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出身很是“显赫”，但到他这一辈已经没落，当然还有些家底，抗战逃难到四川还想做生意，但一个外乡人，失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然后就做起老太爷，当时不过50出头。到了我记事的年月，他已赋闲在家多年，很尊严的样子，话也不多，我们小孩子都躲他远远的，现在想来外公一定很寂寞。一次我们几个兄弟在家“斗蟋蟀”玩，输了把蟋蟀放在手掌上“掼三掼”，放回盆中继续斗。老人家看见忍不住说哪有你们这样斗蟋蟀的，然后难得的告诉我们当年玩蟋蟀的故事和经历。大部分都记不得了，只记住斗蟋蟀要配大小，体重相差太多的不行，因为旁边有人跟着下赌注，用蛇牙称。搞得我以后一有机会就问人家要蛇牙，想靠这发财。
外婆是天下最好的外婆，对我们有求必应。我大哥当年去农村插队春节回来去看望她。吃早饭外婆照例买两根油条给他，大哥笑了，我现在是体力劳动者。结果大哥一口气吃了10根油条，回来告诉我们，把我们羡慕的都想赶快去插队。老人家晚年和小儿子（我的小舅舅）住一起，我有时去看望她，她会要我帮她准备热水洗脚，她都不让舅妈看她的小脚，但孙子可以。
我的大舅比母亲小两岁，是家中第一个男孩，从小无法无天，读书也不是很用功。到了重庆，总算高中毕业，估计最后两年是混的，反正是打仗时期。最后靠关系进了军校，上网一查，居然在黄埔15期有他的名字，1940年辎重科轻重兵队毕业，然后奔赴抗日战场，老天保佑没受伤。内战爆发，他是标准的“运输大队”的干活，两边都送军火，一个直接，一个间接。最后跟着长官起义，选择拿路费回家结婚生子，我的大表姐1948年出生，估计大舅内战初期就回老家合肥，当时还没有强制要求国军士兵继续当兵“被解放”。文革时他和母亲发牢骚：我手里的“起义证”一文不值。由于心情不好，抽烟厉害，去世好多年了。
我唯一的阿姨是个“多丫头”，合肥话就是不应该出生的女孩子。从小家里不重视，一切靠自己。但命好，抗战在成都读大学，和同学恋爱，胜利后随男朋友到上海。姨夫家是宁波望族，住在成都路近南京路口，小时候逛南京路是免费休息站，国庆节看游行，看焰火都是最佳地点。阿姨在中学教书一辈子，当然也长寿，现在和母亲一样，也在敬老院。
二舅和小舅只相差一岁。二舅长得最英俊，喜欢和小孩讲故事，传授知识，恨不得把大学里的东西尽早全教给我们几个外甥。在重庆考高中，第一年被录取在一个普通学校，母亲要他第二年和小舅一起，再考一次，结果两人都被南开中学录取。开学第一天，二舅哭丧着脸回来说明天不去南开上学，还回原来的学校，因为人家都比他小。我母亲一听就火了。小舅舅经常逮住机会就表演给我们看：你妈一把揪住你二舅的衣领，大声喝道，我为你交了学费，你敢不去？南开毕业后，二舅考取南京大学，搞化学的。当年马王堆出土很多古物和古尸，需要化验，他和舅妈都碰巧在当地参加了，还上了纪录片电影，“2.7秒镜头”，这是小舅调侃他二哥的原话。
小舅读书认真，干事更认真，是我们的典范。大学在浙江大学，看过他当年的绘图作业，叹为观止，更佩服他老师的眼睛，一点点小缺点都圈出来，以我的标准，这都应该不是缺点。（我可是在AutoCAD运用之前，着实画过几年工程图）小舅大学毕业后考取赴苏联官派留学生，读研究生。在苏联入了党，属于又红又专，学的是汽车发动机，中苏翻脸前1956年回国，没有亲自听到领袖“世界是你们的”的原版讲话。是否和那位也留苏的总理认识不清楚。
最后讲一下母亲的堂姐，她们一直就像亲姐妹。母亲只隐隐约约告诉我们台湾有个姐姐，叮咛我们小孩别乱说。小舅入党填表写了这个社会关系，组织派人来母亲处调查，母亲还埋怨过小舅。大约在文革后的80年代，上海的有关方面找到母亲，说现在两岸友好，让母亲写信邀请堂姐和姐夫回大陆看看，母亲如惊弓之鸟，一口回绝早已没有来往，再说地址也没有。人家说不要紧，他们负责传递。当时我就想，我们派特务过去了？1990年母亲和我的弟弟去日本，回来经香港，顺便访问一些朋友亲戚。临回上海的头天晚上，母亲“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一个电话号码要老弟打电话去。问明是打台湾，弟弟算一下电话费还承受得起。拨过去是国防部，人家说将军已下岗，不在这上班了。给了另外电话再打过去。接听电话的秘书说部长正忙不肯转。母亲抢过电话用家乡话教训人家，估计堂姐和姐夫的合肥话和母亲一个调，人家相信是合肥的家人。最后就如同是小说里写的，双方捧着电话，又哭又笑没有停，她们1947年上海分手后再无见面。堂姐说我马上来香港，母亲哪敢私自和“美将特务”海外接头，推说明天一早就走，铸成大错，再无重逢机会。堂姐是退伍军人委员会主任，姐夫最高职位是部长，都已过世。
母亲90岁时拍的照片。
