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回国，坐在当年的书桌前，翻看当年书柜里的书。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欧文·斯通《梵高传》，还有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二三事》。临走时想带走重读，又嫌重，但读这些书给我的印象，是不会磨灭的。
这些印象综合在一起，就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复杂的，孤独的，挣扎着的灵魂。比如，托尔斯泰都八十岁了，什么也不缺，还惦记着人间疾苦，离家出走，途中辞世；尼采听到有赶马人在打马，他冲出家门，抱着马的脖子痛哭；马克斯·韦伯进了精神病院；卢梭劣迹斑斑，却又写下忏悔录； 乔布斯脾气暴躁，得罪人无数…没错，他们“活得累”，还搞得周围的人也累，他们好象不懂得享受快乐。
但这个世界上就是存在少量这样的人。他们深陷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感受得比别人更深，有更多的执着,更多的怀疑，矛盾，痛苦和煎熬。他们永远在和自己作战，但是，他们贡献给世界的是无与伦比的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甚或技术巨作。他们冲击你的心灵，颠覆你的思想。如果要说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因果关系，可能人只有在孤独，痛苦，煎熬和挣扎中，才能获得某种至美至深的体验，甚至一种真正的自由，然后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把个体的体验，对人世的审视表达出来，这样的结晶，才能真正打动读者。
这样的人，通常是以欧美人为多。似乎在他们的心灵中，无时无刻没有对自我的拷问，在这种并不强调人际关系的文化里，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思考自己和上帝以及世界的关系。
读川端康成的小说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一个孤独灵魂的追寻，读高行健的《灵山》，在看似散乱的结构背后，同样能追踪到一个在自己的社会里疏离和异化的人的旅行和自我发现----这在中国文学中是少见的。我甚至曾大胆地假想，诺贝尔文学奖青睐的，大都是那些关注个体心灵和个人历程，而又把这些体验和大时代的背景融为一体的作家和作品。
当然，从个人修养，人际交往，社会氛围的角度看，人和人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温情，宽容，平和，哪怕是肤浅的愉悦，然而世界毕竟是多元的，一部分人因为经历，个性，或者某种特殊追求导致的内心孤寂和挣扎，也应该得到哪怕是远远的理解和尊重。至少，不去嘲笑这样的人,就是最大的尊重。
夏志清在《新文学的传统》一书中写道，“我...觉得现代中国的小说家，一般都未能比得上西方的大师那样，能令人读过他们的作品之后，深深思索其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及对人内心的剖析。” 缺乏这种对自我的关注，对人性和心灵的，有时是痛苦的拷问，在我看来，也就是中国左翼文学普遍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左翼文学的局限，正在于其过于鲜明的道德评判和阶级意识，和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取代了文学作品更应该注重的人性之幽暗复杂及伦理困境。左翼文学家对社会的批判太强，政治意识太浓，太急于把文学作为革命的工具，这种写作在当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换了一个时代，就会因为缺少深度而失去魅力，能长远影响的作品，往往是当时被认为不去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今天中国的底层文学可能也一样，它们能打动人，但更多是因为社会和道德价值，未必具有长久的文学价值。
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有的人读了定居美国的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对于苏联制度的深沉反省后慨叹：
“拜读这样的文字，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撼！令人遗憾的是，经历过同样时代、同样劫难的中国，却难以找到同等分量的心灵反省与灵魂救赎…东欧的第一代“革命者”中，有人能够写出《新阶级》；苏联的“红二代”中，有人能写出《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回首吾朝，则无可及者......悲夫！是传统文化之先天不足？ 还是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具有更强大的褫夺理性思维与内省能力的负面能量?”
文学难以让人“深深思索”，回忆难以让人“震撼”，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对理想人格和生存方式的期待起了限制作用。
首先，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人们喜欢凑在一起找乐，喜欢大团圆，没有深刻的悲剧感和神圣感和对问题的探求。不能进行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思考但成天显得“快乐”的成年人成为所有人的偶像。这种追求平和，避免人际和内心冲突的人生观，最终的理想是把人变成一个白白软软的，可爱的，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大面团。大面团哲学从根本上反对个体心灵深处的那种冲突和斗争，矛盾和自我否定，主张化解一切，在俗世中享乐，同时也阻断了有价值的思想的产生。
其次，中国文化中有忧国忧民，文以载道的士大夫传统，这种传统的变体其实就是左翼文学：对人民，社会，自身仕途官运的关注不可谓不深，但人性深度的矛盾和幽暗的开掘却不够。鲁迅之所以被更多的人在全世界范围内铭记，正是因为他是中国作家里少有的，具有深刻和痛苦的自省和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体验的作家。他对人性的开掘，不是其他作家所能比拟：在短篇小说《兄弟》中，鲁迅就写出了那种微妙的心理活动和人性的弱点：自己的兄弟病了，做兄长的当然要竭力救治，如果要替兄弟养孩子也不是问题，但是，要论起孩子，当然还是自己的更聪明…鲁迅的独特魅力，也在于他至死都拒绝做中国社会所期待的那种笑呵呵的大面团。
第三，中国人实在醉心于江湖文化。在这种酱缸文化里，最初的行侠仗义理想最后都会被帮派争斗所取代，个性的灵光被群氓的油滑遮蔽，或者被做江湖老大的欲望误导。中国男人，似乎没有几个人心里没有藏着做“帮主”的梦想,或者热衷于分高下，排座次。梁山好汉要排，武林要排，学界要排，文坛要排…活着的要排，死了的要被排。鲁迅和胡适就被排名爱好者们逮来排, 鲁比胡强，胡比鲁牛，吵吵嚷嚷，人称“胡鲁比较学”。
第四，近几十年的中国革命文化“新道统”，又为中国人的人格想象贡献了一种高大全，伟光正的超级英雄模式。这种样板戏式的英雄人物永远红光满面，智勇双全，判断准确，面面俱到，不会有片刻的犹豫和怯懦，他们高于生活，但绝对不是源于生活。所谓“躲避崇高”，躲避的原本是这种并不存在的伪崇高，因而，这种躲避只是胃口被伪劣食品败坏的结果。躲避派的人会走火入魔，你要跟他一谈严肃的话题，他立即倒地耍赖，嘻皮笑脸：“我就是个俗人~！”
正因为缺少对个体内心的深入开掘，对痛苦和矛盾的直面，人们不容易理解一个看似已经成功的人，例如托尔斯泰那样的泰斗级人物，何以仍然“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尼采在当年的中学课本里被描述为“发疯而死”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在俗人的眼里,抱着马脖子哭不如拍着马屁笑更实在。梁漱溟晚年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大概会被看成杞人忧天。一个像杨丽萍那样的“成功女性”，稍暴露出一点显得悲观的世界观，觉得人间就是吃人和害人，在网上已经受到质疑：不管你多么成功，你都是一个“可怜”的人，因为你把世界看得太坏了。这个逻辑似乎是说，你杨丽萍漂亮，成功，有钱，因此，你是没有资格悲观的。你已经得到那么多，还有什么理由抱怨？你无权对人性的黑暗表达失望，只能“感恩”和“放下”。杨丽萍有没有理由和自由持这种人生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应该成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浑身散发正能量的名人，一个为人生涂脂抹粉,为大众熬制心灵鸡汤的白面团。
“情商”，正在成为平庸油滑的犬儒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别名。
当然，少有的几个孤独的灵魂是很难被理解的，哪怕是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许纪霖写沈从文：“他心中的女神、太太张兆和，喜欢他的文字，却不理解他的内心，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时候，常常远离他而去，留下他一颗敏感而孤独的心，在黑夜中痛苦地自噬。直到沈从文逝世，张兆和整理两人的书信，才似乎明白了丈夫的内心。” 直到死后才被张兆和理解，恐怕是当初一心追求张兆和的沈从文没有预料到的。 许广平倒似乎很快就发现了鲁迅的个性缺陷，她在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中说鲁迅太极端了。有时对人很热切，但对于憎恨的人, 就连呼吸同样的空气都不愿意。他们婚后争执，鲁迅这个倔强的老头会气得一个人躺到阳台上去,像一匹受伤的狼。有人说, “喜欢”一个人和 “爱”一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也对,总之无非都是一种欣赏 和愉悦。但真正 “懂”一个人和“爱”一个人的区别肯定存在,而且很大。
在中国，并不是某一个特定时代具有褫夺理性思维与内省能力的“负面能量”，其实是整个文化在几千年内都一直有太多的“正面能量”在温柔地诱导人们放弃痛切反省的能力，麻醉人们敏感的心灵。当你在古代被要求“难得糊涂” ， “知足常乐” ，在二十世纪被要求“向前看”，“算了算了”，“过去的都过去了”，在二十一世纪被要求成为释放“正能量”，获得“高情商”的时候，当批判被看成幼稚，麻木成为理性，没有任何原则成为最高原则, 谁敢真正有分量地反省什么，谁还敢去震撼别人。
即便一些不妥协的人也有格局的限制。迄今为止，中国的很多历史亲历者和政治人物的后人终其一生，对当代史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反省，也仍然超不出为自认为清白无辜的自己和家人的遭遇鸣冤叫屈的水准。喊冤派子女永远认为自己的父母是最无辜的, 完全不去想当这些遭遇落到别人身上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更不去想自己受冤屈的父辈也曾经直接间接地荼毒过他人,而这一切在制度和人性的层面上,对整个民族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很让人失望，但也并不奇怪的的现状，假如我们考虑到中国文化存在先天不足，后天不补的状况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