部知道后受批评，不断催我回去。此后我身体一直不好生活不能自理，就再没有回邢台。这期间我一直不断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写信进行申诉，都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我的声明
一、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是右派掌权者把我开除了党籍，我仍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任何情况下我忠于党，忠于人民，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息，决不动摇。
我不同意中组部对我的审查结论和组织上对我的处理决定。我在1983年给邓小平主任、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信，说明了我的意见。但胡批了回来，说我认罪态度不好。我认为他这个批件也很不实事求是，也不讲组织原则，更谈不上党内民主。因为中组部审查报告是我在威胁下被迫签字的。在叫我看审查报告时张志杰讲：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对你有两条路，一是免于起诉，一是起诉。两条路你自己选。所谓起诉就是抓起来。在这样逼迫下只好签字。我给邓、胡写了信申诉，他们不但不听取我的意见，胡批给中组部批我，并批下放我到河北中小城市。对此我也不同意，只有组织服从。
我认为审查结论是不实际的，不实事求是的。是把中央交办的事，中央部署，号召指示的责任强加在个人身上。是把一个材料去头去尾，无限上纲。把事情的本身歪曲或断章取义，似是而非。我认为处理决定是错误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打击报复。是不符合中央一再讲的发扬延安精神，光荣传统。不符合中央讲的“我的问题是党内问题”的精神。是不实事求是的。
给我的罪名是“参与篡党夺权”。我认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首先是篡谁的党，夺什么人的权。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以后七大、八大、九大、十大都是毛泽东同志为党的主席，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直到他去世。公认他是党的领袖，导师。我是党中央正式调来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经他申报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及政治局在京委员审批的。我按着中央的指示，部署，号召，决定，路线方针政策办事，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中组部是党中央的办事部门，个人无权决定任何事情。从组织原则，党的纪律来讲，都是正确的，是无可非议的。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每个党员都应照办。我也不能例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每个解放军战士必须遵守的。我是一名老战士，当然更不能例外。怎么能把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给定成“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呢？难道我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事，去篡夺他自己的权吗？只是说当时中央领导是否正确，可以实事求是的评论。当然在被告缺席或掌权者不民主，不虚心，有偏见，有私心的情况下，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是很难的。不过，只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总会作出客观的评价。正确就坚持，错误就改。但不应随意加上罪名戴上帽子。难道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去篡夺他自己领导的党吗？再说一遍，我办的事都给毛主席，党中央，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有报告有批件。至于林彪四人帮，康生等人，我调中央之前不认识他们，也无历史渊源。康当时是中央常委，副主席，中央分工他管中组部。纪登奎，汪东兴都是政治局委员，在康生病后分管中组部。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分管中央办的读书班。我是中央调来的，是执行中央指示。他们有什么指示、要求都是给我讲：中央指示如何如何。凡正式确定的都经中央批办。都不是他们个人定的。至于他们背后搞什么阴谋我不知道。凡是我办的都是讲中央毛主席叫办，是中央政治局传阅圈批或政治局集体定。把我执行中央指示硬说成是参与林彪四人帮康生等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在审查报告中对中央指示，号召等只字不提，中央批的只字不提，把其他政治局同志办的事一字不提，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不实事求是的。是错误的。
就是说当时党中央错误叫我们办的也随着错了，也不能说是参与篡党夺权嘛！而且错误的责任主要应由中央负嘛！不应过分的追究下边个人责任。
二、党的十二大决定，中央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是一场内乱，是十年浩劫。这个结论是在毛主席去世后做出的。也可以说是缺席审判，也可以说是党内对受审者缺席的情况下的结论。因为说领导者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并未听取当时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他活着的时候也未听到党中央的领导对此提出过异议。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是在1966年2月。后在5月中央正式发出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中央发的，你们都同意的。并未听说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你们现在的某些领导人，当时也是中央领导人，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毛主席六六年多次接见红卫兵，你们现在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标。如果说是发动这场运动是错误，现在的主要领导人是否也有一份呢？至于说运动是如何评价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并不一致。毛说发动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适时的。开始你们劲头很大，可后来整到你们头上了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检讨。邓检讨说我永不翻案。宋任穷给毛主席写了八次检讨信，给华国锋写了两封检讨信，一再说自己受林彪“红旗到底打多久”影响而产生动摇。胡耀邦在九大会上，小组会上写检查，以后大会小会做检查。可到你们夺取党权，政权之后就全盘否定了。对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对自己的检查也不认帐了，这是否也否定了自己呢？这不是对党最不忠诚的表现吗。这不就是两面派吗，这不就是言而无信吗。一个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人物当骗子就可鄙可悲了。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虽然肯定是必要和适时，但他并不回避在运动中的错误。他说错误有二。一是全面内战，二是打倒一切。他对一些受过审查而无实据的干部是讲“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应追究审查人员。你们现在对运动的结论和对运动中一些对党忠诚的干部又怎样呢？完全同毛泽东是对立的，背道而驰的。
我们是共产党。你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党中央的领导人，既然知道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提反对意见呢？为什么不直言进谏呢？为什么连魏征那种精神都没有呢？坚持真理，五不怕精神哪里去了呢？无非是怕坐牢，杀头嘛！
三、党的十二大宣布党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错误。既然党和党的领导人犯了错误，责任当然也应由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人负责，而不应过多的追究下边执行中央指示而被认为犯错误的人的责任。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毛泽东、周恩来活着，决不会追究我个人的责任，也不会把我和林彪、四人帮拉在一起。因为我办的都是按中央、毛主席指示、号召、布置办的。更不会给我处分。
四、党的十二大宣布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他讲的是犯了错误，而给我则说是罪行。按着中央指示办，中央是犯了错误，下边就是犯罪，这是什么逻辑？按我个人的问题来说，无论如何也列不上罪名。不是参与搞什么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而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是执行问题而不是参与。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而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指示。就是胡耀邦也讲过嘛。他对中组部某些领导人讲：我对郭玉峰批过“帮凶”“干将”的话，是在一气之下批的。看来还是个执行问题。他讲是执行的问题，不是参与嘛。他讲是郭玉峰同志如何如何了吗？我可以这样说，凡是有理智的人，无私心的人，看看材料没有不说是个执行的问题。谁都说中组部是中央的办事机关。中央指示，中央分管中组部的领导人代表中央的指示，不执行行吗。按党的纪律原则不执行行吗？胡耀邦在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的组织工作座谈会上，代表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时，说郭玉峰同志在中组部工作期间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宋任穷马上插话：群众作了大量工作。胡讲上述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他接替我任中组部部长。他发动群众揭发我。他了解对我的全部所谓揭发材料。他讲的话应该是负责任的。因为这时他已当了总书记。陈野苹、李步新在1979年2月传达胡耀邦的指示说，作个检讨，还要分配工作。1979年7月中组部起草的为中组部平反的报告也是说犯了严重错误。1980年5月在秦城监狱对我实行隔离审查。本来宋任穷、陈野苹给我讲离开家换个地方集中精力集中时间交待揭发问题，可实际上把我关在秦城监狱隔离审查。虽然生活待遇同犯人不一样，但也不是宋、陈讲的那样。这些人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可耻可鄙。到秦城监狱后，党中央派刘复之，凌云，王芳，姚伦给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中央给你谈话。本来可以不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你错过了机会（我不知什么叫机会，我只懂实事求是），所以采取这个办法。中央希望你不要对立，对你还是采取党内问题处理。他一再讲按党内问题处理。1980年9月王芳派他的秘书给我讲了四点。1，对我写的材料是肯定的；2，你是党内问题，按党内问题处理；3，你这样老的同志嘛你会懂得党的政策，中央对你还是按党内处理的。4，家属不让探望是有别的原因。可是到了1983年9月的处理一反常态，对我开除党籍，发生活费。对此我给胡耀邦写信提出不同意处理的意见和审查结论。胡却批我认罪态度不好。你们是中央负责人，是部长，书记，代表中央讲话都不算数，出尔反尔，前后不一，言行不一，随心所欲，有权就是一切，有权批了就算。论事实，论责任都不过是执行中央的。主要责任也由中央负责。问题性质也可以说是错误或严重错误。一个人要言而有信。如果言而无信真不知其可也。难道当总书记可以言而无信，朝三暮四吗？1978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华国锋同志告诉副校长马文瑞同志，叫他给我传达。马文瑞叫班主任杨长春负责给我传达说：华国锋同志说你要安心学习。你在中组部办的事，都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在党校学习期间，党校学员中某些人和中组部对我提出一些问题，华又针对提出的问题批了，郭玉峰同志的问题主要是中央交办的，由中央负责。在1979年初，我给华国锋，党中央写了检讨，他又批了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我认为华国锋同志这些批示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负责任的，是实事求是的。我与华国锋并无私交，也无任何历史渊源，他在地方工作，我在军队工作，互不相识。到中央后只是工作关系。他不会随意承担我的责任。我认为他只不过是讲真理罢了！但他说了姓胡的不听，因为实权已被姓胡的夺走了。当胡夺了全权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对我的问题连他自己说过的话都不算了，他代表中央派人给我说过的话也不算了。对华的批示就更是不顾一置了。权力是可以把一个人字写正也可以写歪的呀！他就按照个人的意愿把我这个人字写歪了。还有一个原因使他写歪，就是安子文是他的儿女亲家。毛主席党中央撤了安子文的部长职务，开除了他的党籍。中央专案组一办定安子文为叛徒，所以开除党籍。胡出于报复也开除我。但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人出于私心无论如何他处理问题也不可能正确的。
我在秦城隔离时，狱中负责我的生活的徐同志给我讲，你的材料我看过了，与林彪“四人帮”无关。就是康生叫办的一些事，也只是执行问题。这个普通工作人员也看出是个执行问题。康生是中央常委，副主席，又分工管中央组织部，不执行能行吗？
五、现在的中央说，要发扬延安光荣传统。决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事实怎样呢？恰恰相反，处理人比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延安的光荣传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现在的处理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按李维汉的回忆，王明是篡党夺权，在他的领导下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丢了百分之九十。说王明是犯罪总不算过分吧！可七大还是选他做中委。进京后还叫他做政治法律工作。还允许他去苏联疗养。直到他发表反中共文章才开除他的党籍。至于王明的追随者，没有一个被开除党籍，而且不少人担负了党的重要工作。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使红四方面军受到很大损失，对他也未开除党籍。追随他的人也未给处理，经教育后重用。有的当了元帅，大将，上将，或地方的重要职务。陈昌浩同志可以说是张国焘的干将吧。也未开除他的党籍。按陈云同志的说法，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毛主席党中央的威信那样高，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是至高无上的，说一不二的。他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党的纪律、原则，坚决执行指示是可以理解的。按现在的说法是，党的领导，党中央犯了错误。错也罢罪也罢都是路线斗争造成的。是党内斗争。党内问题。对我这个执行者更是党内问题。应按路线问题执行了错误路线处理。而不应什么犯罪呀，党内追究刑事责任啊。根本就不应给开除党籍的处分，更不该采取发生活费办法。对我的处理既不符合党的延安作风，也不实事求是。至于对于打砸抢的处理当然不能属于路线斗争之列。
六、我是毛主席党中央调来的。任中组部业务组组长是周恩来同志签署报中央批的。1975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由他签署报毛主席，周恩来，党中央批准的（四人帮只有四人，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同意的）。难道他们调我来中央按他们的指示办事是篡他们的权吗？他们不是中央吗，他们不代表中央吗？在我工作期间，对你们这些人，大部分也是解放使用的。调中央之前，我不认识康生、“四人帮”，我只知道党中央。我服从党中央，按中央指示办，中央交办的去办。有请示，有报告，有批件可查。我不搞阴谋，不搞小动作，不搞见不得人的事。中央交办的事我办了。如果说有错误，甚至有罪，也只能由中央负责，或主要的首先应由中央负责。把上边交办的事来追究下边的工作人员的责任是不正确的。强加罪名搞莫须有，歪曲事实，掐头去尾，看现象不分析实质，断章取义更是错误的。
七、一语为重千斤轻。说话要算数，言必信，行必果。不能做政治骗子。胡对我的问题的讲话，派部长，书记之类代表中央给我的谈话都不算数。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大人物，有权有势，但应更可贵的是言而有信，而不是做卑贱的小人。言过其实，言而无信，说了不算。据说胡有很多讲话指示是说了不算的。这是实用主义的，是投机分子的做法。就拿大字报的问题，几天就讲了四样。至于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毛泽东，以及他们做假检查，所谓永不翻案，事实证明是彻底的翻案。一旦掌了权也就不顾起码的人格了，起码的信誉了。所谓大人物也不过如此啊。
郭玉峰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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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批郭玉峰为：“四人帮的帮凶、干将”冤情的真相！
编撰：刘军(依据老人口述和遗稿资料)
郭玉峰同志长期在野战军摸、爬、滚打、深入连队，是个山沟里的老兵，他忠实于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牢记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我，立场更坚定。就是这么一个人民的子弟兵，
1967年8月13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4军政委的郭玉峰正和刘德才军长带领部队在太子河搞夏训(游泳训练)，突然接到作战值班室报告，让郭玉峰到保密机接军区电话。郭玉峰接到沈阳军区干部部电话通知：“中央调你去中央工作，限14日报到。”
毫无思想准备的郭玉峰大吃一惊，深知自己的水平低，资历浅，很难胜任中央工作，于是，便去找正在军部休养的军区政委曾绍山同志。郭玉峰对曾政委说：从入伍、入党以来，从未因工作讲过价钱，这次去中央工作实在无法胜任，请政委给总政、中央说说，另换别人。曾政委说：我原想调你到军区工作，现在中央定了，我也不好讲了。你可给在北京的陈锡联司令挂个电话，请他给总政、中央说说能否换人。
当天下午，郭玉峰用保密电话给陈司令打了电话。陈司令说：不能变。中央定了的不能再讲。陈司令还说：“周总理叫你限明天到北京，住京西宾馆，先到总政报到。”
当时正处“文革”初期，沈阳打、砸、抢严重，14日无法去沈阳坐飞机，郭玉峰只好请示军区改坐14日丹东到北京的火车。14日郭玉峰和共同工作多年的64军战友们告别，吃了一顿饭，接了四次催促报到的电话;晚上郭玉峰和官兵们在礼堂告别，又接了四次催促报到的电话。郭玉峰15日到北京。
1967年8月15日郭玉峰从山沟军政委岗位上奉命到北京总政报到后，即在京西宾馆等着，一直等到10月25日。这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召集中组部、中监委全体工作人员在京西宾馆礼堂开大会。会上，他首先宣布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调郭玉峰来中组部工作的决定;然后说：“郭玉峰同志是64军政委，是个好政委，在战争年代能打仗，勇敢、不怕牺牲，组织能力强，学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也很好。我想他来中组部支左，一定会把工作搞好，一定会把运动搞好。
这就是如今戴煌在《南方周末》报的声张：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的真实情景。原本是个好政委，戴煌为了打击毛主席的好战士加了引号水分：“‘最优秀的’”为胡耀邦去除的所谓毛泽东时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补走资本主义，做组织准备。
郭玉峰无辜被开除出党籍，为此坚持向十七大以前的历届党中央提出：我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工作。服从组织决定，安心在分配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严格履行组织指示，个人从来没有干过独出心裁的事。所以开除我的党籍是文革后的大冤案。从信发出，至郭玉峰去世和如今也不见回音。
看来，平反冤假错案，是有阶级性的。想让胡耀邦这些摸索西方模式走私有化道路的人，为坚持毛泽东人民万岁路线，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郭玉峰平反冤案，因路线不同平反是很难的。
但是郭玉峰直至去世前始终认为，自己是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优秀共产党员。因为自己就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病危之中，两位伟人去世前一年，被党中央政治局多年考察后，执意任命的中组部长。尽管任命前自知之明的郭玉峰，曾因他文化与经历难以胜任中央委任的工作,而多次要求回部队。他极其不愿意离开他那些山沟里的战友们和那些多年视人民利益至高的,同生死的同志们，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民解放老战士。
中央通过多次挽留，坚持让郭玉峰留在中央。遗憾的是一年以后毛主席、周总理相距去世，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也大权旁落，胡耀邦说过：“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胡耀邦一手遮天，企图默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情势下，当时郭玉峰被诬陷是必然的。于是硬栽赃是执行了“四人帮”的干部路线，因此于1983年7月被开除党籍。
当郭玉峰离开人世间，骑鹤去见马克思的时候，他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无产者，一没有片瓦住房，也没有金银财宝，自己的儿女下岗自谋出路，我无愧于人民。
郭玉峰做到了忠实于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没有任何遗产留在人间
郭玉峰走了，那些起劲地诬陷和开出他党籍的人们，借改革开放产权明晰之道，不少走了官僚权贵发财致富道路。这些腐败分子有了高级私有住房、汽车、腰缠万贯，其儿女们不少投入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品味一下这些所谓的共产党员，究竟还有多少共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一方面栽赃陷害妖魔化郭玉峰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抹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把私有化看做是灵丹妙药，打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旗号，借机兜售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胡耀邦、赵紫阳露骨的退回资本主义思想，赵紫阳曾经毫无掩饰地喧嚷着：“剥削就是剥削，有消极作用，干脆承认了好。”
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间干部贪污腐化、吃喝送礼、买官卖情的资产阶级做官路线卷土重来!共产党被逼到极其危险的境地。现在，我们寄希望在习主席的领导下，认真反思改革开放的干部路线，能够真正回归毛泽东思想的干部路线，还郭玉峰同志于清白。
让我们看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反对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现资产阶级私有化，是怎样把真正共产党人郭玉峰和所谓“四人帮”捆在一起，打成“四人帮的帮凶、干将”的真相吧?
一、郭玉峰从山沟来北京，是组织决定，还是个人调遣。
一九六七年郭玉峰是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由周总理三令五申下，身不由己调入中组部业务组任组长。有人说是：他是被康生选中，赞扬为最好的军政委。从军政委一步越到中组部部长。康生为人阴险毒辣，思想一向在党内是极左。所以，郭玉峰的思想估计和康生是相近的--所以才会被康老选中。
事实是：郭玉峰被康生选中之说，完全是陷害和胡说!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
1、不是康生选中的。
因为郭玉峰一直在64军，几十年一直工作和驻扎在山沟里的野战军里，从来没有离开过64军。郭玉峰与康生既无隶属关系，互相之间根本不认识，何来思想相近之说!康生从来不也无权过问军队干部的任免，被康生选中说得太荒唐了，有这样评价党中央选调干部的吗?这种说法是对中国共产党干部政策的诬陷!
2、郭玉峰在部队几十年，参加了三个战争时期，立下了不可磨灭功劳，为军队建设做了很大贡献。经过艰苦奋斗、出生入死的锻炼和考验，成为工作能力强的军级干部，好的军政委，千真万确无可非议。就是这样好干部，好政委才被选中到中央工作。
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军区首长的眼里，郭玉峰是公认的好干部，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机关里，总政主任肖华亲自对郭玉峰说：“我亲自让全军选的最优秀军政委推荐到中央工作，最后党中央决定调你来毛主席、周总理身边，在组织部业务组工作。” 按照组织原则，总政肖华主任的选干部，也是根据沈阳军区向中央的反映和评介而定的。
当时中央让分管中共中央组宣组的康生依据总政治部的介绍，在郭奉命到职时，说过郭玉峰的好话，那也不能就此说明郭玉峰就是康生线上的人吧?总不能凭康生说过这么一句话就宣判了郭玉峰下半生的命运吧?
而根据宋任穷和戴煌一些人的逻辑：康生代表党中央介绍新到职的同志，说郭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就是和他思想相近，一向心狠毒辣，这样的推断太离奇了!
3、郭玉峰是解放军中历经战争，考验培养出来的政治干部。
有人说郭玉峰是军人，不懂政治。他担任军政委是从连队指导员开始做政治工作，逐步锻炼成长为高级政工人员的，怎么到了中组部就不懂政治了?
什么是政治?郭玉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一贯指示、方针、政策。一切按照党的指示行事就是政治。
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作为军人一切行动服从党中央，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就是政治!共产主义战士的这个宗旨到哪里也不能变。难道违反党纪国法，随便抓人定罪就是懂政治吗?
4、郭玉峰一生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幸福，对敌斗争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这就是政治。
做人要诚实，不能当人一套，背人一套。当面是人，背人是鬼，对党、对国家、民族、对人民不诚实。那叫什么政治，那还是共产党员吗?
郭玉峰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拍马屁。他尊敬领导，爱护下级，团结同志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为人正派，稳重诚实。这就是郭玉峰的为人和作风，就是他的政治。
郭玉峰从山沟来北京，是组织决。他奉命来到中组部工作了十个年头，绝不是因为与康生思想相近，由康生个人的喜好而来。他明明知道文革政治风浪翻浪起伏，变化万千，自己文化低，他多次向毛主席、周总理要求回山沟部队工作。由于党中央的决定，个人服从了组织。
郭玉峰在中央机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好分配的军代表工作。直至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前一年，党中央慎重决定郭玉峰留下来，担任中组部长工作。这十年郭玉峰吃尽苦头，为了中央档案安全站了三年岗，郭玉峰的夫人闫晶明说：郭玉峰站岗时，在寒冬冻了脚，为此特意打电话让夫人从沈阳捎来棉袜子穿。为的就是完成毛主席交办的任务。郭玉峰在北京中组部十年，从来也没有因此享受任何高级干部特供待遇，因为共产主义战士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搞特殊化!
二、文革结束后郭玉峰拒绝平反冤假错案之说，不过是胡耀邦为了推行社会主义搞早了的歪论，达到嫁祸毛主席晚年错误，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扫清障碍。
1、一九七一年粉碎林彪叛党集团前后，经过文革对老干部灵魂深处的斗争，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就着手梳理文革斗争扩大化、平反冤假错案。安排赵紫阳、邓小平、胡耀邦等一大批干部陆续回到北京、内蒙等地主持国家或当地的领导工作，完成文革结束后的干部任用的改革工作和当地工作。
郭玉峰遵照党中央指示，为老干部解放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新浪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博客说：郭玉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郭玉峰坚持不平反冤假错案。请问哪一件，谁的冤假错案是郭玉峰拒绝的?不具体用证据说话，胡子眉毛一把抓，抹黑毛泽东，是文革后一些人重新拾起官僚权贵捷径的做法，社会官僚腐败就是这样发起来的。
2、宋任穷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玉峰继续坚持错误路线，这是指桑骂槐，影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虚无党的历史，真是愧对党的组织原则。
郭玉峰同志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文革后期 为解放老干部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评价历史应该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
他执行周总理尽自己能力体会并贯彻毛主席逐步解放广大干部的指示，是十分的使劲!只要有解放干部的批件，郭玉峰立即去想办法执行，而不是消极的等待，是郭玉峰管辖的干部都解放了。
当时的情况，用十分的使劲这样的词语，只有郭玉峰自己知道。譬如，一九七二年中组部在郭玉峰的领导下，建了解放老干部的专门机构“落实干部政策小组”。专门机构的小组长就是中组部副局长高奇，他专门负责这项工作。说郭玉峰拒绝冤假错案的平反，完全是对历史的故意抹黑罢了。
在非常时期，胡耀邦不用点伎俩，是难以掩盖与毛主席路线背道而驰的打算。毛主席去世后，不分青红皂白地，毫无思索随意平反冤假错案，便是胡耀邦最大的政治伎俩，历史实践证明：积聚社会倒退资本主义自由化精英，攻击共产主义理想，正是这种伎俩。而构陷郭玉峰谎言，在网上掀起攻击郭玉峰的干部路线的目的，便是腐化共产党的干部，进而消灭共产党，充当帝国主义、西方势力的附庸。
1978年，冲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先锋人物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胡耀邦首先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批“两个凡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生前被迫辞去党中央总书记以后，中组部孙中范同志去胡耀邦家看望他，谈到孙中范都去看望了谁。孙中范告诉胡耀邦，只去看过郭玉峰，胡耀邦听后说：你敢去看郭玉峰，我也批示过郭玉峰，是“四人帮”的帮凶、干将，哎呀，看来对郭玉峰处理过重了，那个时候(的政治形势需要)我也没有办法。从这一对话，可以看出胡耀邦低下人品，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竟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当时党内政治生活如此不正常。
通过胡耀邦为真右派平凡，我们现在就不难理解他的儿子胡德平 ( 全国政协常委、经委会副主任 )曾在《炎黄春秋》座谈会上的发言：肯定毛泽东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识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这就是胡德平父亲胡耀邦的“我也没有办法”的倒退资本主义思想的今天的写照。
由此看来1988年11月胡耀邦与于光远的电话中的论点：于光远认为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论》即走资本主义过渡的打算)开始倒退，胡耀邦表示也正在思索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这个问题。
对郭玉峰的打击，正是出于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的缘故!把路线斗争运用到对人的无情打击，这难道不是改革开放后制造的冤假错案?对郭玉峰的处理是八十年代最大的冤案!
3、胡耀邦的所谓文革冤假错案，大部分是毛主席告诫广大干部，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接受群众批评的过程中，是群众运动就会有失误的地方所造成的。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正反两个方面斗争成长，不断地纠正实践中的错误，文革纠正运动中错误，毛主席党中央在九大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后，就已经开始进行，把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说成是“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意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至于那些十分不理解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人，有心或无心产生的问题，毛主席也都是耐心分别予以解决。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党内外别有用心的人做的乱，解决也是需要时间的。
文革后期郭玉峰在中央委托汪东兴负责中组部时期的领导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服从领导的部署，细心地和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制定了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方案，送到当时的直接业务领导纪登奎同志处，是有据可查(这个方案是郭玉峰和文革前任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同志，在国务院西直门第二招待所召开各省市有关人员会议记录的)。
把有历史记录，积极平反冤假错案，认真执行毛主席周总理解放老干部的指示，说成是拒绝解放老干部是用心何在?
历史告诉我们，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大量采信极右观点。历史事实证明胡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其结果自己也只好下台。也给南方周末、炎黄春秋这些报刊的一些喜好传谣言的读者，攻击共产主义信仰打开了魔盒。
三、从戴煌造谣诬陷，到网络有人张冠李戴，利用博客传言戴煌谬论，践行历史是胜利者篡改的卑鄙行为，不是共产党人的所为!
看看文革名人蒯大富先生所说：1980年末为了公审四人帮的需要，审判“四人帮”的高检人员，让他按照要求背作证台词100遍，如果照办好了，演好戏谎称可以释放他，结果蒯大富如今才知上当。这样也是实事求是吗?
网上转传审判“四人帮”时的最高检起诉书也是这样的离奇，“1968年1月，康生指使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1937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二十二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在全国‘建立反革命据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提出把中共中央组织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1、关于最高检起诉书说康生1968年1月指使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之事，历史事实证明既不是康生指使，也不是郭玉峰干的。而是中组部群众组织大联委搞的。当时群众组织出于造反，他们自发搞的，造反组织将“列的图表”交给刚刚来组织部业务组不到两个月的郭玉峰，郭玉峰一看，真的吓坏了，不知如何处理，只好报告上级康生。
当时，主管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康生看了图表，马上退回了业务组，并指示不要搞这些东西，立即销毁。郭玉峰将图表退给了大联委。告诉他们立即销毁，今后不许搞这些东西。文革时期中组部大联委的英雄们，文革后又在歪曲历史真相，把你们做的事情，推给郭玉峰，你们自己的错误放在郭玉峰身上，你们自己现在很舒服吗?真是愧对中组部干部的称号!
2、关于文革开始后，撤销中组部的问题。毛主席说:中组部不在我们手里,中央根据周总理的工作安排,从军队调来干部主持业务组工作。郭玉峰来组织部时, 中组部群众说中组部是个独立王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刘、邓、安篡党夺权的工具。中组部安插叛徒特务混入党内,那是中组部里的群众所说,是和当时文革运动情况分不开的.
郭玉峰同志从军队到中组部，对中组部文革初期的事情是不知情,即使郭玉峰到了中组部也不可能参与群众组织的事。郭玉峰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没有指示做这些事情，自然不可能对群众组织列图表的事负责。
现在一些媒体信口开河地，照猫画虎做歪曲历史的文章,事实上郭玉峰根本没有受指使列出许多叛徒和特务。把群众自发组织列的名单图标，移花接木栽赃刚刚从军队支左的军代表，这是对郭玉峰的污蔑!
3、最高检对“四人帮”起诉书上说：“1968年8月23日，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60名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有37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郭玉峰是中央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分工主管中组部的工作，郭玉峰是下属，上级布置工作不执行，行吗?有什么理由不执行?其实当时郭玉峰也提出，不认识中监委政治情况报告中的人，这些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康生说：不是叫你个人搞。你回去组织人，叫他们去问这些委员的所在单位如找统战部，让他们调查后报上来，你们汇总报给我。郭玉峰遵命接受了任务，就给业务组牛树声同志打电话，也把康生说的原话传给牛树声说了，并嘱咐牛一下：他们报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汇总不加任何观点。60名中监委中的37人是不是这个数让他们向下要，由他们汇总。
历史原样就是这样，胡耀邦用现在政治环境需要的色彩，编造谎言有意思吗?
4、起诉书中还有如下内容：关于1968年8月27日，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60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有严重问题”，包括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李井泉、林枫、刘宁一、张治中。同日郭玉峰还编造《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159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有74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包括副主席彭真、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
看看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运动情况，群众过激状况。明白人细想就会知道，郭玉峰1967年底从山沟部队来的军政委，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些和郭玉峰毫无关系。
为此郭玉峰的夫人闫晶明负责任地访问了当时业务组的牛树声同志，郭玉峰是怎样“编造”这个常委会的政治情况的?
牛树声同志说：“郭玉峰他怎么编造这些，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人在那里他也不知道，当时上级给了任务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找这些委员们的所在单位要情况，报什么情况就汇总什么情况，不加任何观点。郭玉峰同志说完我就去找组织部二处的杨幽春，还有一个女同志，他们都是组织部的老人，都是他们搞的。这个事实，到什么时候，我也是这么说。”
郭玉峰是个老实人，他是军人只是做了承上启下的工作，再说：那三个常委会运动中的情况。那些委员有的是因叛徒问题在一、二、三办审查，有的被靠边站。那时的情况，又没有落实政策的中央精神，郭玉峰只能按组织要求办事。
所以郭玉峰上报时，批示：以落实政策为准。他们报的是向常委委员们单位报来的情况和中组部照抄汇总的情况。当报到康生处看完退回了中组部。存档上批有：以落实政策为准。并没有因报了他们的情况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历史事件说明毛主席说法律审判有阶级性一点没有错!
当时康生指示中组部业务组向下边要《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并没有说干什么用，只是到了九大召开，郭玉峰和业务组的同志，才知道是为召开九大做准备。大家知道九大是秘密进行的。
十二大前，胡耀邦曾叫中组部孙中范同志搞这项工作，即三个常委委员的政治情况。孙中范对胡耀邦说：郭玉峰就是搞这项工作，结果算他的错误。胡耀邦说：你搞不算错误，这是必须清理的事。这是后来孙中范同志亲自对郭玉峰说的，郭玉峰夫人也在场。孙中范做这项工作，完全是为了十二届全国党代会等作准备。郭玉峰向下也要这个情况，郭玉峰也不知道上边干什么用。起诉书说的：“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三个常委情况之说”完全是胡耀邦的诬陷。
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党中央总书记，是应了俗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胡耀邦只注意防左，放任右派，大刀阔斧地把真正反共产主义的右派松了绑，如现在的茅于轼被平反后，就是明目张胆地自称为真右派，这也是所谓胡耀邦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功绩?
如今看看社会的腐败，不是郭玉峰执行的干部路线有错，而是胡耀邦推行的干部路线是有问题的，胡耀邦的干部路线就是默认资产阶级自由化，大量为真右派平反，共产主义事业走入低潮。
5、关于郭玉峰到中组部干校，传达九大党代会精神时，有的人要求郭玉峰说：听说，有人叫你帮助朱老总写检讨怎么回事?郭玉峰把董必武叫郭玉峰帮助朱老总写个检讨的事说了，郭玉峰告诉干校的学员们说：我写不了，文化低。董老对郭玉峰说：你再找个人写，郭玉峰于是找到中央党校吴宝华让他替朱德同志写的。让人代书的检讨上边有句话，朱老总看后不同意!朱老总说：我不反对毛主席，不要这句话。吴宝华马上给勾掉了。吴宝华还说：他老人家一点也不糊涂。看见那句话勾掉了，老人家很高兴。
朱总司令拿着写好的检讨书交给郭玉峰，招呼郭玉峰和董老，并再三感谢郭玉峰说：你做了件大好事，帮助我过了关，老总很客气。如今新浪网推荐到新浪主页的博客文章，又刻意热传郭玉峰所谓让朱德在九大写检讨书这件事，用虚无历史造谣并诬陷郭玉峰同志筹备九大的历史真相，可耻!
戴煌著书、写文章发稿，戴文章为了迎合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编造了一段故事：郭玉峰在九大会议上，他竟自告奋勇去“动员”朱总司令到九大会上做检查。朱老总瞪了他一眼：“那纯属胡说，我有什么错?!” 请问戴煌你不在场怎么看见朱老总瞪了他一眼的?听到找老总说“我有什么错”。一个新华社的大记者，就这样望风扑影地诬陷人，造谣生事为那桩?
6、更险恶的是：通过郭玉峰去干校传达九大精神，巧妙编造了诬陷郭玉峰说朱老总没有打过胜仗天大笑话。
郭玉峰他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委，他自参军起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工作。就是在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同样是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800万军队，打出了新中国。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每个阶段的最后胜利郭玉峰都是步步经历毛主席、朱总司令正确指挥才打了胜仗，取得了全国最后胜利。
否认朱总司令打胜仗，就是否认历史，也是否认自己的实践。说“说朱老总没有打过胜仗”真是天大笑话。其实就是别有用心的人，借机贬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有头脑的人，是绝不可能相信郭玉峰会说这种没有心肝的鬼话。
四、说说经不起历史求真推敲的几件往事
1、关于对老干部拒之门外的问题，例如：舒同问题，郭玉峰说：“舒同来到中组部上访，我没有叫人把他挡在大门外。而是，把他请到中组部办公楼上办公室，由部里的几位领导、我和王常柏、郑屏年等集体、听他来访的目的和意见。”“至于他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工作人员对他如何我不清楚，我没有批示任何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我根本不知道舒同带没带手提包。而且，也不可能管这些事。”，如果是共产党人，历史求真不该丢掉吧!岂能利用网络谣言以封建王朝“历史是胜利者的写的”恶劣作法，来诬陷郭玉峰同志?
2、郭玉峰同志在广播里听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胡耀邦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几个同志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戴煌竟编造：“《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听到了中央台广播的文章摘要，就狠声狠气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熟悉郭玉峰同志的人，看到戴煌的文学狂想语句说：这根本就不是郭玉峰的作风：
(1)郭玉峰同志是一个很文静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不会轻易做出这种跳梁小丑的行动。凡是与郭玉峰一起工作过的人，异口同声地说：这不是郭玉峰的作风。
(2)既然人民日报他看都不看，郭玉峰怎么知道：‘大毒草，大毒草!’。戴煌作为新华社大记者写报道就是如此荒唐!
3、关于戴煌说：“中组部大院里的大字报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极盼结案分配工作的杨士杰——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把人家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用这件事，来说明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是不是可笑?污蔑毛主席领导下的干部路线拿群众大字报说事，不太低劣了吗?
(1)杨士杰等人是按照几个人编造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一没有核实，二也没有与当事人见面。这样上报没有落实的谎言是错误的。
(2)作为人民日报是党和国家的喉舌，看到这些人送来的大字报应当做个调查核实，与当事人见面，确认是郭玉峰的所作所为，再做清样汇编。但是作为宣传实事求是的人民报纸机关就是把没经核实，偏听偏信作出的东西整理上报。
( 3 )攻击郭玉峰的大字报《丛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是袁任远等人编写的并送给叶帅，而郭玉峰任老、中、青、干部三结合加上军代表组成的领导班子，在中组部几经群众评议几上几下地充分讨论，经过毛主席周总理八年的考察，郭玉峰任中组部长最后经过邓小平送中央政治局同意。
胡耀邦竟然就是依据叶剑英送来的，人民日报的片面大字报汇总，几个还没有来及落实政策的人士的片面言辞，就撤销了郭玉峰的职务。同时又诬陷郭玉峰执行的是四人帮的组织路线，发表社论并开除他的党籍，还想关进监狱了事，最终被邓颖超同志解救。
这里一再强调郭玉峰同志一直认为自己文化低，在中央任职是不适合的，是出自郭玉峰自己内心的。
一个山沟里来的军政委哪里能担当如此重任，多次写辞职报告，愿意回部队，周总理、汪东兴等领导肯定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党员才留下来，任职报告还是邓小平送上去的，怎么就会在毛主席去世后，就变成了敌对分子开除党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吗?
(4)中国共产党在非常时期的领导人变化，不该把矛盾引向做具体工作的党员，这不是毛泽东同志干部路线的优良传统。一个战役打败了，难道要像封建王朝滥杀下属吗?如果这样的话中国革命何以能成功?
汪东兴同志身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又主管组织工作，虽然也是大权旁落，他也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总不该用踢皮球的手段，把文革后大量没有安排工作的老干部这个球，明着踢给给从山沟来的军政委郭玉峰处，自己做好人。
如：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组部的老干部袁任远、杨士杰、张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时，中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东兴问郭玉峰：你对在座的这些老同志怎么样?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汪东兴掏出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让郭玉峰细细地看看，然后说：“对老同志的住房、用车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为难老同志。”郭玉峰连声答应：“好好好。”
可是，汪东兴事后，对审干结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却对郭玉峰只字未表。即便对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须予以照顾的这种小事，郭玉峰回到中组部后，汪东兴也滴水未漏如何安排，更别指望开会由汪东兴指示什么。
为什么呢?球郭玉峰接过来了，事情如何办，怎么落实，郭玉峰爱人闫晶明说得好：如果是我，就这样当着在座的老同志的面，问我丈夫郭玉峰的上级汪东兴：请示首长，东兴同志你说说这几位老同志谁该座什么车，由谁安排这些老领导的住房，享受何种待遇?郭玉峰是个军人，理解首长的面子，他接过这个球。没有当场使领导难堪，这是军人的素质。郭玉峰知道当时中组部不可能像粉碎“四人帮”后，恢复起来官僚机构那样的庞大编制。郭玉峰也知道汪东兴他自己也不可能一下子办到安排好这么多老干部，所以当面没有像夫人闫晶明这样的一般见识。不过后来的诬陷，就是这些老人搞的。
当时郭玉峰听到汪东兴的高调问话，没有说什么，回到家不顾吃晚饭，急急忙忙用红电话请示汪东兴：请首长指示，如何落实你的指示。汪东兴却说：你着急了，沉住气。别着急，等等再说。这两句话说明了汪东兴这个人把球踢给郭玉峰，他是好人。但是又不让郭玉峰着急解决，郭玉峰后来成了罪人，与汪东兴冷热两面不该没有关系吧。
郭玉峰即没有分配住房的权，也没有发放汽车权，只能沉住气。汪东兴作为领导即不找下属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把球踢出去了事，他倒沉住气了，也不着急了，汪东兴作为郭玉峰直接领导，在郭玉峰被错误的处理上，难道没有责任?
一些无耻小人往郭玉峰身上丢了不少垃圾，至今网上类似舒云博客的一些政客还在传戴煌一类人的谣言。为什么呢?就是一个私心和怀念胡耀邦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段历史的需要。历史是无情的，还原历史真相是郭玉峰同志的遗愿。
我父辈追求共产主义的老人们可以无愧地说：共产党人的最大特点：无私无畏，没有私产。如今共产党内出了的腐败的根源，就是私心和爱财如命、人情关系网、秘书当道。从宋任穷中组部长开始到十七届中央，可以说当官致富，做官的门路在于身边秘书当道、人情礼、上级情、物质利益上腐败一路蔓延开来。例如：北京广播电影电视局原保卫处长王汝成同志一生清廉。为人正直，至今夫人一个月退休工资2600元，家里陈设可以说是六七十年代那样简朴，谁曾想到他竟是干过北京电视台多年人事主管，连自己老婆的收入都难达到温饱水平。可是就是这样的好干部竟做了三十年的处级干部，得不到重用。
群众说得好，那些家有万贯不愁没有官做，是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上去了，干部路线走歪了，即使邓小平有再大的本事，也难以阻止腐败蔓延的干部大增。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被束之高阁。胡耀邦之流的干部路线至今延续，连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都如此腐败堕落。人民大声疾呼：离开毛泽东思想，干部就会被资产阶级自由化腐蚀。丑化毛泽东，共产党就会被抹黑，这话千真万确!打击郭玉峰实质在于私有化路线，容不下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好干部!
看看到如今习近平反腐刚见曙光，奇谈怪论又来了，试图用职工福利被反腐败闹没有了的论调，对抗反腐倡廉。以此对共产党人恢复廉政的党风，做最后垂死对抗。习近平同志反腐的八项规定，就是让人民当道，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民众的最大大利益服务，回忆对照郭玉峰的一举一动，尽心尽意、无私无畏地执行毛主席的人民万岁路线，他做到了这一点。话到这里，不免让我们深思：文化革命真的是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吗?如今的人民政府，还有国家的权利属于人民?如今政府的干部大多成了老爷官员，低收入人群每天在廉价、新鲜有竞争的早市买菜给剥夺了，为的是给权贵的汽车道路畅通，不该反思吗?
网上余汝信为人正直，他在网上的文章写到：有老人说，郭玉峰这些人的处理，与宋任穷在文革中与军区结下恩怨，利用执掌中央组织大权以报一箭之仇多少有些关系。对李、王、刘、陈的处分是否含有个人恩怨的成份，我们没有事实依据，不好评论，但从宋任穷对“少壮派”之一的郭玉峰的态度，倒多少可以看出些端倪。宋在回忆录中提及郭时曾说道：“康生讲，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因此把他调来当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康生从1970年起曾3次提名郭玉峰任中组部部长，第一、第二次都未获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第三次才被认可，可见当时中央和毛主席对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长，并不是康生一提就同意的，而是有过较长时间的犹豫的”。
余汝信说：郭玉峰是陈锡联、赖传珠赏识提拔的干部，文革初，是军部地处辽宁本溪山沟里的陆军第64军政委，在经沈阳军区推荐、奉派至北京之前，与在中央工作的康生根本不认识更没有任何联系，郭是否优秀，只能是沈阳军区向中央的反映和评介，就算康依据沈阳军区的反映说过郭的好话，那也不能就此说明郭就是康生线上的人吧?总不能凭康生说过这么一句话就宣判了郭下半生的命运吧?而根据宋任穷的逻辑，却就是如此荒唐推断，造成了郭玉峰冤案。
余汝信说：据老人们说，1967年10月，郭玉峰奉命到京，本来说是到中央参与专案工作，后因原中组部业务组负责人、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朱光要调回部队，要郭接任朱的职务(文革中，中共中央各部仅中组部没有采用军管形式，而是由军队派人组成业务组，为中组部最高临时权力机构，不是宋所说的部长)，郭为人老实听话，到中组部是身不由己，以后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也是奉命行事，并不见有故意整人、打击报复、落井下石、投机钻营之所为。到中组部后，曾三次给中央、毛、周去信要求回部队，委任为中组部部长后又为回部队事再次去函毛、周，均未获准。
网上余汝信实事求是地评论：1977年郭玉峰被免职后，关系还在64军。直至1980年被令办理转业手续，未几被关进秦城监狱，翌年2月在陈云、邓颖超过问下得以释放，1983年被开除党籍，下放河北邢台安置，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2000年因病去世。在“少壮派”中，郭可称晚景最凄惨者。
郭玉峰是彻底的无产者，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是一个忠于革命忠于党、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革命军人，是中国人民最可爱的人之一，至死不移忠于中国共产党，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郭玉峰不折不扣地按照组织原则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用勤勤恳恳工作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奉献了宝贵的一生。这样的同志，怎能让他含冤不白?
编撰者认为：我们后人看郭玉峰同志，他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与胡耀邦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谬论同流合污，胡耀邦那种好大喜功为许多真右派平反冤假错案，为最后摧毁共产主义立了歪功。最终走向默许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迫下台，大哭一场的境地是咎由自取。如今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毛主席的晚年是非曲直历史自有评论，郭玉峰的冤情人民定会作出公正的平反!
胡耀邦领导下的中组部，对郭玉峰在中组部十年工作的审查结论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983年7月郭玉峰被开出那一年的8月，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会上，就暴露出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说什么：“我看我们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赵紫阳说：“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万里说：“我的意见农村是不搞‘清污’(即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方毅说：“科技战线不搞”‘清污’。编撰者认为：这样思想状态的中央领导，就是延后的社会腐败、金钱主义，贫富巨差的政治根源，被他们开出党籍就不奇怪了。
郭玉峰的党籍就是被一个默许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书记胡耀邦开除的。作为含冤离世郭玉峰和家属、他的战友们，期望十八大新的党中央主持正义，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后，恢复郭玉峰的中国共产党党籍。郭玉峰的家属，不需要任何补偿，唯一的要求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光荣称号还给他，这是他革命一辈子最珍贵的政治生命。
编撰者认为：给郭玉峰恢复党籍在于，还解放军三支两军为党做出特殊贡献，赞坚决执行党中央指挥全体革命军人的军魂。历史是不容以个人的情感涂抹的，实事求是地对待党中央在特殊历史环境中的决定，是共产党人特有的求真。
编撰者特别强调：1967年文革在全国深入发展中，遇到了以极左思潮为代表的反共势力，还有一些觉悟低下的流氓无产者，混到了群众组织中。他们打着批判走资派的名义，呼应中央文革小组中，小资产阶级意识人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致使文革脱离毛主席的正确轨道，此时社会到了军队不得不出面的时候，于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军训、军管、军队干部三结合在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中，军队中的许许多多优秀分子就在其中，做出了忍辱负重的特殊贡献。
人民军队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决定了这个军队的政治态度是积极向上的，所以党中央当时客观的政治表现，影响着每一个三支两军的军人。郭玉峰就是千万人民军队优秀分子的一员，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后继者，认为这段历史有纠结，决不能用我们的钢铁长城出气，犹如秦始皇苛政的万里长城是劳动人民的创举一样，它是人民的智慧、毅力、耐劳之举。总之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历史求真，讲事实摆道理，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戳穿郭玉峰是“四人帮的帮凶、干将”的谎言，就是本文为郭玉峰喊冤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